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华侨华人概述

历史记载和文物考古证明：早在素可泰王朝(泰族建立的第一个王朝，中国史书称为“暹国”)时代，就开始有中国人移居泰国。素可泰王朝(1238－1438)时代中国人移居暹国，大致有两种类型：其一，不愿向元兵投降并避其追杀而逃到暹国的政治移民。《宋史》卷418“陈宜中传”云：“益王立，复以(陈宜中)为左丞相。井澳之败，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度事不可为，遂不反。二王累使召之，终不至。至元十九年(1282)，大军伐占城，宜中走暹，后没于暹。”当然，与南宋左丞相陈宜中一起逃到暹国的人员中，还有他的亲信、随从和部卒。另外，追随宋将抗元的潮人，后来也因兵败分水陆两路逃居暹国。其二，为发展陶瓷业而聘请中国工匠来暹的技术移民。据《元史》记载，元朝曾经三次遣使招谕暹国，而暹国则曾经九次派使入朝中国，中暹邦交活动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伴随两国邦交活动而来的，就是以“朝贡和回送”为形式的经贸关系的开展。素可泰王朝第三位国王兰甘亨在位时期(1287－1317)，暹国国内政治统一，局势稳定，经济发展，贸易昌盛。国都素可泰城北面50英里处的著名宋加洛烧瓷窑，就是兰甘亨时代聘请中国元代500名匠人来此烧制瓷器的处所，迄今已发现的宋加洛烧瓷窑共计49个。为纪念兰甘亨丰功伟绩而设立的兰甘亨国家博物馆，其中展出许多著名寸古录陶瓷器，这是中国元代匠工到宋加洛设窑烧制瓷器的遗留价值连城的作品，以及其他文物古董。由此可见，正是素可泰王朝时代兰甘亨招聘这批中国技术移民，开创此后数百年暹罗持续欢迎中国移民之先河。在素可泰王朝时代，除上述两类中国移民(政治移民与技术移民)外，可能还有少数华商在暹国境内作短期停留或中长期侨居。诚如泰国历史之父——昙隆亲王所说：“中国亦自兰甘亨王时代起首，开始移民来暹。”

国都设于泰国中部阿瑜陀耶城(华侨惯称“大城”)的阿瑜陀耶王朝(1350－1767)，是泰族建立的第二个王朝。《明史》称阿瑜陀耶王国为“暹罗国”。明代是中泰关系史上使节往来最频繁和官方贸易最活跃的时期。

在明代中泰两国交往密切、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明代后期私人海上贸易发展的推动下，中国东南沿海人民先后移居暹罗日多。与素可泰王朝时代中国人移居暹罗相比，阿瑜陀耶王朝时代中国人移居暹罗，具有如下特点：其一，移民的类型增多。在阿瑜陀耶王朝时代，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移民，大致上有五种类型：

1. 谋生移民。例如，17世纪时，阿瑜陀耶王国国都市肆中有各种中国工匠在营业，郊区有中国人在养猪、种菜。又如，开发宋卡、名扬泰国南疆的吴阳，也是阿瑜陀耶王朝时代从中国移居暹罗的谋生移民。
2. 技术移民。昙隆亲王在《暹罗古代史》一书中指出：“在醒布里小河沿岸之瓷窑地方，今日尚有瓷窑痕迹，其为中国式瓷窑，与宋加洛及素可泰等处毫无差异。据吾人推想：那坤因王亦必曾步兰甘亨王之后尘，带领中国匠人来暹烧瓷。”
3. 垦殖移民。如16世纪中叶闽粤沿海著名海盗林道乾为明朝官兵所败，他于万历六年(1578)亲率随行部众2000多人、大小船舶百余艘向南远迁，抵达泰南北大年。其后北大年女王即以道乾为驸马，以公主妻之，并划滨海地方为其食邑。道乾既受封地，且已皈依伊斯兰教，遂率众致力垦殖。
4. 商贸移民。明代黄衷著《海语》载：在暹罗国都大城，“虽王之妻妾，皆盛饰倚市，与汉儿相贸易，不讶亦不敢乱”。明代张燮著《东西洋考》也载：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北大年港，从事商贸活动的“华人流寓甚多，趾相踵也。”
5. 反清移民。明末清初，在皇朝更迭的战乱中，又造成一次海外移民。

