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乡族谱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谱牒学研究与谱载资料的利用，近一个时期以来已日益受到学术界的瞩目和重视。侨乡族谱中的侨史资料，对于华侨历史研究的深入展开、对于侨务部门的实际工作，以及海外华侨华人追寻先辈的历史足迹，尤其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作用。为了开发侨乡族谱这个巨大的资料宝库，我们以《侨乡族谱调查与研究》为题，先后列入福建省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点项目。

几年来，我们深入泉州各县(市、区)的山村海隅，开展了范围广泛的调访、寻觅和资料征集活动。尽管此项工作任务重、难度大，尤其许多谱书或因年湮代久而散失，或因保存不善而残缺，或因“文革”动乱而遭毁，以及其他种种原因，现在搜求、寻访已甚不易。但经多方努力，迄今我们已查阅了200多部族谱(包括支谱、分房谱)，其中绝大部分谱书或多或少都有族人出洋的记载，多者数百条(人)至1000余条(人)，少者数十条(人)或一、二条(人)，总计汇入本书约有1万余条(人)之多。这些族谱绝大部分修纂于民国年间，也有部分是清乾隆至清末所修，以及少量于新中国成立后增补。其所载资料反映泉州华侨出洋的最早时间为明代成化、弘治年间(15世纪下半叶)，出洋的地点广及东南亚、日本乃至美洲各地。无疑，这些资料还只是侨乡族谱中的一小部分，然则它们又都是不可多得的原始记录而弥足珍贵。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说过：“我国历史资料浩如渊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通过几年来的调查研究，我们深感顾先生之言殊为确论。族谱记载的内容十分广泛，大凡本家族的历史沿革、世系繁衍、居地迁徙、人口流动、山川形胜、族产名绩、科举仕宦、传记艺文、婚丧祀典、族规家法等等，均有详略不等的载述。显而易见，收藏宏富的族谱资料，对于广泛的社会历史之研究，诸如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人口学、人才学、伦理学、方志学、乃至经济、政治、军事、地理、艺文等等方面，的确是个巨大的文献宝库；其中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以及从中统计出的各种数据，尤其具有其他载籍所无法替代的资料价值。而侨乡族谱由于蕴藏着众多族人出洋侨外的原始材料，其在侨史研究以及侨务工作的许多方面，则更具有非侨乡族谱乃至其他载籍所没有的、独特的功能与作用。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族谱资料的发掘与应用上，成效不大，甚至一度被视为禁区；而侨史学界运用侨乡族谱资料于侨史研究与著述上，更属凤毛麟角。诚然，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这方面已有了可喜的进展，但从总的看，包括侨乡族谱在内的我国族谱资料，仍然是个尚待努力开发的巨大“金矿”。下面谨就我们接触的部分侨乡族谱，谈谈谱载侨史资料的特点及其利用价值，不当之处，敬请方家赐正。

一、谱载侨史资料的基本特点

族谱资料浩繁，可以归纳出诸多不同的特点；就侨乡族谱中的华侨史料而言，我们认为，谱载侨史资料较之其他侨史资料载籍，具有数量大，涵盖面广，可信性高等方面的主要特点。

1， 量大

据估计，我国存世的族谱不下2－3万种(部)，而实际的数字恐怕还要高出许多。侨乡的族谱有多少?虽然目前难以作出较准确的估算，但据林金枝先生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闽粤两省查阅的500部族谱，抄录到4100条(人)记载出洋的个案资料，平均每部有8．2条(笔者按：应该说，在这500部族谱中，有相当一部分属非侨乡的族谱，如闽东、闽北等地的族谱，其中没有或极少有族人出洋的记载，因而所得的出洋资料总数自不能很多)；而如上所及近年来我们在泉州侨乡尚不全面的调查中，已查阅了200余部族谱，得到万余条(人)出洋资料，平均每部约50条以上。依此估算，全国侨乡族谱总计在几千部，记载出洋资料在10万至几十万条(人)，当不为过。如此巨大的数字，对于还是一门正在展开和逐渐深入的学科——华侨历史的研究与著述上，显然是一笔十分可观的财富。

