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里求斯华侨华人概述

非洲华侨华人最多的毛里求斯，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位于非洲大陆以东、印度次大陆以西。它是除马达加斯加以外印度洋西部许多岛屿之中面积最大的一个(2000多平方公里)。由29个岛屿、三条火山山脉组成。内陆平均海拔360米，最高峰826米。沿海平原向北展开，1／3左右的面积覆盖着森林。热带海洋性气候。其开发史不过400余年。葡萄牙人最初从欧洲东航，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时，于1505年占领毛岛，取名“蝙蝠岛”。当时岛上荒无人烟，而葡萄牙人并未致力于开发。159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葡萄牙人手里夺占该岛后，为纪念在荷兰执政的毛里求斯伯爵，改岛名为“毛里求斯”。荷兰人并从爪哇引入甘蔗良种和种蔗农人，开始在毛岛种蔗制糖。1715年该岛又落入法国东印度公司之手。法国人占领期间，大力在岛上发展种植园事业，不久甘蔗种植园业就发展成为岛上最重要的生产部门。19世纪初英法战争时，英国派远征军于1810年攻占该岛，毛里求斯又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该岛面积虽然不大，但占居战略位置，素有“印度洋之星与钥匙”之称。1999年人口112万。英语为官方语言，多数人讲印地语和克里奥尔语，法语也普遍使用。居民的51%信奉印度教，31%信奉基督教。1968年，该岛脱离英国，宣布独立，但仍留在英联邦内，与英国保持密切关系。1972年4月25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华侨旅居毛里求斯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印度洋内的大小岛屿中，毛岛上的华侨华人数目最多。尽管中国移民曾采取过各种不同形式，但契约移民和自由移民则是其中主要的两种。在此之前，曾出现过另一种强迫移民的方式。据史料记载，在荷兰殖民者统治毛里求斯期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把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犯人”送到毛岛服役，其中，就有为数不多的华工。1760年第一批中国人在路易港上岸，他们就是从巴达维亚来的。一年以后，他们的妻子也跟着来了。但1762年开始，他们又被该岛总督打发回中国，其中有些人留下来。这部分中国移民可说是在契约移民和自由移民出现之前曾经出现过的强迫移民。相传最早在毛里求斯传授榨蔗制糖技术的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巴达维亚带来的中国人。18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在1769年取消荷兰东印度公司特权之后，通往各岛航运活动日益频繁，路易港成为当时亚洲的货场，来自法国各港的远洋轮船前来该港装载东方货物，及各岛由专门租用的船运来商人和船主雇用的货工。当时的殖民者为开发毛里求斯，开始招募华工以补充当地劳动力的不足。而中国向毛岛移民大约始于18世纪末，当时正值毛岛船主发展同中国的贸易。19世纪初，曾有一大批马来人被作为奴隶由奴隶贩子带入毛里求斯，在这些被掳掠来的人中间可能有在东南亚定居的中国人，他们也仍属当时的强迫移民。据1801至1804年间曾住在毛岛的进发南方岛的远征军首席绘图员米贝尔曾记载说：“我觉得我在法兰西岛上所遇到的中国人是持重的。他们是自由的，他们不大接触奴隶，而愿意与白人公司打交道。他们在咖啡馆，叼着烟袋，度过闲暇。他们性情温顺、沉默寡言。”可见当时毛岛已有少许自由中国移民。19世纪初，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毛岛期间，该岛已经成为一处重要的蔗糖产地。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到毛里求斯的长官是原任槟榔屿长官的罗伯特·法奎哈。他在槟榔屿任职期间，曾推行鼓励中国移民入境的政策，也熟悉中国人在东南亚一带的情况。在他到达毛里求斯之后，于1824年前后从槟榔屿和新加坡招来几十个中国工人。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当时大力扩展中的制糖工业开始感到缺少劳力的情况下，引进契约华工的第一次尝试。但是，1824和1825年关于引进契约华工的第一批计划却无结果。及至1829年则成功实现在东南亚招募契约华工和印度工人。是年4月1日，有400名华工在毛岛登岸，但由于工资微薄，很多人又转返回中国。由此，试用华侨农业工人的最初尝试以失败告终。到1840年又作另一次尝试。之后一直到1843年的3年间，为了发展岛上的甘蔗种植园业和制糖工业，又从槟榔屿和新加坡输入一批华工。1843年，在毛里求斯经营甘蔗种植园的两家公司——英国资本的巴克莱兄弟公司和法国资本的吉魁特公司——委托槟榔屿的英商勃朗公司和新加坡的英商斯波蒂伍德·康诺利商行招雇1000名福建厦门籍的农业工人。这两家公司实际招到838个契约华工送到毛里求斯。就当时中国国内情况来看，此时正值鸦片战争，确有许多华工离国到毛里求斯谋生。从此，毛里求斯岛上的英、法种植园主经常在新加坡和槟榔屿，从每年春天搭乘中国帆船到达那两个地方的8000－9000中国新客劳工中觅雇他们所需要的一部分种植园工人。当时常有整船的中国工人从新加坡到达毛里求斯。据统计，从1833至1946年间，移居毛岛的中国人逐年有所增加，头4年中每年约10人，以后8年中则逐步增加至每年约达50人。到1850年前后，在毛岛大约已有1000名中国人。是年首都路易港就有586名中国人。当时还曾有4名福建籍华侨，由毛岛迁居到毛里求斯的罗帝利岛，另谋发展。至1854年路易港已有1800余名华工。1850年以后，来毛岛的中国人均系自由移民。自由中国移民事实上是在招募契约华工以前就已开始。它是得到法奎哈总督鼓励的。当然自由移民也是有条件的，移民者必须符合“应该读书识字，有一种手艺并且有清偿能力”等等条件，而且总督保留发给这些侨民入境许可证或把他们驱逐出境的权利。然而要获取一张入境许可证的侨民，还必须要找到一个保人，并要提供相当高的保金。原籍福建的知名华侨阿鑫(陆才新)，就是最早被总督接受为移民的保人，并领到过一张准许他自费返中国携带移民回毛岛的执照。1826年，由他携来并由他担保的5名中国人，就已建立自由移民的渠道并转而成为他们其他同胞的保人。在这些来毛岛的中国移民中，最初多数是水手和船上木工。而从1847年起，中国移民的特点有所变化，大部分移民直接来自中国大陆，其职业倾向也与此前有所不同。如是年共有62人抵毛岛，其中有6人从事海上作业，31人没有固定职业，其余的则是小商人和手艺人。从1845年前后开始，前来毛里求斯的商人移民迅速增加。

