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华侨华人概述

缅甸人称中国人为“胞波”，即同胞兄弟，追溯其源，和华侨入缅并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的历史紧密相关。与东南亚大多数国家不同，缅甸华侨除经由海路而至外，还有一条陆路通道，而且这条华侨出国通道更古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数更多，其经济活动独具特色，在整个华侨华人历史上别具一格，因此本文前两部分将对此作较详细的分析。

缅甸是西南丝路的必经之地，巴蜀丝绸自秦汉以来即已开始流入缅甸、印度，形成连接蜀滇缅印的丝绸之路，西汉司马迁称之为“蜀身毒道”(四川至印度)，唐代人则以“西洱天竺道”(洱海至印度)名之。何炳棣博士考察明代玉米和马铃薯自此路传入中国的历史后得出结论：它在明代(可能在历代)是中外物质交流的一条通衢大道，至少其重要性决不亚于西北的“丝路”。

滇缅贸易由此成为陆路华侨出国的主要原因。滇缅边境各族，向来“檐相邻而同井饮，籍虽两国之民，居处难分”。他们唇齿相依，往来十分密切。缅甸密支那附近孟拱一带的著名玉石矿，据考证，就是由13世纪云南的小商贩发现和开采的。明清时期，从事边境贸易者更为活跃。近边牟利之徒，私载军器诸物，潜入缅甸北部，结交土官人等，以有易无，亦有教之治兵器，不少人滞留不归。除边民之外，内地前往贸易者其数亦不在少。《清史稿·属国三缅甸》有云，“江西、湖广及云南大理、永昌人出边商贩者众”。这些经商贸易者，有的长期活动于国外，甚者在当地娶妇安家。

滇缅边界，山高谷深，各族杂居，成为军民逃亡的渊薮。明末清初，桂王(永历帝)的南明军队和农民起义的大西军遗部，溃退出境，桂王随从到达缅甸八莫附近时仍有1478人。随之流亡国外的还有不少难民。明朝遗民同掸族通婚，其后裔被缅人称之为桂家(鬼家、贵家)及敏家。19世纪中叶，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失败后，义军残部和受牵连的众多回民也逃往缅甸。除这两次较大的流亡潮之外，明、清的征缅战争都有逃兵或俘虏滞留缅北，其中清缅战争之后，中国战俘有2500人仍羁缅京，或事种植，或事工艺，并娶缅妇为妻。

华侨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封建经济体系中破产的小生产者出走国外谋生。明代云南人口因内地人大批迁徙至此屯垦而大增，虽然没有出现东南沿海那样严重的人多地少的矛盾，但仍不乏因当地封建经济所不能容纳而不得不外出谋生者。内地湖广、江西、四川的破产农民亦纷纷远道而来。他们或者因“躲避差役，逃入土夷洞寨潜住”，或者出走国外以寻求谋生的机会，其中以边地各族居多，而原籍江西、湖南等地者亦不绝于《咸宾录》、《清实录》等史籍的记载之中。清缅战争中不时抓获的所谓“汉奸”，实际上就是此类流亡侨民。

缅甸华侨相当一部分从事矿业生产。明中叶，朝廷派遣中官出边采办玉石，不少矿工随之到缅甸部，每次常达五六百人。北掸邦的银矿产地茂隆矿区和波龙矿区是其主要聚居地，远远超过历史悠久的孟拱一带的玉石矿区。和玉石矿一样，银矿也主要是由中国人发现和开采的。掸邦矿藏丰富，但土著居民“不习烹炼法，故听中国人开采”。乾隆时期，云南石屏人吴尚贤家贫走夷方，集流民万人之众开采茂隆银矿，南渡的波龙银矿则由宫里雁的桂家所据，华工颇众。由于吴尚贤和宫里雁先后被清廷诱杀，两矿区相继衰败。但事隔不久，又都得到华侨的重新开发。至19世纪初，茂隆厂矿丁达二三万人，波龙厂亦不下万数。这些矿丁，多为亦工亦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原本就是小商小贩，而且因为大多数矿工都要附带经商。《东华录》述此云：“贸易民人，或遇资耗，欲归无计，不得不觅矿谋生。今在彼打嘈开矿及走厂贸易者，不下二三万人。其平常出入，莫不带有货物。其厂民与商贾无异。”

