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华侨华人概述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历史交往，这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山海经》云：“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这里的“倭”是中国对日本列岛的通称，而“属”据《说文》是接近、相通之意，故“倭属燕”句是倭接近燕或与燕相交通的意思。在朝鲜半岛对马海峡有一条向日本北部山阴、北陆地区海岸流向的“左旋环流”，是一条从朝鲜去日本的有去难回半漂流式单程航线。中国远古先民就是靠这一航线与日本相交流，这从考古出土文物可以得到印证。随着社会的发展，航海技术的进步，后来才开辟从朝鲜经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的九州福冈这一航线。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史记·秦始皇本纪》28年条写道：“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神仙”。这是一次关于集团移民东渡日本的记录。由于当年秦皇无道，人们为逃避秦皇暴政，以方士徐福为首领，利用秦始皇企求长生不老思想，借入海求仙药为名，集体向海外移民，经过朝鲜半岛，横越对马海峡，到达北九州沿岸，在博多湾登陆，之后又沿着濑户内海，经大阪沿纪伊水道进入内陆的橿原，得“平原广泽”而安顿下来。从当年徐福所在的齐国，造船和航海技术已相当先进来看，完全有条件和可能通过朝鲜南部，越对马海峡，到达日本北九州渐而进至近畿地区。这时此一航线出土的文物及其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与司马迁《史记》所记徐福东渡的传说是相当吻合的。因此，可以说徐福东渡是中国在日本最早的一次集团移民，这在中国的移民史、华侨史上都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到两汉，中日交往又有发展，不仅民间的往来，而且官方之间的交往也见诸史册。《汉书·地理志》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而随着汉代生产技术的发展，交往的增加，经由朝鲜移住日本的中国人也较前为多。所以日本学者和哲辻郎也指出：“先史考古学也提供证据，就是前汉样式的古铜镜与铜剑、铜鉾之类，在北九州发现，前汉时代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交通乃非常确切的事实。”

在后汉时期，中日交往在中国史籍中有过两次正式的记录，其中《后汉书·东夷列传》有云：“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这颗“印”已经出土，于1784年2月为日本福冈糟屋郡志贺町一个农民掘水沟时挖得，经考古专家鉴定，这就是著名的“汉委奴国王”印。同时根据日本古籍《日本书纪》载，在东汉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当时一些居于朝鲜南部沿海地方的汉人，他们或因被俘，或为谋生而移住于日本。

由上可见，自秦汉以来，以徐福东渡为开端，迄于两汉，不时有中国人移住日本，成为那时在日本的中国侨民。同时，以这种人民交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日两国的正式接触，到汉代已经有明确的记载。

三国时的曹魏为了切断东吴与倭人的联系，需要联络日本，而当时日本的九州，小国林立，分别统属于北部的邪马台和南部的狗奴国；前者为仰仗曹魏声威以牵制后者，不时派遣使节赴魏，而曹魏也派使者回聘，这样互相建立密切的关系，也促使两国人民特别是边民互相交往和移住。到两晋南北朝，日本列岛的统一国家逐渐形成，中日两国人民和官方之间关系继续有所发展，而中国先进的物质文化，也通过当时中国在日本的侨民，以及秦汉时期集团移住的秦汉移民后裔而广为传播。

根据日本史籍的记载，当时有几批以弓月君、东文氏、安贵公为代表的中国集体移民来到日本，他们都分别自称为秦皇后裔、汉灵帝后裔和魏文帝后裔，而被称为“秦人”、“汉人”、“新汉人”。据9世纪初日本的《新撰姓氏录》统计，当时的秦、汉人后裔已有近二百族，可说这是个不少的数字，也便是古代日本的华裔，他们对古代日本社会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作出不少贡献。如当时日本的织造和制陶技术都十分稚劣和低下，自秦人、汉人来到日本后，传入先进的织造和制陶技艺，使日本的丝织业顿形发展，制陶业也发生质的飞跃。特别是日本此前还没有文字，相传汉字便是由当时的王仁所传入，同时也传播儒家思想。同期，中国医药也随汉人的移住而传入日本。

进入隋唐两代，中日关系更有进一步发展，交往十分频密，特别是盛唐时期，对外全面开放，大唐帝国声威远播。而在此时期的日本则经历一次重大而剧烈的历史变革——推古朝改革及其后的大化革新。为了学习隋唐的政制典章，以为改革的典范，自公元600年便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以后200多年来派出使节便不下10多次。当时由于频繁的遣使往来，中日交往也开辟了横渡东海直入长江的新航路。

在这遣使的过程中，中国留日移民及其后裔便曾积极参与并发挥积极的作用，如遣隋使前后4次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便大都是中国移民后裔，其中最著者有高问汉人玄理、新汉人僧旻、南渊汉人请安等，正如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所说：“遣隋的留学生都用汉人或新汉人，是因为他们对汉字感情很深，又多少通晓汉语，处于最适于研究中国文化的环境。”而在以圣德太子为首开启的推古朝改革及其后的大化革新，中国移民不仅参与其中，而且实际上从事组织指导等工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在大化革新前夕，中大兄皇子常与中臣镰足微服出行，手把黄卷，自学周孔之教于南渊请安住所，并就改革计划与南渊密商。而整个改革运动的设计与施行，则由当时担任“国博士”要职的高问汉人玄理、新汉人僧旻二人所策动。请安、玄理、僧旻三人不仅是“归化汉人”后裔，而且还都是曾被派往中国留学、历经隋、唐两朝达二三十年才回日本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深通儒佛，熟悉隋唐的典章制度。在此后日本的奈良、平安两朝，中国的移民后裔仍继续发挥其一定的影响力，如有的与当时的权臣结为姻亲，成为皇室重要的译员，有的拜为征夷大将军，为日本开疆拓土立下不少功勋，对日本的历史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演进，社会的发展，在日本此时期已没有需要吸纳如过去秦汉时期以集团移住形式前来的中国移民，所以从这一历史时期开始，日本的中国移民除上述那些积极参与日本社会历史变革的所谓“归化汉人”后裔这一部分外，还有就是当时东渡前来的新的中国侨民，他们主要是一些僧侣、客商、士人，以及受招聘到来的工匠、艺员等。这些人自然有些会定居下来，或入籍日本，有些则只作侨居，特别是那些从事贸易的商人。

据日本史籍《扶桑略记》载，日本的佛教也是经由中国移民从中国传入：“继体天皇即位16年壬寅(522年)，大唐汉人鞍部村主司马达止此年春二月入朝，即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都坂田原，安置本尊，皈依礼拜，举世皆云是大唐之神”。这是日本佛教由中国移民司马达止传来的最早记录。此后日本佛教中许多宗派的开山祖也是渡日的侨僧，其中最著者较早的有道明和道荣，他们在奈良初期便到日本，前者是日本大和长谷寺的开创僧。稍后的还有道璿、鉴真等侨日高僧，名声更誉，特别是鉴真弘法日本传奇般的事迹更是光照后人，至于随日本遣唐使来中国的学问僧招聘唐朝高僧东渡传法的更是不少。自此而后，中国东渡侨日僧侣便不绝于途，历宋元明清四朝而不衰，成为中国古代旅日华侨的一条支流，这也是日本华侨史的一大特色。

有唐一代旅日的华侨华人，也有不少是在民间贸易往来中而侨居下来的商人。当时大唐帝国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对外开放，商业发达，吸引世界各国其中包括东邻日本的各界人士前来进行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中国也有不少商人前往日本进行商贸。特别是自9世纪上半叶日本停止遣唐使以后，唐朝商船来往中日两国之间就更加频密，从事中日贸易的唐商更其活跃，仅在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前往日本贸易的唐商便有二三百人，而当时设在博多的大宰府鸿胪馆，过去是官营的国际贸易中心，此时已变成接待唐商的商馆，有的唐商还加入日籍。

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仅日本的遣唐使便有10多次，而当一批批遣唐使回国时，隋唐朝廷大都派出使节陪同送行，并有不少随行人员，在这些送行使者中有一些因故而留居日本，或在回国途中为风涛所阻而折返日本不归，他们遂成为华侨，仅见载于日本史籍的便有数十人。同时，日本的遣唐使节和留学生，还致力于招聘中国人才带回日本，著名的有如袁晋卿、皇甫东朝、晏子钦、吾税儿等等不下数十人，他们各以其工艺技能在日本朝廷工作，传播中华文化，有的还加入日本籍成为华人，有的还获得日本朝廷赐给的日本姓氏，并叙位任官。

此外，也有在战乱中被俘的唐朝官兵侨居日本。如日本史书《日本书纪》载称：齐明六年“冬十月，百济佐平鬼室福信遣佐平贵智等来献唐俘一百余人。今美浓不破、片县二郡，唐人多也”。这是指公元663年唐与新罗联军击败日军来犯的白村江战役之前，曾有一些唐军官兵被百济的鬼室福信军所俘，被押送到日本。

由上可见，自日本奈良朝以后，东渡的汉人多为高僧、士人、工匠和商人等，他们不同于以前集团移住的中国移民，而是具有“侨寓”的性质，成为古代日本的华侨，其中侨日高僧更占有相当的数量。他们对中日文化交流和日本社会历史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首先，入日唐僧在日本的宗教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作出开拓性的贡献。如所周知，日本佛教的各宗派许多都是经侨日唐僧从中国直接传入而确立的。奈良时代佛教的主要宗派有六，其中影响最大的律宗和华严宗便分别由鉴真和道璿东来日本亲传。到平安时代，新兴起的天台、真言两宗，也是由入日唐僧传入的。

唐僧入日对日本佛教的创建和影响不仅体现在佛学上，而且还体现在佛教文化的建设上。这些唐朝高僧东渡日本时，往往带去大量的经典、佛像和佛具，它们对日本的佛像雕塑和佛画艺术，特别是对寺院的建造术(结构、布局和风格等诸方面)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其次，唐代旅日华侨对推动日本生产和技术的发展也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如在科学技术上，据史书记载，中国的指南车和飞舟便是在这一时期经由唐人传入日本的。史称：“倭汉沙门知由献指南车”(见《日本书纪》)。又称：养老七年(722年)“唐人王元仲始选飞舟进之”(见《续日本书纪》)。这里所谓“汉沙门”和“唐人”，无疑便是指入日汉人或其子孙和是当时的华侨或华人。在土木工程方面，当时的平城京和平安京，上自宫殿的建造，下至庭园的布局，大都模仿唐长安京城的样式，这其中不少是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发挥重大作用。特别是鉴真一到，他和弟子们创建的唐招提寺，结构精巧，布局和谐，气势雄伟，是日本现存的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一群古建筑，影响深远。所以曾有学者指出：“当时土木工程的建造，多赖华侨的功劳”(朱云影《中国工业技术对于日韩越的影响》)。又如在医药治病方面，侨日唐僧、唐商和华人同样也作出很大贡献。当时的入日唐僧中有不少是精通医术的，鉴真和尚便是佼佼者，他精通本草之学，日人跟他学医的很多，其中以韩广足较著名，日本现存书目中就著录有《鉴真上人秘方》一卷。公元608年，“汉族归化人”后裔倭汉直福因被派随遣隋使入隋学医，回国后对日本的医药学产生较大的影响。再如在工艺技术方面，如漆器镶嵌工艺的螺钿和金银平脱，以及夹纻造像、铸镜、刺绣工艺等，便是由当时的“归化汉人”、唐僧和工匠等传入的。端坐在唐招提寺中的鉴真夹纻造像，就是由入日唐僧思托等僧侣用干漆精心制成。