19世纪50－60年代，甘蔗种植业的发展给毛里求斯经济发展带来繁荣。这对自愿的中国移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而中国的自由移民也只有在有利的时候才会去那里谋生。加上当时运输印度移民的船只往返频繁，为1860年开始的大规模移民活动提供方便。是年即有379名中国移民进入毛岛。1861年，移民活动在中国已合法化。此时，也正是中国向海外大批移民的初期。是年，毛里求斯的华侨华人已有1552人，占该岛居民总数的0．5%。当时，中国移民先集中在加尔各答和新加坡，然后乘船前往毛里求斯，途中有时要行驶3－4个月，旅途艰难，时常会有死亡。由于毛里求斯当局与印度当局订有雇用印度契约苦力的长期协议，因此印度劳工的供应量是稳定的。招自槟榔屿和新加坡的华工则不免受到每年来自中国的移民新客人数的限制。毛里求斯种植园主认为使用印度工人要比使用中国工人便宜得多。因此，毛里求斯除去曾在1875年再次从新加坡和槟榔屿雇入约500个契约华工之外，每年只通过海峡殖民地三个口岸(新加坡、槟榔屿和马六甲)的劳工市场吸收几百名华工。有时也从香港方面求得补充。1877年6月，英国殖民当局取消外国人移民要事先经过批准的规定。是年，路易港向移民开放，它为日后中国移民提供基地。1880年，中国人即向毛里求斯大量移民。翌年，毛岛华侨已增至3549名。1885年，法国对马达加斯加行使保护权后，毛里求斯人从政府那里得到居留地，在自己的居留地上发展甘蔗、丁香和食用香料华尼拉的种植。商业的发展为已经定居于毛里求斯的中国商人开辟新的天地，当他们有一定积蓄后，不少华侨携眷前往定居。随着中国妇女移民毛岛人数的增加，又加速华侨华人的自然增长。19世纪最后10年间，香港——毛岛航线使用汽轮，大大方便人们移民毛里求斯。1895至1900年间，来毛岛的中国移民已近7000人。其中头两年每年超过1000人，而1897年一年最多达2110人。1923年，毛里求斯废除契约工制度，改行自由雇工办法。同时，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内军阀混战至抗日战争前后，则是中国人移居毛里求斯的高峰期。据英国官方的统计数字，1921年间毛里求斯人口总数316681人，其中中国人6820人。1923年间有1047名中国人在毛里求斯入境(男912人，女135人)，777名中国人出境(男674人，女103人)。出入境的中国移民当中，除少数商人和他们的眷属外，大部分是做工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毛里求斯这一重要产糖中心，从甘蔗的种植，直到精糖、糖浆、红酒等产品的运销，中国人都占有重要地位。毛里求斯通过华人与新加坡方面建立密切的商业和经济联系。有些华人在毛里求斯从事自由职业，如行医、教书、办报等。1944年，毛里求斯的华侨华人已增加到10882名。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又有一批侨眷至毛里求斯与家人团聚。同时，还有不少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各国华商前往定居，进行贸易，投资建厂，使当地华侨华人人口不断增长。据1986年统计，毛里求斯人口110万，印度人占60%，克里奥尔人占20%，华侨华人已达3万多人，占该国人口的3．2%，占非洲华侨华人总数1／3强。其中80%以上为土生华裔。华人在当地均具有公民权，后一代华人在受过教育后也有在政府部门担任公职，或当民意代表，社会地位日高，各项社会活动亦颇受重视。

