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概述

中国人移居马来半岛已有悠久的历史。至迟在汉代已有中国商人到马来半岛进行贸易活动。到南北朝时期，马来半岛内的赤土、丹丹、狼牙修等国都曾遣使向中国朝廷献方物。中国隋朝使臣也曾访问赤土等国。唐代以后，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中国人到马来半岛经商者日渐增多。在北婆罗洲的浡泥国(今东马来西亚和文莱素丹国)等地，也出现中国移民的定居点。

15世纪初马六甲(满剌加)王国建立后，成为中国移民的重要聚居地。随郑和下西洋的费信曾在他撰写的《星槎胜览》一书中这样描述在马六甲的居民：“男女椎髻，身肤黑漆，间有白者，唐人种也。”在《明史·满剌加国传》和张燮著《东西洋考》等史籍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而据葡萄牙人的著述，在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之前，当地已存在中国移民的聚居地，称为华人村。另据马来文史诗《马来纪年》一书记载的传说，马六甲王国第三代君主即素丹曼苏尔沙(Sultan Mansur Shah，1446－1559年在位)曾娶中国明朝公主汉丽宝(杭丽宝)为妻，公主随从曾在马六甲开凿一水井，马来人称为素丹井。华人则传说该井为郑和下西洋时所修，故称之为三保井。中国史籍未见记载此事，但上述传说反映马六甲王国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以及马六甲已有华人聚居的情况。华人还曾被委任为马六甲王国与中国交往时的通事(译员)，以及马六甲的沙班达尔(Shah Bandar，即港长)等官职。

在北婆罗洲地区(即今东马来西亚和文莱素丹国)，自15世纪起已有华人经商或种植胡椒等作物。据传说，居住在马来西亚的沙巴州和沙捞越州以及文莱素丹国的杜逊人(Dusun)为早期华人移民与当地妇女通婚所生后裔。他们至今仍遵奉华人某些习俗，如过阴历年，焚香敬神，上坟扫墓，祭祀祖先等。所着衣衫及佩戴金饰以至日常生活用具，亦与华人习惯相似。

1641年荷兰人夺取马六甲时，当地华人居民约300余人，1750年增加到2161人。1786年英国人占领槟榔屿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即在中国广东招募华工，运往槟榔屿及马来半岛其他地区。与此同时，原在马六甲居住的一些华人也迁移到槟榔屿。1819年英国建立新加坡殖民地后，又有一些华人从马六甲和槟榔屿迁往新加坡，马六甲作为贸易与航运中心的地位逐渐衰落，槟榔屿则成为马来半岛上新兴的华人聚居区，华人人口日益增多。到1860年，在槟榔屿的3．9万总人口中，华人占2．8万人。

19世纪以前，马来半岛和北婆罗洲地区的中国移民大都是小商贩、手工业者和农民。他们种植蔬菜、胡椒、丁香、甘密(gambier，叶汁可作染料，亦可入药)等作物。或以手工方式开采锡矿，或从事酿酒、制糖、养猪等。

葡萄牙、荷兰及英国殖民当局都将中国移民当作外侨，任命某些华侨富商为甲必丹(Kapitan或Captain)，对华侨实行间接统治。葡萄牙统治者自1512年起在马六甲建立甲必丹制度，并为以后的荷兰和英国殖民当局所继承，直到1824年才废止。根据日本学者日必野丈夫的研究考证，自荷兰人统治马六甲至英国人废除甲必丹制度，共任命13名华人甲必丹。他们是：第1任：Notchin(荷文档案作Nootsian)，第2任：郑芳扬，第3任：李为经，第4任：李正壕，第5任：曾其禄，第6任：(未详)，第7任：(未详)，第8任：曾宪魁，第9任：陈承阳，第10任：陈起厚，第11任：蔡士章，第12任：曾有亮，第13任：曾世芳。