明代许多遗民举兵失败后逃奔海外，如17世纪中叶的暹罗国王曾接纳一批明末中国士大夫为朝廷服务。此外，传说当时有一艘满载明代遗民的海船就在暹罗东海岸停泊登陆。其二，暹罗国都大城出现早期华侨社区。根据泰国有关史料证实：到阿瑜陀耶王朝中后期，暹罗国都大城共有5处相连或接近的华侨商(业)住(宅)结合聚居区，形成一个具有区域性生活共同体的早期华侨社区，这是过去所无的。其三，中国移民在暹罗境内的分布较广。到17世纪，中国移民在暹罗的主要侨居地，除大城(阿瑜陀耶)、北大年、万佛岁(春武里)、宋卡外、尚有北榄坡(那空素旺)、北柳(差春骚)、万仑(素叻他尼)、洛坤(那空是贪玛叻)和普吉岛。此外，其时暹罗境内的曼谷、尖竹汶(占他武里)、夜功(沙没颂堪)、佛丕(碧武里)、叻丕(叻武里)和董里等地，也开始有华侨旅居。据估计：17世纪时，暹罗国都大城及郊区有3000名华侨，全暹罗至少有华侨1万人。此外，从17世纪上半叶起，就有许多华侨在暹罗航运上从事工作。到18世纪中叶，暹罗国都大城及郊区的华侨华人已超过1万人。由于阿瑜陀耶王朝末代国王政治腐败，国都大城于1767年4月8日被缅甸军队攻陷。在大城即将被攻陷之际，华裔守将郑信见大势已去，遂偕500华泰子弟兵冲出缅军包围圈，东奔罗勇，招募当地华泰人加入部队计5000之众，分乘船500艘沿海道进入湄南河，攻占吞武里，乘胜克服大城。郑信同年在吞武里登基，这就是泰国历史上的吞武里王朝(1767－1782)。

由于郑信在领导光复暹罗的正义战争中，不仅得到大批华侨子弟兵的全力支持与浴血奋战，而且获得华侨商人的慷慨资助，如捐赠金钱、粮食、肉类、布匹、船只等。因此，郑信在建立吞武里王朝以后，出于建设新都、恢复经济、活跃商贸的需要，遂公开招徕中国人移居暹罗，大批闽、粤移民(尤其大批潮州移民)就是在这个时期来到暹罗的。吞武里王朝创建者郑信不仅对光复暹罗有功的华人将领委以重任，而且对捐献作战物资有巨大贡献的华商授以封爵。此外，他对开发地方经济有成绩、愿意为新朝效劳的华侨也加以重用，并在其他方面给华侨(尤其是潮人)以照顾。正是在郑信的优惠政策的吸引下，在湄南河东岸的曼谷柴珍地区，开始形成华侨新商业区。1782年，郑信的大将却克里取得王位，创建泰国历史上第四个王朝——却克里王朝，中国史书仍称该王国为暹罗国。由于却克里王朝拉玛一世(1782－1809年在位)把国都迁到吞武里对岸(中隔湄南河)的曼谷，按照泰国人以国都之名为王朝之名的历史习惯，所以人们通称却克里王朝为曼谷王朝(1782年至今)。