再次，在唐代中国文化艺术大量传入日本，影响至深且巨，据日本古籍，奈良朝的重要文人学者中，“归化汉人”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圣武天皇的进讲太傅中，归化汉人约有20人。其他如明经博士、宿儒、历象、诗人等等，无一不是“归化汉人”，即有名的汉诗集《怀风藻》的65名作者有1／3是“归化汉人”。而在往来不绝的唐商中，他们输入日本的货物不少是中国的佛画、佛像，以及文集、诗集等。到公元9世纪末，传入日本的汉文史籍有1579部，16790卷(见《日本国见在书目》)。而在艺术上雕刻、绘画和音乐等方面，当时日本许多寺院的壁画、佛像，大都出自入日唐僧之手。音乐方面，日本官制设有雅乐寮，并定有唐乐师12人，上述东渡日本的袁晋卿、皇甫东朝等，本来就是音乐专才，他们侨居日本后，被日本朝廷聘为雅乐员外助等职，并被赐姓叙位。而从事贸易的唐商不仅带来各种书籍、文房四宝，还带有各种乐器等音乐器材。

到五代十国和宋元两代，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交往日益频密。中国人民侨居日本的更多，并常见著于史册，旅日华侨的历史发展也进入一个新时期。

尽管从907年唐朝灭亡到960年宋朝兴起这50年的五代十国期间，中国战乱频仍，对日本封闭，紧锁国门，但中日交通仍然不绝，中国商人往来日本仍然十分频繁。据《扶桑略记》等日本史籍记载，五代十国期间，中国商船开往日本的便有15次，每只载重约为30斛，乘客百人，其中有些人来往五六次，有些则逗留(侨居)数年，大多是从明州出发的。

到了两宋，在北宋时期，民间商船往来更加活跃，仅其中一部分宋商人的名字已为当时日本的公卿、贵胄、富豪所熟知；也有由于久居日本而懂日语，后来成为翻译的；更有本人当时就是日籍华人而从事中日贸易，并娶日妇为妻的。而在南宋时期，自日本的平清盛上台后，积极开展对南宋的贸易，日本商船开到宋朝的日渐增多，日宋之间的交通日益频繁起来，当时中日两国贸易港口主要是中国浙江的明州和日本筑前的博多，每年的3至6月间便分别在各自的港口启碇，两国商人来往不绝，而南宋商人比北宋时期更为活跃。

可见，两宋时期除中国商人赴日本经商的增多，还有不少工匠、僧侣、士人东渡日本谋生，从事各种活动。他们当时来到日本，大都聚居于九州的福冈(博多)，并以北九州为中心，活跃于九州地区的福冈、长崎、大分、熊本，甚至远达越前、镰仓。特别是福冈(博多)自8世纪起便设置大宰府，处理一切对外事务，逐渐成为日本外事活动和对外贸易的中心，到了宋代更是日本与中国贸易的中心地，到平氏政权的全盛时期，即12世纪70年代，来日本寓居于博多的宋人达到高峰，当时在博多的筥崎宫附近有一街道，聚居着很多宋人，他们按照祖国的风俗习惯，在街中兴建许多中国式的房屋祠堂，被称为“宋人百堂”，可以说这是日本最早出现的一条唐人街。当时在那里居住着千余家宋人，有商人、工匠、医生，其中有富裕之家，甚至是百万富翁，最著者有谢、王、张氏等家族。有一年唐人街的居民因为富有还引起大宰府官吏的嫉妒，遭其洗劫。这也说明当时宋人的富裕和在那里的地位和影响。事实上当地的一些领主和神官们也常与侨日宋商保持密切的关系，有时甚至以姻亲关系结成牢固的联盟。这种情况，也正如日本学者和田久德所说，宋朝商人“同当地政权这样密切的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说表示他们正在向着半土著化的趋向发展”，“这对于华侨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见《宋代东南亚的华侨社会》)。而在当时的一些侨日小商人、手艺工匠等也常有与日本女子结婚，置地生子，甚或入日籍的。博多唐人街的出现，也说明当时日本最早的一个华侨社会已开始形成。

与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在宋代，旅居日本的华侨华人，对推动日本社会的进步，同样发挥巨大的作用。如所周知，佛教禅宗是典型的中国佛教。在唐代禅宗虽已东传日本，但并不兴盛。而自两宋以来，特别是南宋的入日宋僧，大力传播禅宗，并深受当时镰仓幕府尊崇，禅宗因而大盛，这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以及对当时日本的国运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最早来到日本的宋代禅林高僧是兰溪道隆，他于1246年赴日，经博多至京都，1248年应执权北条时赖邀请到镰仓粟船常乐寺建立僧堂，1253年又请他为建长寺开山祖。道隆侨日23年，依中国禅林清规宣传禅宗，制订规划，使中国禅宗在日本创立起来，被誉为“此土禅宗之初祖”。其后有兀庵普宁，他于1260年赴日，不久，也应北条时赖之邀到镰仓接替道隆为建长寺住持，时赖还随他修禅，因而禅宗大盛，对镰仓武士精神发生莫大影响。还有如大休正念、无学祖元等，都是当时东渡侨日一二十年的高僧，他们受镰仓幕府之邀，宣扬禅宗佛法，深受执权北条氏的崇奉，禅风因而兴隆起来，出现武士热心参禅的局面。

宋代的日本华侨华人除僧侣外，大多是贸易商人，他们分布在博多和越前敦贺等地，通过民间贸易，促进博多繁荣。前已述及，在博多的宋商最著者为谢、王、张氏等家族，其中特别是谢国明(1192－1280)更被誉为“博多商人的鼻祖”。他于13世纪初以船主兼贸易商的身份来到日本，拥有一个小岛屿作为贸易基地，家财万贯，是当时最富有的宋商，他还懂得针灸疗法，为人乐善好施，并为当地传授面条制法，人们为缅怀其功德，在他墓地树立“显彰碑”，还绘制画像供奉拜祭。

同时，宋商对推动日本文化的发展也作出贡献。当时宋商赴日大都带去经典书籍，当时宋代的书籍在日本很盛行，诸如《白氏文集》、《五经注文选》、《唐书》、《五代史记》等等，即如当时成书不久的《太平御览》也很快经宋商传入日本，凡此都大有助于日本文化学术的进步。

在宋代东渡日本的华侨中，还有一部分是佛像雕刻师和手艺工匠。由于谋生的需要，他们分布地域较广，除博多外，在九州大分县的深山及远至关西的京都、奈良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以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劳动为日本人民留下可贵的艺术珍品。如位于大分县深田的臼杵石佛，大多是从11世纪平安末年至13世纪镰仓时期创作的，深具艺术和学术价值，而创作这些石佛文化高手无疑大多是来自宋代的佛像雕刻师和石艺工匠。在关西地区，当时最著名的华侨佛像雕刻师和工匠有陈和卿及其弟陈佛寿等人，而陈和卿还是一个造船技师。

两宋时期，旅日华侨中还有一些是知识分子，他们以其一技之长，或传播儒学，或行医济世，其中最著者有李用、朗元房等人。李用原籍广东东莞，他侨日弘扬程朱理学，以诗书教化日本人，其事迹见明末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而朗元房则被幕府北条时赖和北条时宗聘为侍医，在镰仓侨居30余年，对日本医学的发展贡献不少。

在从1279－1368年的近百年间，中国元代兴亡而日本则是镰仓幕府末期和南北朝时期，这九十年里中日关系正处于极为敏感和严峻的年代：初期则有元军两次大举进攻日本，后期则已开始发生倭寇扰边。在这险恶的政治形势下，尽管中日两国一直没有建立正式关系，但民间往来还是不绝于途，当时东渡赴日的中国侨民主要是僧侣、工匠和商人，还有元朝侵日失败后留下的官兵等。他们活跃在日本社会，同样也发挥沟通中日经济文化交流，促进日本社会发展的作用。

首先，侨日元僧在日本期间，大力弘扬佛法，创建寺院，广收弟子，著书立说，不但对日本的民族精神和社会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日本儒学、文学、书法和绘画也有重要影响。如于元大德三年(1299)东渡日本的高僧一山一宁，为后字多上皇召见，“春遇隆渥”，侨日传禅前后凡20年，使日本禅宗的中心由镰仓而移至京都，不少公卿大臣转而崇奉，他的住处，据传常有缙绅士庶随喜，门庭若市，故其给与日本精神界的影响甚大。又如清拙正澄禅师，1326年受幕府执权北条高时招聘至镰仓住持建长寺，不久又奉后醍醐天皇敕召，住持南禅寺，声望甚高，他又将《百丈清规》传入日本，酌定日本禅林规法；而武士小竺原贞宗也采《百丈清规》，结合武家情况，创制武家礼法，可见元僧对规范日本的礼法和精神生活所作的贡献。此外，侨日元僧在弘扬禅法的同时，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也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当时侨日的元僧大多都有很深佛学和文学造诣，长于诗文，辞藻丰富，著作也多。在他们的影响下，日本的五山禅僧热衷于学习汉语诗文，以致出现重诗文甚于重修禅的情况。因此，那时日本五山禅僧的汉文文学修养甚佳，形成日本文学史上有名的“五山学派”。

元代旅日华侨中的不少工匠，如雕板工、铸造工、石匠等，尤其以雕板工匠为多，有名字可查的就有俞良甫、陈孟荣、陈尧、邵文等三四十人，他们大多来自福州一带，对于发展日本的雕板印刷事业和促进日本文化的进步贡献不少。其中最著者如俞良甫，他为促进日本雕板事业的发展付出毕生的精力和心血，还有陈孟荣、陈伯寿等，他们雕刊的书籍很多，为日本的出版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至于侨日的铸造工人，也为日本的铸造技术留有光辉的一页。据传在镰仓末期，位于九州北部的芦屋已有中国人在居住，其中日籍华人太田氏以制造铁锅为生，逐渐他的铸造技术传播开来，从而发展制造出闻名后世的“芦屋锅”。