英国占领槟榔屿后，即逐步向马来半岛内地扩大其殖民侵略。英国殖民者通过武装入侵、金钱收买以及干预各土邦王室继承权斗争等手段，建立起所谓驻扎官制度，实现对马来亚的实际统治。1839年，英国殖民者通过帮助文莱素丹镇压伊班人的叛乱活动，而取得沙捞越地区，由英国人布鲁克家族统治。1877年，英国殖民者又取得北婆罗洲(即今沙巴)，由英属北婆罗洲特许公司管治。

为加速开发马来亚以及沙捞越、沙巴地区的自然资源，英国殖民者从19世纪初就从中国广东等地输入契约华工，同时鼓励中国人移居马来亚和沙捞越、沙巴。据估计，在19世纪内进入马来亚的华工至少有500万人，其中大多数人定居在马来亚，有些人转往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等地。

契约华工和其他的中国移民为开发马来亚以及沙捞越和沙巴地区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一些英国殖民地当局的官员和学者也承认这一事实。例如，马来亚的锡矿开采业主要是依靠华工发展起来的。早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以前，已有华侨从事锡矿开采业。19世纪20年代后，槟榔屿和新加坡的华商开始在马来亚投资，雇佣华工开采锡矿。主要的采锡场在马六甲、卢骨和双溪乌戎等地，使这些地区的华人居民迅速增多。19世纪40年代，在霹雳邦的拿律地区发现大量锡矿，更使拿律成为华工的聚居地。到80年代，在近打河谷又发现富锡矿。1889年，该地有478处采锡场，华工达8万人。当时，华工只能使用手工方式采矿，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恶劣。到20世纪初年英国人开始使用挖泥机开采锡矿后，华商经营的采锡业才逐渐衰落，大批华工也转到橡胶、香料等种植园干活。

华工对马来亚经济发展作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在种植业方面。早期华人种植的主要作物有木薯、胡椒、丁香、甘密、甘蔗等，19世纪末又从事橡胶种植业。19世纪40年代，木薯从南美洲传入马来亚，50年代起由华侨大量种植。到19世纪末，马来亚的木薯种植园面积共计约有16万英亩，年出口值约200万元。甘密与胡椒种植业更是主要由华侨经营的产业。到19世纪末，仅甘密的年出口值就达460万元。甘蔗种植业集中在马来亚北部的槟榔屿和威斯利区。甘蔗种植园多为英国人拥有，但由华侨承包经营。

在柔佛邦等地，华侨经营的种植业曾通行港主制。即由马来人统治者划出河岸一片土地，交由华侨承包开发。承包人即称为港主。港主在承包区域内拥有行政管理权，除经营种植园外，还可在区内开矿，伐木，兼营当铺、赌场、酒铺、鸦片馆等。有些港主是来自新加坡、马六甲等地的华商，并因获利丰厚而迅速致富。例如，新加坡华侨林亚相曾为柔佛港主，拥有甘密种植园多处，是当地有名的华侨富商，并受柔佛素丹赐封拿督勋衔。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在柔佛共有108名港主。到1917年，英国殖民地当局才宣布废除港主制。

除了分散输入的华工以外，在沙巴和沙捞越地区还从中国福建、广东和天津等地成批地招募农工，建立华侨特有的垦殖区，如在沙捞越的新福州、广东港和津侨村等。新福州垦殖区位于沙捞越诗巫市郊，是根据福州人黄乃裳与沙捞越白人罗阇(白人统治者)签订的协议建立的。从1901年起，来自福州地区的农工分3批到达诗巫，开辟垦殖场。其后裔世代聚居该地，通行福州方言，故有新福州之称。1901年，广东人邓恭叔在诗巫创立广东农业公司，翌年与沙捞越白人罗阇签约，招募广东农民到诗巫地区开辟种植园。后因公司亏损，被迫拍卖，但广东移民后裔仍聚居垦殖区内，俗称广东港或广东芭。1913年，英国殖民当局与中国政府订立协议，从中国北方招募农民到沙巴开辟垦殖区，称山东村。但因所招募农民实际上来自天津地区，故又称津侨村。