基于借助华侨人才劳力开展官方对外贸易、建设新都、管理财赋、活跃商业以及垦殖、开矿、修筑铁路等方面的需要，曼谷王朝头5位最高统治者(拉玛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继续采用欢迎、厚待、重用华侨华人的政策。拉玛一世却克里于1782年建立以曼谷为都的曼谷王朝以后，即选择在曼谷原来华侨聚居的柴珍地区(今皇家田一带)建造大皇宫，雇用很多华侨工匠建筑城墙、宫殿、佛寺、桥梁等。单是新都的初建工程，前后历时3年，不难看出曼谷王朝的建立，就迎来大批的中国技术移民。清代谢清高撰《海录》载：暹罗“商贾多中国人”。可见当时暹罗的商贸移民也不少。例如，清朝政府于嘉庆十二年(1807)发现“澄海商民领照赴暹罗等国买米接济内地民食，虽行之已阅四十余年，据报回棹者不过十之五六”。这正与谢清高《海录》关于暹罗“商贾多中国人”的记载相一致。19世纪初，天主教神父马里逊(Morrison)主办的《每月统记传》(中文月刊)述及暹罗华侨的情形很详细，有一节说：“华人驻此，娶番女。(曼谷)唐人之数，多于土番。惟潮州人，为官属封爵，理国政，掌财赋……每年有上海、宁波、泉州、厦门、潮州、广东船进其国都。”此外，《每月统记传》还提到华侨在暹罗一些地区“耕种经营”的事实。据记载：1890年，曼谷王朝拉玛五世(1868－1910年在位)“决定建筑东北线(由曼谷至呵叻)铁路之时，即有甚多之华工参加。稍后又建筑北线(由曼谷至清迈)铁路及南线铁路，以便连接马来亚大铁道，于是华侨之参加者尤众”。由此可见，暹罗从1890年起陆续修筑贯通东北、北部、南部三线铁路的过程中，也吸引相当多的中国移民的到来。据估计：1825年，暹罗约有华侨23万人；1860年，33．7万人；1890年，47．9万人；1910年，增至79．2万人。当然，以上四组华侨估计数字，仅指当时的中国移民而言。至于有的西方学者估计1884年暹罗华侨已达150万人，恐怕是把中国移民的子女包括在内。

如上所述，拉玛一世于1782年建立以曼谷为都的曼谷王朝以后，即选择在曼谷原来华侨聚居的柴珍地区建造大皇宫，遂谕令这一地区的华侨迁到自越三饭寺至三聘佛寺之间一带地区居住，为了便利华侨商人的贸易，故又在三聘开建一条商业市街，这就是曼谷最古老的唐人街——三聘街。随着曼谷的中国移民逐渐增加，以三聘唐人街为中心的中国商业城的范围也逐步扩大。1861年，拉玛四世(1851－1868年在位)下谕修筑石龙军路。由于曼谷的华侨人数增加很快，所以石龙军路又成为华侨聚居的商业街，尤其是石龙军路的越迪地段华侨更为集中。介于石龙军路和三聘街之间的耀华力路，为拉玛五世于1894年所谕建。这样，到19世纪末叶，以“一街三路”为格局的曼谷中国商业城宣告形成。

进入20世纪初，开始逐步形成全侨性暹罗华侨社会。促使全侨性暹罗华侨社会逐步形成的重要因素是：

1. 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推动。1905年6月，孙中山首次莅暹，在曼谷与各属爱国华侨取得联系，一些著名的华侨民主人士还创办宣传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华文报纸和华文学堂，成为发动暹罗侨胞参加推翻清王朝斗争的宣传阵地。1908年冬，孙中山等人自新加坡抵暹，曼谷侨商开会欢迎，并恭请孙中山在耀华力路一条横街向侨胞发表演说(这条横街从此就叫“演说街”)。孙中山在演说中，不仅驳斥保皇党散布“保皇即革命”的谬论，而且还号召暹罗华侨实现爱国大团结。这对促进全侨性暹罗华侨社会的形成，是一种极其有力的思想推动。接着，孙中山在曼谷主持成立中国同盟会暹罗总支部，并指导组织暹罗中华会所。在孙中山卓有成效的宣传发动下，暹罗各属华侨都开始实现爱国大团结，并对孙中山发动的起义和革命给以财力、物力的支持。
2. 华侨工商业的发展是形成全侨性暹罗华侨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带动力量。到19世纪中叶，暹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曼谷开始采用蒸汽碾米机(俗称“火砻”)加工生产大米，但此项工业初期(约自1864－1870)是握在洋商尤其德商的势力圈内。至于华侨之经营火砻业者，当以潮属华侨高元盛所创的火砻为先，接着又有其他华侨相继竟设此项蒸汽碾米厂。这样，到19世纪末，洋商势力已完全在此业中消失。及至20世纪初叶，火砻业在暹罗华侨的工商业中，已成为一种最大的行业。如所周知，大米居战前暹罗“四大物产”之首，加工生产出口大米一直占外贸出口的最大比重，也是暹罗国民收入的最重要来源。“一农兴百商”，在加工生产出口大米的暹华火砻业的带动下，以三聘唐人街为中心的中国商业城也进一步兴旺起来。与此同时，以嵩越路为华商出口暹罗杂粮、土产与进口中国货、香港货、新加坡货之基地的“香(港)叻(新加坡)汕(头)贸易”也开展起来。

