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侨华人概述

在东南亚各国中，新加坡是唯一华人占总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其余是马来人和印度人等。到18世纪末，新加坡还是一个荒芜的小岛，岛上只居住着一些渔民。1786年英国占领马来半岛北部的槟榔屿后，即逐步向南扩大其殖民侵略活动。为了同荷兰人争夺在马六甲海峡的贸易权，英国驻印度总督决定派遣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1781－1826)去马六甲海峡南端建立一个商站。莱佛士率领的船队于1819年1月21日从槟榔屿启航，最初的目标是廖内群岛，但是发现廖内群岛已经被荷兰人占领，于是改驶往新加坡岛。1月28日，莱佛士的船队抵达新加坡。为了探明新加坡岛是否已被荷兰人占领，由随船的华侨曹亚志带领20人上岸侦察。在证实岛上没有任何欧洲人的踪影后，莱佛士等人才于翌日登陆。曹亚志因表现勇敢而成为新加坡的传奇人物，并因有功而获准在新加坡拥有大量土地，成为当地著名的传奇人物。

当时的新加坡岛属于马来半岛上的柔佛王国所有，由柔佛王国素丹派遣天猛公(temenggong，即大臣)阿卜杜尔·拉赫曼治理。莱佛士利用柔佛王室成员的矛盾，通过威胁利诱等手段，迫使柔佛素丹同意英国占有新加坡。

为了加快开发新加坡岛，英国殖民者大量招募华工。最初入境的华工大多来自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和廖内群岛。1821年起，新加坡直接从中国输入华工，并逐年增多。当年，岛上已有居民约5000人，其中华侨有1000多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港口，使新加坡的航运业获得迅速发展。新加坡岛由一个渔村发展成为东南亚的重要港口城市和国际贸易中心。182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将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合并为海峡殖民地，首府设在槟榔屿。1832年，又将首府迁到新加坡。

1824－1868年间，新加坡的贸易额增长4倍多，年贸易额达5900万元。它的进出口货物主要是英国的纺织品和金属制品，印度的鸦片和纺织品，中国的丝绸和茶叶，苏门答腊岛的胡椒和黄金，以及马来半岛的锡等。在此期间，槟榔屿的贸易额增长约3倍，马六甲的贸易额则仅增长1倍多。

在商业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新加坡也成为贩卖中国契约华工(俗称“猪仔”)的中心。从中国到东南亚的契约华工大多数在新加坡上岸，然后贩卖到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的锡矿或种植园去干活，也有少数人留在新加坡充当市政建设和种植园的劳工。在贩卖契约华工的一个多世纪里，经过新加坡这个转运站的契约华工不下500万人。

在新加坡的华工主要在种植园劳动，以及从事道路、港口和房屋的建设工作。华侨在马来半岛各地种植甘蔗、丁香、胡椒、甘密(gambier，叶汁可作染料，亦可入药)等作物已有较长的历史。华侨在新加坡开辟的种植园主要种植胡椒和甘密。1839年海峡殖民地颁布土地法后，才促使欧洲人建立大规模的种植园，但仍由华侨承包种植，其中大多是来自广东潮州的移民。1834年以前，甘密主要出口到暹罗(泰国)、中国和日本。1834年英国取消对甘密征收的进口税后，甘密开始大量输往英国。到1848年，新加坡种植甘密的面积达2．4万英亩，胡椒的面积为2614英亩，合计占新加坡岛耕地面积的75%以上。这两种作物的出口值则占新加坡出口总值的60%。由于华侨采用砍倒烧光的原始耕作方法，使地力迅速耗尽。19世纪中叶以后，许多人改而从事木薯种植业。

