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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华侨简称归侨，是指从海外回国定居的华侨。侨眷是指华侨和归侨在国内的眷属，其范围包括华侨归侨的配偶，父母，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同华侨归侨有长期扶养关系的其他亲属。归侨、侨眷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如同海外侨胞一样，他们也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昌盛作出巨大贡献，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 一、归侨群体的形成 ==

=== 1．归侨溯源 ===
归侨是伴随着华侨的出国而产生的。古代中国商贾出洋贸易，“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藩”，即侨居海外；“住藩”经年乃至数年、数十年后回到中国者，便是归侨。除了住藩的海商、水手外，早期归侨的主要来源还有驻外使节以及前往西域求经或讲学的僧侣和因政治、战乱、灾荒而移居国外的官兵、百姓等。从汉唐宋元以迄明清，华侨的出国与归国断断续续的跨越长达二千余年的时空。从人口社会学的观点看，无论是侨民的出国还是侨民的倒流，实际上都是世界人口国际间迁移的普遍现象和基本类型之一，均属正常的“移民”或“再移民”行为。然而，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为维护其专制统治，防止境外敌对势力的威胁，对于华侨出入境一向控制甚严。明朝初年，由于倭寇侵扰海疆并与反明势力相勾结，危及政权稳定，朱元璋曾四次明令“片板不许人海”，开始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致使东南沿海人民无以为生，被迫纷纷下海为“海盗”。他们归国无门，于是啸聚海岛，结连土著，形成众多影响一方的海商武装集团，与大明为敌。郑和下西洋时期，明廷虽招诱威胁部分流寓海外的华民“还乡复业”(《明成祖实录》卷41)，但对大量根基已稳、不愿弃业返国者仍予敌视打击，使之终老异域，归国无望。清代，为防范以郑成功为首的反清复明势力及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威胁，自顺治年间严下海之禁和实施迁界始，至鸦片战争前夕，满清统治者更实行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闭关锁国政策；期间，虽也曾作出“出洋贸易者无论年分久远，概准回籍”(《重纂福建通志》卷270，国洋互市)这样的规定，但总的看来，其有关华侨出入国律令之严、条文之密，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华侨出国既屡遭禁止，归国亦常受限制，致使海外华侨社会发展缓慢，国内归侨也数量无多。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北京条约》迫使清廷允许华工出国，海外华侨数量因之激增，其经济力量也逐渐壮大，但华侨归国仍未开禁，华侨与故乡的天然联系被人为阻隔。恰恰就在这一时期，海外华侨普遍遭到侨居地排华恶浪的冲击，而未能受到祖国应有的保护。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一方面为了减轻受害归侨对国内的政治、经济压力，维护清帝国的尊严，另一方面也为借以利用海外华侨的经济潜力，遂一改以往敌视、漠视华侨的态度，开始设领护侨，以争取其向心力；1893年，又正式宣布“除华侨海禁，自今商民在外洋，无问久暂，概许回国治生置业”；又明令“外洋侨民，听其归里，严禁族邻讹索，胥吏侵扰”(参见巫乐华：《华侨史概要》，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豁除海禁，华侨回国从此合法化。此后，清政府频频派官员到海外巡访，或筹款赈灾、劝说侨民回国投资发展实业，或卖官鬻爵、抚慰侨民，不一而足。1909年3月，清政府进而颁布中国国籍条例及国籍条例实施细则，根据血统主义的原则，将华侨一概视为大清国国民。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培育华侨的内向之心。不过，由于国内吏治的腐败，华商携资而归每每仍不免遭受地方官吏的搜刮盘剥；迄至清廷覆亡，华侨仍视归国为畏途，除了少数回国投资的华商和参加革命的反清志士外，回籍定居者寥寥。

