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掳掠中国劳工事件: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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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者劫掠中国战俘和劳苦大众到日本国内从事各种苦役。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太平洋战争。为了支撑这场战争、扩大侵略,日本把国内大量的青壮劳动力征调到国外充当炮灰,国内劳力枯竭。日本的土木建筑冶金采矿等部门陆续向政府上书,要求输入中国劳工。1942年11月27日,日本东条内阁作出《关于中国劳工输入日本国内的决定》。决定说:“日本之劳务需要,近年来益显紧迫。尤以劳务部门之劳务不足,更为严重。因此,本内阁决定,……将华人劳动者移入日本内地,期其协于大东亚共荣圈之建设。”1944年2月28日,政府次官会议又作出《促进中国劳工输入日本国内的决定》,继而在军部指令下,侵入中国的日本军队,公然违背国际公法,从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10多个省、市,将被俘的中国士兵和当做“俘虏”抓走的劳苦大众,劫运到日本国内做苦工。这就是所谓“强制运行”(强行集体押送)。战后,据日本中国人殉难者名簿共同编制会执行委员会《关于劫掳中国人事件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记载,按照日本内阁会议和政府次官会议所确定的方针,日本侵略者仅在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从中国各地掳掠劳工169批,共41762人。由于饥饿、疾病和迫害,未上船前已死亡2823人,实际被劫运日本的是38939人。他们当中大多数是20-49岁的青年和壮年,也有15岁以下的童工157人和60岁以上的老人248人,其中70岁以上的有12人。在被劫往日本内地的途中,中国劳工的遭遇是很悲惨的。《报告书》在“劫持时死亡情况”一项中说:从乘船到达企业单位这一阶段共死亡822人,其中船上死亡584人,上岸后至企业单位途中又死亡230人,失踪8人。除途中被虐待死亡者外,实际运到日本各地劳工是38117人。他们被强迫分配到日本1道1都2府27县的135处企业服劳役。其中土木建筑业最多,共63处,15018人。从事包括修建发电所、飞机场、港湾建筑、铁道和地下工程等;采煤、冶炼居次,共47处,15816人,从事包括煤炭、水银、铜铁和其他矿石采掘与冶炼;还有造船业4处,1210人,港湾运输业21处,6073人。日本帝国主义为加强对中国劳工的法西斯统治,建立内务省——地方厅——警察署——企业团体的管理中国劳工体制。制定各种压榨中国劳工的手段和措施。中国劳工抵达日本后,即在日本宪兵、警察和企业管理人员的刺刀与皮鞭下生活,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每天劳动时间长达9-13小时。在残暴的折磨和牛马般的苦役下,被劫往各企业的38117名劳工,又被折磨死了5999人,其中2/5是到各作场3个月以内被摧残致死的。 | 日本帝国主义者劫掠中国战俘和劳苦大众到日本国内从事各种苦役。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太平洋战争。为了支撑这场战争、扩大侵略,日本把国内大量的青壮劳动力征调到国外充当炮灰,国内劳力枯竭。日本的土木建筑冶金采矿等部门陆续向政府上书,要求输入中国劳工。1942年11月27日,日本东条内阁作出《关于中国劳工输入日本国内的决定》。决定说:“日本之劳务需要,近年来益显紧迫。尤以劳务部门之劳务不足,更为严重。因此,本内阁决定,……将华人劳动者移入日本内地,期其协于大东亚共荣圈之建设。”1944年2月28日,政府次官会议又作出《促进中国劳工输入日本国内的决定》,继而在军部指令下,侵入中国的日本军队,公然违背国际公法,从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10多个省、市,将被俘的中国士兵和当做“俘虏”抓走的劳苦大众,劫运到日本国内做苦工。这就是所谓“强制运行”(强行集体押送)。战后,据日本中国人殉难者名簿共同编制会执行委员会《关于劫掳中国人事件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记载,按照日本内阁会议和政府次官会议所确定的方针,日本侵略者仅在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从中国各地掳掠劳工169批,共41762人。由于饥饿、疾病和迫害,未上船前已死亡2823人,实际被劫运日本的是38939人。