有元一代，商人赴日贸易的虽不及过去的多，但他们的活动对日本生活的影响和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其中影响最为深广的是林净因。他于1350年与11名中国人乘商船赴日，定居于奈良，以卖馒头为业，这是中国馒头传入日本之始。由于他的馒头做得很适合日本人的口味，销路甚广，甚至当时的“后村上天皇甚喜之，屡诏至宫中受宠遇，并赐宫女为妻”。他结婚时还亲制馒头赠送宾客，由是，这种习俗一直传至今日。后来他回国，其妻儿仍留居日本，以制作馒头为传世家业，其所居之地，世称馒头屋，并成为当地的名胜古迹。日本人民为缅怀与崇敬他，还在奈良建一座林神社，每年4月19日，食品界人士便前来举行节日朝拜，600多年来从未间断。

到明代，中日关系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明代倭患频仍，而在1592年和1596年日本又两次发动侵朝战争，企图进而入侵中国，中日两国关系很不平静。这个时期两国分别采取锁国政策，因此，在初期两国的交往和贸易，主要是以官方的所谓“勘会贸易”形式进行。尽管这样，当时仍有不少侨居日本的中国人，主要是那些被倭寇所掳去的平民，还有一些东渡来日从事贸易的私商，以及从倭或通倭的中国人等。

在地理上日本的九州与中国邻近，自古以来就是中日贸易和中国人东渡日本上陆的地方，当时九州地区的领主们为维护其势力和取得经济利益，热衷于海外贸易，想方设法发展各自的港口。当年来到日本的中国人，大多是聚居于九州各领主的对外贸易港，一些地方大都有华侨聚居地——唐人町，其分布大致如下：(1)博多。它是古代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门户，此时仍为日本主要对外贸易口岸，作为华侨的聚居地仍不稍衰。故明人李言恭在其《日本考》云：“我国海商聚住花旭塔津(即博多)者多。有一街名大唐街”。(2)臼杵。今之大分县臼杵市。16世纪中叶在战国群雄之一的大友义镇统治之下，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成为与国外交往频繁的港口，不少中国人也来到这里，他们聚族而居，形成一条唐人街。据1593年的《丈量地亩底册》的记录，当年在臼杵的十条街中，以唐人街为最大，房屋有73间。(3)日向。即今之宫崎县都城市。17世纪初，领主北乡时久把从海路来日本的中国人都集中于一个地方居住，于是便逐渐形成一条唐人街，后来还迁到现在的中町，如今一些老住户还把中町称为唐人町。据说，现在都城市的天水、江夏、清水、济阳四姓人家，便是当年来日华侨的子孙。(4)萨摩。即今之鹿儿岛，也曾是古代日本对外的口岸，到江户幕府时期，仍是中日民间贸易往来的港口之一，并侨寓有不少中国人，形成一条唐人街，大多是一些商人、医生、儒士等，他们中也有成为日后九州各地华裔大族始祖的。(5)玉名。即位于今天熊本县北部的玉名市，从12世纪末至17世纪，也曾是繁荣一时的对外贸易口岸，中国商船往来不断，在其菊池川河口的高濑和伊仓一带，还形成中国人町，今天那里还留存着唐人町、唐人川等有关地名，以及几座独具特色的唐人墓。(6)平户。即长崎县的平户市，自古以来就是日本遣使出发和对中国贸易的港口，16、17世纪，更成为中国海商集团的活动基地。由于这些海商集团的活动，当年的平户便聚居不少的中国人，并在木引田一带形成一条唐人街。

到晚明时期，明朝的海禁已名存实亡。而在日本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之后，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发展海外贸易。长崎又自1571年辟为商埠，已逐渐取代博多、平户而成为江户时期惟一的对外贸易港。这些也刺激明朝私商东渡日本，贸易商船赴日直线上升。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统计，1611至1647年，中国赴日贸易商船约近千只，此后到1664年的14年内更平均每年近50只。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后，又鼓励商船“往贩东洋”，仅在1688年赴日商船便达193只，而当年随船进入长崎的中国人则达9128人之多。当时德川幕府对前来贸易的华商，起初准许自由行动，可以任便住在熟人家里，后来便给予限制，且越来越严。到1688年更在十善寺村建造所谓唐人坊，规定凡到长崎的华商只能在唐人坊内居住和活动。坊内还设有两重门由警卫把守，四周更设围墙与外界隔离，只能在里面进行交易，还设官员进行管治，出入均要检查。可见这个所谓唐人坊实际就是在幕府直接监管下不自由的华商聚居地和商贸场所。

与此同时，除了贸易商东渡赴日，还有就是僧侣、士人、手工业者和义民也有不少随船来到长崎。特别是明末清初易代之际，赴日的中国人就更多，当时由于国内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社会极其动荡，战乱不已，加上此时南洋海路不靖，常有受到东来的西方殖民海盗劫掠之虞，所以人们大多随商船东渡日本。尤其是那些参加郑成功抗清起义的官兵义民，失败后他们大多逃到日本；而那些不愿事清的明朝遗民、士人和志节之士，也有不少东来；还有不少僧侣应聘来到日本，在各地仅有名的高僧见载于史册者便有近百人。

这些中国商人、儒士、僧侣、义民和工匠等，据日本古籍《古集记》称：“宽永(1624－1643)之半，唐人得在日本置宅，因之长崎有多数拥有妻子住宅之唐人。”也就是说在明亡之际来到长崎的中国人，可以在当地娶妻置业，成为“住宅唐人”。他们中大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民族观念较强。恰在此时，江户幕府实行禁止天主教政策，1612年，严令取缔天主教。为表明信仰，免受株连，1623年，有江西侨商欧阳云台捐出土地5094坪，建起长崎华侨第一间庙宇——兴福寺，接着又有福建、广东侨胞先后于1628、1629和1678年分别兴建福济寺、崇福寺和圣福寺(俗总称为唐“四福寺”)。这些寺庙不仅是长崎华侨礼佛场所，而且也是当地侨胞同乡宴集联谊、丧葬祭祀、同济互助、调解仲裁的地方。可见此时的长崎华侨已自然地以地缘和方言为纽带，以“四福寺”为活动中心，组成各自的乡帮团体，这说明长崎的华侨社会已经成长起来。据日本学者统计，元禄年间(1688－1703)，长崎有近1万名中国人，约占当时长崎总人口1／6，其中大多是从事进出口业的贸易商。他们不仅很好地保存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还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丰富日本的社会生活，并给当地社会以积极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儒士、医生、手艺工匠等侨居下来后，他们以其所长经营谋生，其中不乏能工巧匠，学者名人，甚或成为一代宗师，对日本社会文化影响甚大。

首先是那一批被称为“住宅唐人”的华侨及其后裔，他们或其父祖辈大多在明末便来到长崎。如上所述，17世纪初江户幕府建立后，便鼓励对华贸易，中国商船开到日本的迅速增加，为有效控制与管理对华贸易，便于1604年委任华侨冯六为唐通事之职，这是历史上见载于史籍的第一个唐通事，负责参与对华贸易，以及联络和翻译等有关工作。其后，随着贸易管制的加强，还要处理和解决中国商船从入港靠岸到启程回航发生的一切公私问题如船员食宿、船只补给、货物报关等等，以及负责对上级有关贸易和外交上的咨询工作。据统计，自设立唐通事一职以来，历史上共有过唐通事1644人，几乎都是由当时的旅日华侨及其后裔出任，大多是来自中国江、浙等省和福、漳、泉等州府，可说差不多成为一个世袭阶层。

其次是那些巨商、名医、高士、画家等，他们长期活跃在长崎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为日本社会的繁荣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他们大多世代传承，形成不少名门大族。如欧阳华宇、徐敬云、魏之琰、何高材等不下数十人便都是当时的富商巨贾。其实自17世纪到19世纪初的200多年，从事中日贸易的华商见载于中日史籍的不下数百人，其中不少留居下来成为华侨，有些还加入日籍，成为华人华裔。

当时旅居于长崎的华侨，还有不少名医见称于时，且传承不绝，成为名医大族，造福一方。如原籍福建的陈冲一、高玄岱、卢草硕、浙江的陈明德、江苏的陈振先等等。他们或原就是“皇明大医官”，来日后则为藩侯侍医，后又出任唐通事，如陈冲一是，而其曾孙陈严正，名气更大，皇室大臣都慕名召见他。又如高玄岱也是藩侯侍医，太上皇问他“养生保命之道”。而陈明德在长崎行医，精于小儿科，又开发小滨温泉为疗养地，著有《心医录》一书，其子孙也是“长崎町医”。卢草硕更被称为本草学者，在长崎行医，门下受业弟子甚多，著有《药性集要》一书。此外，诸如马寿安、吴载南、朱来章朱子章兄弟等十余人，都是当时长崎的华侨名医，大都成为长崎华裔大族的先祖。

至于那时华侨中的鸿儒高士，他们也十分活跃，对华侨社会贡献不少，如刘宣义、林道荣、卢草拙、何兆晋、朱舜水等，他们或专于语言音韵，或擅长书法诗词，或精于天文道学，或善于音律琴弦。他们大都与日本上流社会有交往，能量不小，影响甚大。如刘宣义即以其诗赋才华，受知遇于长崎奉行牛込胜，被赐号东阁，他还多次设法与朱舜水申请侨寓日本。又如浙江人朱舜水，他参加郑成功的反清复明活动，后流亡日本，先是侨居长崎，与柳川藩儒结为异国知己，当时各地的名儒学士也仰慕其道德文章，远道前来请教。到1665年又受水户藩侯德川光国之邀，聘为宾师，在水户讲学，深得光国敬重礼遇，以“门人”自称，礼貌周全，而舜水也竭尽心力，以自己的学问思想，道德文章，传播于异域，大放异彩，使日本水户藩地衣冠文物，一时称盛，成为当时日本文化的中心。尤其是他以儒学的正统，对水户的学者藩士悉心传授，奠定水户儒学的基础，而他那“养处于先，而教居其大”的治道思想，更给予日本的历史发展以巨大的影响。

还有，当年来到长崎的华侨华人中也有不少是出名的能工巧匠和丹青妙手，如江西人欧阳云台，擅长雕刻漆器，世称云台雕。又如收录在《长崎中国人画册》一书中的画家便有近百人，最著者有伊孚九、方西园、张秋谷、沈南萍、江稼圃等十余人，都是名噪一时的画坛巨匠，对日本绘画艺术影响很大。

再次，这一时期侨日的中国僧侣同样是日本华侨的一大来源，在华侨社会起重要的作用，对日本社会作出重大的贡献。如上所述17世纪初，当时为免受日本当局严禁天主教政策的株连，华商华侨先后建立四大唐寺，这些唐寺的开山祖师和此后近150多年的10余代住持，都是延聘中国内的高僧，由此也带来一大批偕往的弟子，因此，十七八世纪侨日僧人不少，数以百计，而有史可考者便近百人，其中最著者也不下数十人，如隐元隆琦、大眉性善、木庵性瑫、即非如一、逸然性融、高泉性澈等等。

