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乡研究综述：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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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乡不单是移民输出地, 其本质内涵当是因其与海外华侨华人有各种联系,而在社会、 经济、 文化等方面显示出与非侨乡不同的特征。学术界对侨乡问题的研究, 有其时代烙印。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 陈达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 通过非侨区、 南洋华侨社区和侨区的对比, 全面深入地考察了南洋华侨对闽南、 粤东侨乡社会变迁的影响<ref>陈达: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商务印书馆, 1937。</ref>, 成为研究侨乡社会的拓荒者。此后, 国内对侨乡问题的研究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息息相关, 与华侨华人问题研究一样也曾一度呈现低谷。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 华侨华人问题研究形成热潮,各地成立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 创办了相应的研究刊物, 侨乡问题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举办侨乡研究研讨会, 设立多种侨乡研究项目, 编辑出版一批资料和地方志, 发表许多学术成果。
侨乡不单是移民输出地, 其本质内涵当是因其与海外华侨华人有各种联系,而在社会、 经济、 文化等方面显示出与非侨乡不同的特征。学术界对侨乡问题的研究, 有其时代烙印。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 陈达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 通过非侨区、 南洋华侨社区和侨区的对比, 全面深入地考察了南洋华侨对闽南、 粤东侨乡社会变迁的影响<ref>陈达: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商务印书馆, 1937。</ref>, 成为研究侨乡社会的拓荒者。此后, 国内对侨乡问题的研究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息息相关, 与华侨华人问题研究一样也曾一度呈现低谷。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 华侨华人问题研究形成热潮,各地成立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 创办了相应的研究刊物, 侨乡问题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举办侨乡研究研讨会, 设立多种侨乡研究项目, 编辑出版一批资料和地方志, 发表许多学术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 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 侨乡与海外的交流出现了个人、 家族、 社会团体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共同促进的局面,在这种更深入的来来往往中, 侨乡与海外华人社会乃至侨居地社会间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联系不断加强, 使侨乡先人一步进入国际化行列。 因此, 如何充分估量海外华人对中国侨乡社会影响的动力、 性质和意义, 不论从学术价值还是从现实意义来讲都是值得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ref>潮龙起、 邓玉柱: 《广东侨乡研究三十年: 1978 ~ 2008》,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9年第2期; 转引自孙谦 《清代华侨与闽粤社会变迁》,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 第 10 页。</ref>。 就目前学术界研究内容来看, 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种类型。
改革开放以来,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 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 侨乡与海外的交流出现了个人、 家族、 社会团体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共同促进的局面,在这种更深入的来来往往中, 侨乡与海外华人社会乃至侨居地社会间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联系不断加强, 使侨乡先人一步进入国际化行列。 因此, 如何充分估量海外华人对中国侨乡社会影响的动力、 性质和意义, 不论从学术价值还是从现实意义来讲都是值得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ref>潮龙起、 邓玉柱: 《广东侨乡研究三十年: 1978 ~ 2008》,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9年第2期。。</ref>。 就目前学术界研究内容来看, 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种类型。


== (一) 综合性论述 ==
== (一) 综合性论述 ==
有学者指出: “在闽粤移民的海外迁移中, 闽粤社会是变量, 移民是应变量, 迁移是结果。 在海外华侨回归的过程中, 华侨是变量, 闽粤社会是应变量,变迁是结果。”<ref>黄静: 《潮汕与中国传统侨乡: 一个关于移民经验的类型学分析》,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3
有学者指出: “在闽粤移民的海外迁移中, 闽粤社会是变量, 移民是应变量, 迁移是结果。 在海外华侨回归的过程中, 华侨是变量, 闽粤社会是应变量,变迁是结果。”<ref>潮龙起、 邓玉柱: 《广东侨乡研究三十年: 1978 ~ 2008》,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转引自孙谦 《清代华侨与闽粤社会变迁》,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 第 10 页。</ref> 这种分析基本符合侨乡发展的逻辑。 本部分主要是对侨乡的类型、 侨乡移民及海外华人与侨乡的联系和互动进行阐述。
年第 1 期。</ref> 这种分析基本符合侨乡发展的逻辑。 本部分主要是对侨乡的类型、 侨乡移民及海外华人与侨乡的联系和互动进行阐述。


其一, 关于侨乡的类型问题。 黄静以潮汕侨乡为重点, 选择江门五邑、 梅州、 福州、 青田等侨乡为参照, 分析全球化时代背景下, 中国传统侨乡的新移民浪潮所展现的不同特点, 指出当代中国传统侨乡的三种类型: 中兴型、 衰退型及稳定型③。 张应龙则从聚落的角度, 提出侨乡研究应当包括乡村侨乡和都市侨乡两大部分, 并以广州市为例, 论述了都市侨乡的研究范围、 特点、 重点研究问题及研究意义。 认为进行都市侨乡研究有助于在宏观上和微观上认识都市化浪潮影响下传统侨乡的新特点和新变化<ref>张应龙: 《都市侨乡: 侨乡研究新命题》,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5 年第 3 期。</ref>。
其一, 关于侨乡的类型问题。 黄静以潮汕侨乡为重点, 选择江门五邑、 梅州、 福州、 青田等侨乡为参照, 分析全球化时代背景下, 中国传统侨乡的新移民浪潮所展现的不同特点, 指出当代中国传统侨乡的三种类型: 中兴型、 衰退型及稳定型<ref>黄静: 《潮汕与中国传统侨乡: 一个关于移民经验的类型学分析》,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ref>。 张应龙则从聚落的角度, 提出侨乡研究应当包括乡村侨乡和都市侨乡两大部分, 并以广州市为例, 论述了都市侨乡的研究范围、 特点、 重点研究问题及研究意义。 认为进行都市侨乡研究有助于在宏观上和微观上认识都市化浪潮影响下传统侨乡的新特点和新变化<ref>张应龙: 《都市侨乡: 侨乡研究新命题》,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5年第3期。</ref>。