随着华侨人口的增多，在华侨聚居的地区开始出现各类宗亲和宗乡团体，以及同业公会等。这些团体的宗旨都是增进互助团结，保护自身利益。早期的华侨团体大都以寺庙为依托，通过祭祀等方式开展联谊活动。如马六甲的青云亭是马来亚最古老的华侨寺庙，约建于1673年，主要活动是清明祭祀，办理华侨丧葬事宜，创办义学和慈善机构——同善堂等。青云亭的领导人称作亭主，为当地华侨社会公认的领袖。1824年英国当局取消甲必丹制度后，亭主实际上发挥甲必丹的作用，直到1915年废除亭主制为止。

在19世纪马来亚华侨社会中，特别是在华工集中的锡矿区，源自中国家乡的秘密会社(又称私会党)组织拥有很大的势力。这些秘密会社常因争夺地盘和利益冲突而发生械斗。1862－1873年间，义兴与海山两大会社就曾在霹雳邦的拿律矿区发生大规模械斗，一些马来人首领也卷入其中，史称拿律战争。由于连年争斗，影响矿区生产，使锡产量一度下降，英国当局遂采取镇压措施，才使争斗得以平息。1869年，英国当局颁布镇压危险社团法令，规定所有秘密会社必须重新登记；将会社成员聚居地分为若干区，各委任一名首领负责管理，并协助政府解决区内敌对会社之间的争端。其后，英国当局又陆续颁布相关法令，但未能完全解决华侨秘密会社问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华侨秘密会社的活动才基本停止。

华侨秘密会社的活动使英国当局深感有加强对华侨管治的必要。1877年，英国当局首先在新加坡设立专门处理华侨事务的机构，称为华民护卫司署，任命英国人毕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1840－1907)为首任华民护卫司。1881年和1911年，英国当局又分别在槟榔屿和马六甲设立华民护卫司署。1914年，各地的华民护卫司署均改名为华民政务司署，仍专司管理华侨事务。

中英鸦片战争后，清朝被迫开放门户，允许人民出国谋生。到19世纪70年代，清朝统治者开始重视保护侨民问题。1877年，即在英国设置华民护卫司署的同一年，清朝也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任命当地华侨富商胡亚基(璇泽)为首任领事。1890年，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馆升为总领事馆，同时在槟榔屿设立领事馆，由当地华侨富商张振勋(弼士)任副领事。英国当局认为在英属殖民地的华人是英国的属民(British subject)，坚持由当地华人出任中国领事，而不同意由中国派遣外交官员任领事。因此，对胡亚基和张振勋的任命实际上是清朝政府与英国妥协的结果。中国领事馆设立后，清朝仍经常为处理华侨社会的问题而与英国当局发生争执，实际上很难发挥保护中国侨民利益的作用。

为争取华侨效忠于清朝，吸收华商的资金，清朝自19世纪60年代起就向新加坡和马来亚华商出卖官爵。后来，为推动洋务运动，华商在中国投资兴办实业者，也可以获授爵衔。清朝还在新加坡华文《叻报》上公开刊登华侨可以捐得的各类官衔。到1889年，此类官衔已多达47种，并公布详明的价目表。1877－1911年间，在新加坡和马来亚至少有290名华商从清朝捐买各种官爵。一些华商也以捐得清朝的官爵为荣，在华侨的社交场合穿戴官服以示官阶，并将自己的住宅称作“大夫第”、“资政第”等。

在辛亥革命前，马来亚华侨富商在中国投资兴办企业，为推动中国现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贡献。例如，槟榔屿华商张弼士于1891年投资300万银元，在山东烟台创办张裕酿酒公司。1914年，该公司所产白兰地酒曾在巴拿马一太平洋万国酒赛会上获得金奖。