这一时期的侨日僧侣与各个历史时代相比有着它自己的特色，在华侨华人社会中发挥独特的作用。这时来日的僧侣不仅人数特多，而且大都是名僧、高僧，应聘前来任住持之职，他们中又大多精通佛法，对中国文化有较高的素养，因而对振兴日本禅风有莫大之功，如隐元隆琦创立日本佛教黄檗宗，开日本禅宗史一代新风，对日本社会文化影响深远。同时，在这数以百计的高僧禅师中，以书画见称于世的又特别多，其中逸然和尚更被誉为“长崎汉画之祖”，即非如一草书最有名，誉为“草圣”。而且这些禅师也有一些长于医术，他们也传医赠药，造福日本人民。此外，中国的饮食文化也通过僧侣的活动，对日本的饮食方式产生影响，黄檗禅僧所吃的唐式点心、胡麻豆腐等，都为日本人所习用。

至于此时期华侨华商和僧侣所创建的唐“四福寺”，在形式上虽为黄檗宗禅寺，但除供奉释迦佛祖、观音菩萨外，还奉祀天后圣母和关圣帝君。各寺院除宣扬佛法、传播文化、举行祭祀外，还发挥丧葬、救济、仲裁、调解等职能，以及团结乡帮，联谊聚会的场所，同时也为明末流寓日本的义士遗民提供暂栖之地，并在礼佛的掩护下从事复兴明室活动的地方，进而也就成为长崎华侨华人团结自治的中心。由此可见，当时长崎华侨的乡帮组织已经出现，这对促进广大华侨的联合和华侨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故唐“四福寺”的创建实质上是日后华侨社会各种社团组织的前驱。

在这一时期，长崎华侨社会中以郑成功父子为主的郑氏家族，既与日本有着特殊的历史联系，也与日本华侨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末清初，由郑成功祖父绍祖开始的郑氏家族几代的海外活动，都与日本和日本华侨有着不少的联系，郑成功本人就是一个侨生，足见他们与日本华侨关系之深。

根据史书记载，郑成功祖籍是河南固始县，其祖父绍祖曾“充泉州库吏”，1612年到长崎后得到江户幕府德川家康的接见，向他了解有关明朝情况。而成功之父芝龙更是当时郑氏海商集团的首领，曾一度垄断中日间的海上贸易，虽然他后来离开日本，但仍与日本的华商华侨有密切的往来，通过海上贸易，日益加深郑氏家族与日本华侨的关系。

到了郑成功时代，郑氏海商集团与日本华侨关系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他扶明抗清和收复台湾活动过程，都充分反映他与日本华侨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利用其侨生的身份与日本及华侨保持着特殊的联系，并依靠日本华侨长期从事对日贸易，以支持抗清事业。

首先，他把进行海上贸易提到“以商养战”的战略高度。为发展海上贸易，设置海路五大商，专门从事“东西两洋”贸易，主要是“东洋”中的对日贸易。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的调查，“从1647到1662年入长崎港的中国船，主要来自郑氏势力范围内的地区……约占80%以上，而且几乎年年如此”。所以毋宁说当年长崎华侨的对华贸易已为郑氏海商集团所控制。其次，郑成功又以其日本侨生身份来加强与日本和华侨的关系，他曾多次派人或通过华侨，以侨生身份致书日本请求支持抗清，后来又直接写信给朱舜水，请其代向日本藩侯借兵相助。再次，虽然郑成功7岁时已离日回中国，但郑氏家族仍与留居在日本的田川氏母子保持着联系，并经常给以经济上的支持，据传后来其留日胞弟之长子郑道顺还曾欲回中国抗清复仇。时至今日，据《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5月14日报道，时隔300多年，中日郑氏家族又恢复联系，这可足见郑成功与日本和日本华侨华人关系之深，影响之远。同时，在日本今天还保留着许多纪念郑成功的遗迹如郑成功儿诞石、郑成功居宅迹等等，表达中日人民的崇敬与怀念。

进入近代

进入近代，西方列强东侵，中国经历两次鸦片战争，逐渐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日本则实行所谓“安政开国”和“明治维新”，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样，日本华侨的历史也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近代史时期。

1858年日本先后与美、俄、荷、英、法等国签订条约，统称“安政五国条约”，开放长崎新泻兵库和神奈川等港口，被迫“开国”，于是在日本的欧商社便纷纷建立起来，各商社根据在中国的经验，也从香港、广州和上海等地雇用不少中国人(主要是广东人)到日本担任翻译、司账或杂役等职，因而也有一些中国人以欧美商社名义前来开设店铺，所以当时各港口都有华商华侨到来，并迅速增加，如神户1867年只有十多名中国人，翌年便有240人。在横滨当初约有四五十人，到1872年便增至963人。在长崎于1865年已有近百人，5年后更增至462人。

可是由于当时中日两国还没有订立条约，所以日本的华侨也就属无条约国关系的侨民，没有行动和居住等自由，而日本政府则于1867年还在华侨较多的神奈川、神户和大阪等地制订户籍管理制度，对华商华侨进行登记，并设立专任的管理员。到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这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以近代条约为基础的新阶段，日本华侨史也进入一个新时期，日本华侨也从无条约国的侨民成为有正式邦交国的侨民，在法律上与各国侨民的地位相同，这样，华侨华商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日本从事贸易，华侨人数也迅速增加。

不过，日本自五六世纪统一立国以来，对外一直采取闭关锁国政策，而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又积极对外推行扩张政策，严格限制外侨(主要是针对中国人)进入，继续对华侨华商实行籍牌制度，严加管理，1874年还向全国颁布《在留清国人民籍牌规则》，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又颁布所谓《关于在留清国臣民管理条例》，规定华侨上岸后要在20天内进行登记，划定居住区等，对华侨歧视限制。并于1899年更颁布一个目的更为明确的《禁止劳工移民法》即所谓勒令第352号。此后，便以这一敕令为指导原则，不断地发布10多个旨在严格限制中国侨民的法令和条例，这违背《中日修好条规》的订定，并带有歧视的性质，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抗议和反对。

总的说来，在《条规》签订前后的一个时期日本华侨人数已有明显的增加，到1874年仅横滨一地便有华侨1290人。同时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一些以地缘为基础的社团也组织起来，如1867年在横滨成立“中华会所”，在神户大约1870年成立“八闽会所”，1871年广东侨胞在长崎成立“荣远堂岭南会所”等，在华侨聚居较多的城市如神户、横滨也有华侨义庄墓地之设，各地的华侨也各有他们的代表人物即侨领。这一切都说明当时日本的华侨社会已经形成，并日趋完善和显得相当活跃，充分表现出团结互助和自治睦邻的精神。

首先，当时的日本华侨人数，到清驻日首任公使何如璋到职前一年的1876年已有2000多人，此后一个时期更有较大的增加，到甲午战争前夕的1893年已达5343人。但自此之后，由于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加速推行其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同时又极力限制华侨入境，这样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华侨的人口虽然总的趋势在逐步增加，但却时多时少，很不稳定，往往随着两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两国关系的好坏而增减。详见下表：

表1 1876－1937年日本华侨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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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后，当日本华侨人口正稳定上升的时候，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日本暗中干涉，特别是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21条”，全国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在这期间，日本华侨的发展便很不稳定。到1918年日本又接连颁布两个限制和侮辱中国劳工的法令，华侨人数又呈下降之势。尤其1931年和1937年日本先后发动旨在灭亡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和七七卢沟桥事件，日本华侨人数更是骤然减少。由此可见，在进入近代史时期的近百年间日本华侨人口发展的情况。

日本华侨人口的发展变化有着它自己的特点。首先，人数上相对说来一向都是较少的，这与日本长期限制外侨的进入是分不开的。其次，人口的变化随着中日交往的善恶而增减，这完全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扩张的张弛所致。再次，日本华侨主要是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如横滨、东京、神户和大阪等地。最后，就华侨的省籍而言，大多来自广东和福建，此外是来自华北和华东等地，还有些则是来自江西、湖北等省，这在东南亚地区是少见的。

其次，进入近代，随着华侨人口的增加，经济活动的频繁，华侨经济也逐步地建立起来。由于日本“锁国”的大门已被西方列强打开，开始转入自由贸易时代，华侨华人也从过去主要是在长崎转而走向各开放港口城市如横滨、神户和大阪等地。据统计，1883年横滨便有华侨2681人，1887年已开设有149家店铺。在神户，1869年已有华侨300多人，他们主要从事海产土货贸易。在大阪，1876年则有百余人，也是主要从事海外贸易业。在长崎，1870年便有华侨462人，也以经营海产贸易和杂货业为多。可知，在近代的早期，日本华侨经济便是以海外贸易为主，并得到较快的发展和占有一定的地位。如横滨的华商掌握日本对南北美洲的贸易，神户的华商则为日本开拓南洋的贸易市场，而大阪华商的对华贸易则占日本对外贸易很大的一部分。

可是，随着日本经济走向军国主义，对外推行扩张政策，又发动旨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对华侨的商业活动予以种种限制，华侨的经济只能向着特定的方向发展，主要集中在贸易业和“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刀)行业，还有一些小贩行商、搬运工和油漆工、印刷工等。如1908年神户华侨的职业结构除杂役工外居第一、二位的为贸易业和裁缝业，1910年横滨华侨的职业结构居首、次位的则为饮食业与油漆业。不过，此时的贸易业在日本的经济中所占的比率已大为减少，其地位比之过去已大大削弱，这样，过去盛极一时的华侨贸易业已日渐为日本贸易商所取代。

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日本经济正向军国主义发展，对外扩张经济势力，攫取原料和霸占市场。另方面，对中国人的入境和华侨的职业又严加限制和排斥，不断颁布和实施各种针对中国人入境和职业限制的命令、细则和条例、规定。这样使得整个华侨经济已大大削弱，并被严格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侨贸易商已大为减少，行商小贩日益增加，特别是“三把刀”行业的人数更是大增，其中尤以从事料理业的人最多(参看表2)，这种情况说明，广大的华侨华商只能局限在特定的职业范围内活动，贸易业已停滞不前，而行商小贩和“三把刀”行业则迅速发展。到九一八事变后华侨经济又进一步受到打击。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华侨的经济活动差不多就处于瘫痪状态。