新加坡的市政建设也主要是依靠华工的艰辛劳动完成的。新加坡开埠初期，许多华工聚居在新加坡河的出海口附近，即后来的铁匠街、庙街、北运河路和新桥路一带，从事港口建设和码头搬运工作。为了清扫尘土飞扬的街道，每天需要用牛车运水冲洗，这一地区因此被华人习惯称作牛车水。后来，这里的华工逐渐分散居住，街道已铺上沥清，不再需要用牛车运水，但是牛车水之名却保留下来，并为人们所熟知。今天，牛车水已成为新加坡著名的旅游景点。外国游客可以在牛车水买到来自中国的商品，特别是中国的传统工艺品。

随着新加坡经济的迅速发展，华侨中开始出现一些较富裕的商人。他们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承包鸦片、烈酒及其他税收，以及经营种植园等。马来半岛生产的锡以及胡椒、甘密、丁香等作物，大都经由新加坡出口，而日用工业品也经由新加坡进口。一些新加坡华商还在马来半岛投资开采锡矿，雇佣当地华侨为矿工。在19世纪马来半岛柔佛邦等地实行港主制时，一些港主是新加坡的华侨富商，如林亚相等。林亚相从柔佛素丹获得新山地区一大片土地的承包权，开辟多处甘密种植园，还拥有森林开采和鸦片、酒类的专卖权，以及开办赌馆的专营权。林亚相成为新加坡和柔佛的华侨富商，并受柔佛素丹赐封拿督勋衔。

19世纪新加坡著名的华侨富商还有陈金声、陈明水父子，陈笃生、陈金钟父子，章三潮、章芳琳父子等。他们大都是从经营商业贸易开始，进而从政府获得鸦片、酒类的专卖权，税收承包权等，拥有家族企业。由于他们拥有雄厚的财力，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自然成为华侨社会的领袖，也为英国殖民地当局所重视。例如，陈笃生和陈金声曾合作于1844年在新加坡创建平民医院(后称陈笃生医院)，并由陈笃生长子陈金钟捐款重修。1854年，陈金声在新加坡倡办华文萃英书院，免费招收华侨子弟入学，并捐款修建新加坡自来水蓄水池，于1877年建成。1882年，新加坡政府特修建陈金声塑像以资纪念。章芳琳曾于1875年捐资创建章苑生(章芳琳的企业称苑生号)华文义校，后改为英文义校。1875年在华侨聚居区购置土地，开辟为公园，称芳琳圃，1957年由新加坡政府接管，改名芳琳公园。

新加坡由于地域狭小，华侨众多，到1860年时，华侨已占新加坡人口的65%。华侨的宗乡和宗亲团体成立较早。早期的华侨团体大都以寺庙为依托，通过祭祀等活动以促进情谊，加强互助团结，保护自身利益。1821年新加坡开埠之初，福建籍华侨就在海边修建寺庙，称为天福宫，又称妈祖宫。它是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前身。福建会馆成立后，仍长期设在天福宫内。新加坡天后宫则是琼州会馆的前身，成员为海南籍华侨。新加坡华侨最早成立的宗亲组织是曹亚志于1819年创建的曹家馆。初期会员只限广东台山籍华侨，1971年起改为允许其他籍贯的曹姓人士入会。新加坡早期华侨社会还有许多行业团体，华侨建筑业最早的行业团体是北城行，成立于1868年。

在新加坡华侨社会中，源自中国家乡的秘密会社(又称私会党)组织也很活跃。1790年成立于槟榔屿的华侨秘密会社——义兴，于1825年在新加坡建立分支，成员以广东籍华侨手工业者为主。1830年，新加坡华侨社会中又出现另一个秘密会社，称为义福，成员多为福建和潮州籍华侨。会社之间经常发生械斗。义福组织内的福建帮和潮州帮也于1870年发生械斗。华侨秘密会社之间的争斗不仅不利于华侨社会的团结，也影响到新加坡社会的治安和经济的发展，因而引起英国当局的关注。特别是义兴与海山两大秘密会社于1862－1873年间发生在马来半岛霹雳邦的拿律锡矿区的大规模械斗，促使英国当局采取管制秘密会社的措施。1869年，英属海峡殖民地政府颁布镇压危险社团法令，规定所有秘密会社必须重新登记，将会社成员聚居地划分为若干区，各委任一名首领进行治理。其后，英国当局又陆续颁布相关法令，但未能完全禁止华侨秘密会社的活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华侨秘密会社的活动才基本停止。