2， 面广

上文已概略指出谱载资料广及许多学科的研究领域，而从侨乡族谱则可具体看到，在记载出洋侨外的资料中，虽然各谱、各人(条)记载内容不一、详略不同，但总合起来却包含有如下丰富翔实的素材：姓名、辈份、生卒年月日、婚配及子女、出洋时间及原因，侨居地点及职业、卒葬地点及原因、在海外的遭遇及建树、对故乡故国的联系与贡献等等；较有事迹可述者，还专门列传或以纪实入谱。可以说，谱载资料几乎涉及华侨历史的各个方面，诸如华侨出国史(包括出国时间、地点、人数、原因等)，奋斗史(或曰创业史，在海外的职业活动、开拓建树)，苦难史(或曰血泪史，在海外的悲惨遭遇和命运)，爱国史及侨乡的发展变化史(对家乡和祖国的贡献，促进故乡故国的进步繁荣)等等领域，大致都可以在族谱中程度不等地找到根据和佐证。如果我们下大力气把所有侨乡族谱中有关的侨史资料收集起来，加以综合分类、统计整理，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将是继《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之后，又一部包容侨史方方面面的，十分充实而珍贵的资料巨篇。

3， 可信程度较高

谱载资料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如所周知，第一手资料无论对于重大历史事件之佐证，真伪史实之辨别；或者史家立论之依据，都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和权威性。

诚然，过去的族谱作为封建宗法统治的工具，内含许多封建糟粕，以及为隐恶扬善而文过饰非等劣笔，对于族谱资料需加留心鉴别，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但是，谱中的主体部分，包括与侨史有关的基础资料(如世系繁衍、人物活动——华侨出洋的种种情况等)则是基本可信的。因为，对于这样的一些基本情况，既没有弄虚作假的必要；而族谱作为宗法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去修谱被视为尊祖敬宗的家族大事，撰谱资料的主要来源是族人平时的登记报告和修谱时的汇总核实。因此，除非特别变故(如战争、离乱等)．族人既不敢不修，也不敢怠慢(否则会被以不孝例论)；族人所提供的情况，一般也都能如实报告。同时，过去修谱大多有一定的年限，时间上的连续性有利于资料(史实)上的继承性和可靠性；并且由于是一家一族修谱，情况有出入容易就地核实澄清，可以说，谱载基本资料具有“时近迹真”、“地近易核”的优点。因此总的说，谱中所收的最基本的原始材料，一般都是较为确实可信的。

二、谱载侨史资料的功能和作用

族谱资料对于多种学科之研究，均有其特有的功能与用途；而谱载侨史资料对于华侨问题之研讨，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功能与作用更有一定的典型性。兹就我们初步涉猎的有关资料，综述以下几点：

1， 补充正史之不足，印证史家之论断

华侨史属于较迟开发的学术领域，虽然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春风的吹拂，侨史研究也呈现一派生机，并已获得可观的成就。但从总的说，无论在深度广度上，都还是社科领域中一门较为后进的学科。究其原因，除了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因素外，侨史资料极其匮乏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史料之匮乏，主要在于过去的封建统治阶级，长期把出国华侨视为“背弃祖宗庐墓”的“莠民”而“不予闻问”。庄炎林先生说得好：“中国人去‘海外’者络绎不绝，不在少数，但史书里鲜有记述。中国的历代皇帝大多以闭关自守为其治国特色，又常常夜郎自大，以天下中心自居……对去‘海外’者，或掩耳盗铃，若无其事，或一律贬斥为‘化外之民’而弃之不顾。这样……‘御史’们(就)不敢大书特写——怎好给圣上治下的‘升平世界’抹黑?”因此，在过去的史籍文献中，很难找到有几条关于华侨历史的记载，或者只能从有关中外关系的载籍，及少数官、商、僧人、学者的考察访问和游历的记述中，找到某些蛛丝马迹或片断材料。虽然这些史迹也极珍贵，但毕竟是零碎、少量，远不敷侨史研究之所需。同时，也正苦于史料之不足，在某些论著中难免存在语焉不详、论证乏据之缺陷；或者不得不就仅有的几条材料辗转抄录，互相援引，而不问其材料确凿与否。总之，侨史资料的不足，乃是侨史学科繁荣和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除继续发掘中外其他方面的史料外，蕴藏在侨乡族谱中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以及从中综合统计出来的各种数据，就不能不加以充分的重视和利用了。上文已概要指出谱载资料在侨史研究上的地位和作用，下面我们略加举例说明。