这样，从20世纪初起，分散在暹罗各府、各县、各乡的华侨商贩为了收购稻谷、杂粮、土产以供火砻主和出口商加工出口，同时又从入口商购进外来商品运到内地层层推销，便逐渐组成遍布暹罗城乡各地的华侨商业网。而这种华侨商业网，正是促使分散在暹罗城乡各地的华侨小共同体，逐步形成暹华有机的大共同体——全侨性暹罗华侨社会，创造有利的和必要的经济条件及组织条件。于清宣统二年(1910)在曼谷创立的暹罗中华总商会，正是应运而生的暹华工商界最高的商会组织。其创立的“宗旨一本商人立场，以集思广益，公断商事纠纷为本”。但实际上，暹罗中华总商会却为暹华侨商与各界侨胞之大家庭，此后所有会务及大部分工作，遂不免涉及全侨性的共同利益及负起全侨性的领导作用。甚至暹罗中华总商会为暹罗华侨证明身份的证书及签发商务活动的公函，均被远东各国政府承认有效。由此可见，暹罗中华总商会的创立及运作，正式标志全侨性暹罗华侨社会开始形成。

在暹华工商业逐渐发展的基础上，还开始出现全侨性公共慈善机构。1904年，由暹京部分华商捐资创办的天华医院宣告成立，该医院专为暹华贫苦同侨施济医药。1910年，由暹罗华商捐资创办纪念大峰祖师的报德善堂在曼谷设立，对贫侨死后无能具棺收埋者，该堂于接到报告后，即具棺派员前往为之收殓，并运至该堂坟地埋葬。因此，当时暹罗侨众尝有俗谚云：“病有天华医院，死有大峰公(大峰公指报德善堂)。”如果不是在20世纪初叶开始形成全侨性暹罗华侨社会，孰能如是。1910年11月1日，曼谷王朝拉玛六世(1910－1925年在位)加冕登基，暹罗中华总商会首届会长高晖石代表暹罗全体华侨向新国王致辞表示祝贺，并为暹罗王室所认可。由此可见，暹罗中华总商会已经开始成为全侨性暹罗华侨社会的最高社团和总代表，而该总商会的头头也开始成为暹华社会的公认领袖。与历史上的早期华侨社区、分散孤立互不联系的各地华侨聚居点以及稍后出现的洪门秘密会社相比，战前暹罗华侨社会具有如下5个基本特征：

1. 战前暹罗华侨社会具有全侨性、合法性、公开性的基本特征；
2. 华侨商家是暹罗华侨社会的主导力量；
3. 各级侨团具有兴办华文学校和其他社会福利事业的社会功能；
4. 战前暹罗华侨社会充满浓厚的中华文化色彩；
5. 暹罗华侨社会对祖国具有强烈的向心力。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王朝的消息传到暹罗后，暹京和内地各府县的华侨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曼谷中国商业城的“一街三路”都张灯结彩，锣鼓喧天。暹华最高社团——中华总商会还举行隆重的庆祝会，通宵达旦，盛况空前。这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后，暹罗各地侨胞和整个华侨社会首次表现出来的对祖国强烈的向心力，说明暹罗华侨已从过去的“自在”(自然同化)阶段转入“自为”(民族觉醒)阶段。因此，从20世纪10年代至30年代，暹罗华侨对祖国的向心力是有思想基础的，并因随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而引发更加高涨的爱国热潮。

