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与侨乡经济

毋庸置疑, 海外资源的存在是侨乡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华侨华人对侨乡的经济反馈主要体现在侨汇、 华商投资带动现代化建设和捐赠公益事业上。

(一) 侨汇概况

传统侨乡多属人多地少、 农业不足以养赡当地人口的区域, 只有凭借向海外拓展, 才能发展地域经济。 早年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的经济互动, 以海外对侨乡的经济反哺为主, 正是早期的侨汇支撑了侨乡成为消费型社会。 侨汇一向是侨乡重要的经济来源, 是我国非贸易外汇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尤其是清末民国时期, 每年都有不少华侨汇款, 1902 ~ 1913 年,华侨汇回祖国之侨汇平均每年约有 1．5 亿元 (法币), 1914 ~ 1930 年, 平均每年约有 2．83亿元。 又据吴承禧估计, 1931 ~ 1936年, 平均每年约有 3．98 亿元。

40 年里侨汇共约 85亿元以上。 1862 ~ 1949年, 侨汇总数大约为 35．1亿美元,1940 ~ 1941年, 侨汇数额达到峰值, 约为 13．286 亿元法币。 这些侨汇是侨眷的重要生活来源, 抵补中国对外贸易逆差, 还有一部分被用于投资国内企业。 侨汇是维持近代侨乡经济不致流于破产的重要因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侨汇中断, 广大侨眷生活顿时陷入困境, 甚至典卖为生。

广东五邑地区的美洲华侨华人占该侨乡海外移民总数的 72% , 潮汕地区则80%分布在东南亚, 主要是泰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和菲律宾; 泉州海外移民90%集中在东南亚, 主要分布在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相对来说, 海外华侨华人中的巨商大贾主要出自东南亚和港澳地区, 如菲律宾主要华人企业集团亚洲世界集团、 陈永裁集团、 Summit 集团、 杨应琳集团、 首都银行集团掌舵家族祖籍均为泉州。 泉州侨乡的侨汇 20 世纪初占福建省的 95%, 20世纪 20年代后半期占近 94% , 30 年代前半期约为 90% , 1938年为 70% 。 1931年, 泉州侨汇收入为 7200 万国币, 1939 年为 1．2 亿国币。 但就侨汇数字来看,来自美洲的侨汇在新中国成立前经常占到全国侨汇总数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

以美洲华侨为主的五邑台山县 1929 年以前有1000万美元, 折合 4500 万国币,1930年3000万美元侨汇折合 1．2 ~ 1．5亿国币。 五邑地区侨汇数字较高与其华侨华人移居地主要为美洲有关, 受美国排华政策影响, 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在当地发展成华商集团。 有学者就指出, 不能简单地认为五邑华侨最爱国, 尽管从表面上看五邑侨乡的侨汇超过了其他侨乡, 但其实是因为五邑华侨在北美地区难以立足、 经济发展受到排斥所致。 故而相对来说, 新中国成立前五邑华侨直接投资故乡实业的数额也较低。

20世纪40年代后期, 东南亚纷纷建立独立民族国家, 拒绝继续接受中国移民, 随着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 在冷战背景下与外界往来受限, 华侨华人无法自由往来, 但侨汇并未中断。 1949 年以后, 我国的侨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50 ~ 60年代, 侨汇收入一直徘徊在 1 亿美元左右; 第二阶段是70年代开始至1980年, 侨汇每年平均递增 16%, 1979年达 6．96亿美元, 创历史最高纪录, 相当于1950年的 5．7 倍; 第三阶段是 1980年以后, 侨汇逐年下降, 1985 年 仅 为 1．7989 亿美元, 比 1979年下降74．2%, 比1984年下降43．2% 。 1986年侨汇收入一度转降为升, 比1985 年增长15．7% 。 但此后, 侨汇的数额大大减少。

这主要是因为, 随着 1979 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和深入, 侨乡侨眷的经济生活水平明显有所好转, 对侨汇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 再加上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回乡探亲大多采用 “以物代汇” 和 “以钞代汇” 的方式资助乡亲,以及捐赠、 投资方式对侨汇的替代等原因, 使侨汇收入显著下降。 20 世纪 80 年代后福建侨汇大幅减少, 日本学者山岸猛就认为这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有关, 直接携带外币回来的人增加了。 侨汇的减少, 会对海外移民与祖籍地关系的密切程度有影响, 不过青田、 福清、 三明等拥有众多移居发达国家的新移民侨乡侨汇的走势还未降低, 仍旧是当地侨眷侨属的主要生活来源。 侨汇的作用主要是改善侨眷家庭的生活水平, 带动地方消费市场的繁荣, 促进侨乡民间资本的积累, 也是国家非贸易外汇的重要收入, 对中国国际收支和贸易平衡作用很大。 其负面作用主要是使侨眷在生活上养成一种依赖习惯, 诱导侨乡畸形消费, 导致侨乡物价上涨。