其二, 关于移民问题。 部分学者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进行阐释, 如林心淦通过对出国移民活动及其后续效应———带动各种资源的国际流动效应, 以及如何影响侨乡资源配置、 经济增长等方面进行分析, 阐述了出国移民对侨乡经济的影响力表现及其评价方法⑤。 郑甫弘、 熊蔚霞认为, 虽然华侨投资与侨汇等经济因素对侨乡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但它们在整个侨乡经济结构中并
其二, 关于移民问题。 部分学者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进行阐释, 如林心淦通过对出国移民活动及其后续效应———带动各种资源的国际流动效应, 以及如何影响侨乡资源配置、 经济增长等方面进行分析, 阐述了出国移民对侨乡经济的影响力表现及其评价方法⑤。 郑甫弘、 熊蔚霞认为, 虽然华侨投资与侨汇等经济因素对侨乡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但它们在整个侨乡经济结构中并不是决定因素, 它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侨乡的社会经济结构, 相反, 长期的海外移民和频繁的海外联系却对侨乡的社会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f>郑甫弘、 熊蔚霞: 《海外移民与近代闽粤侨乡社会观念的变迁》, 《八桂侨刊》 1995年第2期。</ref>。 郑一省认为, 19 世纪中叶以前, 华侨与家乡的联系主要依靠往返海外与国内乡里的水客。 正是这些往返于海外和闽粤侨乡的水客, 加强了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的联系, 水客不仅是侨批业的创始人、 金融网络的建构和经营者, 而且也是海外移民网络的重要环节<ref>郑一省: 《水客与近代中国侨乡的金融网络及移民网络———以闽粤侨乡为例》, 《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5期。</ref>。