=== 2．现代归侨群体的形成与壮大 ===
民国时期，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对护侨工作极为重视，因此这一时期因年老返乡、落叶归根，回国升学、参加工作，回国投资、兴办实业，以及参与中国政治如投身抗日战争的华侨，数量相当可观，初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归侨群体。尤其是受侨居地经济、政治形势的影响，华侨回国还曾出现几次大的浪潮，如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期间，均集中出现大量归侨。1931和1932年，自海外归国的华侨分别达到28万、27万人(吴泽霖、叶绍纯：《世界人口问题》，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41页)；截至1943年上半年，南洋归侨(其中有部分港澳同胞)登记在案的，更为数多达1351655人(侨务二十五年编辑委员会编：《侨务二十五年》，海外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至此，归侨群体初步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受祖国新兴政权的感召、侨居地当局的政治迫害以及排华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海外华侨出现过三次回国高潮。第一次高潮发生在建国初期的1949－1959年，归国华侨约有30万人，主要是回国报效的科学家(以欧美为主)、回国深造的华侨子弟、回国定居的华侨以及华侨企业家、社会活动家。他们之中，除了有3万人是遭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的政治迫害而被迫回国的难侨外，绝大部分都是主动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二次高潮发生在1960年代初(主要是1965年前)，因印度尼西亚排华、中国与印度发生边境冲突及中缅两国关系紧张而回国的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华侨合计约有30万人。第三次浪潮发生在70年代后期，因越南反华排华而回国的印支难侨，约有27万余人。80年代初，中朝、中蒙关系紧张，也有一些朝鲜、蒙古华侨回国定居。不过，总的看来，自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政府取消双重国籍政策、鼓励华侨在自愿的前提下加入所在国国籍，加之中国随后发生“文革”十年动乱；另一方面也由于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华侨为适应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已由过去的“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在此背景下，华侨归国的趋势已逐渐趋于结束。与此相反，近20年来，伴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公民出国投亲靠友、留学深造者数量激增，其中有许多人在国外定居、入籍，遂成为新一代的华侨、华人。这批新移民在国内有着较多眷属，从而使得侨眷群体的数量逾加庞大。据统计，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全国约有归侨100万人；如果加上侨眷，则有3000万人之巨。

=== 3．人口构成与地域分布 ===

就1949年后归侨的原居留地而言，他们大多来自东南亚地区，而以印度尼西亚居多，印支三国(主要是越南)次之，其后依次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缅甸和印度，还有一些日本、朝鲜、蒙古归侨，从欧美、大洋洲和非洲回国的华侨则相对较少。

从历史上看，与古代、近代不同，现代尤其是当代的归侨中出生于国外的“土生华人”数量明显增多。他们属于第二代乃至第三代以上华侨，或在欧美接受过高等教育，回国直接参加工作；或从南洋各地华校转入祖国内地深造，毕业后由国家安排就业。他们具备现代科技知识和专业技能，回国时一般均较年轻，构成庞大的归侨知识分子队伍，因而成为中国科技、文教、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的生力军，其中有不少人成为重要骨干力量。

就归侨人口的地区分布而言，1949年后归侨的绝大多数都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海南、云南等省(区)重点侨乡。截至1986年9月的统计资料显示，在除西藏以外的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中，共有归侨906789人；其中广东40万人(含海南)，福建20万人，广西15万人，云南6万人，合计81万人，占统计总数的89%(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侨联三十年》，第259页)。另据截至1996年的统计资料，上述广东、福建、广西、海南和云南几大重点侨乡省(区)亦分别有归侨25万、22万、18．3万、10万和8．3万人，合计83．6万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编：《侨联四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第73－101页)。此外，分布于山东、吉林、辽宁、北京的归侨，其人数均达万人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百万归侨群体中，约有1／4的人口被集中安置于国营华侨农(林)场。华侨农场最先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在闽粤两省创办兴隆、陆丰、花县、珠江、北硿、常山等农场，安置被英属马来亚殖民当局驱逐出境的华侨。60、70年代发生印度尼西亚、越南排华事件后，又陆续增办一批。迄至1984年，广东、福建、广西、云南、江西、吉林、河北等省(区)共有华侨农场86个，安置归侨22．3万人。在其他地方国营农场也安置有为数不少的归侨。作为中国政府解决突发性大规模回国归难侨安置问题的主要途径，华侨农场的创办和经营无疑取得一些成功经验；但就归难侨而言，务农既非其所专长，农场的自然条件又不甚理想，以致限制他们在国内的事业发展，并影响归侨群体的稳定性。在经历“文革”磨难后，归国华侨特别是聚居于农场的归难侨回流海外或滞留港澳地区者甚众，国内归侨数量因之减少。如从内地出境并在香港定居的印度尼西亚归侨，1983年即有10万人(香港《亚洲周刊》1983年6月10日)。