(二) 改革开放前华侨华人投资侨乡工商业概况

在侨乡的近代化经济建设中, 华侨华人以侨汇为维持侨乡经济消费提供资金。 1911年,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 为侨乡发展开辟了道路。 基于 “实业救国” 的感召, 华侨亦投资乡里, 发展近代工商业。

根据林金枝教授估计, 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约 7亿元人民币。 1927 ~1937年华侨在闽粤沪三省市的投资企业有 12253家, 投资额为人民币2． 50亿元,年均 2500万元。 即使在 1945 ~ 1949年, 华侨在闽粤沪三省市的投资企业仍有4687 家, 投资额 6000万元, 年均 1500万元。

从1862年到1949年广东华侨在广东投资总额达 386179575元 (折合人民币), 这一数字仅包括工矿业。 在广东省的潮汕地区, 汕头、 惠州、 江门、 赤坎等一批新兴市镇在华侨投资下发展起来, 随着侨乡社会的繁荣, 华侨和归侨传回了新的生产技术和经济管理经验, 引进了碾米、 榨油、 榨糖、 纺织和造纸等近代工业, 手工工业逐步为机器生产所取代。 发电厂、 自来水厂、 公路、 铁路也相继修建, 汽车、 火车和轮船用于交通运输。 从1910年开始至 1949 年, 梅州地区华侨投资家乡企业共 1596 家, 金额 1400 多万元, 99． 6% 来自东南亚; 1949 ~1965 年有 31 户, 总额 213．46万元, 100% 来自东南亚。 在近代的福建经济中,最大的投资来源也是华侨。 1871 ~ 1949年, 东南亚华侨投资福建的工矿业、 农业、 交通运输业、 商业、 服务业以及房地产业的侨资企业共有 4055 户, 投资额1,4亿元。 以福建省最大侨乡泉州而言, 据调查,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至1957 年, 华侨直接投资泉州工商、 交通、 文化和其他事业的共有 178 个企业或单位, 大约占泉州 1956 年工商各业总户数的 30% , 比例虽然不大, 但投资总额高达 8714192元, 占福建全省华侨总投资的 12．39%, 其中与近代化建设有直接关系的公路汽车运输业有15个企业, 侨资6198500余元, 约占总投资额的71% , 华侨投资的泉安汽车公司和泉安公路的建设在泉州近代化发展中是很重要的一笔。

但是由于时代的原因, 当时华侨投资的工商业大多陷入生产缩减、 亏损、 经营不善, 甚至招致倒闭的命运。 陈达在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一书中调查了福建、 广东的几个侨乡, 关于侨办实业的调查结果显示, 侨办实业在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下往往损失惨重。

新中国成立后, 20世纪50年代继续有华侨华人投资家乡企业。 从1951年到1953 年初, 是新中国政府鼓励华侨投资政策的确立时期。 这一时期, 当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后, 政府从团结海外侨胞和争取侨汇的目的出发, 鼓励海外华侨回国投资, 并成立了相应的辅导华侨投资的机构。 这时, 华侨投资可以采取私营、 公私合营的组织形式, 投资于工业、 商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 在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前, 全国有北京、 天津、 广州、 武汉、 长沙、 福州、 贵阳等七个城市开办了投资公司, 同时还创建了一批华侨投资企业, 如华侨工业建 设公司, 华南企业公司等, 基本上是公私合营性质, 资金主要来自印尼、 泰国华侨和港澳商人资本。 1956 年广东、 福建华侨投资公司吸收的股金各占该两省地方工业投资的 1/10。 至1956年, 这两省华侨投资创办的工厂和企业达44个, 但此时的华侨投资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资, 和银行存款没有什么区别。 总体来看, 这一时期华侨投资与其在国外拥有的资金数量相比微不足道, 与新中国成立前华侨投资的繁荣景象也相去甚远。