曼谷王朝拉玛六世登基以后，由于中国辛亥革命的影响和民族主义思潮在华侨中兴起，由于移居暹罗的中国妇女的增加和男性华侨与暹罗妇女结婚的比例减少，由于华文学校的不断建立和华侨子女接受华文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华侨及其子女被同化的过程放慢。拉玛六世为了加强对华侨、华裔的同化，断然采取如下措施： (一)对上层华侨广泛封衔赐爵，争取他们归顺王室； (二)颁布第一部《国籍法》，通过立法手段把在暹罗出生的华侨子女都划为暹罗国籍； (三)首次颁布《民立学校条例》，对华侨设立的华文学校加强管制。

1914年，在曼谷发现《东方的犹太人》一书，大肆鼓吹排华。由此可见，从拉玛六世在位时期起，暹罗民族主义已开始抬头，华、暹两种民族主义思潮的碰撞不可避免。拉玛七世(1925－1934年在位)继位不久，就觉察到在华侨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华文学校到处林立、中国妇女来暹增加的情况下，要对华侨子女进行思想文化上的同化，不像从前那样容易了。但他还是要求华侨、华裔归顺和效忠暹罗王国，所以对华侨、华裔的同化措施，仍偏重于政治上的封衔赐爵、法律上确定华侨子女为暹罗人和教育上的思想文化同化。1932年6月24日，暹罗发生上层政变，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新政府开始从各方面对华侨及华侨社会加强管制。

1938年12月，亲日派、唯国主义头子銮披汶担任国务院长(即国务院总理)后，一反前此的同化政策和限制方针，公然采取赤裸裸的排华政策和压制方针，使全侨性暹罗华侨社会受到全面冲击。表现在：

1. 全侨性暹罗华侨社会的经济力量遭受严重打击。銮披汶第一次上台执政后，竭力提倡“唯国主义信条”和鼓吹极端民族主义思潮。1939年6月，銮披汶将暹罗国的国号改为泰国，加紧推行《经济泰化计划》，力图运用国家权力和法律手段，把华侨从一些主要的经济部门和众多行业中排挤出去。
2. 战前全侨性暹罗华侨社会开创的华文教育事业全被扼杀。1939年8月，銮披汶政府开始大规模查封华文学校。至年底，被查封的华校达285所。1940年6月，设于边境地区的零星华校，也逐一遭受查封。至此，全泰293所华校荡然无存。
3. 侨社传承中华文化和宣传抗日救国的主要载体也被拦腰斩断。1939年8月，亲日的銮披汶政府，以曼谷8家华文报发表抗日社论和反日言论为借口，先后查封这8家华文报。使侨社传承中华文化和宣传抗日救国的主要载体被拦腰斩断，这对全侨性暹罗华侨社会也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有关战前泰国华侨人数，由于中、泰两国《国籍法》确定国籍的原则不同而存在不同的看法。例如，据1927年暹罗举行预备人口调查，当时暹罗总人口为1263万人，其中纯粹泰人占73．8%，混血泰人(多中国血统)占17．4%，华侨占3．9%。如果按照暹罗《国籍法》的出生地原则确定国籍，则泰国人应占总人口的91．2%；若是根据中国《国籍法》的血统主义原则确定国籍，则华侨应占总人口的21．3%。又如，据1937年暹罗举行人口调查，当时暹罗总人口为14464105人，泰国人的人数为13841304人(占总人口的95．694%)，华侨的人数为524062人(占总人口的3．623%)。显然，这里的华侨人数524062人，并没有包括华侨与泰妇结婚所生的子女，甚至没有包括华侨与中国妇女结婚所生的子女。因为若按1927年暹罗举行预备人口调查的比例来推算，华侨与中国血统子女的比例应占总人口的21．3%，则1937年暹罗华侨的人数应为300万人左右。由此可见，20世纪30年代间，国际学者与暹华侨界咸认为其时暹罗有华侨250万至300万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其来有自，持之有故也。如所周知，即使在泰国对华裔同化率最高的时期，也要等到旅泰中国移民的第三代(也即第二代华裔)才成为正宗的泰人，何况战前正是暹罗华侨教育蓬勃发展、华侨子女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的时期，也即泰国对华裔同化率最低的时期。要不然，为什么当时暹罗政府要对华侨子女实施强迫泰文教育呢?为什么銮披汶政府又要在1939－1940年间把全泰近300所华文学校全部封闭呢?其实，泰国国务院长銮披汶于1940年1月20日在曼谷记者招待会也不得不说：“在我国(泰国)200万以上的华侨中，有100万以上读泰国文字。”这个讲话就登载在1940年1月20日出版的泰文《民众报》上。20世纪30年代后期任暹罗经济部长的柏沙拉塞也曾公开承认：“暹罗有华侨250万人。”由此可见，在中泰两国尚未正式建交和解决双重国籍以前，在暹华子女问题上的确曾经存在双重国籍问题，甚至连泰国官方有时也不能自圆其说。