== 二、归侨、侨眷对祖国的贡献 ==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归侨群体均扮演引人注目的角色。早期从事海外贸易的侨商、水手及前往“西土”求经的高僧(如东晋的法显，唐时的玄奘、义净等)，从国外带回当地的航海交通、物产商贸、城市建筑、历史地理、政治制度、宗教信仰、语言文化、风俗民情等丰富信息，极大地促进中国对世界的了解，推动中外友好交往和文化经济交流。如中国古代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里，便已列有天竺药方；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唐新本草》中，也收录有大食、波斯、天竺等地的不少药物，如安息香、龙脑、胡椒、诃子、郁金、茴香、阿魏等——这些药品无疑丰富中医药学的宝库，而归侨的推介引进也着实功不可没。又如唐末僧人守温从天竺回国后，便仿拟梵文字母体系建立起汉语声母系统，奠定汉语音韵学的基础；通过华侨的媒介，爪哇的宫廷歌舞“太平阇婆”传入中国，也丰富中国乐苑。从吕宋回国的华侨，还将原产拉丁美洲的一些农作物如番薯、烟草、玉米、木薯、蓝靛、落花生、棉花、龙舌兰、南瓜等传入祖国。据记载，明朝万历年间，福建长乐籍华侨陈振龙在吕宋经商。他见当地“米薯被野，生熟可茹”，“功同五谷”、“民生所赖”，便想起家乡“隘山陇海，土瘠民贫”，如能将此薯引种回国，则“可济民食”。但是，当时统治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当局严禁薯种外传。陈振龙便设法向私人购买几呎薯藤，并学习栽种方法，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携子陈经纶带回福州，在南台纱帽池本屋后隙地试种成功。陈经纶献薯于福建巡抚金学曾，建议政府大力推广。适逢大旱，金学曾饬其所属各县遍植番薯，结果普告丰收，度过饥荒。其后，陈氏后代又陆续将番薯引种推广到浙江、山东、河南和北京等地，陈世元并著有《金薯传习录》一书，详细介绍番薯引种、推广经过及栽培、繁殖方法。于是，番薯便在国内20余省遍植开来，成为耐旱、高产的重要杂粮作物。此外，像荷兰豆、蕹菜(即空心菜)、马铃薯、辣椒、番荔枝、番石榴、番木瓜这样的果蔬品种，也都是由海外归侨将其引入家乡繁殖起来的。

到了近现代时期，随着海外华侨社会的迅速壮大及其经济的发展，国内社会对华侨力量日渐重视与依赖，归国华侨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就显得更加直接、突出。主要表现为：