为了加强对华侨的管治，英属海峡殖民地于1877年首先在新加坡设立专门处理有关华侨事务的机构，称为华民护卫司署，任命英国人毕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1840－1907)为首任华民护卫司。毕麒麟曾在中国福建、台湾等地海关任职，学会闽南语和汉语普通话，1871年起在新加坡的海峡殖民地高等法院任华语通译，1872年被派往马来半岛霹雳邦处理义兴与海山两大秘密会社械斗问题，因熟悉新、马华侨社会情况而受英国当局重用。1881年和1911年，在槟榔屿和马六甲也相继成立华民护卫司署。1914年，各地的华民护卫司署均改名为华民政务司署，仍专司管理华侨事务。

同时，英国当局还在新加坡成立华人参事局，作为咨询机构。参事局由华民护卫司任主席，参事除行政会议和立法会议的华人议员兼任外，另由英国总督在征询华民护卫司及上述华人议员后委任。参事局的主要任务是向英国当局反映华人社会的意见，并就可能影响华人利益、华人习俗、华文教育等事项提出建议。新加坡华人参事局于1889年12月20日宣布成立，1890年2月召开第一次会议。首届参事有13人，除任主席的英国人外，华人有福建籍5人，潮州籍4人，广州籍2人，海南籍1人。同年3月27日，在槟榔屿也成立华人参事局。这一机构到日本占领新加坡后才宣告解散。

中英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被迫开放门户，允许人民出国谋生，新加坡的华侨人数急剧增加。到19世纪70年代，清朝统治者开始重视保护海外侨民问题。1877年，即在英国设立新加坡华民护卫司署的同一年，清朝也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任命当地华侨富商胡亚基(璇泽)为首任领事。1890年，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馆升为总领事馆，同时在槟榔屿设立领事馆，由当地华侨富商张振勋(弼士)任首任副领事。英国当局认为，在英属海峡殖民地的华人是英国的属民(British subject)，坚持由当地华人出任中国领事，而不同意由中国派遣外交官员任领事。因此，对胡亚基和张振勋的任命实际上是清朝政府与英国妥协的结果。中国领事馆设立后，清朝政府仍经常为处理华侨社会的问题而与英国当局发生争执，实际上很难发挥保护中国侨民利益的作用。

为争取海外华侨效忠于清朝，吸收华商的资金，清朝自19世纪60年代起就向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出卖官爵。后来，为了推动洋务运动，海外华商在中国投资兴办实业者，也可以获授爵衔。清朝政府还在新加坡华文《叻报》上公开刊登华侨可以捐得的各类官衔。到1889年，此类官衔已多达47种，并公布详明的价目表。1877－1911年间，在新加坡和马来亚至少有290名华商从清朝捐得各种官爵。一些华商也以捐得清朝的官爵为荣。他们往往在华侨的社交场合穿戴清朝的官服以示官阶，并将自己的住宅称作“大夫第”、“资政第”等。

因此，从戊戌变法的失败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社会的任何重大变革都在新加坡华侨社会中引起不同的反应。一些华侨富商极力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反对民主革命派，而广大中下层华侨则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两派经常在华侨的报纸上展开激烈的争论。革命派在新加坡影响最大的报刊是《图南日报》。该报于1904年1月创刊后，即与保皇派的《天南新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由于发行量太小，经济拮据，终于无法维持而于1905年底被迫停刊。1907年，革命派又创办《中兴日报》。孙中山曾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在《中兴日报》上发表《论惧革命招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等3篇文章，批驳保皇派宣扬所谓中国革命将招致列强瓜分中国等言论。