据史料记载，中国移民登上毛岛时，为有利于保持自己祖先的文化遗产，就聚居在一个地区。在1817年，中国劳工开始进入毛里求斯时，当时路易港已有一个“不很大的，由黄种人居住的”被称为“中国村”的华侨居住区，他们与黑人、印度人一起流血洒汗，受到英国种植园主的残酷压榨和虐杀。早期旅毛华侨祖籍以广东南海、顺德居多数，其次是福建和客家人(以广东梅县为主，还有丰顺、蕉岭、兴宁)。早期福建籍华侨大多与当地人通婚，后裔多被同化。后期毛岛的华侨华人以广东梅县和汀州籍客家人居多，约占80%，其次为南海、顺德、台山等地人。还有少数来自山东和上海。由于他们大多以商业为生，故主要居住在首都路易港以及邻近城市。老一辈华侨讲客家方言，年轻一代讲英语、克里奥尔语。华侨华人散居全国各城镇，均能与当地人杂处，关系融洽，绝大多数已加入毛里求斯籍。19世纪初期，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移居毛里求斯，当时毛岛总督法奎哈曾经认为要想把移民稳定在他们新的祖国，必须对移民采取保护、鼓励措施和同化政策。他提出的保护与鼓励措施包括免税、提供修庙宇的地皮、建医院、修公墓、保护宗教自由。同时，他还建议在执行地方民事法时要有一定的灵活性，“要考虑到他们已经习惯的法律。……制定施于他们的法典。这样，我们就可以不让中国人走掉，……”他还鼓励华人保持他们的社会组织的各种传统形式，努力与毛里求斯社会结合，甚至还提出“他们可以像其他自由种植者一样，毫无困难地拥有土地”。然而，从1830年开始，毛里求斯社会出现严重的动荡，一些冒险家来毛岛进行土地投机买卖，恰逢此时，地主们因奴隶即将解放而忐忑不安，急于出卖他们的土地。1833年，土地投机买卖极为严重。无疑，这种冒险家的到来是有损于居民利益的。1842年6月21日，政府颁发公告，取缔外国人占有或继承地产及不动产的权利。这种措施对华人社会的未来有决定性影响，它把华人紧紧地限制在商业范围内。当毛岛市场饱和的时候，为了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华人逐步向邻国移居，华人社会也随之扩展到印度洋西部地区。这种向西印度洋移居的活动，到20世纪初便成为经常性的活动。“从毛岛向留尼汪、塞舌尔、马达加斯加和南非的移民活动一直延续到1939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战后，由于上述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华侨华人向这些地方的移民活动受到阻碍。毛里求斯对华人向西印度洋的移民有着重要作用，有人称它是个“接待站”，它为中国移民把他们的机构从一地移向另一地提供必要的条件。华人在东道国重新建起他们的传统的社会组织，建立一个强大的华人社会。毛里求斯又犹如一个“避风港”，新到的华侨华人开始在这里适应西方的生活方式，然后由此再移向发展中的邻国。