=== 第一，响应中国政府号召，回国投资兴办实业。 ===

晚清时期，清政府在办洋务、搞维新、行新政的过程中，急于寻求资金支持，故多方劝导华侨回国投资，取得一定的成效。尤其是在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等地，华侨办工厂、筑铁路、开矿山、设商店，逐渐增多，其中不乏热诚内向、颇具影响的归国侨商。如广东南海籍归侨陈启沅，先在越南从事杂货、纱绸生意，成为知名侨商；后赴暹罗(泰国)、缅甸等地考察工业，研究利用蒸汽机进行缫丝生产之工艺。1872年，他携资数万银元回国定居，在家乡西樵简村筹办继昌隆缫丝厂。两年后，工厂建成投产，使用法国式器械制丝，雇佣女工六七百人，“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两洲”。在其影响下，此后“三四年间，南(海)顺(德)两邑相继起者，多至百数十家”。到了1901年，广东“全省缫丝均用机器”，而“妇女之佣是营生者十数万人”(《南海县志》卷21，宣统二年修)。作为中国近代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企业的创办人，陈启沅无疑成为华侨回国投资建厂的先驱，对中国近代工业企业的发展起了先导作用。再如，海南乐会籍归侨何麟书，早年往马来亚谋生，先当杂工，后到树胶园当工人。1906年他回到海口，集资5000银元创办琼安公司，在家乡乐会县崇文乡辟地250亩，试种从马来亚带回的4000株巴拉树胶(Para Rubber)种苗，成活3200株，并自1915年起开始采胶，运往新加坡出售。由于琼安公司试种成功，“商人遂闻风兴起。如那大之侨植公司、石壁市之南兴公司、加赖园之茂兴公司、铁炉港之农发利公司，均先后向南洋购运种子回琼种植，结果颇为良好”(怿卢：《琼崖调查》，《东方杂志》20卷23号第54－55页，1923年12月)。至1934年，海南岛有大小胶园94家，遍布定安、乐会、儋县、万宁、文昌、琼东等地，几乎均为华侨经营。华侨为现代中国的树胶种植业作出宝贵的探索和贡献，而何麟书也当之无愧地被誉为中国树胶种植之鼻祖。另据《清史稿》记载，清代共有商办铁路五条。其中，潮汕、新宁和漳厦等三条铁路就是主要依靠侨资兴建的，而以潮汕铁路兴建最早，新宁铁路影响最大。潮汕、新宁铁路的创办人分别为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归侨张煜南兄弟和美国归侨陈宜禧。以陈宜禧来说，他原为西雅图华商，曾在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当筑路工和管工。1904年8月，他抱着实业兴国的爱国热情回到国内，准备投资经营纺织业。时值国内开展争回路权运动，陈宜禧“愤尔时吾国路权，多握外人之手，乃不忖棉薄，倡筑宁路”。他以“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用洋工”为号召，辗转香港、美国等地募集股本365万余元；铁路开工后，又带队勘测、选线，并参加筑路劳动。1920年，全长137公里的新宁铁路终于全线建成并投入运营，有力地推动台山侨乡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像在山东烟台创办张裕酿酒公司的马来亚华商张振勋、回国致力于开发矿业的马来亚“锡矿大王”胡国廉等，都对引导海外华商回国大规模创办实业作出表率。

辛亥革命后，海外侨胞民族意识普遍增强，实业救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受其影响，华侨投资祖国迅速增长，并于1927－1937年间达到高潮。在上海、厦门、广州、汕头、江门、海口等沿海城市，举凡房地产业、金融业、工业、商业，都有华侨资本参与，其中也有部分为归侨资本。抗战期间，国内战事频仍，社会动荡不安，投资环境恶化，但仍有不少华侨包括归侨不计利润乃至成本的得失，投资内地的工矿、垦殖、金融等行业，创办一大批适应战争需要的侨资企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归国难侨云集大西南，亦有一些游资投资商业、金融业，开办综合性的企业。

=== 第二，参与中国政治变革，投身辛亥革命与抗日战争。 ===

19世纪末、20世纪初，海外华侨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激励下，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他们积极投身于推翻满清的武装斗争，不时组队回国参加历次的起义。如1911年“三二九”黄花岗之役，在已查明确认的85位殉难烈士中，就有华侨烈士31人，他们当中有工人、商人、新闻记者、学生、教师、传教士和社团职员，年龄最轻者仅十八九岁。在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及讨袁、护法之役中，“各埠华侨，慨捐巨款，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复摩踵相接”(孙中山致各地华侨函。转引自毛松年：《华侨对国民革命之重要贡献》，《华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香港时报社1981年版，第20页)。北伐战争期间，亦有许多华侨及留学生相率归国，勇作前驱。

