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侨乡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在海外有3000多万华侨、华人，在国内亦有3000多万归侨、侨眷。由此而来，形成许多被称之为侨乡的特殊地区。这是中国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一大特色。

一、华侨的出国与侨乡的形成

中国人出国历史悠久，大体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至今已有一两千年了。不过直至鸦片战争之前，海外的中国人只有100余万人。当时不仅人数不多，而且分布也不广，他们大多散居在东南亚一些交通孔道上。

鸦片战争之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0多年中，华侨出国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遭遇之苦，前所未有。究其原因，不外是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在国内，由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黑暗，战事不断，经济破产，导致民不聊生；在国外，此时帝国主义宗主国对殖民地进行经济掠夺和急需大批廉价劳力开发本国。因此，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批批华工和怀着不同动机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人，像潮水般地离开祖国。据资料统计，在海外的中国人，1879年300万人，1899年400万人，1905年760万人，到1949年已达1078万人。就其分布而言，此时的华侨散居在五大洲，从而奠定今天3000多万华侨、华人遍布世界的基本格局。

侨乡，即华侨的家乡。从理论上说，自从有华侨那一天算起，便产生了侨乡。不过我们所说的侨乡，是具有一定含义的特殊地区。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它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华侨、华人、归侨、侨眷人数众多；第二，与海外的亲友，在经济、文化、思想诸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三，尽管本地人多地少，资源缺乏，但由于侨汇、侨资多，因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第四，华侨素有捐资办学的传统，那里的文化、教育水平较高。显然，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侨乡社会的形成有一个过程。

从明代后半期起，中国正在萌芽之中的资本主义幼苗，在东南沿海一些华侨较多的地方长出新的绿叶。例如福建晋江地区，根据大仓的《蔡氏族谱》记载，当时海外华侨汇款回乡，除修建祖屋之外，还借贷经商。不过无论是明代的末期或清代的前期和中期，从总体来看，当时华侨人数并不多，而且中央政府始终把华侨斥之为“化外之民”。此时来谈论侨乡的形成还为时过早。

侨乡究竟形成于何时，学术界尚未有定论。近年国内有的学者认为，或许可以1893年作为中国侨乡社会形成的重要分界线。其理由是这一年光绪皇帝颁布法令，“除华侨海禁，自今商民在外洋，无问久暂，概许回国治生置业”。这当然有其道理，不过还是值得商榷。因为在此之前，统治者也颁布过类似诏书。明成祖在坐稳帝位之后，即诏令华侨回国，令其“还乡复业”。乾隆十九年(1754)也曾有过“嗣后出洋贸易者无论年分久远，概准回籍”的规定。显然，侨乡的形成，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似乎不应以某一事件的出现或某一政策的颁布来划分，而应放在一个大的历史时期加以考察。

侨乡的形成，大致在1840年之后的晚清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华侨人数激增，其经济力量迅速成长，特别是洋务运动之后，清政府对待华侨的态度有较大的变化。首先，在思想观念上，不再将华侨斥之为“流氓”、“化外之民”。同治五年(1866)广东巡抚蒋益澧说，“闽粤等省赴外洋经商者”，“缓急亦可籍资指臂”。稍后，像李鸿章、张之洞这些洋务派也认为，海外华侨“不宜一概漠视”，他们是一支可以依靠的力量。其次，在外交和拓展侨务上，19世纪70年代后，清政府先后向欧洲、亚洲、美洲和拉丁美洲的19个国家派遣使臣，建立驻外机构，从而架设起沟通海内外侨情的桥梁。再次，在办洋务、搞维新、行新政的过程中，由于资金缺乏，清政府开始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因而对吸收利用华侨资本发生兴趣。在此期间，他们派遣使团，出洋筹款；闽粤先行，振兴商务；对回国兴办工商的华侨，授予官衔，提高其社会地位；并且外争内抚，保护华侨的权益。在这种气氛之下，侨乡自然便形成发展起来。