商业是缅甸华侨经济的主要形态，赋予这一特征者，主要并不是北掸邦以矿区为核心的小商小贩，也不是孟拱一带的玉石贸易，而是八莫、缅京一线侨商所组织和控制的丝棉贸易。滇侨经营的这种贸易，在整个华侨华人史上是非常独特的，因此这里作较为详细的介绍。

随着华侨带来先进的加工技术，缅京一带成为丝织业中心，因此到明清，生丝的贸易额大增。与此同时，伊洛瓦底江中游地区所盛产的棉花，也大量运往云南纺纱织布，不仅供应云南本地需求，部分也返销缅甸。丝与棉的双向对流的进出口贸易刺激了商业活动，不仅使丝与棉两种主要商品的贸易额不断扩大，而且带动其他商品的贸易。乾隆时期中方因战争需要对此进行了调查，“查缅夷仰给者，钢铁、锣锅、绸缎、毡布、磁器、烟茶等物；至黄丝、针线之类，需用尤亟。彼处所产元珀玉、棉花、牙角、盐鱼，为内地商民所取资”。除这些商品之外，输入中国的还有稻米，中国输出的还有造织渔网所需之麻线和美观轻巧的斗笠、纸伞等。进入19世纪，滇缅传统贸易达到高峰。1827年，据估计运入云南的缅棉达1400万磅，价值22．8万英镑，中国丝输入缅甸的价值达7．2万英镑，生丝和棉花两种商品在西南丝路的贸易额中占居主导地位。1855年的滇缅贸易中，输入云南的货物总价值为23．5万英镑，其中棉花为22．5万英镑，比重超过90%；输入缅甸的货物为18．7万英镑，其中丝为12万英镑，占65%。

滇缅贸易是由华侨控制下进行的，他们以八莫和缅京为中心组织着丝棉的营运、集中和分销。八莫(又曰新街)地处源出腾冲的太平江、横雷江入伊洛瓦底江口，与缅京之间可全年通航，是中缅商道上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这里有许多仓库，堆满丝绸和棉花，是中国货物入缅和缅甸货物入滇的转运集散中心。明代，这一带是“水陆会通之守，夷方器用，货利之盛，非他处比”。江西、云南、大理逋逃之民多赴之。清乾隆时，蛮暮、新街一带，为缅夷贸易处所。沿江而下，并有缅夷税口，腾越州等处民人往来贸易，习为常事。其地交易之货必多。蛮莫河岸有汉人街，二三十家，俱腾越人。为寄屯货物之所。八莫几乎承担全部的滇缅贸易，1854年通过这里的贸易总值达到50万英镑。这里侨商的势力很大，曾有一位李姓华侨向当地政府提出由他投资修筑太平江浮桥，以利商贾往来；当缅王宣布垄断棉花贸易致使侨商生路断绝时，竟发生华侨一度占据八莫之举。如果说八莫是华商营运的转口中心，那么，位于缅甸核心地带的首都，则是侨商与缅甸及其他各国商人交易的中心。由侨商组织在这里进行棉花的收购与运输、黄丝的销售与加工。17世纪，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一度卷入这种贸易网络之中，在阿瓦的荷兰商人收购缅棉，转售与中国商人。至19世纪，大概又有印度商人卷入。

华侨聚居地，彭松毓《缅述》云：“内地之商于彼者自成聚落，曰汉人街。”缅甸人则谓之“德由谬”，意即中国城。缅甸北部较大规模的华侨侨居地，在明代时就已出现。八莫的侨居地在明代即具相当规模。《西南夷风土记》载：“江头城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内地商人和边民各达数万，估计应该是指每年往来于八莫的中国商人数目，不可能是大明街的规模。1870年代的记载则比较具体。当时先后有两个中国人取道缅甸西行，一个是赴英国的青年军人王芝，一个是赴印度的江西人黄懋材，他们分别撰有《海客日谭》和《游历刍记》。关于八莫，王芝说：新街汉人街，“滇人居此者，约千余，腾越人居其首”。黄懋材的记载大体类似：“该处土居数百家，汉人亦有三四百。”三四百家大约也就是千余人。这里形成西南丝路上最重要的华侨聚居地。19世纪的阿摩罗补罗，滇侨共千余家，闽广籍百余家，另有川人5家。附近有一个中国式庙宇，上刻5000余名中国商人的名字。