学界公认，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海外移民(华侨出国)的一大分水岭，在这之前总量不大；在这以后，则已演成高潮，华侨“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向国外”。这一结论无疑符合历史事实。但是究竟多少?高潮的根据和表现情况如何?在众多的论著中，我们通常只能看到一些大约的估计数字，比如：17世纪以前，华侨“人数估计当在10万人以上”，至鸦片战争以前，华侨“总数当在100万人以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总数接近1000万人”。应该说，这些估计不无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又很少能够看到比较具体的根据(尽管不可能有准确的根据)，或者比较能够体现出国浪潮或鸦片战争前后对比的具体数据。显然，这种美中不足根源于资料不足，而弥补这种不足，侨乡族谱确实可以发挥其特有的作用。

虽然，族谱中记载的出洋人数及有关史迹也并不完全，但其所记录下来的资料却是很具体而实在的，而从中综合统计出来的数据，则可以清楚地显现各时期的出洋情况，特别可以令人信服地看出鸦片战争前后华侨出国的迥然差异。以我们披阅的《永春鹏翔郑氏族谱》为例(参见本书下篇《华侨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郑谱》的统计表)，该谱记载族人出洋的时间自16世纪末年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3个半世纪，记载出洋总数1068人。而有较具体的时间可稽者，约有976人，其中，16－17世纪仅有2人出洋，至鸦片战争以前出洋计65人，占6．66%，鸦片战争以后911人，占93．34%。为了进一步提供佐证，我们又统计了《桃源东熙王氏族谱》的有关资料，其结果完全相似(见〈表1〉)。在该《王谱》记载的出洋总数498人中，有时间可稽者490人，其中17世纪(含)以前未见出洋记录，至鸦片战争前出洋12人，占2．45%，鸦片战争以后488人，占97．55%。而如果再把1840至1910年间按每10年分段统计，则以上两表均可令人惊奇地看到出洋人数直线上升，简直像潮水般地涌向国外的形象数据。这就可以充分说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海外移民，确实有如浪潮之势这一论断的准确性；而同样的材料，在本书上篇及侨乡的其他族谱中，也多可见到。因此，可以相信，倘若把全部侨乡族谱的出洋资料汇总起来，定能在相当程度上，为华侨出国的各种问题，提供许多可资征信的原始依据。

(表一) 《桃源东熙王氏族谱》记载华侨出国时间、地点、人数统计表

再如，华侨历史既是一部有着辉煌业绩的开发创业史和爱国爱乡史，又是一部充满着华侨先辈的辛酸与血泪的苦难历史。对于前者，史家已有诸多阐述与论证，谱载资料也有不少记述，这里不拟多赘。而对于后者，除了有些文献的零星记载和个别专题回忆外，一般的史书和论著则反映无多，而年青一代对此更是不甚了了；然则这又是全面认识和理解华侨及华侨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侨乡族谱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方面许许多多具体而翔实的资料，并同样可以从中统计出足具说服力的有关数据。例如：

《永春鹏翔郑氏族谱》有：

• “智朴，生咸丰辛亥，卒光绪丁亥，往洋被虎噬死”，年仅36岁；
• “兆走，生同治壬戌，卒光绪甲辰，殁洋船内，葬大海”，年仅42岁。

《桃源东山颜氏族谱》有：

• “金制，生道光己酉，卒光绪丙子，往商南洋，被夷人害死”，年仅27岁；
• “金椅，生咸丰辛酉，卒光绪丙戌，商吗六呷，被夷人害死”，年仅25岁。
• 南安《蓬岛洪氏族谱》有“诗怡，生同治十二年，在外洋被番人杀害。”

在其他族谱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失船”、“舟覆”、“有去无回”等等惨痛记录。如南安《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有国孝、国志兄弟等多人因“失船”、“沉舟”而葬身海底；德化《龙浔奎兜李氏族谱》记载李忠廉等10人“因渡洋舟覆，殁在厦门五通港”，尤可谓华侨血泪史之典型事例——五通港属厦门内港，至于在重洋大海之险象，则更可想而知。

华侨在海外横遭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与屠杀，有关史书已作了揭露，在我们收录的资料中，同样不乏这方面的记录：

安海《金墩黄氏》等9部族谱载有24人因“吕宋夷变”，于明万历年间被西班牙殖民者所杀；

石狮《洋山李氏修洋公派谱系》也记载20多位旅菲族人，在1900年美国侵夺菲律宾的战争中，死于非命；

《晋邑淄江溪美陈氏家谱》记有1944年1月24日(农历大年除夕)，陈华蔚“与继妣及五子一女，同时被倭寇所害，受祸可谓惨矣”!