19世纪初，华侨华人已进入毛里求斯商界，毛岛已出现华商阶层。近半个世纪后，来毛岛的商人移民迅速增加，至19世纪末，华侨华人中的大多数人均从事商业及轻工业和手工业活动。经营商业最普遍的是入口商、批发商和零售商，而零售业和服务业是华人经济事业中的两个重要行业，华侨商人70%以上为零售商，华侨什货商遍及全岛各地，无形中执商业的牛耳，成为繁荣毛岛经济的支柱。华侨在该岛的经济地位举足轻重，为当地政府与各民族所重视。由于庶糖生产是毛岛的经济命脉，全岛的繁荣盛衰，均系于蔗收的丰歉与糖价的涨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糖价最好，华侨在此期间多奠定基业，华侨经济，虽受人多地少的限制与竞争的影响，但仍相对稳定。华侨虽然极少种蔗与经营糖业，但他们经营什货、百货及其他工商等各业无一不受蔗糖购买力的影响。当然，华侨经济的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是与中华民族的艰苦创业、团结互助的敬业精神分不开的。据史料记载：阿鑫(陆才新)于1826年12月3日乘“美盟号”船，将第一批中国手工业者带到毛岛。当时陪同他来的只有5人，“他们是最早筹划华人社会向西印度洋发展这一艰巨事业的人”。“他在出发前，可能就已经准备好地盘，以便他所带来的人能向商业，特别是零售商业发展”。阿鑫本人也是商人，他是一家商行——陆阿鑫——阿新股份公司的经理。他的公司介于大商与小商之间，已具有一定规模。为扩大自己的商业活动，他对自己带来的5个伙伴加以训练，让他们主持他的分店。直到1839年，这种零售商业的活动领域大大扩展起来。因为当时毛岛约有1／3的学徒工在学徒期满后，离开各自企业去寻找完全自由的生活，他们流向城市耍手艺，或者到未开垦的皇家土地上，特别是沿海地区定居下来，以渔业为生。1839年政府规定：凡非法占有皇家土地者要严加惩处。但是，“哪里出现新的居民区，中国人就到哪里，把日用品带给当地居民”。也仅仅是20年的工夫，中国移民占领路易港的整个市场，无论在实力上还是数量上，他们都可以同整个商界较量，他们既经营零售，也经营小量批发，他们逐步占据最好的地段，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而且零售商喜欢从本民族的批发商那里趸货，这样华人在毛岛的商业地位就得到巩固。1886年，一位议员曾向立法委员说过：“凡是你看到有克里奥尔人通过的地方，你一定会看到那儿有一家华人商店。”到19世纪末，700名中国零售商控制食品商业，为当时的37．1万居民服务。这时，他们已经在商界操纵英国、克里奥尔和法国商人的命运。当然华侨华人经济的发展，还与华商经营有方薄利多销的商业手段分不开。最初，华人与克里奥尔人之间的贸易活动是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的。后来，货币流通，华人实行一种新的适合顾客需要和经济状况的做法。19世纪后半叶，随着印度农业工人的到来以及制糖工业的发展，中国商人的经营方式也适应当时糖厂的“周转”。因为在蔗糖生产中一年被分为“榨季”和“非榨季”两期，人们在榨季钱多，非榨季钱少。为了在非榨季能维持生意，同时也为了有助于毛里求斯人生活，华侨华人创造赊账制度。这种制度可以使顾客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在非榨季)也可以得到供应。这种制度使商人与顾客形成互相依存的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这种“周转”方式，不只存在于零售商，也存在于全岛整个亚洲人贸易系统中。华侨华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在全岛开设店铺，一个店铺甚至并不需要许多资本就可以经营。到1930年，仅路易港的华人店铺，已达22家。近期华营零售店已遍布全国各地。全岛约有3000家华侨华人开设的商店。然而“店铺”只不过为零售商及其家属提供生计，使其有工作、住处，并获得廉价食品。一些传统杂货店除供应生活、生产必需品外，还兼营收购土特产品，构成毛里求斯经济流通的主要渠道。华侨华人所经营的日用百货店、餐馆、茶馆、旅馆、旅行社、娱乐场所等服务设施也初具规模。也有少数华人经营银行、保险等行业。值得一提的是，在毛岛第一位研究用香蕉酿酒的是华人陈金(音译，Maxime Chan Kin)，他在南非学习发酵技术，1925年开办“圣路易工厂”。他用本地的水果生产出来的酒，很受欢迎。其后，华人经营的工厂也逐步发展。50年代毛里求斯全岛共有12家酿葡萄酒(俗称红酒)工厂，专供土人饮用，而华营的就有11家，其中规模最大的为中央酿酒厂，该厂经营最得法，产量亦最多。厂主黎允卓祖籍广东顺德，历任毛里求斯华商总会会长。华营的工厂现今已有50多家，主要经营冷藏厂、摩托车装配厂、电池厂、鞋厂、饼干厂、雪糕厂、面包厂、米粉厂、糖果厂等，其中有毛里求斯惟一的火柴厂(新明火柴公司)，以及拥有3000多人的高级衬衫厂(朱梅麟制衣公司)。首都有一家酱油厂，从中国聘来两名技师，不断提高质量，年产12万瓶，仍供不应求。近年来，又进一步发展纺织厂、毛织厂、制衣厂及与日商合作的人造纤维原料厂等。此外，新兴的对外贸易、进出口业更有迅速发展并取代零售业的趋势。毛里求斯是第一个设立出口加工区的非洲国家。至90年代初，华商经营进出口业的已达100多家。进出口的货物主要有食粮、饮料烟品、燃料、矿质燃料、食油、化工原料、制造品、机器及车辆、杂用制造品、转口货等。主要的出口货则有：糖、糖浆、茶叶、酒类、苎麻、杂货等。全岛华营商铺和进出口公司有一半以上均集中在路易港。首都路易港是华人主要聚居地，也是非洲惟一居住华人超过万人以上的城市。该市华人店铺林立，市场繁荣。华人合资开设的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东方大酒店”规模巨大，引人注目。市内有一条街全是华人开设的商店，人们称之为“唐人街”。它是首都主要商业街之一，素有“非洲最大的华埠”之称。该处的繁荣景象基本上反映华人在毛岛商界令人注目的业绩。毛里求斯报纸曾撰文称誉华人是“商业能人”，由此可见一斑。值得指出的是，既然华侨华人确是靠经商在毛里求斯得以立足社会和受到各界重视，那么还应该承认，他们通过缴纳营业税，也有的通过缴纳关税，被间接地纳入国家财政收入，对毛里求斯社会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连当时殖民者当局也不得不承认“殖民地的收入，至少有29%是来自商人阶级”。早在1885年时，毛岛的总督曾在立法委员会上宣布：“按国家人口计算，华人社会是对国家收入贡献最大的阶级。”