旅居异国，贸易规模庞大，华侨的各种组织应运而生。在各地汉人街，“内地之商公举一人为客长”。客长既是侨领，又相当于商业行会的头目，负责侨商内部的贸易协调，对外则处理华侨与缅人的纠纷，“汉人与夷人讼，必与客长共听之，汉人直，则治夷人以罪；夷人直，则罚汉人以银”。王芝和黄懋材入缅，沿途都受到各地客长的照料。玉石贸易，因经营者以著名侨乡腾冲和顺乡人为多，故成立和顺玉行，组织贩运玉石和棉花回腾冲。1806年修筑了关帝庙，继而成为腾越会馆馆址。华侨的组织，以阿瓦一地最大最完备。这里，有“丝花公会”统一管理丝棉贸易。1753年，建成阿瓦观音寺，其碑有云：“丝棉往来……商人鱼贯而入”，足见贸易井然有序。离观音寺不远的伊江之滨，华侨还修筑金多堰，集中管理侨商往来运货和纳税等事务。这座观音寺，成为旅缅华侨聚会的场所，亦为后来同乡会馆的滥觞。至1970年代，在瓦城的腾越籍侨领尹蓉，经敏同王的特许，在首都中心的通衢大街建造宏大的腾越会馆，会馆廊柱上书楹联：“黑水南来，同心共济；苍山东峙，回首多情。”思乡爱国之情跃然，联袂经商之心昭著。良好的组织，不仅有利于侨商自身的团结及其与当地、外来商人的贸易往来，而且加强华侨与居民的和睦相处。华侨与缅妇通婚的现象，司空见惯，当华侨归国时，则“生男归父，生女归母”，相约成俗，当地法律对华侨亦颇为宽松，华侨触犯法令，“则执以归腾越之有司，不敢擅加刑于中国人也”。著名侨领尹蓉，在雍籍牙朝后期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1846－1885年的40年中，一直担任缅王蒲甘、敏同、锡袍的三朝国师，敏同王有语赞曰：“天上佛神仙，国中伍老尹。”敏同王迁都之时，任命尹蓉设计皇城。外城绝类腾冲城，而融中缅文化于一体。

自海路进入下缅甸的华侨稍晚，前期规模也远不如上缅甸。尽管如此，早在明代，中国商船就到了下缅甸的勃固，这是东吁王朝的都城。据《西南夷风土记》所载，勃固一带的大型商船，多为闽粤海船，载铜铁瓷器等中国商品贸易往来。广东漆匠，把精美的漆器和先进的工艺传入缅甸，这些工匠留居勃固，开始时不耐其水土瘴热，久而久之也习惯下来。

清代中叶，仰光兴起于伊洛瓦底江入海口，缅甸的棉花及后来的西洋货物，由闽广商船运入中国。1836年，仰光一碑铭所载，闽侨商号已有30家。一些华侨留居仰光，或为船户和菜农。

英国殖民者进入下缅甸后，闽粤华侨从海峡殖民地等处迁入，华侨数量和势力逐渐扩大。中国商船，主要是广字号的红头船(粤帮)、金字号的青头船(闽帮)，往返于缅甸和中国、马来亚及荷属印度尼西亚之间，经销各地特产的贸易。1871年王芝在《海客日谭》中记述道：在仰光，“广东、福建通商者数万人，浙江、云南商人亦间有之”。同时期的黄懋材所见，在仰光，闽粤两省商人不下万人，“皆纳缅妇为室”，可见已较稳定地侨居于此。华商的势力仅居英、德两国商人之下。在丹那沙林和毛淡棉等地也有不少华商，1890年代亲历其境的陈还说，这些地区的华商约24500人。此时，缅甸棉花、玉石向中国的出口，海路贸易已超过了传统的陆路贸易。

下缅甸华侨社团，已较为普遍。早期的地缘会馆，多为粤侨所创，如1865台山籍华侨建立的宁阳会馆，1885年新会籍华侨建立的冈州会馆。宗亲团体，有1845年闽侨所设立的颍川公司，1877年粤侨建有曹家馆，此后逐渐增多。华侨庙宇也不断兴建。丹老的天后宫，是现存缅甸南部最早的中国庙宇，建于1838年。在仰光，广东观音庙于1852年建成，闽侨捐款建成庆福宫、福山寺。在勃生，粤侨建三圣宫，礼奉观音菩萨、天后元君和关圣帝。