另有学者则从社会学的角度, 对特定侨乡社区的移民问题展开实地调查。 例如, 李明欢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实例, 梳理 “侨乡社会资本” 命题的理论意义, 力图赋予侨乡文化以新的理论视角。 她提出: 跨国民间网络是侨乡社会资本的基本载体, 跨国互惠期望是侨乡社会资本的运作机制, 跨国链接增值是侨乡社会资本的效益特性。 侨乡通过已定居移民、 信息网络和人情互惠提高移民操作的成功率及获益率的能力, 是一种社会资本。 这种资本有望转化为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乃至政治资本, 但这种转化只有在如愿跨境输出人力资源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侨乡社会资本的特殊性体现在它与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链接上, 其效益通过其投资对象——— “移民” 进入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而实现转换与增值。 当移民作为一种投资途径并且存在有效运作空间时, 移民行为必然生生不息, 而侨乡社会资本正是通过一次次诸如此类的跨国运作不断增值<ref>李明欢: 《 “侨乡社会资本” 解读: 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5年第2期。</ref>。 孔飞力通过对一些公馆档案的梳理, 特别关注巴达维亚华人社会华人认同的延续, 印尼华人与中国联系的本质、 持续性与程度以及已同化的久居华人 (土生华人, peranakans) 与华人新客 (纯血统华人新移民, totoks) 之间的关系现状等<ref>〔美〕孔飞力 (菲利普·A．昆): 《侨乡和移民社会: 一些相关的问题》, 《南洋资料译丛》2004年第2期。</ref>。
面对福建福清侨乡的移民问题, 许金顶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就近现代福清侨乡两次移民浪潮的成因及途径作了初步的探讨, 认为20世纪初期福清人被动逃荒和 20 世纪晚期寻求发展的主动性外迁这两次移民潮, 是福清成为著名侨乡的主要原因。 当前新一代移民对侨乡社会、 经济的影响日益扩大, 侨乡的侨情日渐复杂, 有必要对其进行历时性和整体性的调查研究, 探究侨乡最基本的社会生活样态及社会变迁, 这对于海外华侨华人的研究是有所助益的<ref>许金顶: 《近现代福清侨乡两次移民浪潮初探》, 《华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年第4期。</ref>。 施雪琴则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此问题, 在梳理福清侨乡的新移民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基础上, 提出只有正确认识非法移民产生的原因, 才可以杜绝这一非法活动<ref>施雪琴: 《改革开放以来福清侨乡的新移民———兼谈非法移民问题》,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ref>。
张国雄对广东地区侨乡移民的研究, 主要依据地方文献 (侨刊、 侨务部门的调查统计资料等), 分析五邑侨乡海外移民运动的特点<ref>张国雄: 《广东五邑侨乡的海外移民运动》,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8年第3期。</ref>。 此外, 他还以婚姻为视角, 对 20 世纪 90 年代五邑地区的涉外婚姻移民作了一系列的阐述<ref>张国雄: 《九十年代广东五邑侨乡涉外婚姻移民的人口构成》, 《南方人口》 1996年第4期;《[[九十年代广东五邑侨乡新移民的涉外婚姻观]]》, 《南方人口》 1997年第2期。</ref>。
王春光从社会网络依赖和行动选择两个层面来解释浙江温州侨乡现象, 研究浙江地区侨乡移民问题, 认为温州侨乡之所以持续存在, 是社会网络对行动路径的影响造成的, 而炫耀性消费和相对失落感仅仅是其表象<ref>[[王春光]]: 《移民的行动抉择与网络依赖———对温州侨乡现象的社会学透视》,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2年第3期。</ref>。 刘莹运用移民网络理论分析了浙江侨乡青田移民网络的形成、 特点、 演变、 运作机制、 发展趋势及其对移民潮的影响, 认为移民网络是青田移民的主要途径, 是侨乡的重要社会资本之一, 也是侨乡移民潮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 移民的发生、方向、过程和持续都是由移出地和移入地社会、 政治、 经济结构的历史条件促成的, 当条件产生变化, 移民雪球滚动的速度自然会发生变化, 或加速, 或减速, 甚至停滞<ref>刘莹: 《移民网络与侨乡跨国移民分析———以青田人移民欧洲为例》,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ref>。
其三, 关于海外华人与侨乡的联系和互动问题。 2004年2月5 ~ 7日, 由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办的 “侨乡与海外华人”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举行。 会议围绕 “侨乡与海外华人” 这一主题, 分为人类学与侨乡研究、 移民社区与海外华人、 归侨与侨乡、 海外华人与中国、 侨乡与跨国网络、 跨国网络与中国、 传统文化与变迁、 侨乡与社团组织八个专题进行深入研讨, 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ref>郑一省以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为研究对象, 探讨了多重网络的内容、 结构及其在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互动关系中的作用。 认为多重网络是侨乡和华侨华人之间存在的一种关系网络。 这种网络形成于两者的互动关系之中, 且在互动中渗透和扩张。 正是这种多重网络的存在和活跃, 促使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的关系更紧密、 更持久。 张应龙: 《 “侨乡与海外华人”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4 年第 3 期。</ref>。 可见对于华人与侨乡的研究在学界逐渐受到关注。
许梅认为侨乡研究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其研究的瓶颈开始显现, 缺少理论体系的支撑。 郑一省教授的 《多重网络的渗透与扩张———海外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互动关系研究》 一书力图从侨乡研究最薄弱的理论环节入手, 在 “网络学”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 “多重网络” 概念和理论, 对海外华人与侨乡关系研究进行了理论上的新探索, 对推动华侨华人学科的理论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ref>许梅: 《海外华人与侨乡关系研究的路径探索———评 〈多重网络的渗透与扩张———海外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互动关系研究〉》, 《东南亚研究》 2008年第4期。</ref>。
对于海外的华人, 张国雄通过对五邑侨乡的考究, 从几大侨乡的角度考察海外华侨华人群体的行为特征, 认为海外华侨华人大致可分为北美洲和东南亚两大群体, 他们之间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别。 对其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他们所处的不同社会、 政治、 经济、 文化环境等因素。 法律、 政策决定他们的社会处境和经济地位, 后者直接促成两大华侨华人群体鲜明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ref>张国雄: 《从粤闽侨乡考察二战前海外华侨华人的群体特征———以五邑侨乡为主》,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3年第2期。</ref>。