在中国向毛岛移民初期的50多年的时间里，毛岛华侨华人社会的第一位“统帅”和首领阿鑫(陆才新)一直是毛里求斯华人社会无可争辩的领袖，他在华人社会里发展一套类似在中国实行的、建立在家长权威基础上的管理制度。当时作为华人社会的领袖，他起了圣职的和世俗的双重作用。他的世俗职能是他代表华人社会同政府打交道。而政府各种指令都通过他传达给他的同胞。他的圣职作用主要是主持各种宗教仪式，推动祭祀祖先等活动。这是便于华侨华人组织起来的特有权力，正是在这种特权的轨道上，1839年阿鑫向国家提出在路易港为华侨修建一座宗教仪式场所的要求，并得到批准。1842年1月29日毛岛第一座中国庙宇——关帝庙举行落成典礼。这座庙宇就由阿鑫和另外4名华侨社会的知名人士实行世俗的和宗教的领导，是当时华人社会最高的组织机构。1874年前后，在阿鑫去世之后，继承他任华人社会领袖的阿桓·邓云亦于1895年修建另一座献给关公的庙宇。他行使的权威一直到1900年6月2日他去世为止。随着华侨人数的迅速增长，各姓氏便自己修建一座专门供本姓氏使用的庙宇(祠堂)，各个姓氏几乎都有自己的庙宇。每年同姓的人至少聚会两次，以祭祀他们的死者。至今这些庙宇也仍然是在祭祀祖先享有优先权的地方。自进入20世纪后，华人社会的组织结构稍有变化。领导和调停的职权已由保人和社会领袖的制度转移到成立于1909年1月的华商公所(后称华商总会)。曾于1919年起到1948年止担任该商会秘书的管仕康是行使这一职能时间较长的人之一。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后，华人社会的家庭生活也有发展。随着妇女移民人数的增加，华人的家庭生活便开始了。早期的家庭是按照中国传统方式生活的，包括烹调食品和吃住习俗及庆祝主要节日等方面。随着中国封建帝制的瓦解，毛里求斯华人社会的成员毫不落后地采用新的服装式样，早年移民戴的东方瓜皮帽也被抛弃。家庭成员之间交谈使用的也是华语——客家话、广东话或福建话、土话。在家庭之外，还存在一个姓氏的圈子。氏族把所有同姓的家庭连接成一个整体的社会单位。氏族的存在是毛里求斯华人社会内部的一个很重要的现实。毛里求斯约有60个氏族，其中人数最多的为李、吴、陈和林姓。氏族根据他的姓认出他是同宗或者华人身份。在路易港，每一个“姓”都有他们的俱乐部和各种华人会馆等社团组织。俱乐部有好几种作用：它既是节日和聚餐时集会的地点，也是一种互助团体，在其中的会员们可以得到财政上和物质上的帮助；它又是贮藏货物以及用来打麻将和扑克等的玩乐场所。在会馆里，人们还祭祀祖先。