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受到马来亚绝大多数华侨的热烈拥护与积极支持。但是，也有一些华侨富商极力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反对民主革命派。因此，两派经常在华侨的报纸上发生激烈的争论。中国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曾到新加坡和马来亚各地活动，又引发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的斗争。革命派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社会中影响最大的报刊是《图南日报》、《中兴日报》等，保皇派的主要报刊则有《南洋总汇报》、《槟城新报》．等。

1900－1906年间，孙中山为在东南亚华侨中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建立革命组织，曾多次到新加坡和马来亚各地活动。1901年，兴中会的领导人之一尤列在新加坡建立中和堂，并在吉隆坡、怡保、芙蓉、柔佛和槟榔屿等地设立分堂。中和堂在动员马来亚华侨参加辛亥革命方面，起积极作用。后来，中和堂的许多会员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6年2月，孙中山在新加坡亲自主持成立新加坡同盟分会，接着又去吉隆坡建立同盟分会。其后，槟榔屿、芙蓉、怡保、麻坡、关丹、马六甲和沙捞越等地也分别成立同盟分会。各地的同盟会会员还分别成立书报社，作为宣传革命的重要阵地。在马来亚的著名书报社有槟城书报社、霹雳的益智书报社等。各地的书报社都备有革命书籍和革命报刊供华侨阅读，为革命派发表演说提供会场，有的书报社即同时是同盟会的会所。

马来亚华侨不仅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还参加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历次武装起义，有些人英勇献身。在著名的黄花岗起义中，就有16名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壮烈牺牲。此外，怡保市华侨温生财参加同盟会后，于1911年2月返回广州，翌月刺杀清军将领孚琦，被捕后就义。霹雳华侨陈敬岳也于8月刺伤清军水师提督李准，被捕后就义。

辛亥革命前的几次反清武装起义，是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同盟会会议上策划的。例如，1910年11月3日在孙中山主持召开的槟榔屿同盟会会议上，决定发动第二年的黄花岗起义，马来亚华侨并率先捐献4万多元作为筹划起义的部分经费。结果，各地华侨响应这一行动，使筹募的款项共计达到18．7万元，超过预期的目标。在武昌起义前，槟城同盟会又捐助数千元的经费。1911年11月4日革命党人光复上海后，面临财政困难，马来亚与东南亚各地华侨共捐款5万多元帮助革命政府渡过难关。

19世纪末年马来亚橡胶种植业以及橡胶制品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也是同马来亚华侨分不开的。1896年，马六甲华商陈齐贤在当地试种橡胶，获得成功。两年后，陈齐贤开始大规模种植橡胶，开辟有5000多英亩面积的种植园。从此，马来亚各地以及新加坡的华商纷纷投资在柔佛等地开辟橡胶种植园。到1910年前后，一些华商拥有的甘密、胡椒、甘蔗等种植园改为种植橡胶，使马来亚的橡胶种植面积达到54万多英亩。

与此同时，华商经营的橡胶加工企业和贸易公司也获得了迅速发展。1906年，陈嘉庚开始从事橡胶种植业，1917年创立谦益制胶厂，向橡胶加工与贸易业发展。马来亚各地橡胶园生产的橡胶，多在新加坡和槟榔屿两地加工出口。

华侨经营的橡胶种植园虽多，但大都是面积在25英亩以内的小型种植园。由于橡胶种植周期长，需要5－7年才能产胶，而且要不断更新翻种，使资金较少的华商面临困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于世界橡胶价格上涨，英国资本大量投入橡胶种植业，在马来亚各地开辟或收购华商经营的橡胶园。但无论是华商拥有的小胶园或是英商拥有的大胶园，雇佣的劳工都是华工。橡胶种植园的劳动十分繁重，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引起华工不断反抗，英国人的大种植园逐渐改为雇佣印度人劳工。

