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乡研究综述

侨乡不单是移民输出地, 其本质内涵当是因其与海外华侨华人有各种联系,而在社会、 经济、 文化等方面显示出与非侨乡不同的特征。学术界对侨乡问题的研究, 有其时代烙印。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 陈达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 通过非侨区、 南洋华侨社区和侨区的对比, 全面深入地考察了南洋华侨对闽南、 粤东侨乡社会变迁的影响, 成为研究侨乡社会的拓荒者。此后, 国内对侨乡问题的研究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息息相关, 与华侨华人问题研究一样也曾一度呈现低谷。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 华侨华人问题研究形成热潮,各地成立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 创办了相应的研究刊物, 侨乡问题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举办侨乡研究研讨会, 设立多种侨乡研究项目, 编辑出版一批资料和地方志, 发表许多学术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 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 侨乡与海外的交流出现了个人、 家族、 社会团体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共同促进的局面,在这种更深入的来来往往中, 侨乡与海外华人社会乃至侨居地社会间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联系不断加强, 使侨乡先人一步进入国际化行列。 因此, 如何充分估量海外华人对中国侨乡社会影响的动力、 性质和意义, 不论从学术价值还是从现实意义来讲都是值得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就目前学术界研究内容来看, 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种类型。

(一) 综合性论述

有学者指出: “在闽粤移民的海外迁移中, 闽粤社会是变量, 移民是应变量, 迁移是结果。 在海外华侨回归的过程中, 华侨是变量, 闽粤社会是应变量,变迁是结果。” 这种分析基本符合侨乡发展的逻辑。 本部分主要是对侨乡的类型、 侨乡移民及海外华人与侨乡的联系和互动进行阐述。

其一, 关于侨乡的类型问题。 黄静以潮汕侨乡为重点, 选择江门五邑、 梅州、 福州、 青田等侨乡为参照, 分析全球化时代背景下, 中国传统侨乡的新移民浪潮所展现的不同特点, 指出当代中国传统侨乡的三种类型: 中兴型、 衰退型及稳定型。 张应龙则从聚落的角度, 提出侨乡研究应当包括乡村侨乡和都市侨乡两大部分, 并以广州市为例, 论述了都市侨乡的研究范围、 特点、 重点研究问题及研究意义。 认为进行都市侨乡研究有助于在宏观上和微观上认识都市化浪潮影响下传统侨乡的新特点和新变化。

其二, 关于移民问题。 部分学者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进行阐释, 如林心淦通过对出国移民活动及其后续效应———带动各种资源的国际流动效应, 以及如何影响侨乡资源配置、 经济增长等方面进行分析, 阐述了出国移民对侨乡经济的影响力表现及其评价方法⑤。 郑甫弘、 熊蔚霞认为, 虽然华侨投资与侨汇等经济因素对侨乡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但它们在整个侨乡经济结构中并不是决定因素, 它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侨乡的社会经济结构, 相反, 长期的海外移民和频繁的海外联系却对侨乡的社会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①。 郑一省认为, 19 世纪中叶以前, 华侨与家乡的联系主要依靠往返海外与国内乡里的水客。 正是这些往返于海外和闽粤侨乡的水客, 加强了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的联系, 水客不仅是侨批业的创始人、 金融网络的建构和经营者, 而且也是海外移民网络的重要环节②。

另有学者则从社会学的角度, 对特定侨乡社区的移民问题展开实地调查。 例如, 李明欢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实例, 梳理 “侨乡社会资本” 命题的理论意义, 力图赋予侨乡文化以新的理论视角。 她提出: 跨国民间网络是侨乡社会资本的基本载体, 跨国互惠期望是侨乡社会资本的运作机制, 跨国链接增值是侨乡社会资本的效益特性。 侨乡通过已定居移民、 信息网络和人情互惠提高移民操作的成功率及获益率的能力, 是一种社会资本。 这种资本有望转化为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乃至政治资本, 但这种转化只有在如愿跨境输出人力资源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侨乡社会资本的特殊性体现在它与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链接上, 其效益通过其投资对象——— “移民” 进入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而实现转换与增值。 当移民作为一种投资途径并且存在有效运作空间时, 移民行为必然生生不息, 而侨乡社会资本正是通过一次次诸如此类的跨国运作不断增值③。 孔飞力通过对一些公馆档案的梳理, 特别关注巴达维亚华人社会华人认同的延续, 印尼华人与中国联系的本质、 持续性与程度以及已同化的久居华人 (土生华人, peranakans) 与华人新客 (纯血统华人新移民, totoks) 之间的关系现状等④。

面对福建福清侨乡的移民问题, 许金顶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就近现代福清侨乡两次移民浪潮的成因及途径作了初步的探讨, 认为 20 世纪初期福清人被动逃荒和 20 世纪晚期寻求发展的主动性外迁这两次移民潮, 是福清成为著名侨乡的主要原因。 当前新一代移民对侨乡社会、 经济的影响日益扩大, 侨乡的侨情日

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