表2 1920－1936年日本华侨主要职业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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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近代日本的华侨经济，有着它自己鲜明的特性。首先，最初大多是从事贸易业，此后便一直成为近代华侨经济主要支柱之一，早期行栈制和买办制是华侨贸易商的主要活动形态。所谓“行栈”即客栈，行栈制就是客栈兼办“牙行”，这种由“牙行”变形的行栈制实质是一种经纪商制度，它需要经过官方许可，领取牌照和纳税，大阪的华侨贸易商主要就是从事这种客栈兼经纪商行的经营。所谓买办就是外国银行、商社与华商交易的媒介保证人，买办制也是变形的经纪商行制，买办需缴纳一定的保证金，以其身份地位负担交易过程的全部风险和责任，他们的收入主要靠介绍交易中收取的佣金。神户华侨的贸易业盛行这种买办制，其中以蓝拔群、曾弗臣、王重山最有名。

其次，日本近代的华侨经济还有着鲜明的地方特性，这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一是它所处的地域，一是它的经营活动。日本华侨除主要来自福建、广东两省外，还有不少来自华北与华东。他们聚族而居，互相帮助，在生活和文化经济活动方面都有浓重的乡帮地方色彩。如在长崎以福建侨胞最多，主要从事小贩行商；广东侨胞则以从事贸易和餐馆业为主。又如在神户则是广东侨胞最多，依次为江浙、福建和山东，他们的经营活动是广东侨胞主要从事对南洋的贸易；江浙侨胞则以经营对华中的贸易和汇兑业为主，福建侨胞则以经营服装业和行商为多，再如大阪，华侨人数依次是江苏、山东、福建等省籍为多，苏鲁二省以经营进出口业为主，福建侨胞则多从事布匹什货业等。

再次，近代日本华侨经济，一直以贸易业和“三把刀”行业为两大支柱，早期的贸易业更曾盛极一时，不少港口城市都曾出现华侨贸易巨商，如长崎的泰益号陈世望，神户的怡和号麦少彭、怡生号吴锦堂，大阪的同和栈郑峻山、天盛栈李尧臣，函馆的裕源成号张尊三等。其后，贸易业逐渐为日人所取代，“三把刀”行业便不断发展起来，成为华侨经济的另一支柱，其中初时尤以理发业为最盛，到20世纪20年代末，饮食业则有较快发展，并迅速超过理发业，随着时代的变化，裁缝业也渐不景气，“三把刀”行业便只有饮食业一枝独秀。

再次，随着华侨人数的增加，华侨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华侨社团也先后创立并得到日趋完善，这大致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由于历史的原因，最初成立的社团大都以地缘的乡帮公所组织形式出现。在长崎，1871年广东侨胞便在今广马场四海楼附近创建荣远堂岭南会所，这是近代当地华侨最早成立的同乡社团，接着1876年三江帮侨胞也在兴福寺创建和衷堂三江会所，而福建侨胞也于1899年成立三山公所。在神户，约1870年漳泉帮商人便组成八闽会所，广东侨胞也于1876年成立广业公所，三江帮侨胞则约在1877年成立三江公所。在大阪，以三江帮侨胞最多，他们最早约于1883年成立三江公所，而广东与福建侨胞则迟至1896年和1906年分别成立大阪广帮公所和福邑公所。在横滨，一向以广东侨胞为多，然其有关社团资料因灾害已荡然无存，所知他们于1898年成立一个亲仁会，三江帮侨胞则已于1875年成立三江公所，其中还有福建侨胞加入。在函馆，华侨人数虽少，也早于1876年成立第一个华侨社团——同德堂。在东京，同乡公所组织出现最迟，到1922年始有中华旅日宁绍同乡会成立，稍后1924年福建侨胞也成立旅日福建福州同乡会等。这些乡帮公所组织，其职能不仅是聚会联谊、祭祀先祖、保障经济利益、扶持商业发展等，而且还具有怜恤孤寡、互助共济、劝息争讼、调解纠纷等社会管理功能，以维护华侨的团结，适应在日本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第二阶段是中华会馆的创设。最早成立的是横滨中华会馆，据会馆的《碑记》称：“此馆创建于同治癸酉”，“所以联众志，商众事”。其组织机构设理事会，任期两年，下设常务、教务、侨务、财务、医务和总务等部门，处理日常事务。至于神户和大阪的华侨，向来关系密切，一些社团往往还联合组成，即如中华会馆的成立便是由当时清驻神户正理事官洪遐昌于1890年倡导联合组成的，名为神阪中华会馆，组织机构由神阪华侨根据各帮人数按比例构成，理事长由各帮轮流选出。而在函馆的中华会馆则是1910年成立，这是在同德堂三江公所的基础上组成，全北海道和库页岛的华侨均可加入。各地中华会馆是当地各乡帮华侨统一的联合组织，其职能是代表全体华侨进行工作，包括华侨社会对内对外活动的各个方面，它的成立反映日本华侨社会结构的日臻完善。

第三阶段是各地中华商务总会的成立。这是随着华侨社会的发展和华侨商业贸易的发达，根据1903年清政府通令全国及海外华侨聚居地应成立商务总会，于是长崎的华侨率先于1907年成立，其组织结构也按广东、福建和三江三帮的人数比例选出，由清政府农工部任命。在横滨，中华商务总会的成立大约与长崎的同时，会址设于中华会馆内，大阪的商务总会则创建于1910年，设于北帮公所内，首届总理是北帮的东顺泰店主丛良弼。神户的商务总会成立较迟，当时在领事张鸿的推动下于1909年成立，选出首届总理为广东帮的同孚泰店主郑祝三，会所设于中华会馆内，并拟订《章程》。各地中华商务总会的成立，标志日本华商有了自己统一的组织，起到积极的作用。它们大都是“以固商团，讲求商学，发达商业，和洽商情，而维持公共利益”为宗旨。到1918年，商务总会改名为中华总商会，由于华商仍以经营贸易业为主，所以商会事务也以海外贸易有关者为多。

第四阶段是随着华侨社团组织的完善，华侨经济的发展，到20世纪初，各行各业的经营活动十分活跃，进入全盛时期，而为了加强团结，维护本行业的利益，各种同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日本学者调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同业团体数目最多的是神户约有12个，其次是横滨约11个，以下依次是大阪5个，东京3个，长崎2个。这些业缘性组织又往往有着地缘性色彩，反映出源自中国封建小农经济的乡土性的特色。

再次，此一时期作为构建华侨社会“三件宝”之一的日本华侨教育也开始创建和发展起来，与东南亚地区的华侨教育相仿，最初也是从“旧学”私塾蒙馆开始的。据记载在横滨1895年有一个叫刘廉南的塾师设立塾馆教育华侨子弟，大约与此同时，在神户也有私人开设私塾教读古文、尺牍等。不久，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所谓“新学”也在日本华侨社会出现，很快取代原来的私塾蒙馆教育。

近代日本华侨教育“新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创建、发展和困难三个时期，由于各地华侨社会情况的不同，它们的创立和发展也很不一样。首先，创建时期(1897－1910)最早建立华侨学校的是横滨，1897年当地华侨邝汝磐、冯镜如等在中华会馆商议创办侨校，并就商于孙中山，孙中山定名为中西学校，并推荐梁启超给学校，但梁因主办《时务报》，改荐徐勤、陈荫农前来，他们都是康有为高足，徐勤等到校后，出任校长，并改校名为大同学校，极力反对孙中山，学校日渐成为保皇派势力的阵地，最初校址设于横滨山下町140番，以粤语授课，学生约160多人。不久，革命派为反击大同学校的保皇派，于1907年组织一研学室，招收贫困的华侨子弟入学。后来学生人数日多，便扩大规模，并定名为华侨学校，学生曾增至300余人。而在此之前，三江帮的侨胞郭外峰、赵峄琴等也已于1898年创办一所侨校名为中华学校，并以宁波话授课。在神户的侨校也于1899年创办，当时梁启超来到神户宣传华侨教育的重要，得到当地侨领麦少彭等响应，建校于市内中山手通，名神户华侨同文学校，首任总理为麦少彭，校长一职因当时清政府反对“新学”，故改聘日本名士犬养毅为名誉校长，学生有121人。在长崎，到1905年清政府已废科举兴学堂，当时在清驻长崎领事倡导下，得到侨胞的支持，于当年在大浦町孔子庙内创办长崎时中两等小学堂，由缪玉庭任校长，学生共有60人。在东京，最早创办的侨校是东京高等大同学校，1899年由梁启超领导建校于牛込区东五轩町，并出任校长，学生中后来有不少成为辛亥革命的杰出人物。由上可见此时期的侨校都是两等小学堂，其宗旨是“采用新学制，根据教育部定章授以基本智识，养成健全人格”。课程大都着重四书五经的讲读，同时还有史地、算术和体育等。

其次是发展时期(1911－1930年)，自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对于华侨教育工作十分关注，大为鼓舞华侨的爱国办学热情，此时期日本的华侨学校也有较大的发展。如在神户1914年又创办华强学校，首任总理为黄礼初，校长是关蕙荃，课程除修身、语文、算术和史地外，还有宪法教育。到1919年又有三江帮侨胞在北长狭通成立中华学校，由杨云竹任校长，以普通话授课。到1928年这两校协议合并，名为神阪中华公学，聘刘振谦为校长。此时，原来的同文学校也有发展，学生达400余人。而在长崎的时中学校也有较大发展，增设幼稚园，扩建校舍，学生人数增至百余人。在横滨除原来三所侨校外，1921年又创办志成中学。1923年关东震灾后，三所侨校合并设立名广东小学，不久改为中华公立小学堂，有学生三四百人。在东京，此时期也成立中华学校，校长为傅代言，学生有数十人。过去大阪、京都等地虽有较多华侨聚居，但未设立侨校，到此时期华侨教育也发展起来，1916年大阪创办振华学校，京都也于1928年创办光华小学。此外，一些地方的华侨还开办各类夜校，专修英语或华文，或讲读古文、尺牍。另一方面，此时期华侨教育事业的发展还表现在各地侨校密切与祖国的关系，而侨校的建制也日益完善，各地中华总会大都设有学务委员会以掌管侨教事宜，学校的各种教学活动也日趋正常和正规化等。

困难时期(1931－1937)，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日本华侨也日渐陷入灾难深渊，华侨教育自此也进入极困难时期，先是不少教师和学童回国，师资和生源大减，而日本统治者也加紧打击限制华侨的民族教育，师生常受侮辱和歧视，甚至被杀害，一些学校也被迫停办。