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华侨经营的橡胶业遭到沉重打击，华侨的小胶园纷纷关闭，英国人的大胶园也大量裁减工人，许多华工被遣送回国。不愿意回国的华工转入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但是，英国当局不承认华侨的土地所有权，而将这些务农的华侨称为“私占土地者”(squatter)。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马来亚华侨的经济事业已有很大的发展，除大量传统的家庭小企业以外，也涌现出一些规模比较大的现代企业。华侨经营的行业包括贸易业、零售商业、食品加工业、黄梨(菠萝)罐头业、种植业、锡矿开采业、房地产业和银行业等。华侨创办的银行大都以新加坡为基地，而在马来亚和沙巴、沙捞越各地遍设分行。实际上，新加坡一直是马来亚华商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也是他们融资的主要渠道。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后，马来亚华侨立即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在雪兰莪、霹雳等地相继成立了筹赈会，华文学校师生纷纷走上街头，开展抗日宣传工作，许多华商加入抵制日货行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同年8月15日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并在马来亚各州建立分会。此外，领导马来亚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组织还有马来亚各界抗敌后援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文报刊如《星洲日报》、《南洋商报》等，都在宣传抗日、动员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华商抵制日货的行动使日本与新加坡、马来亚的年贸易额从1937年的7130万元下降为1938年的2288万元。

新加坡和马来亚是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中心。为了更好地团结东南亚各地的爱国华侨，进一步推动抗日救国工作，根据各地爱国华侨抗日团体的建议，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香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等地的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推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印尼)、李清泉(菲律宾)为副主席。

南侨总会的成立，把马来亚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1939年2月，南侨总会发布通告，招募汽车修机工和驾驶员回中国服务，马来亚华侨响应热烈。在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3192名东南亚华侨机工中，马来亚华侨即占1000多名。他们大多数在滇缅公路上从事军需物资的运输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很大贡献。许多马来亚华侨青年参加回乡服务团，战斗在祖国各抗日前线。从1938年10月到1940年12月马来亚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前，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支援祖国抗日的捐款达8874万余元，约占同期东南亚华侨捐款总额的60%。

英国当局对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的抗日救国活动一直采取限制和压抑的政策，直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向马来亚大举进军的时候，才支持华侨的抗日活动，允许华侨建立抗日自卫武装组织。1941年12月20日，英国当局释放被拘禁的马来亚共产党干部及其他抗日活动分子，吸收马共成员到新加坡的101军团特别训练学校接受军训。这些人成为后来成立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骨干分子。

日军占领马来亚和新加坡后，立即实施所谓检证，即从1942年2月21日起，勒令所有的成年华侨男性集中在指定地点，逐一接受日军盘问。凡被怀疑为抗日分子者，即被拘捕杀害。在日军大检证中牺牲的马来亚华侨达数万人。同时，日军为了搜刮华侨的财富，还勒令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向日本缴付“奉纳金”。“奉纳金”的总额为5000万元，必须在4月20日前交齐。3月16日，伪新加坡华侨协会在日军监督下，将“奉纳金”分摊给新加坡和马来亚各州。其中，新加坡为1000万元，马来亚各州合计为4000万元。此外，沙巴和沙捞越的华侨也被迫向日军缴付310万元的“奉纳金”。

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马来亚华侨工商业受到严重的打击。由于交通中断，华商的贸易业几乎停顿。华侨经营的工厂也被日本占领当局以“军事需要”为理由而征用。日军还以发行军用票等手段，掠夺华侨和当地人民的财产。日本投降后，这些军用票都成为废纸。日本当局害怕华侨的抗日思想，封闭了所有华侨创办的华文报刊、华文学校以及华侨社团，由日军当局出版宣扬“圣战”的御用报刊，在官办学校中强制师生学习日语，实行奴化教育。