他们当中大多数是20-49岁的青年和壮年,也有15岁以下的童工157人和60岁以上的老人248人,其中70岁以上的有12人。在被劫往日本内地的途中,中国劳工的遭遇是很悲惨的。《报告书》在“劫持时死亡情况”一项中说:从乘船到达企业单位这一阶段共死亡822人,其中船上死亡584人,上岸后至企业单位途中又死亡230人,失踪8人。除途中被虐待死亡者外,实际运到日本各地劳工是38117人。他们被强迫分配到日本1道1都2府27县的135处企业服劳役。其中土木建筑业最多,共63处,15018人。从事包括修建发电所、飞机场、港湾建筑、铁道和地下工程等;采煤、冶炼居次,共47处,15816人,从事包括煤炭、水银、铜铁和其他矿石采掘与冶炼;还有造船业4处,1210人,港湾运输业21处,6073人。日本帝国主义为加强对中国劳工的法西斯统治,建立内务省——地方厅——警察署——企业团体的管理中国劳工体制。制定各种压榨中国劳工的手段和措施。中国劳工抵达日本后,即在日本宪兵、警察和企业管理人员的刺刀与皮鞭下生活,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每天劳动时间长达9-13小时。在残暴的折磨和牛马般的苦役下,被劫往各企业的38117名劳工,又被折磨死了5999人,其中2/5是到各作场3个月以内被摧残致死的。 | ||
《报告书》分析中国劳工死亡的原因:一是疾病,二是事故,三是杀害。《报告书》援引外务省的一份报告书列举的疾病死亡数字6234人以后指出,所谓大量病死,实际上是对大量摧残和虐杀的隐瞒。如川口组室兰共有969名中国劳工,死亡310名,原因全部都是患病死亡,但事实是不少人是被虐杀或活埋的。1954年室兰市市民对中国劳工的遗体进行发掘,从发掘出的200余具遗骨中,发现许多有弹孔和裂口的头盖骨,或怀疑是被活埋的。日本企业只顾榨取中国劳工,不管矿井和工场安全,也是造成伤亡事故严重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即使从经过粉饰的外务省报告中的统计数字也能看出。在135个使用中国劳工的企业中,重伤1433名,轻伤5330名,死亡332名,残废130名,合计伤亡7230人,占中国劳工总数18.6%。死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直接屠杀。《报告书》揭露,日本警署厅仅在16个企业中就逮捕中国劳工116名,其中死亡,失踪79人,占68.1% | 《报告书》分析中国劳工死亡的原因:一是疾病,二是事故,三是杀害。《报告书》援引外务省的一份报告书列举的疾病死亡数字6234人以后指出,所谓大量病死,实际上是对大量摧残和虐杀的隐瞒。如川口组室兰共有969名中国劳工,死亡310名,原因全部都是患病死亡,但事实是不少人是被虐杀或活埋的。1954年室兰市市民对中国劳工的遗体进行发掘,从发掘出的200余具遗骨中,发现许多有弹孔和裂口的头盖骨,或怀疑是被活埋的。日本企业只顾榨取中国劳工,不管矿井和工场安全,也是造成伤亡事故严重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即使从经过粉饰的外务省报告中的统计数字也能看出。在135个使用中国劳工的企业中,重伤1433名,轻伤5330名,死亡332名,残废130名,合计伤亡7230人,占中国劳工总数18.6%。死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直接屠杀。《报告书》揭露,日本警署厅仅在16个企业中就逮捕中国劳工116名,其中死亡,失踪79人,占68.1%。《报告书》还在列举上述事例后指出:“这些事例只不过是警察逮捕的全体人员中的一部分。”除关押在广岛、长崎监狱的38人是因原子弹爆炸而死亡外,其他“无疑几乎都是在警察所或刑务所中被杀害的”。在日本军警严酷监督下从事劳役的中国劳工,并没有屈服,他们在孤立无援的异国他乡,在令人难以想像的艰苦条件下,团结起来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1945年6月30日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山发生的“[[花冈暴动]]”便是震惊日本全国的大事件。 |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民对死难的中国劳工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当地的市民、工人、学生、教师和僧侣对死难劳工遗骨进行认真的寻找和保护。1953年2月,由日中友协、日中和平联络委员会、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日本佛教联合会、东京华侨总会等14个民间团体组成“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开始对被俘往日本从事苦役的中国劳工遗骨进行搜集工作,并搜集整理被俘到日本服苦役的中国劳工名册和在日本殉难的中国劳工名册。