随着侨乡经过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等革命运动, 加上侨汇减少, 侨乡生计模式发生转变, 从消费型社会转为以农业为主要生活来源。 同时出于当时的冷战背景, 中国受到了封锁, 国内的侨务政策也发生较大失误, 一些归侨知识分子和侨眷被划为右派, 侨乡和华侨的密切联系逐步削弱。 侨汇侨资锐减, 海外华侨华人对侨乡建设影响甚微。 “文化大革命” 期间, 许多侨户的财产被查抄侵吞,侨汇被随便挪用, 侨资企业被强行合并或没收, 侨乡建设无从谈起。

(三) 改革开放, 海外资本助侨乡先行外资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到 2002 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经高达 527．43亿美元, 首次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吸收外资大国, 2003、 2004和200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分别达到 535．05亿美元、606．30亿美元和603亿美元。 而在整个外资比重中, 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同胞投资中国大陆的企业占所有外资企业总数的 70% 以上, 占所有实际海外投资总金额的 60%以上。

学术界经常使用海外华资 (Overseas Chinese Capital) 这一概念来泛指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资本, 因为根据中国政府有关外资企业的法律法规, 港澳台同胞与东南亚等地华侨华人的投资享受同等待遇, 具有同等地位, 都属于外商投资的组成部分。 再者, 东南亚等地的许多华人企业先是进入香港, 以香港为据点, 然后投资于中国大陆, 很难把它们具体区分为港资还是东南亚华人资本。 香港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华侨前往南洋各地的中转站, 亦是新中国成立后华侨进出国门的重要通道, 是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及其资金的避风港, 尤其是受到东南亚某些国家排华政策的影响, 许多华侨华人选择在香港注资。 仅1946年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前往香港的就有 11512人, 而从东南亚地区流入香港的资金, 在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估计有100 ~ 200亿美元③。 这些人在香港定居或暂住后, 与东南亚原居住地并未切断经济、 人际联系。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 由于历史原因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尚未正常化, 东南亚对本国华侨华人亦有诸种限制,导致东南亚华侨华人不能直接来中国探亲或投资, 因此东南亚有一些华侨华人的资本借道香港, 以港资名义投资中国大陆。 早期进入特区投资的外商资金也的确几乎都是海外华资。 后来的沿海开放城市与开放地带在闽粤两省也将侨乡基本涵盖。 早期投资以 “三来一补” 形式为主, 80年代中期以后, 一般采取合作、 合资、 独资等形式进行直接投资, 即 “三资企业”。 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里, 海外华资一直是外资的主要组成部分, 港资又占其中 90% 以上。 至 2000年6月,港资占所有外资的约一半。 相当海外华资也通过第三地的维尔京群岛、 开曼群岛等地进入中国大陆, 截至 2000年, 广东省共吸收来自维尔京群岛、 开曼群岛的投资额分别是48． 37亿美元和1． 98亿美元。 根据商务部统计, 2005年1 ~ 10月对华投资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中国香港、 英属维尔京群岛、 日本、 韩国、美国、 新加坡、 中国台湾、 开曼群岛、 德国、 萨摩亚。 这10个国家 (地区) 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 84,7% 。20 世纪80年代, 海外华侨华人的主要居住地泰国、 马来西亚、 印尼等经济迎来繁荣期, 当地华人的经济实力随之迅速增长, 1996年11月4 ~ 11日香港《亚洲周刊》刊载了市值 1,85亿美元以上的500家国际华商数据, 总资产市值达8000 多亿美元。 1979 年中国侨务政策改变, 开始欢迎和鼓励港澳台及东南亚等地的华人资本投资大陆, 并出台相应优惠政策, 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可享受比一般外商更优惠的投资条件。 同时, 广东、 福建地方政府也制定了一些鼓励投资的地方政策法规。 邓小平同志 1992年在谈到经济特区时说: “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 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 深圳毗邻香港, 珠海靠近澳门, 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人多, 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 因此, 海外华资进入中国首先是从侨乡开始, 对侨乡的经济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侨乡原本大多基础设施落后, 福建作为 “海防前线”, 改革开放前政府投资甚少。 华侨华人资本在新中国成立前和改革开放后都是侨乡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 尤其在改革开放后, 海外华资先于其他外资进入中国, 弥补了侨乡资本不足和技术匮乏的缺陷。 改革开放前20年里, 广东几个主要侨乡利用华侨华人资金发展本地经济: 1995 ~ 2000年, 潮汕地区利用外资总计签订项目 4210宗, 实际金额78,38亿美元; 梅州地区利用外资总计签订项目338宗, 实际金额5,38亿美元, 85%以上来自港澳 ; 江门五邑地区利用外资总计签订项目 7192 宗, 实际金额 38,10亿美元。 1978 ~ 1988年, 潮汕地区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 “三来一补” 企业,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不多, 1978 ~ 1988年, 潮汕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总计 6亿多美元。 20世纪90年代后这一数字持续攀升, 1992 ~ 1996年实际利用外资58,83亿美元。 1995年浙江全省有登记的 7350 多家侨资企业中,投资总额在 500 万美元以上的有 2588 家, 占当时全省总量的 35,2% , 1000 万美元和 3000 万美元以上的比例为 16,7%和3,6% 。 到2000年, 在浙江全省登记的12287家侨资企业中, 投资总额在500万美元以上的有5100家, 1000万美元以上的3970家, 3000万美元以上的1068家。 90 年代中期以来, 华侨资本在浙江省的投资金额和创办企业均迅猛增长, 浙南侨乡收益良多。 2005年浙南主要侨乡温州青田的侨资投资总额已超过2 亿美元。 据青田县侨台办2007 年统计, 近5年该县共引进侨资超过 20 亿元。 海外移民回乡探亲和投资, 刺激当地消费水平提高 (尤其是炫耀性消费), 扩大内需, 促进侨乡第三产业的发展。 福建省截至 1998 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270多亿美元, 其中 70% 源于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 重点侨乡可达 80% 以上。 而且进入福建的海外华资带有明显的亲缘色彩,投资者绝大多数是福建籍海外同胞。