最后，在这一时期华侨创办的华文报刊也开始出现。19和20世纪之交，当时的日本华侨社会，思想、政治空气十分活跃，所出版的华文报刊，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很有革命朝气，对提高华侨的民族觉悟和爱国思想发挥很大作用。据统计从1898年10月第一份华文报刊《清议报》出版后的12年间，便出版有62种，这些报刊大都赖有华侨的支持，或者以华侨的名义出版，也有不少华侨青年直接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从1898年日本第一份华文报刊出现很快便进入发展的鼎盛期，当时的留日学生和华侨青年政治思想很活跃，还受到其时日本各种思潮的影响，因此反映在华文报刊上有的坚决保皇如《清议报》等，有的主张排满如《汉帜》，有的宣传三民主义如《民报》等，有的鼓吹无政府主义如《天义报》，有的提出预备立宪如《宪法新志》，也有要求自由平等如《开智录》，更多的则号召进行革命如《国民报》等等。到1911年前后12年间便出现三个发展高潮，即1903年的拒俄运动，各省的留学生会纷纷创办刊物宣传反清拒俄的第一个高峰；当1905年同盟会的《民报》出版后又形成第二个高潮，到辛亥革命前夕的1910年又出现第三个创办刊物的高潮。总计这一时期出版的60多种报刊，大致可分为政治类，包括鼓吹保皇立宪，宣传革命，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学术类，主要编译介绍欧美政法名著；文艺类，介绍音乐话剧；教育类，介绍西方教育；综合类，介绍各省形势和经济等，还有科技、商业、军事和农业等各专业类。虽说包罗万象，但总的仍是以鼓吹革命，宣传政治主张和纵论大势的为多，这说明日本华文报刊的发展变化与广大旅日华侨和留学生的政治斗争动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辛亥革命后，曾盛极一时的日本华文报刊业一度沉寂下来，这与中国的政治形势变化、不少革命党人和留学生回国，以及日本的限制和压迫不无关系。虽然稍后的二次革命一些革命党人再到日本，掀起短暂的办报热潮，但此时主要的华文报刊也只有《民族》、《北伐》、《同泽月刊》等十几份罢了。

到九一八事变至七七抗日前，日本的华文报刊才又逐渐多起来，且不少具有抗日救亡色彩，因而受到迫害，如《留东新闻》便因支持抗日而被检控，该刊也被迫停刊。不过此时的华文报刊仍有近40家如《东流》、《杂文》等，可惜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华文报刊便大都停顿下来。

与此同时，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已日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到19世纪末更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海外华侨中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而日本的华侨社会更成为革命活动的主要基地，日本的华侨也始终积极地支持和直接参加由孙中山发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895年孙中山路过横滨便与日本华侨有接触，是年10月他领导广州起义失败，来到横滨得到华商冯镜如的接待，居于其在山下町53号开设的文经活版印刷所楼上，并着手在华侨中建立兴中会，这是日本华侨第一个群众革命组织，最初参加的有17人，其中14个是商人，会长为冯镜如，还有司库赵明乐、书记赵峄琴等。

大约也在此时，横滨华侨中有一个主要由广东籍的海员组成的俱乐部，发起人是鲍棠、温炳臣、陈和等，大多是华侨中的下层劳动者。到1898年兴中会会员尤列来横滨，常到俱乐部与鲍棠等人接触，还为俱乐部定名为忠和堂。不久又由温炳臣介绍陈少白前来担任顾问，少白又建议改名为中和堂。自是，他们经常得与革命党人接近，思想认识大为提高，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在这一时期，广大的留日学生曾掀起空前的爱国革命热潮，并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动力，对此，广大华侨曾给予以极大的关怀和支持，成为他们可靠的后援。如1901年粤籍留日学生与华侨青年为反对清政府有割让广东给法国之意，在东京成立“广东独立协会”，便有很多留日华侨参加。1902年留日学生发起举行“支那亡国242年纪念会”便是在华侨陈植云开设的永乐酒楼召开的。而当时主要由留学生创办的大量报刊杂志，不少是在当地华侨直接支持或亲自参加下经营的。

当时在日本的革命党人、留学生和知识分子已先后组织不少革命团体，他们大都活跃在华侨社会和留学生中间，并得到广大华侨的同情和支持。孙中山有一句名言：“华侨为革命之母。”在他40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先后15次来到日本，共有1／4时间在日本和华侨中进行革命活动，继在日本华侨中成立兴中会后，1905年8月又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其中又有不少华侨参加，如梁慕光、冯懋龙、温炳臣兄弟等。11月《民报》创办，日本华侨又积极参加和配合，如横滨华侨同盟会会员缪菊辰担任革命派在东京神田区开设的大华书局司理之职，该书局一方面是《民报》的发行所，一方面又是掩护革命同志进行革命活动的场所。到辛亥革命前夕，日本华侨更又直接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几次武装起义，如侨商陈清，广东南海人，1894年与孙中山结交，翌年便参加乙未广州起义。又如华侨青年冯懋龙、杨寿彭等，先后分别参加或策动潮州之役、镇南关举事和惠州七女湖之役等等。

1911年武昌首义，消息传到日本，极大地鼓舞华侨参加革命斗争的热情，当时各地报刊都有报导横滨、神户、大阪等华侨关注革命进展和集会支持革命的消息。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政府宣布成立，旅日侨胞又热烈庆祝，各地的中华街五彩旗翻飞，红色灯笼高挂，街上人潮如涌，爆竹之声不绝于耳。

与此同时，广大华商更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和支持武昌首义和中华民国政府的成立。在神户华商王敬祥、周子卿等人领导下，很快便成立“中华民国侨商统一联合会”，订出《章程》，明确支持革命，在其影响下，横滨、长崎等地华侨也都加入。于是，为响应上海军政府号召，积极组织华侨敢死队，回国参加正在蓬勃发展的武装起义。另方面他们在经济上又大力捐输，如新政府成立，该会便派出黄卓山携带1．1万两回国支援南京政府，华侨吴锦堂也曾捐助上海军政府1．6万两等。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广大华侨又积极参加新政府的政权和经济建设。1912年2月作为发起人之一而派出马聘三、黄卓山回中国参加筹组华侨联合会，并被选为庶务员，直接参与会务工作。1913年孙中山以全国铁路督办身份来日本考察，激起日本华侨支持祖国实业建设的热情，不少日本华侨回中国设厂办企业，如神户的陈清机，原籍福建，1913年创办闽南摩托车路股份有限公司等，并被选为地方自治会议议员。又如高绳之，原籍广东，1914年创办汕头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1917年华侨叶咏楚在广州花埭独资经营大益火柴厂等等。

辛亥革命后，国内政治动荡不已，先是有袁世凯窃国，日本华侨也积极参加反袁斗争。其时孙中山来到日本活动，处境十分困难，当地华商如王敬祥等便想方设法，到处奔走，为讨袁而筹款和采购武器，横滨华侨曾“先后捐得3万余元送给孙中山，以供革命运动经费之用”。当蔡锷等人高举讨袁义旗，海外华侨也纷纷响应组织义勇军回中国参加，其中日本华侨青年夏重民还担任华侨义勇团团长，横滨华侨缪菊辰竭力帮助护国军购买军械，神户华侨杨寿彭为孙中山选购飞机，并送其懂驾驶技术的儿子“随机回中国效命”。接着，1917年张勋企图复辟，消息传到日本，激起侨胞强烈反对，神户华侨在中华会馆召开大会，一致严词痛斥，还成立共和维持会，支持孙中山的护法斗争，而在尔后的反帝爱国斗争，日本华侨也积极起来响应，纷纷召开会议，号召全体华侨行动起来，声援国内人民的正义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入侵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生活在敌国之中的旅日华侨处境十分艰难险恶，他们并不沉默与彷徨，而是以各种形式投身于全国抗日的洪流，华侨青年更积极地参加到抗日最前线。

还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华侨曾一度减少，不少华侨回国，与国内人民同命运，共患难，及全面抗日，华侨人数更顿然减少，参见表3，可见华侨人口的变动是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快慢而引致的。

表3 1930－1942年日本华侨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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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的旅日华侨在日本军政府统治下，受尽法西斯的管制和迫害，华侨社会经济凋敝，社团解体，学校停办，华侨的生活极其困难和悲惨。他们生活无着，经常挨饿，还被强迫到危险的工厂去当劳工，小孩则常受欺侮，不少华侨无辜被捕，折磨至死等等。同时，日本法西斯政府又制定各种法令、条例，从各方面进行监管和迫害，使广大旅日华侨无时不在日本军警宪特的监视和审查之中，随时随地都有被逮捕、拘禁、拷问和驱逐的可能。

另一方面，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又诱骗、掳掠和强迫大批劳工和战俘运回日本强制服苦役，估计约有4万人，他们的遭遇和生活就更悲惨，不仅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吃不饱，穿不暖，有病得不到医治，死亡率极高，估计已死近万人。这激起华工们的强烈反抗，或逃亡，或群起暴动，如当年山东籍华工刘连仁为逃脱苦役而躲入北海道的深山中，过了14年的野人生活于1958年幸被发现救出来。又如1945年在秋田县发生的“花冈暴动”，华工被惨杀四百多人。

在经济上当时的日本华侨社会，可谓百业凋零，经济疲敝。作为华侨经济支柱之一的贸易业受到冲击最大。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华侨贸易业已几频中绝；之后，更在《贸易业整备要纲》政策的“统合”下，华侨贸易商便作为一个整体被“合并”入日商中。至于“三把刀”行业以及行商小贩和手工艺业等，经营也同样十分困难。他们经常被指斥违反各种法令，无辜入罪，封铺拉人，更加上受战时物资统制的影响以及为日人敌视等因素，因此当时的侨胞职业毫无保障，经济上没有出路。

华侨社团和学校也受到迫害和限制。首先对于那些爱国侨社或勒令解散或加以合并，如1938年长崎有9个侨社被解散，1939年神户3个最大的同乡公所硬被合并于中华总商会，这样，爱国侨社的活动备受限制，很难开展工作。可是，日本的特务机关如兴亚院等又纠合华侨中几个亲日附日分子成立什么新华侨民团、亲和会等亲日侨团，听命于日本当局，进行所谓“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等活动，还搞什么“献金”运动，大肆搜刮华侨的血汗钱。甚至到1940年更在东京成立“全日本华侨总会”，订出《章程》，明确要“谋设东亚新秩序，促进中日亲善”，成了一个为日本侵略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服务的工具。

至于华侨学校同样受到摧残和迫害，或被迫合并，或勒令停办；教材被检查，教师受责问，或强令学校改变教育方针，讲授亲日教科书，同时又经常派遣便衣和警察到学校巡查，甚至要派日本人担任教员和副校长，对侨校直接监管。面对如此艰险的环境，广大侨校师生仍坚守岗位，进行爱国民族教育，如时中学校的师生们，团结一致，曾顶住日本当局强迫该校更改教育方针，放弃民族教育，讲授日本的历史、地理课本等压力和威胁，坚持进行民族教育，使日本政府的图谋未能得逞。