战后新成立的暹罗(泰国于1945年9月改称暹罗)文官政府，由战时泰国反法西斯组织——“自由泰”的主要成员组成，该政府对暹罗华侨社会的各项活动暂时采取放任政策。1946年1月23日，李铁铮(不久就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驻暹罗王国全权大使)与蒙纳沦王赛尼卜拉摩分别代表中华民国与暹罗王国在曼谷签订《中暹友好条约》。

于是，暹华侨社的社会功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侨社的各项事业盛极一时，主要表现在：

1. 暹罗华文教育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到1947年底，华校更达500多所，学生总数为17．5万余人；
2. 1945年下半年至1947年底，暹华侨社先后出现15家华文日报和37种周刊与杂志；
3. 组织“暹罗华侨救济祖国粮荒委员会”；
4. 组织“暹罗华侨各界建国救乡联合总会”；
5. 纷纷成立各同乡会与各同业公会。

由于暹罗文官政府对侨社各项活动暂时采取放任政策，加上粤东侨乡发生粮荒，所以中暹航运恢复后，久受饥饿折磨的潮梅一带人民，纷纷乘搭轮船来暹谋生，形成中国人移居暹罗的又一次高潮，也是中国人移居泰国的最后一次高潮。

据约略统计：由1946年5月至1948年5月的两年间，来暹华侨的实际人数是16万余人。另一统计数字是：自1946年至1949年，经由海、陆、空三方面进入泰境的华侨入数，总共为261994人，而出境人数为69852人，净存泰国的中国移民人数为192142人。

1947年11月，暹罗一些高级军官发动政变。翌年4月，銮披汶第二次上台执政。1949年5月，銮披汶政府再次将暹罗国号改称泰国。銮披汶重新执政后，推行如下政策：

1. 政治上，追随美国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反共与排华结合起来，迫害华侨进步力量，禁止华侨社团活动，驱逐华侨出境的事件层出不穷。
2. 移民方面，于1949年宣布每个国家每年移居泰国的人数不超过200名，实际目的是阻遏中国人移居泰国。銮披汶这一阻遏中国移民的政策，为往后泰国历届政府所继承。到1979年，泰国的新《移民法》将每个国家每年移民的限额改为不得超过100名。
3. 文教方面，銮披汶政府允许华文报纸和部分华文小学的存在，但不准华侨华人举办华文中学，对华侨子女坚决施行泰文强迫教育。
4. 经济方面，銮披汶第二次执政，逐步恢复“经济泰化计划”。
5. 公民权利方面，战后两年多中，泰籍华人和在泰国出生的华侨子女的公民权利，曾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但在銮披汶第二次上台后，他们的公民权利又受到限制甚至被剥夺。