1885年，第三次英缅战争之后，英国的殖民统治从下缅甸扩及上缅甸，缅甸经济开始了全面的殖民地化。缅甸的交通状况也发生改变。1898年曼德勒至密支那铁路通车，四年后又修筑曼德勒至北掸邦首府腊戍的铁路，它们都与下缅甸的铁路相连。在克钦邦和北掸邦之间，也有一条经由中国孟卯的公路。缅甸华侨社会随之发生变化。

滇侨商人仍以经营中国进出口贸易为主，不同于以往的是，一方面，它们与国内经济的联系更为密切，华侨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和国内民族资本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与此相关，另一方面侨商经营方式由传统的小商小贩向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机构转化。滇缅贸易逐渐为新兴的大商号所控制，或者毋宁说在这种贸易经营中成长了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号，它们进而对这种贸易体系实行纵向一体化的管理。通过与华侨经济紧密相关的丝棉贸易起家的这些商号，有的本身就是由侨商和国内商人合资建立的。随着业务的扩大，这些商号纷纷在缅甸设立分号，销丝办纱，这样不仅使华侨商业贸易融入中国对外贸易体系之中，成为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而且也使华侨经济初具资本主义商业机构的性质。华侨经济势力亦随之扩大。永昌祥在仰光、瓦城、新街、腊戍都设有分号，其中瓦城分号赢利甚大，1914－1937年达滇银18．8万多两，另一大商号福春恒在国外的分号更早就已创立。它们分别创制名牌解丝“双丝牌”洋纺和“狮球牌”洋纺，畅销缅甸，扩及印度，并一度在缅甸市场战胜日丝的渗透。可见华侨经济与国内经济息息相关。不仅如此，许多商号还经营侨汇业务，为旅缅侨工提供收汇款服务，这一方面便利华侨与国内的联系，另一方面使侨工的收入转化为华侨资本。据估计，福春恒、茂恒等大商号的信兑量每年都在50－60万卢比之间，全部商号的信兑量，则可能接近1000万卢比，成为华侨资本的重要来源。

滇侨商人所经营的商品构成发生了较大改变。长期以来，他们从中国内地购买黄丝和手工业日用消费品，同时向中国输出棉花和土特产品。第三次英缅战争之后至20世纪初，缅甸形成单一稻米生产的殖民地经济体系，英国及英属印度的工业品潮涌而入，并继续进入云南，中国的传统手工业品非但失去缅北市场，而且在本国也日益受到洋货的冲击而减少。更为重要的是，缅甸原来出产的大宗商品棉花，因本土植棉业的剧减而让位于棉布成品和半成品棉纱，并且这些产品越来越多地从英属印度输入。同时，中国出口的生丝则大部分被国内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式企业所加工制造的解丝所代替。这样，尽管以丝棉为主的进出口贸易格局依然相承不变，但经营商品已由原料变为半成品和成品，即由生丝和棉花变为解丝和棉纱、棉布了。此外的商品，中国出口者多为原料，如皮革、石璜、猪鬃、矿产品等，输入中国者则多为百货、五金及玉石、稻米等。虽然商品种类不少，但丝棉贸易额仍占居主导地位。通过腾越海关的货物量，据腾关税务司英国聂必迩1906年的报告，进口总值为关平银144万两，内棉纱60多万两，棉花30多万两，合占总额的63%；在出口商品中，丝和石璜两项即占3／4。并且丝、棉进出口额的增长都十分迅速，1919年腾关进口的棉纱与棉花价值达296万海关两，出口的黄丝亦达17万海关两，其中棉纱和棉布增长更快，据1927年的统计，云南全省的进口总额中，棉纱占49．1%，棉花占21．3%，二者合占70．4%。