但是，日军的残暴罪行只能激起马来亚华侨更强烈的反抗。1942年1月1日，马来亚共产党以在新加坡101特别训练学校受训的100多名华侨青年为骨干，在雪兰莪州建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在战斗中不断壮大，最终发展为八个独立队，总兵力达4000余人。在3年多的抗日战争中，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共作战340余次，歼灭日军官兵5500余名。人民抗日军还与英军一三六部队合作，在日军占领区从事搜集情报等工作。在沙巴地区也有一支以华侨青年为主力的抗日武装力量，活跃在基纳巴卢山麓。基纳巴卢山又称中国寡妇山，被当地居民奉为神山，这支抗日军又称为神山游击队，成员有2000余人。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英国军队卷土重来，9月3日在槟榔屿登陆，企图在马来亚恢复其殖民统治。但是，在战后的新形势下，马来亚和东南亚各国都掀起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1946年初，英国决定将马来半岛各州统一治理，成立马来亚联盟(Malayan Union)。由于未能满足各州素丹的要求，这一计划宣告失败。英国政府被迫作出一些让步，于1948年2月1日又成立马来亚联合邦(Fe deration of Malaya)。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马来亚华侨已有188万余人，占马来亚总人口的38．4%。其中，在当地出生的土生华人已占60%以上。但是，由于英国当局一直将华侨当作外来移民对待，在计划建立马来亚联盟和马来亚联合邦过程中，只同马来民族统一机构(马来人的民族主义政党)及各州的马来人素丹谈判，而没有征询华侨居民的意见。而当时的大多数华侨也未积极争取在新国家中的公民权利。

到1949年2月，马来亚一部分华商和知识分子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马华公会起初只被视为福利团体，其主要活动是发行福利彩票，帮助被英国当局强制集体迁移到各地所谓新村去的贫穷华侨。实际上，马华公会逐渐发挥作为华人政党的作用。它在1952年的吉隆坡地方议会选举中与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合作，赢得6个议席。在1955年的全国大选中，马华公会进一步与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和马来亚印度人大会党合作，组成马华印联盟，在下议院52席中获得51席，其中马华公会的15名候选人全部当选。

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后，对非马来人入籍放宽了条件。同时，中国放弃双重国籍政策。形势的变化促使马来亚华侨加快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国籍的进程。1955年马来亚联合邦第一次大选时，华人合法选民只有14万，占全国选民总数的11%，远低于华人在马来亚总人口中的比例。到1959年第二次大选时，华人合法选民已有75万人，占全国选民总数的35．6%，接近于华人在马来亚总人口中的比例。

尽管绝大多数华侨已加入马来亚国籍，但是由于马来亚宪法明文规定保留马来人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特权，马来亚华裔公民处处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完全继承马来亚独立宪法，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族群矛盾仍然存在，有时甚至引发严重冲突。1969年5月13日发生的流血事件即是一例。在当年举行的大选中，联盟党所获席位减少23席，反对党的席位则增加20席。5月13日晚，反对党中的华裔成员在首都游行庆祝胜利，遭到马来人不满。一些马来人袭击华人的游行队伍，焚烧华人商店。据官方宣布，在冲突中死196人(其中华人143名)，伤439人，逮捕9000余人(多数为华人)。事后，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的领导人认为，导致族群冲突的原因是马来人对华人在经济上所处优势地位不满。因此，马来西亚政府于1971年开始实施为期20年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目的是缩小马来人与华人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的差距，消除族群冲突的社会根源。为此，马来西亚政府成立一系列扶助马来人工商业发展的机构和国营企业。按原定计划，到1990年时，马来人及其他原住民资本在所有的公司资本中所占比例应由1．9%增至30%，非原住民(主要为华人)资本由22．5%增至40%，外国资本比例则由60．7%下降到30%。这一政策的实施收到一定的效果，到1990年时，马来人资本在所有公司资本中的比例上升到20．3%，华人资本比例上升到45．5%，1990年后，在政府大力扶植下，马来人工商业资本发展迅速，使华人资本所占比例逐年下降，到2001年，已降为37．9%。

