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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兜村位于揭阳仙桥北侧。全乡有1258户，6042人。国外华侨。华人950户、4200多人，分布印尼、新加坡、泰国、越南、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十多个国家，香港、台湾也有175户，800多人。

古时篮兜贫穷落后。清同治年间，篮兜遭方耀清乡，走投无路的乡民冒险出洋。西社郑连足就于清咸丰元年(1851)流落至澄海东里，在一艘“红头甲板”当炊事，随船漂泊至坤甸，在那里奋斗40多年，于光绪十六年(1890)60多岁时，带回半生积蓄，营建房屋“南乔里”。光绪年间又有众多乡民历尽艰辛出洋，如郑同武、郑仙再因生活所迫而以“约期五年，每年20元”的身价被贩运出洋；光绪末年，乡民因生活日窘，纷纷出洋谋生，无钱购买船票者，则以少量金钱买通水手藏入货仓，俗称“店船”，不幸被闷死者则葬身鱼腹。

篮兜华侨经过多年奋斗，经济逐渐发展。如昔年篮兜华侨首富新合兴号主人郑亚土，18岁卖掉仅有的3分秧田作船租往泰国，在泰京当6年“咕哩”回国探亲还是行囊萧然。次年往印尼坤甸当割胶工，后又租荒山种植橡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橡胶涨价每公斤5盾涨至125盾，故而发财。该乡华侨多数经营这一行业而在这几年相继发财。民国初年，篮兜华侨在坤甸商场已占有一定地位。该埠大沟内五间仔几条街道数十家商号中，篮兜人几乎占八成，曾一度被称为“篮兜街”。30年代郑祖金、郑林裕在坤甸创办振强学校。分布其他国家的篮兜华侨也颇有建树，郑省一曾在泰国任培英学校校长，郑武职在越南河内办文化公司并兼任《中华日报》、《时代报》、《南亚日报》等的经理或社长。郑长裕在曼谷开设“杭州戏院”，聘请[[潮剧]]戏班演家乡传统剧目，创“新合顺”批局，组织侨汇回国。至1925年，篮兜已形成侨乡。这时的篮兜、出国的人多、侨汇多，回乡建房买地者也多，有“富贵篮兜乡”美誉。蓝兜乡在外国人口繁衍众多。清光绪初年出国的郑义安，传至1920年已四代，该户曾在一年内产育32个后裔，另一户则一年内产育23个后裔。部分人已移居雅加达等地。老归侨估计，印尼的篮兜人及其后裔，比该村现居国内的人口还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篮兜华侨多数加入外国籍并从印尼等国移居欧美各国，其子女有较高文化水平。如郑武昌10个子女皆获博士或硕士学位；郑序实、郑开金、郑任坤等的子女皆获硕士学位。

篮兜华侨关心祖国家乡。昔年，篮兜印尼华侨郑阿土、郑阿签捐款支持辛亥革命，获孙中山“嘉禾”奖章；民国初，乡侨支持乡中改私塾办“诚正学堂”，成立“诚正学校基金筹备会”捐款支持故乡贫苦子女入学；1919年乡侨捐资2万两白银建揭阳通往普宁的仙桥；抗日时期，印尼乡侨郑海城、郑春泉到各户捐款救国，被日寇发现而遭活埋。郑武昌领导一支游击队与日寇周旋；1943年潮汕饥荒，坤甸乡侨捐款回家乡救济灾民。

新中国成立以后，篮兜有一部分侨户在土改时被错评成份，房屋被没收。80年代以来，逐步落实华侨政策，确认华侨成份，分期分批归还华侨房屋。至1986年，篮兜乡已归还错没收的侨房3000多平方米，赢得了侨心。有3000多国外乡亲回来探亲或邀眷属出去旅游。1982年新加坡乡亲40多人捐叻币2万元修建家乡校舍。1983至1986年，篮兜村东社、西社、南社旅居国外乡亲先后捐赠人民币共17万多元分别兴建“东华园”、“西侨苑”、“南馨园”敬老院，北社也在筹建敬老院。近年来，国外乡亲在故乡创办鞋厂、珠绣厂，很多侨属又投资兴办工副业，全乡已办工副业企业200多家，半数以上的农业劳动力转向工副业，篮兜侨乡呈现新的繁荣景象。1986年被评为汕头市文明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