1900－1906年间，孙中山为在东南亚华侨中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建立革命组织，曾多次到新加坡、马来亚、越南等地活动。1901年，兴中会的领导人之一尤列在新加坡成立中和堂，并在吉隆坡、怡保、芙蓉、柔佛和槟榔屿等地设立分堂。中和堂在动员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参加辛亥革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后来，中和堂的许多会员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6年2月，孙中山在新加坡亲自主持成立新加坡同盟分会，接着又去吉隆坡建立同盟分会。首批加入同盟会的新加坡华侨有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人。其后，黄乃裳、林文庆、陈嘉庚等也陆续加入。为了更好地协调和领导东南亚各地同盟分会的工作，1909年又在新加坡建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后又迁往槟榔屿。

在新加坡同盟分会成立以前，一些革命派人士曾于1903年创立星洲书报社。它的主要活动是向群众出借宣传革命的书籍和报刊，为革命派人士发表演说提供会场。这一做法收到良好的效果，以致为各地革命派人士所仿效。在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建立后到辛亥革命爆发前，革命派人士还创立其他的书报社，如1911年8月成立的同德书报社，成员曾达到400多人。辛亥革命胜利后，这些书报社仍积极从事宣传民主共和，支持国民政府的活动。到20世纪20年代后，由于英国当局的干预，同德书报社才修改章程，不再从事政治性活动，而改为文化福利团体。

在同盟会的领导下，新加坡华侨不仅以财力物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还参加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历次武装起义，有些人英勇献身。1906年5月，新加坡同盟会会员黄乃裳、许雪秋等在广东潮汕地区准备发动起义，因组织工作不善，导致起义失败。同年6月，新加坡同盟会会员邓子瑜等人在广东惠州七女湖发动起义，也未成功。在著名的1911年黄花岗起义中，就有16名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壮烈牺牲。

武昌起义前后，新加坡华侨为支持中国革命作出很大贡献。他们踊跃捐献财物，支援起义经费。武昌起义后，新加坡华侨立即成立广东保安救济委员会，募捐25万元赠给广东革命政府，后又成立福建保安筹款会，募捐27万元给福建革命政府。

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对新加坡华侨社会的团结和进步起很大推动作用。一些曾经拥护保皇派的富商，转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大大激发新加坡华侨的民族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推动华侨弘扬中华文化的积极性。在东南亚各国中，新加坡是华侨人口最为密集的，因而华文学校和华文报刊的出现也比较早。1854年，新加坡华侨就创立萃英书院，1881年就出版第一份华文报——《叻报》。但是，在20世纪初的十几年间，新加坡华侨创办的华文报刊和华文学校，无论从数量或质量来看，都超越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革命派创办的《中兴日报》受到广大华侨欢迎，发行量达到4000多份。1905－1907年间，新加坡的广州籍、客家籍、潮州籍和福建籍华侨相继创办养正、崇正、端蒙、道南等华文学堂。到辛亥革命前后，它们都改为新式华文学校，从讲授四书五经改为讲授数理化等科学知识。

在新加坡华侨中，还包括一些中国移民的第三四代以后的子女，他们被称为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他们大都受过英文教育，在政治上认同于当地，但在对待中华文化传统的态度方面却不尽相同。生于新加坡的林文庆曾受华文和英文教育，1887年获得英女王奖学金，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深造，1892年获得外科硕士学位，翌年返回新加坡行医。林文庆虽然是典型的海峡华人，却热心于发展华文教育，1921－1936年曾任厦门大学校长，并将屈原的《离骚》译成英文。另一位著名的海峡华人宋旺相也于1890年入英国剑桥大学法学院深造，1893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后返回新加坡执律师业。他和林文庆合作创办英文刊物《海峡华人杂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并共同创立海峡英籍华人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他还参与在新加坡创建华文女校，任副董事长，并用英文撰写《新加坡华人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一书。另一方面，这些海峡华人在政治上又自认为英国属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峡英籍华人公会曾出版一本小册子，题为《对英帝国的义务》，内容强调海峡殖民地华人应该效忠于英帝国。该会的领导人宋旺相、林文庆、陈若锦等人共向英国捐献53架飞机和大量金钱。到20世纪30年代，该会曾要求海峡殖民地当局规定英语为各民族交往的通用语言。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30年代间，是新加坡华侨的经济实力迅速发展的时期。主要表现在华商经营的产业领域从传统的零售商业和手工业扩展到现代工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企业规模也从家庭经营的小商店发展为现代化的中大型厂商，其中尤以橡胶种植与加工制造和银行业的崛起最为显著。