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期，马来西亚华商企业的经营活动虽然受到种种限制，但仍继续获得发展。这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马来人的私营工商业还处于相对的劣势，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还不可能取代华人工商业的地位。马来人享有的特权，包括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申请企业执照和获得银行贷款的优先权，在马来人学生升学、申请奖学金、公费出国留学、担任国家公务员等方面实行的配额制度，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马来人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的领导人已一再对这一现象表示失望和忧虑，马哈蒂尔总理还号召马来人应该向华人学习经商。然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马来人特权制度仍不可能废除。

五一三事件后，马来西亚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种族冲突。特别是在1981年马哈蒂尔总理连续执政20年来，马来西亚国内政局相对稳定，华人在经济上也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时机。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华人企业集团，如郭鹤年家族的郭氏兄弟集团，郭令灿家族的马来西亚丰隆集团，林梧桐家族的云顶集团，杨忠礼家族的杨忠礼机构，钟廷森家族的金狮集团，陈志远家族的成功集团，张晓卿家族的常青集团，李莱生家族的甲洞集团等，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壮大的。

1991年起，马来西亚政府又实施国民经济政策，以取代新经济政策，但是在对华人的基本政策方面并未出现新的变化。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过后，马来西亚的经济已走向复苏。因此，马来西亚华人在经济上仍将继续得到发展。同时，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族群矛盾也依然存在。

1998年，马来西亚华族人口约550万，占全国人口约27%，是仅次于马来人的第二大族群。到2000年，华族人口约605万，因马来族人口增长较快，华族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降为26%，从马来亚联合邦到马来西亚联邦都实行种族政治，作为华族最大的政党——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一直是马来西亚的执政党之一。此外，较小的华人政党还有马来西亚人民运动党(又称民政党)，长期在华人聚居的槟榔屿州执政。马华公会因内部派系多，长期陷于权力之争，引起华人社会的不满和忧虑。由于马来民族统一机构鼓励马来人多生育，马来人的出生率远高于华人，其结果是华族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逐步下降。据专家估计，到2021年时，华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下降到21．3%。因此，许多华人担心华族在马来西亚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减弱。

维护华族的文化传统和发展华文教育的权利，也是华人社会十分关心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马来亚华侨在各地创建许多华文中小学，著名的华校有槟城钟灵中学、吉隆坡中华中学、吉隆坡尊孔中学、马六甲培风中学，以及怡保育才中学等。这些华文学校完全由华侨社会筹资兴办，它们在传播中华文化，增强华侨社会的凝聚力及与祖国的联系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马来亚联合邦成立后，多次颁布教育法，力图限制华文教育的发展。特别是1962年的教育法令，规定华文学校必须改为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的国民型学校，才能融入马来西亚的国民教育体系。当时，一些不愿意改制的华文学校即成为独立学校。目前，马来西亚共有独立华文中学60所，华文小学1200多所。在东南亚各国中，马来西亚是保留华文学校最多，华文教育体系最完整的国家。1967年起，马来西亚华人曾为创办一所华文独立大学而努力多年，但终于未能实现这一愿望。同时，现有的华文中小学也面临师资、教材以及学生来源等方面的诸多困难。

马来西亚的华文报刊为数不少，其中如《星洲日报》、《南洋商报》等历史较长的华文报都拥有众多读者。这些报刊的文艺副刊又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推动者和重要基地。经过80多年发展，马华文坛已先后涌现出一大批颇有成就的作家，如方北方、黄润岳、孟沙、年红、韦晕、吴岸、吴天才、原上草等。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作品在世界华文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马来西亚有6000多个华人社团，是海外华人社团最多的国家。除了传统的宗亲、宗乡及商业团体以外，也有许多学术、文艺、体育和联谊性社团。一些国际性的华人社团活动如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等也是在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倡议和主持下举行的。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