可以说华侨与侨乡之间是彼此紧密相连、 不可分割的。 对于这种关系, 蔡苏龙认为, 华侨华人与侨乡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经济、 文化模式的演进过程和结构设计, 他从历史和现实双重角度对华侨华人与侨乡的关系、 华侨华人的存在对侨乡社会的意义进行考察, 认为华侨华人的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侨乡社会转型期, 随着经济全球化、 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华侨华人与侨乡社会的关系会呈现一些新的变化<ref>蔡苏龙: 《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的演变探索》, 《汕头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第5期。</ref>。 这种变化主要呈现在联系方式上。 王元林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也出现了多种联系方式。 随着海外社团日益国际化, 出现了以地缘、 血缘为主的社团回国寻根热, 侨乡的范围逐渐扩展到内地。 而随着新移民留学生人数的增加, 文化发达的内地大中城市、 高校和科研单位成为“新侨乡”。 不同时期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的不同特点, 成为今日政府制定侨务政策的依据<ref>王元林: 《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演变的特点》, 《暨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4期。</ref>。 程希另辟新路, 认为在考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时, 侨乡是考察和理解华侨华人 “特殊性” 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参照坐标。 不仅因为侨乡是华侨华人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主要区域, 是海外移民影响祖籍地社会、文化的 “独特风景线”, 还因为侨乡研究是透视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实证性研究。 虽然海外移民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 但侨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外移民的产物<ref>程希: 《侨乡研究: 对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不同解读》, 《世界民族》 2006年第5期。</ref>。
张应龙将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关系分为近代和当代两个时期, 指出近代神户华侨社会与广东侨乡关系的四个特征, 认为近代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关系就是以火柴贸易和生产为中心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 虽然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的关系有了恢复和发展, 但这种关系缺乏坚实经济关系的基础, 是一种 “根”在神户的关系, 而不像新中国成立以前那种 “根” 在中国的关系, 这是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在近代和当代的主要差别, 这种差别的产生主要是神户华侨华人社会的本身变化———落地生根的结果<ref>张应龙: 《简论日本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的关系》,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3年第2期。</ref>。 不过, 他依然认为未来新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的动态值得特别关注。
== (二) 经济方面的论述 ==
华侨与侨乡经济上的联系是推动侨乡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不少论著专门探讨华侨对侨乡的汇款和投资。 就此而言, 侨汇是华侨联系侨乡的重要纽带, 是侨眷生活的命脉, 也是影响侨乡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侨汇在不同时期的流量及其对侨眷家庭的影响是不同的。 苏燕对台山县大江和端芬两个镇的家庭调查结果表明,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 改革开放后台山县侨户收入来源增多, 劳动所得收入迅速增加, 侨汇在侨眷家庭收入中的比重逐步下降, 其对移民家庭收入的影响程度也大为减弱。 引起侨户收入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1978 年以来政府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为侨乡农村广开了致富门路<ref>苏燕: 《广东台山县侨乡国际移民家庭收入分析》, 《南方人口》 1988年第4期。</ref>。 日本学者山岸猛以福建晋江的侨汇为主要分析对象, 就华侨华人对晋江市的汇款、 物资赠送、 投资等的状况及其加大投资的基础建设等加以考察, 阐明对外开放之后晋江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海外华侨华人、 港澳同胞对晋江的经济支援状况<ref>〔日〕山岸猛: 《对外开放后福建侨乡的经济发展与海外华侨华人的经济作用———以晋江市为中心》, 《南洋资料译丛》 2007年第1期。</ref>。
学者们认为, 侨汇的作用主要是改善侨眷家庭的生活水平, 带动地方消费市场的繁荣, 促进侨乡民间资本的积累, 同时也是国家非贸易外汇的重要收入之一<ref>林金枝: 《侨汇对中国经济发展与侨乡建设的作用》, 《南洋问题研究》 1992年第2期; 孟晓晨等: 《社会资本与地方经济发展: 以广东新会为例》, 《地理研究》 2007 年第 2 期。</ref>。 但其负面作用也值得关注, 使侨眷在生活上养成一种依赖习惯。 王元林认为改革开放后, 侨乡靠政策、 技术致富, 而侨乡新移民的文化素质不容乐观<ref>王元林: 《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演变的特点》, 《暨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ref>。
此外, 海外华侨投资是侨乡资金流动的另一种主要方式, 直接推动了侨乡的经济发展。 学者们通过大量论述, 探讨了华侨华人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侨乡的影响, 也促使侨乡地区的经济、 农业和海外贸易发展。 郑一省、 赵利屏以梅州市为例, 论述和评价了东南亚华侨华人、 港澳同胞在梅州投资办企业、 捐资办学的实绩及其对梅州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意义, 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梅州侨乡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ref>郑一省、 赵利屏: 《东南亚华侨华人、 港澳同胞与侨乡建设———梅州市个案研究》,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1年第2期。</ref>。 王本尊则对海外华侨华人投资潮汕地区侨乡建设的过程与特点作了全面的阐述<ref>王本尊: 《海外华侨华人投资潮汕地区侨乡建设的过程与特点》,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8年第4期。</ref>。 肖文燕、 张宏卿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以学界研究较薄弱的山区侨乡———梅县为研究区域, 对华侨与近代侨乡工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 华侨在率先投资近代工业中, 注重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西方近代企业制度及经营理念, 在侨乡工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 华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f>肖文燕、 张宏卿: 《华侨与近代侨乡工业———以广东梅县为例》,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7年第3期。</ref>。 黄朝晖通过若干个案研究, 分析侨乡劳动力市场与海外华人资本的结合模式及其对沿海侨乡、 内陆地区及海外华商三方所产生的影响<ref>黄朝晖: 《内地劳动力与海外华人资本的结合———珠江三角洲侨乡研究》,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1年第2期。</ref>。
== (三) 社会文化方面的论述 ==
侨乡文化是侨乡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张国雄通过开平碉楼审视了近代五邑侨乡中外文化交流的样态, 分析了交流的机制, 并初步评介了它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 认为开平碉楼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广泛性、 深刻性以及民众的主动性和创新性等特点<ref>张国雄: 《从开平碉楼看近代侨乡民众对西方文化的主动接受》,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5期。</ref>。 他以侨乡文化中比较容易辨认的建筑文化为中心, 对最有代表性的五邑侨乡与潮汕侨乡的侨乡文化特征进行比较研究。 从建筑文化角度而言, 五邑侨乡的文化特征是输入型文化, 潮汕侨乡的文化特征则是输出型文化。 而侨乡之所以采用西洋建筑文化, 其实是侨乡现代化建设的选择<ref>张应龙: 《输入与输出: 广东侨乡文化特征散论———以五邑与潮汕侨乡建筑文化为中心》,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6年第3期。</ref>。