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次斗争中，海外华侨同样也以归国报效的实际行动，予祖国以直接的支援。九一八事变后，东南亚华侨曾组织援马(占山)抗日团、抗日铁血团等前赴东北，参加战争。新加坡抗日铁血团共有200多人，结果大都牺牲在东北的疆场上。美国波特兰、旧金山等地的许多华侨青年则进入当地华侨社团组建的航空学校受训，毕业后回到祖国空军服役，其中不少人后来为国捐躯。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曾有一支由来自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暹罗、缅甸、越南和日本等地252名华侨组成的“华侨抗日救国义勇军”开赴上海，被编入十九路军六十一师，战斗在闸北、江湾和吴淞一带。此外，缅甸华侨反日救国总会还曾三次派出同胞共138人回国参战。美国归侨飞行员黄毓荃在是役中，因飞机失控坠地，机毁人亡，成为中国空军为抵御外侮而英勇献身的第一人。

    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后，回国效力的华侨更是数量空前，仅粤籍侨胞即有4万余人，其中南洋各地约4万人，美洲和澳洲等地约1000人。从人员类别来看，有为战争服务的专门技术人才，主要是医护人员、机工(汽车驾驶、维修人员)，或从属于以救国救乡为宗旨的各类回乡服务团的；还有直接加入抗日军队(如空军)，或先经过军校等专门机构培训再入伍服役的青年学生。他们当中，有在国统区服务的，也有在中共抗日根据地服务的。如1939年，南侨筹赈总会应国民政府军委会西南运输处请其代雇司机和修车工人往滇缅路及西南各省服务的请求，征募3192名华侨机工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分15批回国服务。他们战胜种种艰难险阻，为祖国抗战输入大量军用物资，作出重大的贡献与牺牲。抗战胜利后，除1748人被资遣南洋外，余者或战死、病亡、失踪，或因故居留国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归侨作为国家建设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在各个方面都发挥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

=== 第一，推动中国科技、文教、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的进步。 ===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归侨、侨眷一般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即不仅爱国爱乡的思想感情十分浓烈，而且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并与海外科技界、知识界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们当中，仅知识分子就约有40万人，许多人还是国内外一流的专门人才，因而成为国内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的中坚力量，如科学家、特级教师、艺术家、作家以及世界冠军、国家级教练等。

据有关部门1983年的统计，当时中国科学院正、副院长7人中，有6人是归侨；该院370名学部委员中有15名女委员，其中11名是归侨；该院在北京39个研究所205名正、副所长中，归侨亦有61人，约占30%。另据《中国科苑英华录》一书披露的资料分析，在其介绍的468名取得重要科学成就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约有81%曾在外国留学或进修过，而在国外工作一年以上的约占35%。由此可见，归侨在中国高层次的专家、学者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归侨专家、学者中，不少人的事迹早已广为人知。

钟惠澜，祖籍广东梅县，1901年出生于葡属东帝汶，1917年回国，1987年病逝，生前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学部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苏友谊医院院长、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等职。钟惠澜一生从事内科、热带病及寄生虫病的临床诊疗和科学研究，是中国热带病医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对中国常见多发的寄生虫病和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还先后到过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等10余个国家从事讲学和交流，在国际医学界赢得高度的评价。1956年，苏联科学院授予其微生物学家、流行病学家和传染病学家的称号及证书。1962年，巴西政府为表彰他在黑热病科研工作上的贡献，授予其奖状及奖章。1982年和1986年，美国和西德的热带医学会还先后选他为荣誉会员。