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会议，使泰国朝野人士感受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深入人心，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与日俱增。从欧美考察西方民主政治回来的銮披汶，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和改善自身的政治形象，竟然戏剧性地宣布：“泰国进入民主新纪元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由于銮披汶政府开始改变前此的排华政策，宣布放宽华侨入籍的条件，恢复第一代华裔的部分公民权利，只要是泰籍华人就完全可以享受政府“扶植泰国商人”的待遇，才使华侨(尤其华侨企业家)申请加入泰籍的人数逐年增加。由此可见，銮披汶政府的华人政策于1955－1956年间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实乃泰国华侨经济转化为华人经济、泰国华侨社会转化为华人社会的前奏。

1958年10月20日，乃沙立发动政变担任泰国国务院总理以后，正式结束自1932年以来民族主义的僵化的经济政策，确立以私人资本为主体的自由经济体制，开拓泰国经济发展的新时期。1959年，沙立政府宣布成立“扶助投资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1960年，沙立政府颁布《鼓励工业投资条例》，大力鼓励国内外私人投资，取消国营企业的垄断地位，以刺激私人资本的发展，尤其着重扶助本国民间企业(包括华人企业)和泰籍私人资本(包括泰籍华人资本)的发展。事实证明：泰国实施第一期《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61－1966)和第二期《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67－1971)的11年，也是泰国华侨经济迅速转化为华人经济的11年，更是泰国华人经济迅速发展壮大的11年。试看今日泰华最高社团——泰国中华总商会的精英，大多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脱颖而出的泰籍华人新兴工业家，益信泰国进行工业化建设和实施多期性经社发展计划，实乃加快华侨经济转化为华人经济、华侨社会转化为华人社会的时代动力。由于绝大多数华侨工商业者已相继加入泰国籍，加上一些老华侨先后去世，旅泰华侨的人数，已从1955年的761436人(占当年全泰人口的3．35%)，到1985年剩下273036人(占当年全泰人口的0．53%)，至1989年则只剩下254777人(占当年全泰人口的0．46%)。必须指出：20世纪80年代泰国所剩下的20多万华侨中，绝大多数人已是没有参加经济活动的老华侨，仅有的华侨资本在泰国注册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很小，而且越来越微小，泰国已经通过温和的同化政策和鼓励华人积极参加工业化建设，实现“经济泰化”的目标。泰国官方明确宣布：“泰国已不存在华侨掌握泰国经济命脉的问题了。”当然，这也意味着泰国不存在华侨社会。

泰国华侨社会在整体上演变为华人社会带来如下变化：

1. 入籍的华侨，由原先的中国侨民，正式成为泰国公民；入籍的华侨群体，由原先的中华民族成员，转化为泰国国内民族大家庭一个成员——华族。
2. 华侨资本，由原先的外侨资本，转化为泰国民族资本；华侨资本家，由原先的中国海外资产阶级，转化为泰国民族资本家、泰国商人。
3. 过去华侨对祖国民主革命和民族抗战的出钱出力，已转变为泰籍华人对泰国民主政治的关注，转变为华人子弟对泰国议会选举的积极参与。

尽管老一辈华人对祖籍国的经济建设机统一大业依然十分关心，但对大多数泰籍华人来说，已把他们的政治经济权益同泰国的政局与经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泰国于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的表现更为突出，所有泰籍华人无不积极响应泰国政府开展“泰助泰”运动。(四)入籍华人的心态发生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历史性变化。二战前后的暹罗华侨大多怀着“客居他乡”、“寄人篱下”的游子心情，最终的夙愿还是要“落叶归根”，就是客死暹罗也要嘱咐子女设法将棺材运回故里安葬。但自泰华群体开始融入泰国大社会——半农业工业社会以来，泰籍华人的普遍心理是：“既住泰国，只要有好的环境，能够安居乐业，生居于斯，长根发叶，则祸福同尝，荣辱共享。”可见入籍的泰国华人不但打算自己这一代人终老于斯，而且要让自己的子孙世世代代也在当地生存、发展下去。泰国华人对入籍国的这种鲜明的归属感，恰好表明他们“落地生根”的共同心态。正如其他民族总会保留自身的一些特点一样，泰籍华人作为泰国境内的华族也保留自身的一些特点，如华文、华语(包括方言)、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社团组织等。