宗族是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 它在侨乡移民、 社会结构和地方权力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改革年代的侨乡宗族组织得到了复兴与发展, 海外华侨华人在这个复兴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王丽明以 2002 年闽南石圳村举行的 “闽南李氏迎祖” 活动为切入点, 管窥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单位———闽南侨乡家族文化与海外华侨之间的关系<ref>王丽明: 《海外华侨与闽南侨乡家族文化———以晋江石圳村闽南李氏迎祖为例》, 《东方论坛》2008年第1期。</ref>。 郑一省认为, 祖宗和祭祖仪式是华侨华人和侨乡民众之间互相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 它使两者原先疏远的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 随着华侨华人回乡谒祖热的升温, 侨乡的民间宗教信仰也得到恢复<ref>郑一省: 《华侨华人与当代闽粤侨乡的民俗活动》, 《东南亚研究》 2003年第6期。</ref>。 而这种互动关系的恢复和发展, 还表现在出访海外乡亲所在地成为闽粤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主要工作之一, 而华侨华人及其社团也经常前往闽粤祖籍地探亲、 投资或考察。 同时, 侨乡民间也通过复办侨刊乡讯、 恢复民间组织等, 与海外华人社团建立紧密联系<ref>郑一省: 《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互动关系的恢复和发展》, 《东南亚研究》 2004 年第 2 期。</ref>。
侨乡教育是华侨华人影响侨乡的另一个突出方面, 有关成果较多。 在捐资办学方面, 有关论著大多指出了海外华人在不同时期对侨乡教育捐助的情况, 并对如何发挥华侨捐赠办学的积极性提出建议<ref>许肇琳、 张天枢: 《广东华侨与侨乡教育》, 《学术研究》 1987 年第 4 期; 郑甫弘: 《海外移民与近代沿海侨乡教育结构的变迁》, 《南洋问题研究》 1996 年第 4 期; 刘向明: 《华侨捐资办学是侨乡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新时期客家侨胞与梅州教育》, 《嘉应大学学报》 1999年第1期。</ref>。 与侨乡政治的关系也受到了关注。 施雪琴对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菲律宾闽侨与救乡运动作了深刻剖析, 认为这是华侨为捍卫亲属和自身利益而主动发起的旨在进行政治革新、 铲除恶势力、 建设新福建的爱国爱乡自救运动, 它是菲律宾闽侨自发组织的一次拯救家乡的运动<ref>施雪琴: 《华侨与侨乡政治: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菲律宾闽侨与救乡运动研究》,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9年第2期。</ref>。另外, 有很多学者探讨海外华人捐赠对侨乡体育、 图书馆、 医疗卫生、 赈灾救济、 娱乐文化及建筑文化等各项事业的贡献。
上述前辈时贤的研究新见迭出, 在基本史料收集、 田野调查、 创新研究领域, 多学科方法和理论的运用等方面, 都取得了突出成绩。 但是, 正如陈春声教授所言: “侨乡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建筑或文化 ‘景观’, 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生活的方式, 它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 学界注意到侨乡社会结构及社会意识形态之重要表现的仍然是少数, 在处理侨乡自身社会变迁与中国大历史进程之内在联系层面上的佳作甚少。 笔者认为当前侨乡研究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其一, 由于缺乏第一手侨乡社会基本资料, 研究角度偏向于大框架、 大背景的梳理, 往往以所谓的共识来理解具体侨乡的演变进程, 缺少对侨乡深层社会结构和民众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关注。 无论是从经济方面还是社会文化方面, 其出发点多是描述海外华人对侨乡经济的贡献, 关注其物质景观或经济现象, 无形中夸大了华侨华人的历史作用, 缺少从侨乡内部而不是外部的准绳来判断其内在社会历史进程。 这种缺少侨乡本位的观点, 自然无法看到历史发展中事物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渗透的现象, 忽略了侨乡具体人群的具体情况, 自然不能关注其背后生存与活动的人群, 因而无法深入了解侨乡经历了历史变更后的复杂历史过程。
其二, 在研究方法上, 更多是重视理论宏观上的研究, 忽略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 尽管有部分学者也借用田野调查的方法, 但更多的是在社会学的基础上进行, 而缺少历时性的梳理。 研究活动的基础过于依赖官方档案和地方文献, 不能充分认识到侨乡具有实体存在的特征和置身于侨乡的社会生活中展开田野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 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对文献资料的剖析, 仅仅依据从上而下的体验, 构建想象中的侨乡社会历史进程, 无法真正明了侨乡自身发展演变的动力,自然无法真正打通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脉络, 真正领悟侨乡历史文化变迁的真谛。
其三, 从研究深度上, 就事论事, 缺少关注其背后的社会变迁。 现有研究的侨乡社会变迁更多的是体现海外华侨华人对侨乡的作用与影响, 却没有涉及侨乡这一独特社会变迁及其由此产生的对侨乡民众生活方式等层面的影响, 相应地侨乡民众的回应对于侨乡的持续发展和未来走向的研究则更加缺乏, 导致侨乡研究在某种角度上而言缺乏现实意义, 无法发挥实证研究对于社会发展的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海外华人与侨乡的联系将日益紧密。 侨乡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将何去何从, 牵制着政府政策的制定。 鉴于此, 若能将现有的侨乡放在国家社会发展的大框架中, 在调控侨务政策、 促进侨务工作适应性转型的大背景下, 以侨乡本身作为出发点, 深入开展切合实际的专项研究, 将是合理解决上述缺陷的良好路径。 透过社会基层研究, 来更好地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 尽可能做到对历史事件的总体把握, 将有效推进相关研究的开展,得出相应的合理认识结论, 为社会转型期各项侨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奠定某种基础。
总之, 我们认为, 在华侨华人社会生活史与跨国生存空间的学术视野中, 华侨华人与侨乡社会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只有立足于华侨华人的社会生活史,才能解释特定时代与特定地区华侨华人的真实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 然而, 在以往的学科分类或课题设计中, 二者却往往分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 如何在未来的学科建设中促成二者的有机结合, 这也是必须面对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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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乡不单是移民输出地, 其本质内涵当是因其与海外华侨华人有各种联系,而在社会、 经济、 文化等方面显示出与非侨乡不同的特征。学术界对侨乡问题的研究, 有其时代烙印。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 陈达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 通过非侨区、 南洋华侨社区和侨区的对比, 全面深入地考察了南洋华侨对闽南、 粤东侨乡社会变迁的影响[1], 成为研究侨乡社会的拓荒者。此后, 国内对侨乡问题的研究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息息相关, 与华侨华人问题研究一样也曾一度呈现低谷。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 华侨华人问题研究形成热潮,各地成立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 创办了相应的研究刊物, 侨乡问题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举办侨乡研究研讨会, 设立多种侨乡研究项目, 编辑出版一批资料和地方志, 发表许多学术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 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 侨乡与海外的交流出现了个人、 家族、 社会团体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共同促进的局面,在这种更深入的来来往往中, 侨乡与海外华人社会乃至侨居地社会间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联系不断加强, 使侨乡先人一步进入国际化行列。 因此, 如何充分估量海外华人对中国侨乡社会影响的动力、 性质和意义, 不论从学术价值还是从现实意义来讲都是值得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2]。 就目前学术界研究内容来看, 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种类型。