吴桓兴，祖籍也是广东梅县，1912年出生于非洲的毛里求斯，年轻时曾在中国、欧洲学习和从医，1946年回国，1986年病逝，生前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所长、肿瘤医院院长等职。吴桓兴长期致力于肿瘤的放射治疗工作，是中国放射治疗学的创始人之一。1952年，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生物研究所所长，创建国内第一个肿瘤内科专业。50年代，他还设计“北京型镭容器”，疗效达世界先进水平。他还曾任中国癌症基金会主席、中国抗癌协会主席，是世界抗癌联盟理事会中的第一位中国理事。鉴于他在放射医学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美、英两国放射学院先后授予其“荣誉院士”称号，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其“骑士勋章”，比利时国王也于1986年授予他“王冠勋章”。

陈宗基，祖籍福建安溪，1922年出生于荷属东印度的苏加巫眉。早年在荷印、荷兰求学，1955年回国，1991年病逝，曾任中国科学院土木建筑研究所土力学研究室主任及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是著名的土力学、岩石力学、流变力学和地球动力学家。他提出“粘土结构力学和卡片结构”学说，被写入国外教科书中，称为“陈氏卡片结构”；首次提出土的三向固结流变理论，推导出土力学中长期未能解决的次时间效应的机理问题。他不仅在基础理论研究上卓有成就，而且应用基础理论指导并解决诸如葛洲坝工程、南京长江大桥、镍都金川地下工程、五强溪水电站、天水麦积山文物的石窑等工程的一系列复杂实际问题，为国家经济建设事业作出很大贡献。如在葛洲坝工程建设中，他先是于1972年，对工程原设计与爆破施工方案提出带根本性的修改意见；1973年，又担任坝基工程的专家顾问，全面指导各项计划工作；1981年，他应邀到中南海参加商讨葛洲坝大江截流问题的会议，对大坝稳定问题汇报结论性的意见；在截流现场，他还果断提出关键性建议，使大江截流获得成功。他还曾应邀到世界许多国家讲学，并在1986年被选为比利时皇家科学、文学与艺术院外籍院士，比利时国王授予其“利奥波德二世一级骑士”称号和勋章。

在归侨专家、学者中，还有许多人原本是在外留学、工作过的。如素有“中国导弹之父”称誉的著名应用力学、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科学家钱学森，1911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翌年赴美留学，1938年获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历任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研究员、讲师，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教授，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达17年之久。新中国诞生后，钱学森为了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祖国，经过长达5年的艰苦斗争，于1955年初秋登轮归国。回国后，他先后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火箭导弹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等职，撰有专著7部，论文300余篇。他不仅在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等方面有重要的成就与贡献，而且还是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56年，钱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发展中国火箭、导弹和航空航天技术的长远规划和具体步骤。1957年，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出任第一任院长。他主讲《导弹概论》，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专家，并协助聂荣臻元帅，部署导弹的制造工作。1960年中国发射第一枚近程导弹，1964年第一枚中近程导弹飞行试验又获得成功，标志着中国开始拥有导弹核武器。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和空间物理的设计、研究机构。1968年，钱又兼任中国空间研究院第一任院长。1970年，他和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戚发韧等，组织实施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工作。由于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作出重大开拓性贡献，1989年，钱获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的“威拉德W．F．小罗克韦尔奖章”并“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1991年 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其“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此外，像钱伟长、钱三强、华罗庚、卢嘉锡、王大珩、方宗熙、王德宝、张香桐、吴仲华、孟少农、黄量、王运丰等等一大批著名归侨科学家，也都分别在物理、数学、医学、光学、生物学、化学以及汽车制造业等方面，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突出的贡献。