广东的台山县旧称新宁，这是一个著名的侨乡。1893年修撰的《新宁县志》就说：“近年藉外洋之赀，宣讲堂、育婴堂、赠医院、方便所、义壮诸善举，所在多有。”1895年新宁知县李平书在其撰写的《宁阳存牍》中也说：“自同治以来，出洋之人多获资回华，营造屋宇，焕然一新。”有的文章或《华侨志》也引用这两条史料，但只是说这是“出国移民故里发展繁荣”的迹象，而侨乡真正的形成还是30多年后即1893年光绪皇帝颁布的解除海禁法令的诏书。这种看法未必能够成立。因为第一，在此之前，解除海禁诏书亦颁布过多次，如果以这样的诏书划线的话，那么早在明代侨乡就形成了。第二，同治登基是鸦片战争之后20余年的1862年。新宁县“自同治以来”，由于华侨携资回乡营造屋宇，举办公益所出现“焕然一新”的景象，恰好说明鸦片战争之后，侨乡社会已经开始形成。

二、侨乡的分布

过去人们常用“闽粤侨乡”这个词汇，这是因为这两省的华侨、华人最多。但近年来，由于海南已从广东行政区划出，单独建省，加上广西华侨、华人亦有相当数量，似乎称四大侨乡更为恰当。关于这四省区侨情我们不妨参阅下列简表。

四大侨乡简表

关于四大侨乡的基本数字，不同的书刊略有出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谁也没有办法对海内外的华侨、华人及归侨、侨眷进行一次精确的人口普查。各种数字都是依据一些材料推算出来的。由于推算的时期不同，参照数不统一，因而便有差异。上述表格是参照一些资料制作的，仍然可以作为参考。

四大侨乡各自又有一般侨乡与重点侨乡之分。在许多重点侨乡中，华侨、华人及归侨、侨眷的人数相当多。例如台山县，散居在海外78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有110万人，比现在国内全县在籍的95万人还要多，而全县95万人当中，归侨、侨眷和港、澳、台的眷属约占70万人。又如潮阳县，国内人口180多万人，而海外的亲友有170万人，几乎一半对一半。

广东省一般侨乡22个，重点侨乡43个。其中重点侨乡有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佛山市、江门市以及蕉岭、梅县、大埔、兴宁、丰顺、潮州、饶平、澄海、揭阳、潮阳、揭西、普宁、惠州、惠来、海丰、陆丰、惠阳、惠东、增城、东莞、花县、三水、南海、番禺、顺德、中山、四会、高要、高明、鹤山、新会、开平、台山、恩平、斗门、信宜、茂名等市县。

福建省根据以下标准划分侨乡。华侨、华人在10万人以上，或相当于该县(市、区)总人口的20%以上，侨汇较多，与海外关系比较密切为重点侨乡。华侨、华人在10万以下，1万人以上，或是相当于该县(市)总人口的20%以下，5%以上为一般侨乡。福建省一般侨乡10个县(市)，重点侨乡20个(市、区)。重点侨乡有：泉州市的鲤城区、晋江市、南安县、惠安县、安溪县、永春县、石狮市、德化县；厦门市、同安县；漳州市的芗城区、龙海县、诏安县；福州市的福清市、长乐市、闽清县；宁德地区的古田县、屏南县；以及莆田县、永定县，还有金门县。

海南原属广东时，被视为重点侨乡的有海口市、文昌县、琼山县、琼海县，而儋县和万宁县为一般侨乡。儋县后改儋州市。在海外乡亲，万宁县和儋州市分别为30万人和14．5万人，用海南的标准来看，都应该定为重点侨乡。这样海南省的重点侨乡便有6个市县。

至于广西的重点侨乡，桂东南有容县、北流县、岑溪县、平南县、博白县、玉林市；桂南有北海市、防城各族自治县、钦州市；桂东和桂东北有梧州市、桂林市；桂西南和桂中有南宁市、柳州市、凭祥市。一共有14个市县。

以上合计，广东、福建、广西、海南这四大侨乡的重点侨乡，一共有83个市、区、县，它们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区，形成一个侨乡带。