南安《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也记有1945年5月21日，“文波，字涛远，在纳卯从其父母，偕其五、六、七诸弟同遭日寇杀害。

谱中类似的材料不胜枚举。我们抽样统计了部分族谱中的华侨寿命，更可清楚地看出过去华侨胼手胝足、茹苦含辛，在种种天灾人祸的摧残下，致使大多数人天不假年，短寿而终的悲苦遭际(见〈表二〉)。

表中的统计数字表明，过去大多数华侨正当英年有为之际，却过早地离了人间。在统计的人数中，年龄不到40岁就夭折的华侨占60%以上；而且，还必须指出，族谱中有相当一部分华侨的生卒失考，特别是“卒葬不详”，如《永春鹏翔郑氏族谱》记载华侨1068人，只有736人可资统计，尚有约的人生卒缺记而无从统计；其他各谱的情况也多如是，有的无从统计的比例甚至更大(如鲤城《虹山彭氏族谱》出洋56人，仅有2人有生卒时间；南安《彭溪李氏族谱》出洋17人，仅有5人记载生卒时间；安溪《翰苑李氏族谱》出洋29人中，也只有8人可资统计等等)。估计这部分生卒不明者多属死于非命而早年夭折，因而族人无从查询与记录，他们的寿命一般都要低于其他族人。因此，如果把这部分人也考虑进去，则不到40岁而夭亡的华侨所占的比例，肯定还会更大。

总之，上列资料和统计数字，充分说明了广大华侨为了在海外求得生存与发展，他们走过了艰辛的历程，也遭受过极其悲惨的命运。同时，这也充分显示了在过去文献、档案材料极不完善的情况下，谱载资料及从中统计出来的有关数据，对于充实正史之不足和印证史家之论断，确实有重要而独特的价值。

(表二) 泉州侨乡部分族谱华侨寿命统计表

2， 校勘史实之讹误，解决历史之悬案

如上所述，由于长期以来正史方面对华侨的活动不记或少记，不仅使后来的史家在阐述侨史时“语焉不详”，尤其令人引以为憾的是，许多与侨史有关的人和事，大至重要历史事件，移民流徙，小如人物的生平事迹，年龄籍贯，下落去向等等，往往被挂漏或避而不谈，或者文不符实而以讹传讹，以至长期遗留下各种悬案与谜团。纠正这类舛错，侨乡族谱不失为解谜释疑的重要工具。

比如，学术界曾有误认郑成功的儿子郑明是印尼华侨的事例。其根据是“爪哇岛上且有明武德将军郑公明墓之发现，碑上刻有‘永历××仲冬立’字样”这条资料。由此推断“郑公明墓”即为郑成功第三儿子郑明的坟墓，进而认定郑明于台湾归清时，率部南渡，客死爪哇。其实，郑明并没有去爪哇，而是于台湾统一后，偕同兄弟6人，随侄郑克塽同时归清，并最后卒葬北京。这有《郑氏宗谱》、《郑氏家谱》之明证：“第十三世熙之公，大木公三子，讳明，……于康熙二十二年归诚，奉旨授为四品官。妣林氏，合葬西便门外羊房店西十方院。”而且还在此两谱发现之前，已有郑氏《石井本宗族谱》也明确记载，郑明于“康熙二十二年，授四品之职”。应该说，族谱资料作为原始记录，是有较高的权威性的。

又比如，“菲律宾争取自由斗争的真正英雄”、著名的华侨将军刘亨赙，其在19世纪末菲律宾独立战争中，曾立下显赫战功而饮誉菲岛。他的西文名字叫何塞·伊格纳西奥·宝华(Jose Ignacio Pawa)，可他的中文姓名却长期没搞清楚，以致在有关的中外载籍中，出现“侯宝华”、“侯苞”、“侯亚保”、“侯鲍”等多种写法；同时，对他的籍贯、家世、何时及为何渡菲等基本情况，各家记载也多有相悖而令人莫衷所是。

为了廓清刘亨赙身世的这些迷雾，郑炳山先生经过多年的努力，在闽南一带作了广泛的调访查证，但都一直未得要领，最后还是依靠族谱资料解决问题：南安《刘林刘氏族谱》不仅清楚记载刘亨赙的生平简历，指明其为史称的“侯赙将军”，而且专门阐析刘林乡侯、刘姓氏互易演变过程。这就使得刘亨赙身世疑团的核心——侯耶?刘耶?——得以冰释，而其名字(赙、宝、保、苞、鲍，闽南话音近)、籍贯、家境、渡菲等基本情节也都由此而迎刃而解。

