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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国货运动在东南亚(南洋)华侨社会的推广和延伸。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政治舞台，其标志是1905年爆发的全国性反美爱国运动(抵制美货运动)，以及1908年山东青岛爆发的抵制德货运动和同年南方各省爆发的抑制日货运动。上述抵制洋货运动导致中国国货运动的产生，辛亥革命促进其发展。1911年12月，上海成立中华国货维持会，以“提倡国货，发展实业，改进工艺，推广贸易”为宗旨。1912年2月，上海又成立中华民国民生国计会，其宗旨是提倡实业，顾全同胞生计，积极从事提倡国货的活动。继而，杭州成立全浙国货维持会(1912年3月)，安庆成立安徽商务研究会安庆维持国货会(1912)，福州成立保存国货公会(1912)，长沙成立国货会(1912)，哈尔滨成立黑龙江实业总会(1912)，上海成立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1912)、旅沪客帮商务联合会(1913)、国货进行会(1913)、中华国货买卖介绍所(1914)、劝用国货会(1915)等。上述社会实业团体的纷纷出现，标志着近代中国国货运动已从思想酝酿发展到实际提供阶段，对中国人民民族觉悟的提高，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以及辛亥革命的深入发展都起着推动作用。在国货运动兴起的浪潮中，各地纷纷出现国货商店，如上海华粹国货公司(1912)、天津工业售品所(1912)、上海女子植权公司(1913)、隆泉公记号(1915)，以及同昌丝绸公司、中华国货公司、爱国来国货公司等，遍及全国各地。由于国民政府也积极参与倡导国货运动，使该运动的规模更加迅速壮大。农商部和工商部先后举办中华国货展览会(1915；1928)、全国工商会议(1930)等活动，标志着国货运动进入蓬勃发展时期。1929年起的世界经济危机和1931年九一八事件，促使中国经济金融界更加积极地推动国货运动。1933年被确定为国货年，把国货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国货展览会、国货提灯大会、国货宣传周和民众国货演讲会等。1934年被公定为妇女国货年。1935年被定为学生爱用国货年。国货运动向社会各阶层深入发展。1934年11月，在上海创立中国国货公司、中国国货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简称国货联办处，负责促进全国国货的生产、销售、融资等工作，但它本身并无资本。1936年10月以后国货联办处开始筹措资本，设立新的国货运销机构。1937年七七事变后，尤其是八一三事变后，国货运动遭到挫折。

中国国货运动也以开拓南洋(东南亚)市场为重要目标。1915年2月建立的中华国货公司就是一个积极开拓南洋市场的国货商业机构，它在香港、新加坡、吉隆坡、芙蓉、马六甲、怡保、槟榔屿、苏门答腊日里、爪哇、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三宝垄、泗水等地，均设有代理处。1924年6月又参与建立中华国货工厂联合贸易所，进一步在南洋市场推销国货。在30年代，中华国货维持会在南洋市场加紧促销国货(五金、丝绸等)。1936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兴办第二届国货展览会推销大会，成效卓著。1939年在新加坡设立中国国货公司，开创国货产销机构直接在国外开设门市部的先例。中华国货公司、中华国货维持会等国货商业机构开拓南洋市场创获佳绩，与热爱祖国的南洋华侨积极呼应主动推销国货密不可分。1915年《国货月报》第2期评论南洋华侨时写道：“提倡国货之声，较国内为尤，三宝垄、泗水、望加锡等埠皆设中华国货公司，征集货样，屡见报章，其提供之热忱，已可概见。”在国货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一些原来经营洋货的侨商，也转向兼营或经营国货，促使国货在南洋地区的销路更加畅旺。南洋华侨还积极提出各种建议，如提高国货的质量，降低成本和运输费用，改善贸易方式，注意适应当地居民的需求，提供贸易信息等等，从而加强国货在南洋的竞争力。菲律宾华侨举办过3次国货展览会(1915；1929；1935)，取得良好的经济效果。20世纪20年代，南洋各地一些商埠的中华总商会与上海总商会合作，在新加坡、吉隆坡、巴达维亚等地举办国货陈列展览，对国货运动开拓南洋市场起积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南洋华侨更加积极地倡办国货展览。1930年，暹罗(泰国)中华总商会曾举办中华国货陈列场。30年代，新加坡举办第一、二届国货展览大会，效果显著，在南洋华侨的积极协助和推动下，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1912－1931年，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从6947万海关两增至10910万海关两；这些国家从中国的进口，从4176万海关两增至10754万海关两。可见南洋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地位。<ref>潘君祥主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近代中国工商经济丛书，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1996年。</ref><ref>潘君祥主编：《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ref>

参考资料<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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