除四大侨乡外，台湾省以及港、澳地区也应算作重点侨乡。由于多种原因，目前我们对这些地方的侨情了解不多，但那里的海外关系是很多的。600多万香港同胞当中，归侨及侨眷约有200万至300万人。至于澳门，归侨及侨眷约占当地人口的10%。 至于其他省份，例如云南的腾冲，山东的青岛、烟台、威海、济南、潍坊，浙江的宁波、温州、青田等市县，在海外的华侨、华人亦有相当数量。中国侨乡在分布上虽然大多集中在粤、闽、桂、琼四个省区，但也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的特征。所谓广泛性，是指侨乡并不局限于个别省区，北方一些省区也有侨乡；所谓多样性，是指侨乡在海外乡亲的分布并不一样。例如云南腾冲籍的华侨、华人多在东南亚，山东籍的以原苏联、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加拿大、巴西居多，而浙江宁波、温州、青田则大多在欧洲。

三、侨乡发展的几个阶段

中国侨乡的发展，可以划分这样几个时期。

(一)形成时期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的72年，为侨乡形成时期。这个时期大量华工出国，不仅奠定华侨遍布五大洲的基本格局，而且确立侨乡的大体框架。由于清政府对待华侨的态度，逐渐由排斥转为利用，加之落叶归根思想的支配，很多华侨回乡盖房置地，举办公益，这样侨乡的雏形已经出现。

(二)发展时期

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25年中，为侨乡的发展时期。由于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特殊贡献，其社会地位大为提高。民国建立之后，设立专门的侨务机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部下设“侨务局”，第二年“侨务局”改为直隶国民政府的“侨务委员会”，随后在广东、福建、云南、上海设侨务处，在广州、江门、汕头、海口、厦门、河口、昆明，以及香港、台湾等地设立侨务局。还先后颁布一系列保护华侨合法权益、允许华侨自由出入境以及鼓励他们回国参政和投资兴办实业、举办公益的法令。例如1912年孙中山颁布《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参议院组织法》等文件规定，民国参议院必须有6位华侨议员；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奖励办法》、《捐资兴学褒奖条例》等等。这样，便为侨乡的发展铺设道路。

侨乡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华侨回国投资日益增多。1872年安南华侨陈启源在其家乡南海开办继昌隆缫丝厂被视为中国民族资本工业的起点，从那时算起至1911年辛亥革命的40年中，华侨在国内投资企业总数仅为300余家。然而从1912至1937年的25年中，华侨在国内投资企业总数近3万家。其次，这一时期，华侨除在大中城市投资设厂，修建铁路、公路，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外，在捐资办学方面也取得长足的进步。例如厦门市，抗日战争前的50所中、小学中，接受华侨资助的占45%，在那里，陈嘉庚还创办厦门大学。

(三)破坏时期

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2年，为侨乡的破坏时期。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不仅把中华民族推向苦难的深渊，而且给侨乡带来巨大的破坏。关于这种破坏，可惜目前还未见到系统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但在一些地方志中亦有简略的记载。在8年抗战期间，广东的重点侨乡台山县曾先后5次沦陷，据不完全统计，敌机轰炸127次。为了阻止敌军进攻，当局拆除路基，致使由华侨集资修建并于1920年全线通车的新宁铁路从此在地图上消失。由于侨汇断绝，加上天灾人祸，该县先后饿死近15万人。抗战胜利后，虽有暂短的恢复，但紧接着内战爆发，局势动荡，物价飞涨，侨乡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台山县只是全国侨乡的一个缩影。

(四)转轨时期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的17年，为侨乡的转轨时期。解放前的侨乡，虽然曾一度繁荣，但也存在很多问题。由于过分依赖侨汇生活，加之生产落后，很多侨乡成为畸型的消费性社会。此外，地主豪绅当政，宗族矛盾激烈，盗贼横行，社会治安恶化。广东著名侨乡开平县用于“避盗贼之扰”的碉楼就有1466座。这便是其中一个典型。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人民政权代替封建地主与官僚买办相勾结的政权，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侨乡也由单纯的消费型社会开始转向生产型社会。当然在这一时期，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执行政策也发生过偏差。例如土改时，打击扩大化。广东600万侨眷中，被划为地主的有6万户约30万人，其中30%是恰当的，20%划错了；50%虽是地主，但打击过分。这些偏差虽然后来作了纠正，但挫伤了一部分侨胞的积极性，并遗留一些历史问题。此外，在大跃进时期，由于急于搞“一大二公”，对生产力也有较大的破坏。