在事涉中国海外移民史(亦即华侨史)的上限(或曰先驱)时，人们更是经常被一件大事所困扰，即秦始皇派遣方士徐福率男女百工东渡“求仙”而移居日本是否真实?虽然民间传说代代相因；《史记》、《汉书》乃至后代国史以及有关载籍多有记载，但太简略，加之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因此，究竟有无其人其事，历来史学家多有存疑而以“传言”视之，因而长期以来聚讼纷纭，成为历史的一大“公案”。

20世纪80年代初，罗其湘先生颇费匠心地从方志和族谱中，发现并考证了苏北赣榆县的徐阜村，系由过去的徐福村演化而来，而徐福村则因徐福而得名，进而多方面论定秦时徐福东渡确有其事。罗先生所有这些论证的关键性根据，主要就是保存于徐阜村的清乾隆版《张氏家谱》、《王氏谱》和《壹纪堂·后徐福·韦氏支谱》等谱书。在这些谱书中，记有“徐福村”、“后徐福”、“徐福社”、“徐福河”等地名达十余处之多。可见，族谱资料在解决历史悬案中，有其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至于徐福东渡到底到了何处?学术界也同样是众说纷纭。较多数的看法是到了日本(中日民间传说、两国学者多持此说)，但是也有其他多种说法，这里恕不尽述。而最后突破“徐福东渡”中的这一难题，也许还是有赖于收藏在日本或其他地方的中国族谱之深入发现。

3， 侨乡编史修志的资料宝库

翻开族谱，人们每每可以在序言中看到这样的评述：家之有谱，犹邑之有志，国之有史。清代谱学家章学诚这样说：“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古人把谱、志、史三者相提并论，一方面表明族谱在封建宗族制度及地方文献中的重要地位，另方面也反映了族谱与方志、国史，在内容的组成上有其共通之处。换言之，方志中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情风俗、户籍人物、村镇坊第、祠宇碑记等基本内容，在当地各族姓的族谱中，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到线索或依据。例如人物列传，这是不可少的一个大项。但是这类地方人物资料，在正史或官方文献乃至一般的图书报刊上，并不容易找到；而在族谱中，有关本家族的乡贤名宦、知名人士的事迹，却几乎是每谱必记的。当然，其中也不无溢美之词，然而作为基本素材，则是编修地方史志十分难得的资料来源。

史学大师梁启超曾经这样评价谱牒资料的价值：“族姓之谱……实重要史料之一，例如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到资料。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梁启超这段话，既是针对国史而言，尤其对于地方——包括侨乡编修史志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值得强调的是，侨乡修志，当离不开“侨”的特色，而《华侨志》更属不可或缺。但过去侨乡的志书，既无专修华侨志，即使一般的侨史资料也难于寻觅，这就更加造成了侨乡修志的困难，从而也更加显出族谱中的华侨史料之珍贵。侨乡族谱中除大量记载着族人出洋的时间、地点、人数外，还分别反映出导致族人出洋的种种社会经济政治原因，如“田里失丈”、“贩商外洋”、“科场失意”、“军匪为患”、“自卖夷人”、亲邻牵引，以及参加农民起义和革命斗争而遭受迫害等等；还有记载侨亲关心和贡献桑梓的许多事迹，如赡家侨汇，营建房舍，捐资办学，修桥造路，乐善济贫，以及支援和参加地方鼎革(尤其辛亥革命时期)等等。所有这些原始记录，对于考察侨乡社会，编修侨乡史志，显然都是无价之瑰宝。

当前，各地侨乡在运用谱载资料于修志工作上，已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早期华侨出国的情况，几乎都是取材于族谱资料。例如安溪县，从一般的文献中只能找到清光绪年间有华侨的零星记载，而现在该县的《华侨志》却收录了许多明、清时期华侨出洋的族谱资料，并将该县的华侨历史上溯到明嘉靖年间“五世祖文英为商往日本，无还。”(安溪《尚卿福林吴氏族谱》)。即使是惠安县迄今发现载有侨史资料的族谱无多，但其《华侨志》能追溯到明万历间的华侨史迹仍然是得益于谱载资料：“八世长房，宝夫公……生万历三十七年……商游日本，籍长崎澳。”“九世二房，锦殿公……籍暹罗国佛鄙。”(惠安《崇武文献黄氏族谱》)。同样，其他各地情况大都如是，恕不一一介绍。完全可以相信，值此举国上下普遍重视修志的大好时机，随着侨乡族谱的大量发现和谱载侨史资料的广泛利用，一部部颇富特色的侨乡新志和前所未有的侨乡《华侨志》，必将以其充实的内容和崭新的风格而展现于世。