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民对死难的中国劳工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当地的市民、工人、学生、教师和僧侣对死难劳工遗骨进行认真的寻找和保护。1953年2月,由日中友协、日中和平联络委员会、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日本佛教联合会、东京华侨总会等14个民间团体组成“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开始对被俘往日本从事苦役的中国劳工遗骨进行搜集工作,并搜集整理被俘到日本服苦役的中国劳工名册和在日本殉难的中国劳工名册。 | ||
“慰灵实行委员会”经过艰苦的斗争和细致的工作,从1953年7月起,至1964年11月,九次派代表团赴中国,送还中国殉难劳工的遗骨,被俘劳工的名册和殉难劳工名册。最后一次遗骨送还是1964年11月,在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黑田寿男亲自护送下,从空路到达中国。据日本方面统计,从第一次到第八次共送还遗骨2800具,在日本列岛135个企业团体被虐杀的中国劳工共约6800人,尚残留在日本的中国被俘劳工遗骨还有4000余具左右。1954年和1957年,以李德全团长、廖承志副团长为首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两次访问日本,参加在东京浅草本愿寺举行的中国殉难烈士联合追悼会,访问花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对收集和送还中国殉难者遗骨一事向日本人民表示谢意和友好敬意。中日两国人民通过这一活动,增强相互了解和友谊。 | “慰灵实行委员会”经过艰苦的斗争和细致的工作,从1953年7月起,至1964年11月,九次派代表团赴中国,送还中国殉难劳工的遗骨,被俘劳工的名册和殉难劳工名册。最后一次遗骨送还是1964年11月,在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黑田寿男亲自护送下,从空路到达中国。据日本方面统计,从第一次到第八次共送还遗骨2800具,在日本列岛135个企业团体被虐杀的中国劳工共约6800人,尚残留在日本的中国被俘劳工遗骨还有4000余具左右。1954年和1957年,以李德全团长、廖承志副团长为首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两次访问日本,参加在东京浅草本愿寺举行的中国殉难烈士联合追悼会,访问花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对收集和送还中国殉难者遗骨一事向日本人民表示谢意和友好敬意。中日两国人民通过这一活动,增强相互了解和友谊。 |
2021年10月8日 (五) 13:57的最新版本
日本帝国主义者劫掠中国战俘和劳苦大众到日本国内从事各种苦役。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太平洋战争。为了支撑这场战争、扩大侵略,日本把国内大量的青壮劳动力征调到国外充当炮灰,国内劳力枯竭。日本的土木建筑冶金采矿等部门陆续向政府上书,要求输入中国劳工。1942年11月27日,日本东条内阁作出《关于中国劳工输入日本国内的决定》。决定说:“日本之劳务需要,近年来益显紧迫。尤以劳务部门之劳务不足,更为严重。因此,本内阁决定,……将华人劳动者移入日本内地,期其协于大东亚共荣圈之建设。”1944年2月28日,政府次官会议又作出《促进中国劳工输入日本国内的决定》,继而在军部指令下,侵入中国的日本军队,公然违背国际公法,从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10多个省、市,将被俘的中国士兵和当做“俘虏”抓走的劳苦大众,劫运到日本国内做苦工。这就是所谓“强制运行”(强行集体押送)。战后,据日本中国人殉难者名簿共同编制会执行委员会《关于劫掳中国人事件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记载,按照日本内阁会议和政府次官会议所确定的方针,日本侵略者仅在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从中国各地掳掠劳工169批,共41762人。由于饥饿、疾病和迫害,未上船前已死亡2823人,实际被劫运日本的是38939人。他们当中大多数是20-49岁的青年和壮年,也有15岁以下的童工157人和60岁以上的老人248人,其中70岁以上的有12人。