1877年英国人从锡兰(今斯里兰卡)将橡胶树苗引入新加坡并试种成功后，林文庆、林义顺、陈齐贤等人开始在新加坡和马六甲大规模种植橡胶。到20世纪初，橡胶树已取代甘密、胡椒等传统经济作物而成为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主要种植的作物。与此同时，橡胶贸易业和橡胶制品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到1928年，新加坡华商经营橡胶贸易者达260多家。1917年，陈嘉庚开始经营橡胶加工业，创建谦益制胶厂。1926年，陈嘉庚公司属下有13家制胶厂，所产胶鞋等橡胶制品行销东南亚各国。其后，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也于1927年创立南益树胶烟房，翌年改为南益树胶公司。除橡胶制品工业以外，华商经营的其他轻工业如黄梨(菠萝)罐头厂、火锯(碾米)厂、肥皂厂、饼干厂等也有长足的发展。

为适应工商企业发展的需要，新加坡华侨经营的银行业迅速崛起。1903年，华商黄亚福在新加坡创立第一家华资银行，即广益银行。1907年，黄松亭等人合作创立四海通银行。1912年，林秉祥、李俊源、林文庆等合作创立华商银行。规模比较大的华资银行是1932年和1935年相继成立的华侨银行和大华银行，它们是新加坡华侨银行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华侨银行是由华商银行、和丰银行和1912年成立的原华侨银行合并而成的。它实收资本为叻币1000万元，1940年的资产总值达7540万元，均远远超过以往的华资银行。大华银行是由沙捞越华商黄庆昌等合作创立的，初期资本为100万元，但发展迅速。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后，新加坡华侨立即掀起抗日救亡运动。9月22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通电中国政府，要求奋起抗日，并致电国际联盟和美国总统胡佛，要求国际社会制止日本的侵略活动。翌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新加坡华侨于2月初成立救济上海伤兵难民筹赈委员会，开展抗日宣传、义卖和募捐等活动。1937年2月12日，新加坡华侨工、商、学、文化等各界人士组成新加坡华侨各界救国联合会，致电中国国民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七七事变爆发后，新加坡118个华侨社团的代表于8月15日开会，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同时，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新加坡队等抗日组织，也以新加坡为基地。在广大华侨的积极支持下，筹赈活动取得很大成绩。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间，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的抗日捐款达2042多万元，认购中国政府公债1300多万元。另一方面，由于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日本与新、马的贸易额从1937年的7130万元急剧下降为1938年的2287万元。

为了统一和进一步推动东南亚各地华侨的抗日救国工作，东南亚各地及香港的抗日团体代表于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集会，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和李清泉为副主席。会址设在新加坡。在南侨总会的领导和推动下，新加坡及东南亚各地的华侨抗日救国活动掀起新的高潮。1938年12月，应南侨总会的邀请，中国武汉合唱团到新加坡和马来半岛各地巡回演出，募得捐款200多万元。南侨总会还发动东南亚各地华侨，向中国抗日前线将士捐献棉衣达30万件。新、马华侨又捐款购买100辆卡车，支援祖国西南地区的抗战物资运输。1939年2月，南侨总会在东南亚各地招募华侨汽车修机工和驾驶员回国服务，新加坡华侨立即响应。在共计3192名回国的华侨机工中，新加坡华侨即占907人。他们大多数在滇缅公路上从事军需物资的运输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很大贡献。同时，许多新加坡华侨青年参加回乡服务团，战斗在祖国各地抗日前线。