广大日本华侨和留学生在如此艰险的环境下，面对凶恶的敌人，并不害怕畏缩，而是以各种办法，尽一切力量和可能，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祖国的斗争。早在1935年，在日本便出现一种宣传抗日救亡的“抗敌火柴”，在当时大阪、东京等地华侨中十分流行。抗战爆发后，很多侨胞都敢收听中国国内电台向日人进行反宣传，更有一些侨胞散发反日传单或涂污日本军国主义头子的画像，有的甚至进行有组织的反日活动。而且随着抗战的持久，侨胞的反日活动也深入发展，如1941年横滨华侨曾召开会议号召侨胞“声讨北平傀儡政府，拥护中华国民政府抗战到底”。特别是还在1935年中国共产党便在东京成立上海文委东京支部，组织华侨青年和留日学生设立学生党团、艺术党团等，出版刊物，举行座谈会，开办学习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抗战爆发，1939年又有一个留学生筹组的中共东京支部成立，成员有30多人，不久遭破坏。接着，1940年又有一个青年左翼团体在从事反满抗日宣传，邮寄抗日贺年卡、散发传单等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华侨社会各方面都发生深刻变化。首先华侨人口状况与战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其总的趋势有很大增长，但各个时期速度不一。

从表4可见，战后半个世纪日本华侨人数总的发展趋势是稳步增长，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则迅速增加。战后的头15年是一个发展时期，华侨骤然大增，虽在50年中有几批华侨回国，但仍比1946年增加近五成。进入20世纪60年代，仍稍有增长，但增幅不大。到70年代，人数曾一度下降，这显然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所致。到20世纪80年代，形势大变，特别自80年代中人数骤增，这主要是留学生增加造成。所以，应该指出，日本所统计的华侨数字大都把留学生、短期居留者、研修生等都算在内，其实在严格意义上有永住权的旅日华侨是不多的，加上1985年日本实施新国籍法，规定父母有一方是日本人，所生子女自然属日本籍，同时每年还有一些华侨转入日籍，一些年老华侨自然去世，而日本又严格限制外人入境侨居，故可想见，真正意义而又有永住资格的华侨是很难增加的，无怪华侨中一些有识之士甚至认为：“华侨人口有呈减少的倾向”。

表4 战后日本华侨人口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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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侨的分布情况，总的说来是集中于几个大城市，同时又主要分散于关东和关西地区。不过，战后半个世纪以来，其集中情况在前后时期也有若干变化，并出现一些新的集中的城市。在战后初期的1948年，华侨人数超过1000人的城市顺序是东京、神户、大阪、横滨、京都、长崎，共占华侨总人数的73%多，到1986年其顺序则依次是东京、神户、大阪、横滨、千叶、琦玉、爱知、京都、福冈、茨城、冲绳和北海道，共占华侨总人数的84%。战后50年，东京的华侨增加最快，长崎的减少最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本州北部和九州的华侨人数减少，他们渐次移向关东、关西地区，到20世纪70年代末又向东京和横滨两侧移动，集中而又分散于其附近各县。所以，战后日本华侨的分布，即保持集中于大城市的倾向，又出现以东京和大阪为中心向外扩散的现象，但从全国来看，则仍主要集中于沿海平原和城市一带。

战后，华侨各省籍的人数也发生很大变化。首先，中国除西藏外各省都有旅日华侨，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其次，因为历史地理原因，台湾回归祖国后，旅日台湾华侨人数一直居于首位，依次则仍是闽、粤、江、浙侨胞。到1984年东北三省侨胞明显增加，尤其黑龙江省已超过浙江省，这主要是由于随日本战争孤儿回去的中国人亲属有所增加。再次，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和北京人又增加不少，这主要是留学生和就读生。最后，进入90年代，在各省籍侨胞大都增加的情况下，台湾侨胞却出现减少的倾向；而此时侨胞增幅最大的是上海、广西、北京和福建，原来一向较少华侨的省份如云南、湖北和河南等省也有较大的增幅。再从华侨聚居集中的东京、横滨、神户、大阪四地看，台湾侨胞主要集中于东京，广东侨胞则居于横滨和神户为多，福建侨胞则主要聚居于横滨、大阪和神户，江苏侨胞主要是在大阪和神户，浙江侨胞则在东京和横滨，山东侨胞则主要在大阪和神户，至于东北三省的侨胞则大多是聚居于东京和大阪两地。

至于华侨加入日籍的情况，战后更是发生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加入日籍的最多。据统计1900至1980年华侨改入日籍者共有25496人，其中1970至1980年入籍的为20944人，占总数的82%，反过来说1900至1969年的70年间仅有4552人改入日籍，而以后的11年却是过去70年的近5倍。这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有认识上、心理上等因素，尤其是政治上的影响等等。如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头两年，其入籍人数约占80年来入日籍者的40%，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有关战后日本的华侨经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可以说大约每10年都顺应着日本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发生一定的变化。在战后最初几年则是一个恢复时期，当时的日本华侨从被压迫的状况下解放出来，地位有了提高，并以战胜国侨民身份享有某些便利和优遇，经济恢复较快，而仍以传统的贸易业和“三把刀”行业为主，经济活动范围也有所扩大，职业结构也稍有变化，这因为当时华侨的粮食配给较松，又可从台湾输入食糖等原料，而日本人还未能从事外贸业，融资也受限制等，故华侨的两大经济支柱便恢复迅速。同时台湾侨胞原就在日本的社会基础较深，活动范围也广，知识水平也高，因而职业也多样化。然而，华侨经济好转只是昙花一现，1947年7月日本政府颁布一项针对华侨饮食业的“七五政令”，致使华侨的饮食业深受打击；不久，又实施一系列法令，对华侨的经济活动予以种种限制，1948年又对华侨经营的商店课以重税，进一步给华侨经济以深重打击。

面对如此恶劣的经济形势，广大华侨脚踏实地，从实际出发寻找出路，开拓新的经济活动领域。因此，进入20世纪50年代华侨经济虽仍以商贸和“三刀”行业为主，但经营活动范围已扩大，一些新的行业如娱乐业和事务管理从业者已出现，且有后来居上之势，华侨的职业结构更呈多样化，故到20世纪50年代末华侨从事事务管理、技术员和自由职业的已占就业人数的29．7%，不仅超过商业和贸易业两者，也超过饮食业者的比重。

战后，日本经济在美国着意的扶植下发展很快，到20世纪60年代更是高速增长，华侨经济也有相应的发展，经济比重和职业结构更发生不少变化。如1967年7月对横滨山下町的华侨职业状况调查，以实际从业人数为100%，则饮食业为33．7%、服装业为7．8%、理发业为1．5%、贸易业为7．2%、公司职员和店员为5．9%、教员为3．0%、医生为1．5%。可见此时华侨传统的“三刀”业只剩下饮食业“一枝独秀”，贸易业也失去以往所占的位置，同时，受薪阶层和自由职业者已明显增加，旅馆业和旅游业也发展起来，华侨经济顺应日本社会发展的需求，从自身的传统和特点出发，适时地进行恰当的转轨，继续活跃在日本社会的经济生活中，表现出自己的特色。

进入20世纪70年代，华侨经济又有新的变化和发展，此时的饮食业和娱乐业已成为经济的支柱和经营的主流，并投资于金融和不动产业等。据留日华侨联合总会1973年6月的调查统计，华侨的经营状况有如表5所示，现分述于后：

表5 1973年日本华侨经营状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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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业。发展至今，经久不衰，且扩展经营范围如咖啡店、茶餐店。华侨餐馆遍布华侨各聚居地，其中以东京最多，在20世纪70年代中约有500家。在横滨的中华街华侨经营的餐馆酒楼便有近百余家，百年老字号的也不少。在神户有近16%的华侨以经营餐馆为业，市内中华料理林立。在长崎的中餐馆约有50余家，较大者约17家左右。至于战后流行的咖啡店、茶馆属华侨经营的约有2000多家，已是华侨经济又一主要行业，仅在东京闹市区便有百多家。在横滨则大多集中在中华街。在大阪此类咖啡店、茶馆也不少。而神户、福冈和长崎等地华侨也有不少从事此业，且不乏较具规模的。

娱乐业。这是战后华侨经济主流行业之一，在东京和各大城市华侨经营此业者有2000多家，其中经营“扒金库”电动弹子机的利润有40%，故华侨营此业者不少。电影业经营者不多，主要有林以文经营的10多家。而经营俱乐部、夜总会和酒吧则不少，且一流的酒吧和俱乐部多半为华侨所经营，估计营此业者有500余家，即如投资巨大的高尔夫球业也有华侨经营。

旅馆业。旅游业的发展也带动旅馆业的兴旺，不少华侨经营此业已成为华侨经济的一个新兴行业，不过一般的规模和设备都不及日本的观光旅社，最著者在东京有罗锦卿的罗府宫殿，横滨有李海天的假日饭店，大阪有广凤旅馆，神户有山手旅馆，新泻有东华楼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普通公寓式的旅馆。

房地产业。这是华侨经济又一新兴行业，估计当时华侨营此业者有百余家，一般是在市内兴建大厦，或在郊外甚至边远地区购置大片山坡地改良为建屋用地后分割出售，或兴建公寓、别墅出售，其时投资总额估计有十几亿美元，其中成就较大者有林以文的惠通商事，李合珠的中台工业社，薛国良的富士物产株式会社等。房地产业不仅吸收资金多，资金积累也快，因而在华侨经济中所占分量也日见重要。

贸易业。日本素以“贸易立国”，大力扶助进出口业，战后不久外贸业便由日本商社垄断，华侨的贸易业已大不如前，即在华侨经济中所占比重也不大。不过华侨经营此业也有其优势和有利地位，如中日关系尚没正常化前，日商需运用华侨关系与中国大陆沟通，同时华侨贸易商也易于与世界各地侨胞进行贸易等。因此，华侨的贸易业到1978年估计有500多家，主要集中在东京、大阪、横滨和神户等港口城市，与祖国及东南亚和美加等地的华商贸易为主，大多是资本较小，交易额也不很大。

金融业。日本政府规定外侨不能经营银行业务，但可经营合作社。华侨最早成立的合作金融机构是1947年10月首创的神户华侨福利合作社，两年后改为神荣信用金库，资本为1．5亿日元。不久横滨也于1952年12月成立华银信用组合，到20世纪70年代末，华侨设立的金融机构已有11家，仅东京就有8家，存款总额有400多亿日元，最大的是东京协和信用组合。

此外，华侨经营较大的行业还有如航运业约20余家、旅行社30余家、食杂业50余家，以及百货、珠宝、医药等业。总之，20世纪70年代华侨经济有新的发展，在新兴的各行业中也取得一定的成就。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华侨经济和职业结构已从过去以贸易业和“三刀业”为主，转变为事务业、管理业和自由职业为主，即以从事商社雇员和知识阶层的职业为多。如与1959年相比，当年居第一位的饮食业占在职人数的25．9%，而1986年居首位的商社雇员为24．8%。外贸业也明显下降，1959年有1230人，占9．8%，而1986年为521人，占2．7%。至于服务业，此时主要是娱乐业与旅游业，所占比重居于第二位，而过去的“三刀业”中的理发和服装业已是微乎其微。不过，此时华侨的经济活动在经营管理上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多改变过去家族经营的旧传统，逐渐发展为股份公司组织，采用科学化的经营管理和连锁店的方式，走向多元化、现代化，向国际市场进军。