(一) 综合性论述

有学者指出: “在闽粤移民的海外迁移中, 闽粤社会是变量, 移民是应变量, 迁移是结果。 在海外华侨回归的过程中, 华侨是变量, 闽粤社会是应变量,变迁是结果。”[3] 这种分析基本符合侨乡发展的逻辑。 本部分主要是对侨乡的类型、 侨乡移民及海外华人与侨乡的联系和互动进行阐述。

其一, 关于侨乡的类型问题。 黄静以潮汕侨乡为重点, 选择江门五邑、 梅州、 福州、 青田等侨乡为参照, 分析全球化时代背景下, 中国传统侨乡的新移民浪潮所展现的不同特点, 指出当代中国传统侨乡的三种类型: 中兴型、 衰退型及稳定型[4]。 张应龙则从聚落的角度, 提出侨乡研究应当包括乡村侨乡和都市侨乡两大部分, 并以广州市为例, 论述了都市侨乡的研究范围、 特点、 重点研究问题及研究意义。 认为进行都市侨乡研究有助于在宏观上和微观上认识都市化浪潮影响下传统侨乡的新特点和新变化[5]。

其二, 关于移民问题。 部分学者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进行阐释, 如林心淦通过对出国移民活动及其后续效应———带动各种资源的国际流动效应, 以及如何影响侨乡资源配置、 经济增长等方面进行分析, 阐述了出国移民对侨乡经济的影响力表现及其评价方法⑤。 郑甫弘、 熊蔚霞认为, 虽然华侨投资与侨汇等经济因素对侨乡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但它们在整个侨乡经济结构中并不是决定因素, 它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侨乡的社会经济结构, 相反, 长期的海外移民和频繁的海外联系却对侨乡的社会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6]。 郑一省认为, 19 世纪中叶以前, 华侨与家乡的联系主要依靠往返海外与国内乡里的水客。 正是这些往返于海外和闽粤侨乡的水客, 加强了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的联系, 水客不仅是侨批业的创始人、 金融网络的建构和经营者, 而且也是海外移民网络的重要环节[7]。

另有学者则从社会学的角度, 对特定侨乡社区的移民问题展开实地调查。 例如, 李明欢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实例, 梳理 “侨乡社会资本” 命题的理论意义, 力图赋予侨乡文化以新的理论视角。 她提出: 跨国民间网络是侨乡社会资本的基本载体, 跨国互惠期望是侨乡社会资本的运作机制, 跨国链接增值是侨乡社会资本的效益特性。 侨乡通过已定居移民、 信息网络和人情互惠提高移民操作的成功率及获益率的能力, 是一种社会资本。 这种资本有望转化为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乃至政治资本, 但这种转化只有在如愿跨境输出人力资源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侨乡社会资本的特殊性体现在它与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链接上, 其效益通过其投资对象——— “移民” 进入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而实现转换与增值。 当移民作为一种投资途径并且存在有效运作空间时, 移民行为必然生生不息, 而侨乡社会资本正是通过一次次诸如此类的跨国运作不断增值[8]。 孔飞力通过对一些公馆档案的梳理, 特别关注巴达维亚华人社会华人认同的延续, 印尼华人与中国联系的本质、 持续性与程度以及已同化的久居华人 (土生华人, peranakans) 与华人新客 (纯血统华人新移民, totoks) 之间的关系现状等[9]。

面对福建福清侨乡的移民问题, 许金顶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就近现代福清侨乡两次移民浪潮的成因及途径作了初步的探讨, 认为20世纪初期福清人被动逃荒和 20 世纪晚期寻求发展的主动性外迁这两次移民潮, 是福清成为著名侨乡的主要原因。 当前新一代移民对侨乡社会、 经济的影响日益扩大, 侨乡的侨情日渐复杂, 有必要对其进行历时性和整体性的调查研究, 探究侨乡最基本的社会生活样态及社会变迁, 这对于海外华侨华人的研究是有所助益的[10]。 施雪琴则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此问题, 在梳理福清侨乡的新移民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基础上, 提出只有正确认识非法移民产生的原因, 才可以杜绝这一非法活动[11]。

张国雄对广东地区侨乡移民的研究, 主要依据地方文献 (侨刊、 侨务部门的调查统计资料等), 分析五邑侨乡海外移民运动的特点[12]。 此外, 他还以婚姻为视角, 对 20 世纪 90 年代五邑地区的涉外婚姻移民作了一系列的阐述[13]。

王春光从社会网络依赖和行动选择两个层面来解释浙江温州侨乡现象, 研究浙江地区侨乡移民问题, 认为温州侨乡之所以持续存在, 是社会网络对行动路径的影响造成的, 而炫耀性消费和相对失落感仅仅是其表象[14]。 刘莹运用移民网络理论分析了浙江侨乡青田移民网络的形成、 特点、 演变、 运作机制、 发展趋势及其对移民潮的影响, 认为移民网络是青田移民的主要途径, 是侨乡的重要社会资本之一, 也是侨乡移民潮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 移民的发生、方向、过程和持续都是由移出地和移入地社会、 政治、 经济结构的历史条件促成的, 当条件产生变化, 移民雪球滚动的速度自然会发生变化, 或加速, 或减速, 甚至停滞[15]。

其三, 关于海外华人与侨乡的联系和互动问题。 2004年2月5 ~ 7日, 由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办的 “侨乡与海外华人”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举行。 会议围绕 “侨乡与海外华人” 这一主题, 分为人类学与侨乡研究、 移民社区与海外华人、 归侨与侨乡、 海外华人与中国、 侨乡与跨国网络、 跨国网络与中国、 传统文化与变迁、 侨乡与社团组织八个专题进行深入研讨, 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16]。 可见对于华人与侨乡的研究在学界逐渐受到关注。