英国当局对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的抗日救国活动一直采取限制和压抑的政策，直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向马来亚大举进军的时候，才支持华侨的抗日活动，允许华侨建立抗日自卫武装组织。1941年12月20日，英国当局释放了被拘禁的马来亚共产党干部及其他抗日活动分子，吸收马共成员到设在新加坡的101军团特别训练学校接受军训。这些人成为后来成立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骨干分子。

在日本侵略军日益逼近新加坡的形势下，英国当局进而要求华侨协助英军保卫新加坡。12月30日，新加坡华侨各界代表在中华总商会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陈嘉庚任主席。该会所属保卫团，负责维持治安和防空救护工作；劳工服务团负责修筑工事，搬运军用物资等；民众武装部负责组建华侨义勇军。1942年2月1日，新加坡华侨义勇军成立。华侨义勇军的武装装备陈旧，战士们虽浴血奋战，终究未能阻挡日军进攻。2月13日，英国当局解散了华侨义勇军。2月15日，英军宣布向日本侵略军投降。

为了搜捕和镇压抗日分子，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即对华侨实施所谓检证，即从1942年2月21日起，勒令所有的成年华侨男性集中在指定地点，逐一接受日军盘问。凡被怀疑为抗日分子的人，即被拘捕杀害。在3天的检证中，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被杀害者达数万人。接着，日军当局为搜刮华侨的财富，又勒令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向日本缴付“奉纳金”。“奉纳金”的总额为5000万元，必须在4月20日前交齐。3月16日，伪新加坡华侨协会在日军监督下，将“奉纳金”分摊给新加坡和马来亚各州。其中，新加坡华侨要缴纳1000万元。

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新加坡华侨工商业遭受沉重的打击。由于海路交通中断，新加坡华侨的贸易业几乎停顿，华侨经营的工厂也被日本占领当局以“军事需要”为理由而征用，机器设备被拆走。日本当局又以发行军用票等手段，掠夺华侨和其他民族的财产。日本投降后，这些军用票都成废纸，新加坡华侨因此遭受的损失达2亿多元。

日本侵略者害怕华侨的抗日思想，封闭华侨创办的所有华文报刊，而出版日军当局的喉舌——《昭南新闻》(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将新加坡岛改名为昭南岛)。日本当局还封闭华侨创办的华文学校及华侨社团。在官办的学校中，强迫华侨师生学习日语，实行奴化教育。

但是，日军的残暴罪行只能激起新加坡华侨更强烈的反抗。许多新加坡华侨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战斗在马来半岛各地。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英国军队卷土重来。9月15日，英国在新加坡成立军政府，企图恢复它在新、马的殖民统治。但是，在战后的新形势下，新、马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英国当局在宣布建立马来亚联盟(Malayan Union)的新国家时，仍保留新加坡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

战后新加坡华侨社会发生深刻的变化。由于在当地出生的华侨后裔日渐增多，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已经同新加坡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同各族人民一样，首先要为实现新加坡的自治而斗争，同时争取获得新加坡公民权。一些在新加坡出生，受英文教育，曾在英国留学的华裔知识分子如李光耀、杜进才、吴庆瑞等人，成为新加坡争取自治权斗争的领导力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也为出生于中国的华侨争取获得新加坡公民权而努力。中华总商会曾多次向英国政府递交有关公民权的备忘录。1957年，新加坡议会终于通过公民权法令，使中国移民的公民权问题获得解决。此外，新加坡议会在广大华裔的要求下，于1956年4月通过废除议员在议会中必须使用英语的规定。这些都有利于华裔公民参与新加坡的政治生活，行使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真正反映新加坡华裔参政意愿和行动的，是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动党的成立。该党的绝大多数成员是华裔公民，由杜进才任主席，李光耀任秘书长。1959年5月30日，新加坡举行自治后第一次大选，人民行动党获得绝对优势，由李光耀出任自治政府总理。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新加坡成为它的一个成员。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自1959年起，人民行动党在历次大选中均获得胜利，在议会中占有绝大多数席位。1990年，吴作栋继任总理，李光耀任内阁资政。