归侨对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同样引人注目。1953年，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中国选手、印度尼西亚归侨吴传玉获得百米仰泳冠军，这是新中国运动员在大型国际比赛中获得的第一块金牌。归侨对中国足球、羽毛球运动的促进，尤其功勋卓著。早在1929年，印度尼西亚归侨温集祥便在广东梅县家乡组织“强民足球队”，推展足球运动，使梅县成为全国著名的足球之乡。1949年后，梅县向国家队和10余支省市足球队输送的足球人才，竟有200多名。1953年从印度回到广州定居的容志行，则被评为1980年度全国十佳运动员。从50年代至70年代，驰骋羽坛的中国名将王文教、陈福寿、侯加昌、汤仙虎、方凯祥、陈玉娘、梁小牧等，都是归国华侨。特别是印尼归侨王文教、陈福寿、侯加昌等长期执教国家羽毛球队，培养一大批羽毛球世界级球星，使中国羽毛球竞技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1982年5月，中国羽毛球男队在英国伦敦力克印度尼西亚队，夺得世界羽坛的最高荣誉——汤姆斯杯；1984年5月，中国羽毛球女队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以5比0大胜英格兰队，夺得标志着世界女子羽毛球最高荣誉的尤伯杯。截至1998年，中国羽毛球队已多次问鼎汤杯与尤杯，共获59次单项世界冠军。对于归侨与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的密切关系，1982年5月29日万里副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中国羽毛球队时，曾作出很高评价：“羽毛球在我国是解放后开始的一项体育运动，在第一、二代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中，不少是归国华侨，归侨为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 第二，促进国内各项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地方经济的繁荣。 ===

服务于农业、工业和商业服务业等部门的广大归侨，也都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辛勤劳动，作出显著的业绩。在各行各业中，归侨群体普遍表现较为突出。据统计，1959年，天津市工业企业内的300名归侨中，就有93人被评为厂级以上先进工作者和红旗手。尤其是创业于华侨农林场、渔村以及其他华侨工商企业的归侨职工，更在引进和推广热带及亚热带经济作物、繁荣地方经济上，立下汗马功劳。

雷贤钟，1904年生于福建古田，1924年去马来亚谋生，后经营锯板厂、开发橡胶园致富。1953年，他联络18位华侨到海南岛考察橡胶种植业，在崖县(今三亚市)建立华侨侨福胶业公司；翌年，又返回侨居地，挑选橡胶良种。1955年，雷贤钟抛弃国外的产业，举家回国，并携带十几箱优良橡胶种子(约20种)、芽接椿、芽条及芽接工具，在崖县南田地区建立起中国第一个以芽接树为种植材料的侨资胶园，获得成功。这是中国大规模引入优良芽接树的开端，也是中国橡胶引种史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1958年侨福公司并入国营农场后，雷贤钟担任南田农场作业区主任。此后，他积极参与将橡胶良种输往海南岛其他地区、雷州半岛以及云南西双版纳等地的工作，把橡胶种到北纬24度，打破“北纬17度以北不种胶”的禁条，为中国橡胶良种化建设及北移作出极为重要的贡献。

在其他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如咖啡、胡椒等的引种和推广上，归国华侨也发挥突出的作用。就以胡椒论之，福建引种胡椒始于1956年，1960年还从海南岛引种1．5万株，但都因缺乏技术而大部分未能成活。该省常山华侨农场种植的胡椒亦仅存38株，且只开花不结果。后来，农场将在海外种过胡椒的归侨职工黄荡调来专管胡椒。经过不断实践，黄荡摸索出“剪藤定形、挖沟管水、盖草防冷、花期选择”的栽培管理办法和繁育幼苗的一整套经验。于是，常山华侨农场开始大面积种植胡椒，至1986年已发展到305亩，厦门、漳浦、东山及广东省等地的9个单位曾请他去传授技术。在广东，则有印度尼西亚归侨黄镇于1961年回国时带回胡椒树种和栽培技术，办起电白县第一个胡椒场。至于海南，更是胡椒种植业的主要生产基地。在琼海市的郴村山华侨农场，胡椒早已成为该场经营的主要经济作物和拳头产品，并取得很高的经济效益。