毛里求斯华侨华人的宗亲姓氏团体约有40余个，其他各种社团组织也有40－50个。它们都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其中也有一些是有名无实的)。这些社团中建立较早的有：广东会馆、南顺会馆、仁和旅馆和华侨商会，后三者不仅存在时间较长，且在华侨华人中影响也较大，南顺会馆，成立于1859年，其前身是设在路易港关帝庙的忠义堂。起初称南顺会公司，由南海、顺德籍人组成。其宗旨是：“团结乡亲，促进乡谊”。仁和旅馆成立于1905年。该组织是由仁和旅馆、仁和会、华侨书报社组成。其宗旨是：“协助侨教，促进体育，协助书报社，调解纠纷，帮助贫苦会员和大众等。”围绕这一宗旨，几十年来，该社团在毛岛社会和华侨华人中开展多项活动。诸如在协助侨教方面，仁和旅馆曾多次为祝贺本年度毛里求斯政府公布的华裔大学官费生，在仁和大礼堂举行欢宴；1981年由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馆和学生书店举办的中国木版水印画和书籍展览会，是假仁和礼堂公开展出的。1982年广东足球队赴毛访问并进行友好比赛和中国长春杂技团访毛演出时，也都在仁和礼堂举行盛大的欢宴酒会。1983年的中国商品展览，也是在仁和礼堂举办。该组织关怀侨胞生活，常年举办华侨福利活动，80年代初期，每月从该会领取老贫侨补助金的名额，由1982年前的150名增加到200名(新增加者自是年7月份开始领取)。补助资金主要来自热心人士的捐款支助。在领取补助金的这些男女贫侨中，该组织成员仅占3%，非成员占97%。这说明该社团所关心和帮助的人员已大大超出本组织之外。华侨商会，其前身为成立于1908年的华商公所(1909年才被承认)，后亦称华商总会，会址设在首都路易港，其他各地也都设有当地中华商会。1948年后停止活动。该组织成立初期还建立中国国民党总部，并积极支持中国革命活动。同时，毛岛当局还责成商会负责审理移民档案并向警察局为“受欢迎”的移民申请入境签证和上交纳保证金，同时也承担当局认为“不受欢迎”的移民的遣返责任，无形中代行领事馆职务。这样，商会实际上兼负领事和贸易两方面的职责直到1948年。历届会长朱梅麟(每两年轮任一次)，同时担任当地官委立法委员和毛里求斯地方行政部长、台湾当局“侨务委员”。战后建立的社团组织主要有：成立于1963年的客属会馆，以及成立于1956年，重建于1981年的毛里求斯华侨民主妇女联合会。该会是一个妇女群众性组织，以“团结广大的华侨华裔女性，争取妇女的权利与地位；热心公益，致力于敬老济贫等慈善事业；发扬中华文化，关心侨教，发展中毛友谊为宗旨。在华侨妇女中开展了多项活动。如1983年4月由该组织主办的烹调讲座，会上由来自中国的三位厨师先后分别作示范表演，其作品还让大家当场品尝，参加者深感满意，并表示能有机会再学习几次，妇联会亦希望尽可能想办法再举办类似的讲座。1977年，华人知识分子陈庆麟等人为争取提高华人地位，成立华联会，约有会员500人，都是中高级知识分子。还有一些文化界的华侨华人，为加强中、毛文化交流，传播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于1988年7月1日成立毛里求斯中国文化中心。为进一步联合统一华侨华人力量，发挥华侨华人社团组织的作用，上述南顺广东会馆、华联会等组织汇同培英武协会、飞龙体育会、冰威廉妇联、齿轮会、中文教师联合会、野草青年会、亚洲拉文艺团、波累太极会、荷精太极会、鸠必太极会、新中校友会、中青联谊会、毛中友协、中华金狮队、新华董事会，以及《华侨时报》、《镜报》、新华学校、中国音乐学校等总共24个社团和单位，于1988年10月2日成立华人社团联合会(前身为华商公所，亦称毛里求斯华商总会，1948年停止活动)。该联合会宗旨是：“组织全侨性活动，推动华侨华人社团的团结，促进华侨华人公益事业”。“凡承认本会章程，拥护中华民族统一，愿为华人团结及华人公共利益服务的现有华侨华人社团与华人文化教育机构，均可申请登记为会员。”该组织为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发出一个倡议：要求旅居毛里求斯的华侨华裔在全岛开展“敬老尊贤”活动，并吁请华人各界人士解囊资助生活清苦和孤寡年老华侨。此项活动受到毛里求斯华侨和华裔的热烈响应，各界华人纷纷慷慨解囊。其他许多华侨华人社团，每年春节也常联合起来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一些会馆还担负着代表华人与政府进行联系的责任。

华侨华人社团的建立，必然会有一些优秀的组织者脱颖而出，他们在毛岛社会和华侨华人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例如祖籍梅县的邓军凯，即是毛里求斯著名侨领。1946年与1947年间，他曾担任毛岛第一所华文学校——新华学校校长之职。1954年，他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南非区代表，出席会议后返途中逝世于上海，归葬于家乡，梅县人民为其建立纪念亭。近年来，华人参政的亦逐渐增多。1984年，仁和会馆的华裔李国华荣任首都路易港市长，成为毛里求斯第3个担任市长的华人。80年代中，该市两届市长皆由他担任。华人华裔参政，必将进一步扩大华侨华人在毛岛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