随着殖民势力的深入，滇侨商人逐渐丧失了它在矿业和滇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相反受制于殖民者，进而融入殖民地经济体系之中。华侨开创和采办的矿区，1885年以后相继为英国的矿业公司所控制，由土法炼矿进入现代化开采。虽然矿工主要由季节性侨工组成，甚至有的侨领还获得了较高的职位，如工头梁金山以其杰出才干被英国缅甸公司先后聘为矿工总指挥和总经理，但矿区终究不是华侨企业了。玉石矿也遭遇大体相同的命运，中国人只能通过“叫岗”实行承包采矿，如洪盛祥的董珍廷和翡翠大王张宝廷都曾长期承包孟拱玉石厂。华侨控制的丝路贸易则动荡不已。在实皆、瓦城等地收购棉花的侨商，由于缅甸植棉业的锐减而纷纷破产。后来的侨商只能从英国和英属印度公司购买棉纱和棉花，从而成为殖民者商业网络下的一个环节，丧失丝棉贸易组织者和主导者的地位。殖民者还通过金融控制华侨经济。侨商在缅甸购买棉花和棉纱等商品，以及中国商品出口，都使用印缅卢比，流通量很大，流通面很广，并进入云南市场，每年仅集中于腾冲复运出口的卢比，不下80万枚，英印银行由此能实行重息盘剥掠夺华侨，进而操纵华侨经济。不仅如此，华侨还深受英印政府的横征暴敛。华侨境地悲惨，华侨经济在殖民经济的缝隙中亦倍受扭曲。例如30年代初，福春恒、永昌祥等商号趁英美金银贸易战之机经营条银贩运，从香港购买墨西哥条银，经越南运抵昆明后，沿丝路进入缅甸，条银随到随售，印商争买付印度。中英两国条约的免税规定使丝路较之海路更能获利。后来英缅督违约强征20%的关税，这一贸易顿时受挫，侨商大受损失。虽然旅缅华侨组织抗英后援会据理抗争，但这些活动始终不能改变华侨受人宰割的悲惨处境，更不能使华侨经济摆脱殖民地经济的樊笼。

尽管如此，华侨人数仍逐年增加，华侨经济亦不断扩大。这主要是因为，在国外，殖民地经济体系既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以开发资源，也需要为数众多的商人以扩大商品输出，同时在国内，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抛出日益增多的破产农民与手工业者，而云南等地民族商业资本也在逐渐成长，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入其黄金时代，需要扩展进出口贸易。而此时日益加强的云南与境外英属缅甸的联系，便将国内和国外的情形衔接起来。华侨经济因此获得成长的有利条件。当英国开发缅甸矿藏而招诱劳工时，云南祥云、南华、弥渡等地的农民在九、十月秋收之后大量入缅做工，每年总有四五万人，有时甚至达五六万，次年二三月回中国。顺路在大理“三月街”市集上销售随带洋货。而商人入缅贸易、民族资本投资缅甸的规模也逐年扩大。19世纪缅甸的侨商，首推阿瓦，约1．2万人，其次为新街、孟拱，不下5000人。其余各埠，多则三四百，少则五六十。这些是坐贾，“久居兼有房屋者”，山村水驿，几无处无之。至于行商货驼，年常二三万。至1931年，上缅甸的华侨已达6．7万人，其中侨工不下3万，余多为侨商。华侨经济逐年扩大，从滇缅陆路贸易额的增长之中可略见一斑：1890－1891年为162万卢比，1901－1902年为897万卢比，1924－1925年则达2614万卢比，虽然华侨并非滇缅贸易的惟一经营者，但毕竟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因而从这一迅猛增长的势头中亦足可见华侨经济壮大的趋势。

二战前，缅甸经济基本上为英国殖民公司和印度侨民所垄断，福建、广东籍的跨海华侨华人多充当中介商，买入大米、木材、矿产和土产，再转卖给英国大商行，成为英印商业网络中的参与者。在大米、木材、制盐、零售贸易等方面占有一定份额。

华侨在缅投资虽逊于贸易，但至二战之前，华人在缅投资仍达300万英镑，占外国在缅投资总额1．55亿英镑的2%。在英印殖民者资本控制下的缅甸，这一比重的华侨资本所具有的意义远远超过它本身的分量。1939年华侨开办的近代工厂数量占缅甸本部的12．7%。1941年缅甸雇佣工人20人以上的工厂，华侨经营者占19%，达197家。多为家庭手工业式的小规模工厂。在注册的208家华人加工企业中，碾米厂即达173家，散布于广大的乡镇，平均每个企业66人。这些碾米厂多由洋行贷给资本，厂家则从华侨小米商那里购买稻谷，小米商则利用青苗赊账方式向农民收购。

在仰光，1941年以前华侨以商业为主，工业只有33家，资本600万缅元。华侨商店、公司、工厂、作坊有2300－2500家，摊贩1400家，郊区以养禽种菜为业，各种行业资本4．5亿缅元，其中流动资本占3．5亿。