许梅认为侨乡研究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其研究的瓶颈开始显现, 缺少理论体系的支撑。 郑一省教授的 《多重网络的渗透与扩张———海外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互动关系研究》 一书力图从侨乡研究最薄弱的理论环节入手, 在 “网络学”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 “多重网络” 概念和理论, 对海外华人与侨乡关系研究进行了理论上的新探索, 对推动华侨华人学科的理论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17]。

对于海外的华人, 张国雄通过对五邑侨乡的考究, 从几大侨乡的角度考察海外华侨华人群体的行为特征, 认为海外华侨华人大致可分为北美洲和东南亚两大群体, 他们之间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别。 对其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他们所处的不同社会、 政治、 经济、 文化环境等因素。 法律、 政策决定他们的社会处境和经济地位, 后者直接促成两大华侨华人群体鲜明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18]。

可以说华侨与侨乡之间是彼此紧密相连、 不可分割的。 对于这种关系, 蔡苏龙认为, 华侨华人与侨乡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经济、 文化模式的演进过程和结构设计, 他从历史和现实双重角度对华侨华人与侨乡的关系、 华侨华人的存在对侨乡社会的意义进行考察, 认为华侨华人的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侨乡社会转型期, 随着经济全球化、 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华侨华人与侨乡社会的关系会呈现一些新的变化[19]。 这种变化主要呈现在联系方式上。 王元林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也出现了多种联系方式。 随着海外社团日益国际化, 出现了以地缘、 血缘为主的社团回国寻根热, 侨乡的范围逐渐扩展到内地。 而随着新移民留学生人数的增加, 文化发达的内地大中城市、 高校和科研单位成为“新侨乡”。 不同时期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的不同特点, 成为今日政府制定侨务政策的依据[20]。 程希另辟新路, 认为在考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时, 侨乡是考察和理解华侨华人 “特殊性” 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参照坐标。 不仅因为侨乡是华侨华人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主要区域, 是海外移民影响祖籍地社会、文化的 “独特风景线”, 还因为侨乡研究是透视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实证性研究。 虽然海外移民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 但侨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外移民的产物[21]。

张应龙将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关系分为近代和当代两个时期, 指出近代神户华侨社会与广东侨乡关系的四个特征, 认为近代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关系就是以火柴贸易和生产为中心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 虽然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的关系有了恢复和发展, 但这种关系缺乏坚实经济关系的基础, 是一种 “根”在神户的关系, 而不像新中国成立以前那种 “根” 在中国的关系, 这是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在近代和当代的主要差别, 这种差别的产生主要是神户华侨华人社会的本身变化———落地生根的结果[22]。 不过, 他依然认为未来新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的动态值得特别关注。

(二) 经济方面的论述

华侨与侨乡经济上的联系是推动侨乡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不少论著专门探讨华侨对侨乡的汇款和投资。 就此而言, 侨汇是华侨联系侨乡的重要纽带, 是侨眷生活的命脉, 也是影响侨乡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侨汇在不同时期的流量及其对侨眷家庭的影响是不同的。 苏燕对台山县大江和端芬两个镇的家庭调查结果表明,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 改革开放后台山县侨户收入来源增多, 劳动所得收入迅速增加, 侨汇在侨眷家庭收入中的比重逐步下降, 其对移民家庭收入的影响程度也大为减弱。 引起侨户收入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1978 年以来政府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为侨乡农村广开了致富门路[23]。 日本学者山岸猛以福建晋江的侨汇为主要分析对象, 就华侨华人对晋江市的汇款、 物资赠送、 投资等的状况及其加大投资的基础建设等加以考察, 阐明对外开放之后晋江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海外华侨华人、 港澳同胞对晋江的经济支援状况[24]。

学者们认为, 侨汇的作用主要是改善侨眷家庭的生活水平, 带动地方消费市场的繁荣, 促进侨乡民间资本的积累, 同时也是国家非贸易外汇的重要收入之一[25]。 但其负面作用也值得关注, 使侨眷在生活上养成一种依赖习惯。 王元林认为改革开放后, 侨乡靠政策、 技术致富, 而侨乡新移民的文化素质不容乐观[26]。

此外, 海外华侨投资是侨乡资金流动的另一种主要方式, 直接推动了侨乡的经济发展。 学者们通过大量论述, 探讨了华侨华人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侨乡的影响, 也促使侨乡地区的经济、 农业和海外贸易发展。 郑一省、 赵利屏以梅州市为例, 论述和评价了东南亚华侨华人、 港澳同胞在梅州投资办企业、 捐资办学的实绩及其对梅州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意义, 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梅州侨乡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27]。 王本尊则对海外华侨华人投资潮汕地区侨乡建设的过程与特点作了全面的阐述[28]。 肖文燕、 张宏卿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以学界研究较薄弱的山区侨乡———梅县为研究区域, 对华侨与近代侨乡工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 华侨在率先投资近代工业中, 注重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西方近代企业制度及经营理念, 在侨乡工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 华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9]。 黄朝晖通过若干个案研究, 分析侨乡劳动力市场与海外华人资本的结合模式及其对沿海侨乡、 内陆地区及海外华商三方所产生的影响[30]。