毛里求斯最早的华文教育是在华侨家庭内进行的。1912年创办的新华学校(小学，1914年又创办中学)，是毛里求斯华侨办的第一所华文学校。该校实行华、西文并重教学。创办人黎达夫、古文彬、吴韵琴。他们当时为“宣扬祖国文化，培养人才，使华侨后一代不致数典忘祖”，遂聘请华文教师，创办新华学校。学校是从一位教师带所需的书籍和文具，租赁3间房子为校舍开始，此后逐渐扩展，学生人数曾多至千余人，桃李满天下，成为印度洋和非洲地区的最高华文学府。为使学生们得到全面发展，该校较注重德、智、体三育的训练。自1938年后，学校每天举行升降旗礼，每天进行早操或课间操、广播操等。如此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为增强学生体质，20世纪40年代初，该校就积极提倡体育运动，曾在兵城体育场举行全校运动大会，盛况空前，男女运动员生龙活虎，田径赛成绩都很好，在各项比赛前还表演柔软体操，这是外人运动会中所罕见的。新华中学的男子运动员还曾数次参加过几所外人中学组织的校际运动会，成绩也不错，为此学校的声誉日盛。仅仅半个世纪，在该校创建50周年纪念时，其常务校董林鑫登在为纪念特刊作序中曾指出：“我校在这50年来培养了不少人才，在本校初中或小学毕业后，回到祖国学习，参加祖国经济建设的人才很多，还有在本校初中或小学毕业后转入外文学校深造，而当上了医生、工程技工、会计人员的也不少。”也有的参加毛岛的官费留学考试，获得为数有限的官费留学。从1926年起，毛里求斯就有华人考取官费留学生，以后一直名列前茅，且在其每年派送美、英、德、加等国的官费留学生中，大部分为华裔学生。如1970年，全国录取的6名考生，全部由华裔囊括；1982－1984年每年16名官费生中各有10名或11名是华裔子弟。1984年的29名优秀公费大学生中，华裔子弟就占18名。华裔在历届大学官费留学生考试竞争中都表现出刻苦钻研、勤奋好学、努力上进的精神，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当然，这也是与新华学校等侨校对华文教育的重视分不开的。

继新华学校建校后的半个世纪中，毛里求斯又设立两所由华侨华人创办的中学和7所小学；同时，“为满足广大侨胞学习祖国文化艺术的要求”，“为培养学生掌握一定的现代汉语知识，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作出贡献”，新华学校还在1983年加强师资力量，聘请专门人才，开设幼儿班、周末班、普通话学习班、中国舞蹈学习班，并在报上刊登招生简章，从而推动华文教育的开展。

自20世纪50年代后，毛里求斯政府和英联邦对于本岛的教育非常重视，以致各级奖学金和官费留学额每年增加。鉴于这些情况，华侨华人对考取官费留学生很重视，几乎视作“金榜题名”、“中状元”一般。有些社团组织还专门在报上刊登“为祝贺大学官费生举行欢宴启事”，“欢迎各界男女侨胞踊跃报名参加，同申贺忱”。为此，华侨华人大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能乘机会考获官费，以便学成后能牟取较理想的职业。因此，他们纷纷送子弟到外文学校求读，致使就读于侨校的学生大大减少，原有的华文学校纷纷停办。至1973年，由于师资缺乏，经费不足，新华学校的日校不得不停办。尽管如此，在该校50周年校庆时，学校同仁还都表示：“我们还有很大的信心，要把华侨教育事业支持下去。”20世纪在80年代初期，该校仍然开设各类专业和专门的学习班。由该校校友建立的新中校友会，是个联络校友，支持母校继续办下去的有力组织。该校友会在庆祝母校70寿辰前后为母校筹款演出文艺所贡献的力量，深受侨胞赞尝。大家认为他们毅力可嘉，是为华裔后代的教育事业作件好事，并希望该会同仁继续努力，把母校振兴起来。

除创办侨校外，毛里求斯华裔还与政府合作创办中国音乐学校，为社会输送中乐人才，为学校培养音乐教师。还有各种体现中华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舞蹈学习班，如黎辉立夫人舞蹈班和黎绍英舞蹈班。其学员曾在1983年2月由毛里求斯政府文化部赞助，甘地学院主办的“中国文化周”，作精彩的表演，深受广大观众喜爱。

毛里求斯华侨华人对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努力办好侨校等各类学校和学习班方面均有显著业绩；而且，在现今的毛里求斯文学界的作家队伍中，也涌现不少佼佼者。他们在毛里求斯社会和华侨华人中都有一定的影响。例如著有两部以上代表作的吴国赞、吴昌同、何展芳和曾与外人合作创办《星星和钥匙》杂志、并发表过多部论著及诗作的曾繁兴，及著有《西印度洋中的华人聚居区》和《西印度洋华侨史》的雨盖特·李卓凡、著有《土话在华人中间》的本杰明·曾满金，后两者对毛里求斯的华侨华人情况颇有研究。此外，如罗塞达·钟华撰写的3部短篇小说，还曾获1979－1980年毛里求斯广播电台举办的最佳短篇小说奖。陈伊美和朱维导还是毛里求斯著名的书法家。