缅甸华侨主要从事工商业。1931年华侨的职业构成如下：商人占41%，木匠、铁匠、皮匠占38%，半熟练工9%，低级劳动者5%，杂业7%。

全缅甸华侨人数，1891年为3．7万人，1911年达122834人。1921年14．9万人，1931年19万，1941年达30万。1931年的统计，男性与女性之比为2∶1。因此男性多与土著妇女通婚，其子女，男性为中国籍，女性则为缅甸籍。此外，来自中国的移民11．4万人中，少数民族约2．5万，华侨中能写信读信的“识字”者，1931年的统计男性有5．2万人，女性1万人；文盲，男性7．5万人，女性5．7万人，能阅读英文者不过五六千人。

1931年，云南籍4万余人，粤籍3．39万人，闽籍5万人，未经指明的4万多人。除了云南籍外，68%聚居于三角洲一带，差不多有一半居住在仰光附近一百里之内的地区。仰光1872年有华侨逾3000人，1901年已逾万人，1911年达16055人。

华侨社团的规模有所扩大，形式和数量增多。1890年曼德勒成立云南会馆，1912年仰光又建有云南会馆。业缘会馆主要有1908年成立的华侨商会，此后又有华侨兴商总会，华侨工商总会。慈航法师倡议组织中国佛学会，设有中华藏经处。1934年开办佛学义务夜校，次年成立佛学青年会，后又成立佛学妇女促进会．

20世纪以来，缅甸华侨的民族意识高涨，相继投身和支持中国国内的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1908年孙中山派员在仰光成立同盟会缅甸总会。后来影响较大的进步社团有：缅华教师联合会、缅华商会、缅华店联、伊江合唱团、巨轮社等。

1904年仰光华侨开设中华义学，这是缅甸第一所正规华侨学校。此后华文学校递增，1904－1921年缅甸仅有华校50所，1921－1926年为74所。至1930年代，共有300多所，学生2万多名。1948年，共有220所，教职工700多人，学生1．8万名。

华文报刊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1903年《仰江日报》创刊，翌年易名《仰光新报》。连载革命党人秦力山所著《革命箴言》，影响很大。后因保皇党与革命党意见不合而停刊。1908年闽商庄银安创办《光华日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大力宣传革命。1910年革命党发行机关报《缅甸公报》。1913年改组为《觉民日报》，1950年终刊。

1921年《仰光日报》创刊，北伐后在陈兰生主持下，使缅华社会呈现新的文化气氛，直至抗战期间成为最受侨胞欢迎的日报。

1923年胡文虎独资经营《缅甸晨报》，一年后改组为《缅甸新报》，1930年停刊。抗战期间还有陈兰生等进步人土创办的《中国新报》，曾风行缅北的《华商报》等。日战期间华文报只有一份傀儡报《正谊报》，充当日军喉舌，激起缅华同仇敌忾。

抗日战争爆发，缅甸华侨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滇缅通道成为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惟一要冲，刺激缅甸华侨人数的增多，经济活动也因中国战时经济的地理转移而扩大，滇缅公路通车前，八莫到下关，马帮需要连走15天，下关至昆明亦近13天，通车后畹町至昆明仅需5天。因此，华侨所经营的进出口贸易的转运中心，由克钦邦重镇八莫转移到滇缅公路终点的腊戍。货物运输量则迅猛增加，1937－1938年，运入中国的棉花仅18吨，其后的一年则猛增至3580吨。1939－1940年，英属缅甸通过滇缅公路输入中国的物品亦达2093万卢比。抗战前期，华侨人数迅速增加。1931年，缅甸华侨19万，其中缅北6万多，至此猛增到30万，其中以缅北居多。侨居地除原来的瓦城、八莫、孟拱等地外，腊戍、密支那等处的华侨人数显著增加。

缅甸华侨抗日爱国运动如火如荼。其一，宣传抗战，抵制日货。1937年10月，缅甸华侨成立抵制日货总会，很快在全缅各地发展一百多个分会，并组织“锄奸团”。一年之后。又与缅甸青年社会党及缅甸印度人国大党联合组织华印缅抵制日货委员会，共同抗击日本的经济侵略。1942年光未然(张光年)等在曼德组织了缅甸华侨战工队，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其二，募捐救灾，支援祖国。1937年8月，由仰光侨团、学校等一百多个单位组成的缅甸华侨救灾总会成立，并加入南侨总会，统一行动。该会成立后一年，就筹募法币达297万余元。该会还成立缅甸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两年认购中国政府救国公债款项约279万元。缅甸华侨先后捐献了16架飞机，52万多件衣物，“缅甸学生”号救护车10辆，支持抗战。1937年10月，缅甸华侨组织红十字会，积极救护、安置逃亡缅甸的难侨。