总之，日本的华侨经济毕竟是生长在日本社会经济中，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它也得到一定发展，且在经营管理、规模范围、能力水平等方面都有所进步，并取得一些成就。这说明日本华侨经济是充满生机活力的，也是适应性很强，并有进取性和有特色的经济，但从整体看，若与东南亚或美加的华侨华人经济相比，其差距就相当大。

战后，日本华侨社团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明显的是以地缘为基础的“帮”的观念淡薄，以及全日本统一的华侨组织成立。现在以“帮”划界的团体只是历史存在，大都是以各省籍组织同乡团体，尤其是各地华侨不分省籍和职业、性别，以华侨的身份在当地的一个华侨总组织中统一团结起来。

还在抗日胜利的1945年，日本华侨在当年中国驻日代表团和侨委会的指导下从北海道到鹿儿岛的40多个都道府县先后成立各自的华侨联合会。翌年4月18日便在热海举行全日华侨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日本华侨总会，1951年改名为日本华侨联合总会，各地的华侨联合会则改称华侨总会。但是，到1949年由于历史发展变化，华侨分裂为大陆系和台湾系两派，侨团也因而分裂。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各地一些台湾系的地方华侨总会改称中华总会，其留日华侨联合总会则称日本中华联合总会。据神户新闻社资料统计到1986年属台湾系的华侨总会有38个，而属大陆系的则有37个。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过去从属不同的社团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解冻”，如1987年横滨的两个华侨总会为重建关帝庙而联合组成建设委员会，共同进行再建工作。1991年祖国遭受大水灾，全体旅日侨胞更团结合力举行赈灾捐献活动等。

各地除建立本地综合性的华侨总会外，战后以地缘、业缘或志趣等为基础组成的同乡会或文娱团体和同类群众组织也纷纷建立起来，表现战后侨团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大致有如下几类：综合性团体如各地华侨总会，文教团体如侨校的校友会，同类群众团体如青年会，公益团体如中华会馆，同乡团体如同乡会，同业团体如贸易振兴会，文康团体如登山会等。

战后的华侨社团，其机能与作用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如以地缘组成的同乡会，过去的一乡一县的狭隘“乡帮”观念已经淡化，大都是以省籍为基础组织起来，旨在加强华侨的爱国团结，提倡同乡爱和善邻爱，促进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又如中华会馆，过去是侨胞的自治组织机构，现在主要是发挥福利公益团体作用，负责旧有财产物业和中华义庄的管理等。再如中华总商会，过去主要是贸易商的行业组织，其机能权限较广，具有决断商事，价格管理，以至代行领事馆商务官员的权限，而今天则是华侨各业商人的综合经济团体，以“结集华侨商工界之舆论，改善华侨经济及国际贸易之振兴”为宗旨，主要任务是“与中外官厅及商工机关之联络”，“发展华侨国际贸易及互助协力指导”和“关于华侨商工业之证明及仲裁”等。

二战后日本华侨社团出现一种颇具特色和影响而又活跃的组织，这就是同乡恳亲会。最先建立的是“旅日福建同乡恳亲会”，其后江苏、台湾等省侨胞也有恳亲会建立，就其机制的完善和影响而言当推福建同乡恳亲会。它成立于1961年8月，其宗旨是就同乡社会所产生的各种重大问题“请同乡们在共通的立场和观点上更进一步扩大范围，相聚一堂，共同研究讨论而寻求比较妥善有效的解决方策……”。其活动方式是每年轮流由一个地方的同乡会主办，成立筹委会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和其他事宜。迄今已进行过30多次活动，其内容主要是围绕当时存在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子弟教育、婚姻、就业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后来还邀请其他同乡会派代表参加，并在每隔一段时间回祖国故乡举行一次恳亲活动。几十年来取得不少成绩，起到良好的作用，具有着积极的意义。

抗战胜利不久，日本的华侨学校也恢复并有过短暂的发展，当时除东京、横滨、神户、大阪等地原有的侨校复课或重建外，过去未建侨校的静冈、岛根、北海道等地也创办中华学校，在东京还设有留日华侨教育会。但不久便有一些侨校或由于人事变动，或因经费支绌，或碍于生源不足等原因而相继停办，或艰难地支持下来，亦有出于政治原因而发生变化的，现分述于后。

在东京，战后侨胞便积极进行复校，先向当地小学借用校舍复课，成立校董会，选出曹嘉修为董事长，聘包象广为校长，并积极募捐筹建校舍，战后初期大有发展。1957年增设高中部。1959年改聘罗长闿为校长，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为宗旨，学生最多时近500人，用普通话教学，20世纪80年代由李政义维任校长。

在横滨，战后侨胞便积极复校，1946年更由中华会馆学务部发起重建校舍，又得留日学生积极支持前来任教，不久学生便达800余人。可是在1952年8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学校分裂为二：一名山手中华学校、一名中华学院。前者由乌勒吉任校长，李天图任校理事会理事长，学生有六七百人，以教育学生“具备中国人应有的基本知识，养成五爱精神，……树立雄心壮志，为祖国为华侨服务，进而贡献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为宗旨。该校先是分散授课，1966年建有一幢五层楼的校舍。后者占有原校上课，初期由王庆仁任校长，1961年由张枢出长，采用台湾编的教科书，学生约200余人，以发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为宗旨。

在大阪，战后翌年3月，大阪侨胞便着手创建新校，名为关西中华国文学校，沈容为校长，后改名大阪中华学校，郑孟团为校长。1950年发展为初级中学，1955年兴建新校舍，学生约200人，以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道德、身心和生活技能教育为宗旨。1972年以后由张慧琴任校长。

在神户，战后不久即由当地中华青年会组织开设华侨子弟补习所，翌年，借得市立大开小学课室，正式复校，李万之任校长。到1959年建教学大楼一座，学校有较大发展，学生有近千人，1978年又建学生宿舍一座。该校宗旨是“通过民族教育培养华侨子弟能够正确理解祖国的一切知识……成为一个三好五爱，具有自觉性的中国人，并能为中日友好工作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长崎，战时华侨时中小学一直坚持下来，战后很快便得到较大发展，建起新校舍，成立学校基金，学生有百多人，并设有幼稚园。其宗旨是“通过爱国民族教育，使华侨子弟具有中华民族意识，在德育智育各方面健全，成为有‘五爱’精神的中国人，能在将来为祖国、华侨以及中日友好作出积极的贡献”。可是，到1988年由于生源和经费缺乏而停办，翌年，又改办为一间新型的“长崎时中语学院”，向当地华侨和日本人教授中国语，为中日友好开始走上新的更有意义的道路。

由上可见，战后日本华侨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曾有短暂发展，战前侨校不仅恢复，且大多设有幼稚园、小学、初中以至高中，校舍和教学设备都较完善。过去一些没有侨校的地方也创设侨校。其次不再是分乡帮设校而是一地一校，且不以方言教学而统一以普通话授课。再次，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侨教已无甚发展，且随着华侨人口变化，入日籍者增多，侨校开始呈低迷状态。最后，到20世纪80年代侨校已处于困难时期，主要是经费与生源不足。不过，长崎时中语学院的诞生，则使人对日本侨教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战后日本华侨的新闻报刊事业很快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进入20世纪50年代，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海峡两岸关系的紧张，以及台湾问题的统独之争，华侨新闻报刊也变得日益复杂，既有属台湾的报刊，也有亲新中国的报业，还有台独分子的刊物。据统计，从1952到1967年曾先后出版的报刊有41家，文字有中、日、英文三种，有的中、日文并列，呈现纷繁复杂的景象。主要的如《华侨报》，1949年五六月创刊，由东京华侨总会出版，中日文并刊，还有《大地报》、《东风》等则属倾向正面宣传新中国的侨报。而属台湾方面的则有《中华周报》、《东亚通讯》、《新东方》等，此外还有1962年李献璋创办的《华侨生活》、1963年李国卿任社长的《华侨经济》等等。进入70年代，华侨报刊在稳定中又有新的进展，继续联系乡谊，弘扬中华文化而发挥作用，1973年创刊两份很有分量的华侨报刊，即《横滨华侨通讯》和《关西华侨报》，这都是当地华侨总会的机关报，以发表华侨动态和祖国讯息为主，还有《台湾大众》、《中兴报》、《复兴新闻》等。此外，一些同乡会和侨校，也有出版他们的会刊和校刊如《广东同乡会会刊》等。总之，战后日本华侨的报刊在宗旨、内容和作用以及组织发行等方面都与过去大不相同，尤其与辛亥革命前后的华侨报刊有更大的区别。

在其他文化事业上，战后也有不少变化。由于战后华侨文化知识水平普遍提高，社会生活比较安定和丰裕，因而华侨的文化事业和文化生活日益繁荣和活跃，整个华侨社会的文化素质大为提高。最具代表性的如1979年10月神户华侨创办日本第一间华侨博物馆——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首任馆长陈德仁，这对日本华侨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又如长崎华侨于1983年将孔子庙崇圣殿改建成为中国历代博物馆，馆内常年展出中国的历史文物。再如1984年11月神户华侨在舞子移情阁成立“孙中山纪念馆”，不时展出有关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历史文物。其他如在东京、横滨、长崎和神户等地都成立华侨华人研究会，定期举行研讨会、交流会，对华侨的文物史迹进行维修、保护或重建等等。而在华侨文化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也涌现一批成就卓著的华侨文化人物，他们中既有专家学者如吴主惠、游仲勋、戴国辉等，也有文学艺术家如陈舜臣、庄芝兰等，还有体坛名将、武林高手如王贞治、吴清源、杨名时等。

华侨的社会文化生活十分活跃，多姿多彩。各地华侨社会除每年的国庆、春节、清明等民族传统节日都组织大型活动，如举行盛大的庆祝会、游行、舞龙舞狮、团拜和祭扫先贤，各同乡会还经常组织各种观光旅游，各地的华侨社会也经常邀请国内各种文艺团体前往演出，举行各种文化艺术展览和比赛如书画展、音乐会，以及高尔夫球、棒球赛等；各地还根据实际情况，组织青年冬季滑雪旅行，成立国术会“舞蹈俱乐部、合唱团、登山会，老年人则有太极拳会、健康相谈会等。可见战后日本华侨的文化生活色彩斑斓，健康充实，从而也提高日本华侨的文化素质。 </ref>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