(三) 社会文化方面的论述

侨乡文化是侨乡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张国雄通过开平碉楼审视了近代五邑侨乡中外文化交流的样态, 分析了交流的机制, 并初步评介了它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 认为开平碉楼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广泛性、 深刻性以及民众的主动性和创新性等特点[31]。 他以侨乡文化中比较容易辨认的建筑文化为中心, 对最有代表性的五邑侨乡与潮汕侨乡的侨乡文化特征进行比较研究。 从建筑文化角度而言, 五邑侨乡的文化特征是输入型文化, 潮汕侨乡的文化特征则是输出型文化。 而侨乡之所以采用西洋建筑文化, 其实是侨乡现代化建设的选择[32]。

宗族是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 它在侨乡移民、 社会结构和地方权力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改革年代的侨乡宗族组织得到了复兴与发展, 海外华侨华人在这个复兴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王丽明以 2002 年闽南石圳村举行的 “闽南李氏迎祖” 活动为切入点, 管窥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单位———闽南侨乡家族文化与海外华侨之间的关系[33]。 郑一省认为, 祖宗和祭祖仪式是华侨华人和侨乡民众之间互相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 它使两者原先疏远的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 随着华侨华人回乡谒祖热的升温, 侨乡的民间宗教信仰也得到恢复[34]。 而这种互动关系的恢复和发展, 还表现在出访海外乡亲所在地成为闽粤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主要工作之一, 而华侨华人及其社团也经常前往闽粤祖籍地探亲、 投资或考察。 同时, 侨乡民间也通过复办侨刊乡讯、 恢复民间组织等, 与海外华人社团建立紧密联系[35]。

侨乡教育是华侨华人影响侨乡的另一个突出方面, 有关成果较多。 在捐资办学方面, 有关论著大多指出了海外华人在不同时期对侨乡教育捐助的情况, 并对如何发挥华侨捐赠办学的积极性提出建议[36]。 与侨乡政治的关系也受到了关注。 施雪琴对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菲律宾闽侨与救乡运动作了深刻剖析, 认为这是华侨为捍卫亲属和自身利益而主动发起的旨在进行政治革新、 铲除恶势力、 建设新福建的爱国爱乡自救运动, 它是菲律宾闽侨自发组织的一次拯救家乡的运动[37]。另外, 有很多学者探讨海外华人捐赠对侨乡体育、 图书馆、 医疗卫生、 赈灾救济、 娱乐文化及建筑文化等各项事业的贡献。

上述前辈时贤的研究新见迭出, 在基本史料收集、 田野调查、 创新研究领域, 多学科方法和理论的运用等方面, 都取得了突出成绩。 但是, 正如陈春声教授所言: “侨乡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建筑或文化 ‘景观’, 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生活的方式, 它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 学界注意到侨乡社会结构及社会意识形态之重要表现的仍然是少数, 在处理侨乡自身社会变迁与中国大历史进程之内在联系层面上的佳作甚少。 笔者认为当前侨乡研究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其一, 由于缺乏第一手侨乡社会基本资料, 研究角度偏向于大框架、 大背景的梳理, 往往以所谓的共识来理解具体侨乡的演变进程, 缺少对侨乡深层社会结构和民众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关注。 无论是从经济方面还是社会文化方面, 其出发点多是描述海外华人对侨乡经济的贡献, 关注其物质景观或经济现象, 无形中夸大了华侨华人的历史作用, 缺少从侨乡内部而不是外部的准绳来判断其内在社会历史进程。 这种缺少侨乡本位的观点, 自然无法看到历史发展中事物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渗透的现象, 忽略了侨乡具体人群的具体情况, 自然不能关注其背后生存与活动的人群, 因而无法深入了解侨乡经历了历史变更后的复杂历史过程。

其二, 在研究方法上, 更多是重视理论宏观上的研究, 忽略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 尽管有部分学者也借用田野调查的方法, 但更多的是在社会学的基础上进行, 而缺少历时性的梳理。 研究活动的基础过于依赖官方档案和地方文献, 不能充分认识到侨乡具有实体存在的特征和置身于侨乡的社会生活中展开田野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 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对文献资料的剖析, 仅仅依据从上而下的体验, 构建想象中的侨乡社会历史进程, 无法真正明了侨乡自身发展演变的动力,自然无法真正打通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脉络, 真正领悟侨乡历史文化变迁的真谛。

其三, 从研究深度上, 就事论事, 缺少关注其背后的社会变迁。 现有研究的侨乡社会变迁更多的是体现海外华侨华人对侨乡的作用与影响, 却没有涉及侨乡这一独特社会变迁及其由此产生的对侨乡民众生活方式等层面的影响, 相应地侨乡民众的回应对于侨乡的持续发展和未来走向的研究则更加缺乏, 导致侨乡研究在某种角度上而言缺乏现实意义, 无法发挥实证研究对于社会发展的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海外华人与侨乡的联系将日益紧密。 侨乡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将何去何从, 牵制着政府政策的制定。 鉴于此, 若能将现有的侨乡放在国家社会发展的大框架中, 在调控侨务政策、 促进侨务工作适应性转型的大背景下, 以侨乡本身作为出发点, 深入开展切合实际的专项研究, 将是合理解决上述缺陷的良好路径。 透过社会基层研究, 来更好地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 尽可能做到对历史事件的总体把握, 将有效推进相关研究的开展,得出相应的合理认识结论, 为社会转型期各项侨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奠定某种基础。

总之, 我们认为, 在华侨华人社会生活史与跨国生存空间的学术视野中, 华侨华人与侨乡社会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只有立足于华侨华人的社会生活史,才能解释特定时代与特定地区华侨华人的真实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 然而, 在以往的学科分类或课题设计中, 二者却往往分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 如何在未来的学科建设中促成二者的有机结合, 这也是必须面对的理论问题。

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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