其三，修桥筑路，服务运输。华侨踊跃参加滇缅路和中印公路的抢修，在两条国防生命线上从事护路修路的侨工则常年达万余人，响应南侨总会号召回国服务于滇缅公路的驾驶员和机修人员亦为数众多。著名侨领、缅甸华侨公会会长梁金山，不仅多次捐巨款支援奋战在抗日前线的官兵，在抢修滇缅公路过程中，还献巨资主持建造横跨怒江的惠通桥。

其四，投资国内，振兴经济。抗战期间，各地华侨通过滇缅公路回国投资战时经济复苏，其数众多，难以确计，爱国热情之高，无以复加。

在日军的大举进逼之下，华侨纷纷沿滇缅公路流亡国内，沿途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无辜侨民丧生于日本法西斯的狂轰滥射之中，这种惨绝人寰的遭遇在日本占领期间有增无减，华侨蒙受史无前例的灭顶之灾。

1948年缅甸独立，在此后的10余年间，缅甸政府对华侨华人采取了宽松的政策，中缅友好关系稳定发展，华侨华人社会进入黄金时代。

   二战期间和缅甸独立运动中，英资企业和印度人的企业大幅度减少，印度侨民数量急剧下降，华侨纷纷返缅复业，并有新客陆续进入。华侨迅速填补了英印资本撤出、印度侨民出境所带来的经济真空，华侨经济渐有起色。战后，中国政府实施“华侨复员贷款办法”，主要贷给有商业背景的中上层人士集中使用，这也对华侨商业的复苏起到促进作用。

   适应缅甸民族工业的发展，加之新兴政权对国内工业的保护，华侨华人商业资本及时投资工业领域，经济势力得到长足发展。华侨的职业构成中，商人比例增加到50．5%，小型制造业从业人员增加到40%，其他职业仅占9．5%。1957年，在缅甸大小城镇中，华侨经营的大小商店、公司、工厂、作坊和摊贩接近8000家，总资金约51．8千万缅元，超过了英国、印度资本总额的44．6千万缅元。如仰光的广东大街(今昂山大街)，数百间华人百货商店鳞次栉比，全市华人土产店就达200余家。到20世纪60年代初，华侨在近代工矿业中的投资达到22．8千万缅元，远远超过了英国资本(17．5千万)和印度资本(5．9千万)。华侨在轻工业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仅碾米厂就有300多家，锯木业、针织、制油业、胶制业、塑料业、肥皂业、糖果业、香烟业、罐头业等行业也较集中。1962年的统计，华侨华人经营的工业占全缅私营工业的75%。

   战争的洗礼和战后的复兴，使缅华社会走向成熟。缅甸政坛上涌现一批华裔精英，如曾任缅甸联邦政府副总理的波勒耶、总统吴奈温、前革命委员会委员陈友才、昂季等。华侨社团的活动、华文教育的开展，都较为活跃，华文报刊改变战前大起大落的状况，十余年间能够较为稳定地发展。1945年《新仰光报》复刊，成为缅华社会中民主进步的旗帜，是战后东南亚华侨社会中富有影响的报刊，直至1965年终刊。《中国日报》是战后出现的首家华文报，后来转向拥护新中国的立场。1946年创刊的《人民旬刊》(后改名为《人民报》)，在支持中国政府的多家报纸中居于领导地位。《中华商报》1949年发行，资金雄厚，发行量最多。此外的报刊有《生活周报》、《自由日报》、《中国论坛报》、《亚洲日报》、《民众呼声报》等。

   1962年以后，华侨华人处境急转直下。缅甸政府推行民族主义的文化政策，取缔华文学校和华文报刊。1964年缅甸政府全面推行国有化，华侨经济基本上崩溃。不过，一些华人社团没有遭取缔，以亲善团体和救济会的形式存在。如中国佛学会1967年重新注册，开展正常宗教活动，进行慈善救济工作。1970年代中期以后，缅甸政府放宽私营经济成分的政策，华人经济在艰难的条件下开始复苏。至1980年，华人在加工业等领域的小型业有1000余家。在商业和服务业发展较快，仅杂货店和餐馆就分别达2000余家。