泰华社团不仅是华族保留自身特点的最大实体，而且也是形成具有共同文化习俗的华人社会的最重要架构。全泰华人大共同体——泰华社会正是通过各种纽带建立起来的各类社团，充分发挥团队精神，积极凝聚力量，广泛联络感情，开展互相帮助，谋求生存发展，群体落地生根。因此，华人社团实乃泰华社会的力量和作用所在。泰华社团发展很快，目前全泰76府大小社团已达2000多个，仅曼谷就有400个左右。泰华社团大致上可分七大类：

1. 泰国工商同业公会。泰国华人工商同业公会的最高组织，就是泰国中华总商会。除了为数众多、分门别类的全泰华人工商同业公会外，内地各府华人也设立本府华人的工商同业公会。
2. 泰国华人会馆。除泰国中华会馆外，还有“九属会馆”：(1)泰国潮州会馆；(2)泰国客属总会；(3)泰国广肇会馆；(4)泰国海南会馆；(5)泰国福建会馆；(6)泰国江浙会馆；(7)泰国台湾会馆；(8)泰国云南会馆；(9)泰国广西会馆。此外，还有一些府一级的华人会馆，如泰国合艾潮州会馆等等。
3. 泰国华人县一级同乡会。在泰国，历史上潮州府所属的潮安、潮阳、揭阳、普宁、澄海、饶平、丰顺、大埔、惠来、南澳等10县华人各自成立同乡会，故总称“十县同乡会”(俗称“十同乡会”)。各县同乡会还分别在泰国各府设立联络处。此外，泰国有些华人还设有区一级(如隆都区)和乡一级(如北关乡)的乡亲会等。
4. 泰华姓氏宗亲总会。目前泰国共有56个姓氏宗亲总会。
5. 泰国慈善团体。目前全泰华人大小慈善团体有一百多个。
6. 泰华文教团体。目前泰华文教团体起码也有几十个(不包括民办华文学校)。
7. 泰华宗教团体。泰华比较大的佛教团体有十几个，道教和接近道教的德教也很活跃。

正是由于泰国华人通过各种纽带先后组建的各类社团，比较全面地保留自身的一些特点。当然，泰华有些社团已随华族融入本土社会而本土化了。但在崭新的历史条件下，泰国华族的某些特点却得到新的发挥。这就是通过业缘、地缘、血缘等纽带建立起来的一些华人社团走向国际化。例如，泰国中华总商会多次参加世界华商大会，并于1995年12月在曼谷主办第三届世界华商大会，对泰国招商引资、扩大国际经贸作出宝贵的贡献，赢得泰国朝野的赞扬和肯定。又如，泰国潮州会馆多次参加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并前后两次主办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增进乡谊、加强团结合作、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工商发展、为海外千万潮人谋利益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现在国际潮团不仅得到国际上认可，而且受到联谊年会开会所在国的欢迎和支持，被认为这是有利于该国的国际商贸。

目前，一般估计泰国华人华侨总数在700万左右，约占全国人口的12%。泰国华人包括入籍华人和土生华人。土生华人是指第一代华裔，因为泰国仍然把第一代华裔列为华族；只有完全泰化的第二代、第三代华裔等才列为泰族，其根据与道理在于文化心理特征是构成一个民族的最基本的特征。近年泰国华侨仅剩下22万人，而且大多数年纪已相当老或较老。目前，祖籍潮汕的人士约占全泰华人华侨总数的12%，祖籍广州、肇庆的人士约占全泰华人华侨总数的9%，祖籍福建的人士约占全泰华人华侨总数的7%，客家籍人士约占全泰华人华侨总数的6%，祖籍海南省的人士约占全泰华人华侨总数的5%，江浙、云南、广西和台湾等省籍人士约占全泰华人华侨总数的3%，而来自台湾省的实际人数则为7万余人。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