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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厦门辟为通商口岸，成为早期贩卖契约华工的中心。由于美洲和澳洲等地对劳力的大量需要，使契约华工身价大大提高，以8元代价买来的契约工却能卖至100多元。如此高额利润遂使外国官员和商人都热衷于这一发财致富的罪恶勾当。厦门的和记洋行、德记洋行以及瑞记洋行、怡和洋行等，在市内和鼓浪屿设立“卖人行”和“猪仔馆”专门买卖与关押“猪仔”，“在他们手下各有数百人”，“他们每天在乡下、沿海一带，四路八方寻求他们可以骗走的人。”他们对不同的人予“小利”、“动人的诱饵”、“假装雇用”、“谋取生计”，给“一些好处”，约“一块游逛”等，“被骗到夷馆或夷船的人概被公开拍卖”，“严密禁闭”。卖人行还设立鸦片馆、赌场和妓院，引诱人陷入圈套，欠款后即被卖身抵债。洋人还挑起“附近各乡村械斗”，“残毁百姓”。战败一方亦被掳掠出洋。在金门、同安、海澄、漳浦、晋江一带，不断有人被“海盗”抢劫贩卖出洋。沿海从事渔业的渔民，则从小船上被掳走。就在厦门市内，公开抢劫也猖獗一时。一位外国目击者说：“甚至于在白天的厦门大街上，没有一个男子在出门时不冒着被人以欠债或犯罪为藉口而强行拖去，落入‘人贩子’手中的危险”，“整个厦门和附近地区的居民，都认为这是一种共同的祸患。”据往古巴的29位厦门契约华工申诉，有苏阿海等4人是被公开绑架的。郭占等7人是被先诱骗后绑架而去的。唐建等13人是被诱骗出洋的。陈阿吉等5人是因穷困不能度日出洋的，这其中被诱骗和被绑架者达24人，已占总数83%。

被掳掠的华工，在猪仔馆内被逼订约，在胸前分别打上C(Cuba，古巴)，P(Peru，秘鲁)，或者S(Sandwich，夏威夷)等印记。然后像牲畜一样被关入密不透风的猪仔船贩运出洋，在长达三四个月甚至半年航程中，供水不足，饮食缺乏加上非人的虐待，死亡率特高。有关统计表明，19世纪50年代前三年中，厦门苦力在海上死亡率为24%到85%之间，受骗华工不断起来反抗斗争，仅在1851至1852年的10个月中就有6起重大的厦门苦力暴动。厦门人民亦纷纷起来揭露西方列强贩人为奴的罪行，揭帖号召大家“联合一致”，“制止此种恶行”。

1852年11月21日，厦门人民行动起来抓捕人贩子拐子手，先抓获一个英商和记(有的写为合记，误)的拐骗犯沈某，扭送参将衙门惩办。和记经理塞姆(F．D．Syme)和书记科纳贝(Cornabe)闻讯后公然冲入衙门蛮横恐吓，把沈某强行拉出并藏在他自己的家里。该日傍晚，当塞姆听到参将衙门还拘押有他雇用的其他拐子手时，竟在酗酒之后带领书记科纳贝二次到参将衙门大吵大闹。衙门的士兵忍无可忍，因而与塞姆发生冲突，适有英船澳洲号船员弗勒赛和乘客弗素由此路过，二人也加入为塞姆帮凶，弗勒赛在冲突殴打中受伤。

拐骗犯沈某被强行释放消息传出后，愤怒的厦门人民，遂相约于次日(22日)全体罢市。一方面由全体士绅具名到处张贴，提醒一般劳动人民提高警惕，勿坠入人贩子的骗局中去。另方面以厦门所属18区全体民众名义，提出警告和抗议，促令和记洋行和德记洋行迅速交出所包庇的拐子手，否则厦门人民当与两洋行断绝一切商业关系，并对已与这两洋行有关系的商号提出警告，在所包庇的拐子手未交出前，有与之发生商业交易者，将受到群众极严厉的制裁，“必置之死地决不宽贷”。

和记和德记人贩公司对厦门人民抗议置若罔闻，24日遂有1500多名群众集队到这两家洋行示威，要他们迅速交出所包庇的拐子手。英国军舰火神号(Salamander)士兵竟向赤手空拳的群众开枪乱射，惨死12人，伤16人。被惨杀的包括附近船上的水手及附近居民妇女手中的婴孩。

血腥屠杀更加激起厦门人民愤怒，厦门四乡农民纷纷进城支援。他们遇到任何拐子手均予以制裁，以致此后厦门每天都发生制裁民族败类的事情，同时对各洋行贸易也一致予以抵制。

媚外怕事的厦门清朝官吏，反而去慰问冲突中受伤的英国船员弗勒赛。深恐人民起来造反，要英国水兵在四乡农民退出城区以前，“千万不能撤出”。为了平息人民愤怒，赶快派人向和记洋行疏通，将其所包庇的拐子手护送移交给巡检司衙门看管。同时张贴告示说，拐子手已移交处理，所有商号立即启市开业，严禁再贴抗议书，所有义愤行为是“滋事斗殴”，“一律严加禁止”。12条人命血债问题已提出交涉办法。

英国驻香港中国商务监督立即派秘书哈威来厦门处理此事。哈威在厦门领事馆开庭审判5天。有6个被和记洋行拐骗的苦力在法庭上作证。结果，对塞姆和科纳贝处以小额的罚款用以给被害者赔偿。

由于厦门人民英勇斗争，使得外国在厦门掳掠华工的活动得到暂时遏止。这年11月，4艘洋船只好从厦门放空船离港。次年2月，另一艘拟往秘鲁的船，也由于水手拒绝装载苦力而不能出口。

厦门人民的反抗斗争沉重地打击厦门贩卖猪仔的罪恶活动，逼使西方殖民者把掳掠华工的中心从厦门移到广东南澳和澳门去。和记德记等外国商人及移民号猪仔趸船等悄悄地离开厦门。<ref>吴凤斌著：《契约华工史》，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1988年。</ref><ref>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4辑)，中华书局，北京，1981年。</ref>

参考资料<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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