1988年以后，缅甸政府进一步对私营经济松绑，华人在加工制造业、商业和对外贸易等方面渐趋活跃。尤其是1992年以来，缅甸政局稳定，全面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华人经济迅速发展。

对外贸易是二战前缅甸华侨华人长袖善舞的行业，1990年代成为华人重新活跃的舞台。据统计，目前全缅正式注册的贸易公司5000多家，华侨华人的贸易公司就达2000家。全缅最具实力前30家公司中，70%为华侨华人经营。经营范围除国家经营的大米以外几乎无所不及。仰光有华人经营的“瑞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贸易企业。

中缅边境贸易开放，华人华裔积极开展与云南的贸易。这使得中国商品在缅甸民间市场所占比重从20%上升到60%。

商业和服务业是华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多为小本经营。餐馆饭店超过500家，多由闽、滇籍华人经营。灵活开设的小吃摊更遍及大小城镇，以其价廉味美而广受欢迎。杂货铺是华侨华人经营的传统行业，现在生意日意兴隆，至少达到1000家。经营高档消费品如电视机的商店，规模稍大。华人经营的药店也有数百家，中西成药品种多，规模不小。

运输业方面，华商在仰光、曼德勒等地经营汽车运输，全缅私营汽车货运与客运业有70%由华人经营。沿海货运和内河客运，华人经营的航运业大约有200家，有的资本达数百万缅元。华人航运公司占60%的运输量，阮群照兄弟的轮船公司最大，拥有40多艘轮船，他连续八届蝉联全缅航运公会主席，常委绝大多数都是华人。

工业方面，华商以食品工业较为突出，全缅私营碾米厂约1600家，华人厂家约占1000家，尤其是大型碾米厂。食用油产量，华人经营者占全国总量的60%。全缅粮油公会主席和大部分委员都是华人。电器加工与修理、零配件加工与修理，也有所发展。橡胶制品业、纺织业、造纸业等华人企业，产品多供应本地市场。在这些私营加工制造业方面，华人企业具有较强优势。

20世纪90年代后，私营房地产业崛起，华人实力超过印侨，占2／3强。全缅建筑承包及建材商协会，最有实力的公司均为华人公司。

旅游业方面，华人经营的旅馆、旅行社分别有330家、90家，各占全缅总数的70%。

1962年前，缅甸华侨华人中仍有约10万人保留中国国籍。1982年缅甸政府按血统将缅甸公民划为“公民”、“客籍公民”和“归化公民”，严格规定三种公民的不同权利，为了谋生和发展，至80年代中期，华人基本上加入了缅籍。在缅华人，尤其是南部华人，大多数在语言和习俗上都已缅甸化，北部华人的缅化则要弱一些。

目前全缅华人华侨约有80万，其中福建籍约35万，云南籍约20－25万，次为广东籍。此外，海南、浙江、江苏、四川、江西、湖南等省籍华人也有零散存在。

缅甸华侨华人绝大部分都聚居于城镇，遍布各地。仰光约有10万华人华侨，多为闽粤籍，主要从事工商业。从蓬基街至素礼路，是华侨的聚居区，其间有3条街几乎全是华侨店铺。仰光有10余座华侨寺庙，最大的三座是庆福宫(福建观音亭)、观音古庙(广东观音亭)和福山寺。

曼德勒有华侨华人6－8万，以云南籍居多，主要从事商业和服务业。

景栋市区人口，华侨华人占2／3，逾2万人，多为云南景谷县籍，他们自成村寨，自建佛寺，有500年历史的巴亮寺，就是景谷一位高僧所建。

此外，勃生、当阳两城市分别有华人华侨2万多人，地处中缅交通要冲的腊戍，有华人华侨逾2万，另一要地密支那有1万多人，掸邦的东枝逾1万人。毛淡棉、土瓦、八莫等地都有数千人。

目前缅甸有华侨华人社团300多个，主要集中于仰光。地缘组织规模和影响较大者有福建同乡会、广东公司、云南同乡会等。业缘组织以商会居多，以“缅甸华商商会”较大。缅华文化艺术协会、缅华巨轮社等，90年代开始活跃起来。还有慈善机构如“仰光华侨慈善会”等。华文报刊停刊至今尚未恢复。华文教育，缅北办得较好，而南部地区成效不大。华文学校，曼德勒“瓦城孔教学术研究会”所属华文学校，学生达2000人。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