新加坡独立以来，经济发展迅速。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成立后，新加坡成为英国的直属殖民地，与马来亚分离。但是，马来亚的对外贸易仍依赖新加坡作为转口港，马来亚生产的橡胶、锡产品等仍需经新加坡出口。因此，华商在新加坡的外贸、航运、金融等领域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零售商业和对外贸易是新加坡华人经营的传统产业，大约80%的商号为华资所拥有，特别是零售业几乎完全由华商经营。其中绝大多数为中小型商店，同时也有一些大型百货商场和超级市场，如王梓琴家族创办的美罗百货公司，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拥有15家分店。

制造业方面，除南益集团等继续经营橡胶工业和木材加工等产业外，华商多经营食品、日用品等轻工业。具有悠久历史的杨协成企业集团，从生产酱油的作坊发展为大型食品企业集团。1995年为华商黄廷芳家族收购，仍以生产杨协成商标的食品而闻名于国内外。周子敬家族创建的康元饼干企业集团，在中国香港、深圳、上海等地均建有合资企业。

新加坡不仅是国际贸易中心，同时是国际金融中心。除国营银行外，华资银行也发挥很大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起，华资银行业出现合并的趋势，逐步形成三大华资银行集团，即华侨银行集团、大华银行集团和华联银行集团。各集团下属有数十家银行和金融机构，拥有庞大资产。

新加坡华资高科技企业自20世纪80年代起崭露头角。其中的杰出代表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1987年由沈望傅创立。到90年代，该公司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声卡制造商。

为增强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新加坡政府一贯重视英文教育，致使华文水平逐渐下降。1953年，在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倡议下，新加坡279个华人团体合作创建东南亚第一所华文高等学校——南洋大学，于1956年3月15日开学。1980年，根据新加坡政府的教育政策，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成为以英语为教学媒介的高等学校。

新加坡原有《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等多家华文报。1983年，上述两家日报合并，改为出版《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于3月16日首刊。其他华文报有《新明日报》等，发行量较小。

新加坡华人多为广东、福建、海南籍移民后裔，日常交往及家庭生活中均习惯使用方言。1979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等华人团体和报社共同发起推广华语运动，旨在用标准华语(即汉语普通话)逐步取代华语方言，以消除华人各方言集团之间的隔阂，增强华裔公民对新加坡的认同感。9月7日，李光耀总理在推广华语运动开幕典礼上发表讲话。新加坡政府下令全体公务员、医务人员及柜台工作人员使用华语同公众交谈。1980年，新加坡的小学一年级华族学生在家中使用华语的比例为26%，到1992年时上升为64%，而使用华语方言的比例则由64%下降为3．6%。但是与此同时，华族学生在家中使用英语的比例，也从9%上升为31%。也就是说，有22%的华族学生在放弃使用华语方言时，并未改用华语普通话，而是改为使用英语。

90年代后，新加坡政府开始强调华族的母语教育，强调华族应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华族的社团也开展多种活动，传播中华文化。1990年起，新加坡华文报业集团等20个机构联合主办一年一度的华族文化节。1995年5月17日，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筹建的新加坡华裔馆宣告成立。在吴作栋总理倡议下，新加坡华乐团于1996年6月24日成立。副总理李显龙为名誉赞助人。此外，新加坡国会于1991年1月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共同价值观”5条，也包含中国儒家文化的内容。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