(五)停滞时期

从1966至1976年，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这动乱的10年是侨乡的停滞时期。文革期间，海外关系被斥为反动的关系，侨务机构被撤销，归侨团体被迫停止活动，归侨当中的冤假错案大量产生，他们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护。侨乡经济、文化停滞不前，有的地方甚至倒退。1967年7月起，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停止募股，1969年4月该公司进而被撤销。至此，华侨、华人在福建的投资完全中止。至于捐资办学，虽然亦有，但已大为减少。福建晋江地区，文革10年中华侨捐资办学金额共479万元，年平均比1965年前减少52．8%。

(六)繁荣时期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长达10年的动乱宣告结束。从此，历史揭开新的篇章，同时也标志着中国侨乡进入繁荣的新时期。

在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建立各级侨务机构，恢复侨联组织活动，并开始侨务战线的拨乱反正，在全面落实中共和政府的侨务政策方面取得显著的成绩。从1979年底至1989年5月的10年中，全国共清理归侨、侨眷、港澳同胞眷属在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历史老案共计6．45万余件。“文革”中被挤占的华侨私房已全部清退，农村中土改时被错误没收、征收的华侨私房已清退87%，城市中被错误改造的华侨私房已发还产权的占76%，总计处理华侨私房2500多万平方米。大多数归侨、侨眷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由于冲洗掉强加在身上的污泥浊水，抚平心灵上的创伤，极大地调动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振兴中华、建设祖国的积极性。

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邓小平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共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80年，国务院先后在广东、福建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几个经济特区。1988年4月，著名侨乡海南建省，并成立海南经济特区。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制定一系列有利于改革开放和对华侨、港、澳、台同胞投资给予优惠的政策，从而促进侨乡的空前繁荣。

关于侨乡的新发展，我们不妨对广东及福建的有关资料作些摘录。

从1978至1987年，广东全省实际利用外资55．7亿多美元，其中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的资金约占80%。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广东侨乡特别是处在珠江三角洲腹地及边缘地区的侨乡，优势十分明显。这些地方信息灵，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新工艺和管理方法，在化纤、纺织和家用电器等行业中建起一批大中型现代化的骨干企业。中山、南海、番禺、顺德、新会、东莞等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侨乡，经济建设面貌大为改观，已跻身于全国最富裕地区的行列。许多侨户还在其海外或港澳地区亲人的支持下，把侨汇、侨资用在发展生产上。到1987年，全省侨户创办的个体、集体企业已达4万多家，资金总额在10亿元以上，引进各种设备1．5万多台(套)，解决50多万人的劳动就业问题。自1978至1987年，广东接受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捐资兴办公益事业的款物总价人民币23亿多元。新建、扩建中小学3200多所，资助办起汕头、五邑、嘉应、深圳等几所大学。随着侨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原有的侨乡中心城市，如汕头、梅城、江门、台城、三埠、石岐等，城区成倍扩大；许多侨乡墟镇建设日新月异，有的迅速发展成为新的经济文化中心。侨乡社会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至于福建省的侨乡，形势同样令人振奋。在投资方面，1949至1966年的17年中，全省共吸收华侨投资仅人民币7200万元。而从1979至1990年的11年中，全省共批准成立三资企业3751家，协议外资33．35亿美元，实际使用11．50亿美元，其中大多为华侨、华人及港澳台胞投资。此外，从1978至1990年全省共接受海外乡亲捐款赠物折合人民币12．5亿多元，用这些钱修建学校、桥梁、设立文化教育基金会。

上面引用的仅为广东、福建两省一段时期的资料，但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给侨乡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的侨乡，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别具特色的地区，它出现于19世纪中叶。150多年来，它经历过形成、发展、破坏、转轨、停滞等时期，终于走向新的繁荣。可以预料，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这些镶嵌在中华大地的一颗颗明珠，将来一定能够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