在被劫往日本内地的途中,中国劳工的遭遇是很悲惨的。《报告书》在“劫持时死亡情况”一项中说:从乘船到达企业单位这一阶段共死亡822人,其中船上死亡584人,上岸后至企业单位途中又死亡230人,失踪8人。除途中被虐待死亡者外,实际运到日本各地劳工是38117人。他们被强迫分配到日本1道1都2府27县的135处企业服劳役。其中土木建筑业最多,共63处,15018人。从事包括修建发电所、飞机场、港湾建筑、铁道和地下工程等;采煤、冶炼居次,共47处,15816人,从事包括煤炭、水银、铜铁和其他矿石采掘与冶炼;还有造船业4处,1210人,港湾运输业21处,6073人。日本帝国主义为加强对中国劳工的法西斯统治,建立内务省——地方厅——警察署——企业团体的管理中国劳工体制。制定各种压榨中国劳工的手段和措施。中国劳工抵达日本后,即在日本宪兵、警察和企业管理人员的刺刀与皮鞭下生活,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每天劳动时间长达9-13小时。在残暴的折磨和牛马般的苦役下,被劫往各企业的38117名劳工,又被折磨死了5999人,其中2/5是到各作场3个月以内被摧残致死的。
《报告书》分析中国劳工死亡的原因:一是疾病,二是事故,三是杀害。《报告书》援引外务省的一份报告书列举的疾病死亡数字6234人以后指出,所谓大量病死,实际上是对大量摧残和虐杀的隐瞒。如川口组室兰共有969名中国劳工,死亡310名,原因全部都是患病死亡,但事实是不少人是被虐杀或活埋的。1954年室兰市市民对中国劳工的遗体进行发掘,从发掘出的200余具遗骨中,发现许多有弹孔和裂口的头盖骨,或怀疑是被活埋的。日本企业只顾榨取中国劳工,不管矿井和工场安全,也是造成伤亡事故严重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即使从经过粉饰的外务省报告中的统计数字也能看出。在135个使用中国劳工的企业中,重伤1433名,轻伤5330名,死亡332名,残废130名,合计伤亡7230人,占中国劳工总数18.6%。死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直接屠杀。《报告书》揭露,日本警署厅仅在16个企业中就逮捕中国劳工116名,其中死亡,失踪79人,占68.1%。《报告书》还在列举上述事例后指出:“这些事例只不过是警察逮捕的全体人员中的一部分。”除关押在广岛、长崎监狱的38人是因原子弹爆炸而死亡外,其他“无疑几乎都是在警察所或刑务所中被杀害的”。在日本军警严酷监督下从事劳役的中国劳工,并没有屈服,他们在孤立无援的异国他乡,在令人难以想像的艰苦条件下,团结起来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1945年6月30日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山发生的“花冈暴动”便是震惊日本全国的大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民对死难的中国劳工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当地的市民、工人、学生、教师和僧侣对死难劳工遗骨进行认真的寻找和保护。1953年2月,由日中友协、日中和平联络委员会、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日本佛教联合会、东京华侨总会等14个民间团体组成“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开始对被俘往日本从事苦役的中国劳工遗骨进行搜集工作,并搜集整理被俘到日本服苦役的中国劳工名册和在日本殉难的中国劳工名册。
“慰灵实行委员会”经过艰苦的斗争和细致的工作,从1953年7月起,至1964年11月,九次派代表团赴中国,送还中国殉难劳工的遗骨,被俘劳工的名册和殉难劳工名册。最后一次遗骨送还是1964年11月,在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黑田寿男亲自护送下,从空路到达中国。据日本方面统计,从第一次到第八次共送还遗骨2800具,在日本列岛135个企业团体被虐杀的中国劳工共约6800人,尚残留在日本的中国被俘劳工遗骨还有4000余具左右。1954年和1957年,以李德全团长、廖承志副团长为首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两次访问日本,参加在东京浅草本愿寺举行的中国殉难烈士联合追悼会,访问花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对收集和送还中国殉难者遗骨一事向日本人民表示谢意和友好敬意。中日两国人民通过这一活动,增强相互了解和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