所有这些都说明毛里求斯的华侨华人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成就是显著的，他们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发展，在毛里求斯华裔年轻一代中存在着重新寻找老根、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倾向。学习汉语又成为时髦的风尚。有些人甚至在欧洲学习普通话的课程。有些人对中国乐器和传统舞蹈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一些年轻人还热情排练和演出中国舞蹈。更有甚者，近10多年来，毛里求斯华人社会还出现“中国功夫热”，毛里求斯人对此也极感兴趣。很多毛里求斯人和华侨华人一起在中华艺术馆内练功夫。从练功夫中，他们还了解到，中国武术不单能健身、防身，而且可以培养道德修养、加深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1986年，有几位华人武术师到中国观摩取经，回去后又传经教授，得到好评。同期，中国艺术团赴毛里求斯访问演出。毛里求斯华侨华人组织颇具规模的欢迎队伍，在街头载歌载舞，迎接艺术团的到来。在演出进行时，更是掌声四起，赞声不绝。此外，从中国菜谱在毛岛销售额的大量增加，还可看出人们搜集中国烹调技术资料的热情，使中国菜又重新享有较大的声誉。

毛里求斯华侨华人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维护和传播，还表现在他们创办和经营的华文报业上。

在20世纪20年代，毛里求斯出现由当地侨领雷壁堂创办的《华民时报》。该报两天出一期，篇幅狭小，内容贫乏。后因业务不振，1932年8月改组为《中华日报》。其第一任社长系中国国民党员李伯宇，总编辑侯俊。华侨商会会长朱梅麟为该报社的董事长。该报长期受台湾当局控制。其要闻用中央社、路透社、法新社电讯，但销路不佳。1926年在路易港还出版过一家《华侨商报》，每日出4开纸一小张。1953年该报与创刊于1946年的《中国时报》合并，更名为《华侨时报》。邓军凯曾首任该报社社长。该报有关中国的报道常用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的电讯，也翻译当地法文报章，在当地华人社会中有一定的威望。除在当地销售外，还有少量在留尼汪与马达加斯加发行。20世纪50年代在路易港创刊出版的华文报纸，还有《自由日报》、《新商报》、《国民日报》。这些华文报后来由于市场供过于求，且办报人才短缺，广告收入有限，大多入不敷出。在激烈的竞争下，读者基础差的、资金薄弱的、内部人事组织不健全的，60年代时已相继倒闭。《新商报》是维持时间最长的一家。直到70年代由于经营不善，销路萎靡不振，并涉及产权官司等原因，方告停刊。《中央日报》创刊于1960年6月25日。该报自发刊起，销路一直不好，勉强维持不到10年，终于停刊。及至1975年4月14日，在原《新商报》的基础上，又创办出版一家华文周报《镜报》。该报自诩主张“和平、团结、互助、合作”。在其创刊号的编后话中还声言：“誓以侨胞的公理正义发言，绝不为权势所威迫。”其社长朱维导由于年老多病，一直由黎明印刷公司东主、前《新商报》负责人吴志英担任总编辑。

毛里求斯的华文报刊一向集中在首都路易港出版。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毛岛出版发行的华文报纸共有3家，《中华日报》、《华侨时报》和《镜报》。后两家报纸除在毛岛发行外，还在留尼汪、马达加斯加和非洲大陆一些国家发行。材料大多剪自香港报刊。《镜报》有时还发些社论，版面及内容编排较活泼。几十年来，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们竭尽全力宣传新中国甚有功绩。每逢国庆或春节，毛里求斯总统和总理都不忘在报上题词，充分肯定两报对促进中毛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所做的巨大贡献。然而，时至今日，他们均面临困难，极需支持。其主要原因在于：一、办报人难觅。《镜报》发行人兼总编辑吴志英和《华侨时报》社社长吴隆祥，均已年逾七旬。吴隆祥自1964年接手该报已经历30多年，由于找不到顶替的人，只好继续干下去。二、排字工短缺。岛上会排汉字的人原本就稀少，目前更是后继乏人。两家报纸均无能力、也很难找到愿意干这项工作的年轻人进行培训。三、读报者日减。如今能读华文报刊的几乎全是老人。年轻人大多看不懂华文读物。加上设备老化，技术落后，工作条件艰苦等原因，华文报纸步履维艰。据报道，1995年4月，《镜报》负责人吴志英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同意华文报纸5年后将在毛岛消失的说法。但他仍表示，虽然华文报业前途不容乐观，时日不多，但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艰苦维持到喜见香港主权回归祖国，同雪国耻，并希望毛里求斯的华文报刊能走出低谷，重振雄风，继续发挥其促进中毛两国人民之间传统友谊的桥梁和联系海外炎黄子孙的纽带作用。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