在集中安置归侨、难侨的众多工商企业中，也涌现出一批国内外闻名的明星大户。福建省的华侨塑料厂前身为创建于1958年的一家漆布厂，最初是由几十位归侨利用救济款搞生产自助而创办起来的，后来转向生产新兴的塑料制品。1961年，厂里试制成功塑料微孔泡沫拖鞋，随后便以“白鸽牌”商标出口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工厂的拳头产品。据统计，仅截至1988年的30年间，该厂就为国家创造产值4．7亿元，创汇总额9300万美元，实现利润总计近8000万元。工厂不仅直接为国家创造财富，还在人、财、物和技术上支持省内外其他华侨企业发展生产，并先后安置来自印度尼西亚、越南等16个国家的归、难侨2000余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侨港镇的繁荣，则是中国集中安置难侨工作的另一个成功范例。侨港镇原称华侨渔业公社，安置着1万余名从越南回国的渔业难侨、难民。在中国政府的扶持和联合国难民署的援助下，经过全体归侨的努力，该镇不仅兴建大量生活设施，拥有配套完善的捕鱼设备、渔港、码头、冷冻厂、船厂、加油库等生产设施，商店、农贸市场、银行、邮电所、工商所、税务所等商务设施和幼儿园、小学、中学、文化中心、医院等文教卫生设施，而且逐渐形成渔、工、贸一体化的综合经济格局，社区各项建设得到迅速的发展。1990年，全镇渔、工、贸总产值达到7106万元，年人均收入1250元；1991年，全镇总产值增至9946万元。由于侨港镇在社会经济建设中取得显著的成绩，它不仅被评为全国村镇建设文明集镇，而且成为国际上难民安置工作的一个重要“橱窗”(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侨务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广大归侨、侨眷利用同海外、港澳台地区有密切联系的优势，主动为当地经济建设做“穿针引线”、“铺路搭桥”的工作，协助有关方面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创办一批采用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以及“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形式的企业。在当时国内涉外经济活动信息不通、渠道不畅的情况下，此举实开引进外资之先河，发挥对外开放的先锋作用。进入90年代后，归侨、侨眷在引进项目、传递信息中，还注重围绕国家和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注意投资导向和产业政策，形成从沿海引进发展到向内地辐射，从单项引进发展到成片开发，从小项目引进发展到大、中、小项目并进的态势。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20年，全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2500多亿美元，其中70%以上是由港澳台同胞和华侨、华人投入的，而广大归侨、侨眷及其组织则为此做了大量工作。自1994至1999年，仅广东、福建两省就通过归侨、侨眷及其组织直接引进资金折合人民币320多亿元，引进工程项目9400多个，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第六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工作报告》)。

另一方面，在努力为国内经济建设做媒介工作的同时，各地归侨、侨眷还筹集闲散资金，利用海外亲人提供的技术和设备，兴办各种类型的侨属企业。截至1994年上半年，全国侨属企业已发展到26310家，其中一些企业发展很快，初具规模，有的年产值上亿元，产品畅销海内外。如浙江省的华日集团，便依靠侨眷集资，艰苦创业，发展成销售量位居全国六大冰箱品牌之列的现代化大型企业集团。这些企业不靠国家投资，却为归侨、侨眷及其子女解决就业问题，还使国家增加财税收入，向社会提供民生用品，繁荣地方经济。<ref>卢海云、权好胜主编：《归侨侨眷概述》，中国华侨出版社，北京，2001年。</ref><ref>庄炎林、伍杰主编：《华侨华人侨务大辞典》，山东友谊出版社，济南，1997年。</ref><ref>刘战英主编：《中国侨联主席名典》，中国人事出版社，北京，1996年。</ref><ref>国务院侨办国内司编：《全国归侨侨眷知识分子名人录》，中国华侨出版社，北京，1997年。</ref><ref>林佑辉、邱苏达主编：《中国侨界模范人物名典》，中国人事出版社，北京，1999年。</ref>

参考资料<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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