1. 华侨华人寻根问祖的重要依据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寻根”热潮；1977年，美籍黑人亚力克斯·哈利(Alex Haley)通过实地查访和家谱档案，创作了世界名著《根》，进一步掀起了世界性的“寻根热”，“使得更多的人士急于知晓他们的祖先来自何方”。据法国部分档案馆统计，自1960到1970年，为寻根而查阅档案的人数增长1倍；1970至1980年则增长3倍，并且在其后仍继续增长。甚至连赫赫大名的美国前总统里根夫妇，也于90年代初专程前去遥远的祖籍地——苏格兰的佩斯利小镇，“翻阅古家谱”，确认与其先祖的血缘关系。

我们中华民族向来珍重“木本水源”，在世界性的寻根热潮中，海外的炎黄后裔尤其令人瞩目。他们虽远离故国，并且正在为住在国的兴旺发达竭尽所能；但是乡关之情，人皆有之，诚如古人所言，“纵然此地风光好，犹有思乡一片心。”广大华侨华人一面在海外以“根”为题，纷纷查考血缘祖籍，举办讲座会、展览会、研讨会等形式多样的“寻根”活动；一面络绎返回故国，访故里，探故旧，稽古籍，多方寻觅自己的“摇篮血迹”。据了解，许多回乡寻根问祖的海外侨亲，正是借助族谱的记载，而找到自己的“祖根”和血缘关系的。

80年代，轰动中外的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亲莅福建漳州鸿渐美村访亲谒祖，《鸿渐美许门族谱》在确定其血亲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李远哲博士，不远万里迢迢来寻故地，几经周折，最后依靠族谱，终于在明代思想家李贽的故乡——南安县榕桥村找到了自己的“根”。潘英章博士也是美籍华人科学家，80年代中应邀来华讲学，临行前老父亲谆谆嘱他顺途寻访祖地。可父亲只告诉他老家在闽南，门口有一个大池塘；他的曾祖父叫捷武，是前清武举人，于100多年前移居台湾，后来才辗转日本到美国定居的。潘博士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找遍厦门、漳州、泉州、南安等市县，最后在安溪县仅有的潘姓聚居地——西坪留山村，找到了门口有大池塘的祖宇，随后通过该村族谱，确证其曾祖父捷武系第十四世祖，“为武举人，与(弟)捷庄同往台湾。”潘博士完成了父亲的重托，如愿以偿地找到了憧憬多年的祖籍地。年逾花甲的洪先生，6岁时被土匪从德化抓至南安贩卖，长大后出洋谋生，凭着他儿时的依稀记忆，80年代初专程前来德化找到他的“摇篮血迹”——盖德乡凤山仪林村，而特别让他激动的是，从村中族谱查到了他的父祖、兄弟、姐妹的名字，使他得以同健在的亲人团聚，并为其故去的父母、兄弟扫墓，实现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思乡怀土、寻觅亲人的愿望。

马华学者张汉忠先生在评述族谱对于“寻根”的作用时这样写道：“华族的远古先贤发明了族谱，内中详细地列明了宗族世系与演变，使裔孙们能借着族谱追溯四、五千年前始祖族长们开基兴家的历史痕迹。”可见，做好侨乡族谱的普查和整理工作，特别是将其中出洋族人的世系沿革、居地变迁、人口流动、族人业绩等有关内容汇总成编，进一步为海外侨亲寻根问祖提供方便，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上所述，族谱“材料至丰富，且甚翔实”；族谱中的华侨史料在侨史研究和侨务工作中，具有极其宝贵的利用价值。正如国家档案局等有关部门指出的：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它不仅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当前某些工作也起着很大作用。勿庸赘言的是，族谱作为宗法社会的产物，必然带有时代和阶级的深刻烙印，使用族谱资料，必须始终遵循“古为今用”和“弃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研究，才能求得科学的结论。

1990年9月第一稿

1993年8月第二稿

[原载庄为玑、郑山玉主编：《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上册，中国华侨出版社，北京，1998年。]

(郑山玉 福建泉州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研究员，已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