海外华人投资侨乡, 促进国际贸易发展, 令侨乡形成外向型经济结构。 海外华人投资为中国大陆带来了商业技能和市场网络。 由于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后来者, 不熟悉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国际惯例, 海外华人的商业网络推动了中国企业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 在改革开放初期, 当中央政府将管理中小企业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并鼓励地方政府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时, 海外华人的商业网络因其可以通过广泛的血缘关系和社会联系快速进入中国市场进行投资, 并进而通过自己的商业网络所获得的精确的商业信息使得乡镇企业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增 长点。 我们可以发现, 中国的对外贸易份额有超过 60%集中于亚洲地区, 美国的贸易额大约占出口总额的 21% 、进口的12%。 这足以证明海外华人商业网络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作的贡献。

海外华人投资增加了税收并提供了就业机会。 海外华人投资企业为我国增加税收和创造就业机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例如, 2004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共缴纳税收5355,29亿元, 净增加 1087,29亿元, 同比增长 25,47% , 占全国税收收入总额的20,81% ; 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直接就业人员为 2400万人, 约占城市总就业人口的10% 。 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 成千上万的三资企业创造了数千万新增工作岗位, 为大量农村闲置劳动力进入制造业与国企下岗职工重新就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不仅缓解了我国的就业压力, 同时也提升了我国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中乡镇企业经济发展出现了三种著名的模式, 即苏南模式、 温州模式和晋江模式, 这些模式在高速发展经济的同时, 有效地解决了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其中晋江模式就是侨乡利用海外资源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典型例证。 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是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试图采取农村工业化的方式实现农村城镇化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 人口的城市化水平本身正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 要实现这个目标, 就要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从农业向非农业人口的转移, 以乡镇企业为先导的农村工业化努力试图以 “离土不离乡” 的方式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此时, 晋江侨乡摸索出一条 “联户集资的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 以侨资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 以国产小洋货为特征, 以外向型经济为目标”, 立足侨乡特色,发挥侨乡优势, 利用侨乡闲散资金、 空闲民房和闲散劳动力 (即 “三闲”) 创办乡镇企业的道路。

直至改革开放前, 侨汇与捐赠仍是晋江侨眷侨属的主要经济来源, 全市70% ~ 80%的侨眷侨属主要或部分依靠侨汇与捐赠为生, 侨汇占晋江城乡居民生活费收入的30%以上。 在当时二元经济结构下, 农村无法从事农业以外的产业,造成大量闲钱、 闲房空置, 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而晋江自古以来人多地少, 至1978 年每个劳动力平均的耕地面积仅剩 0, 1公顷, 80% 的农户为缺粮户, 有20万剩余劳动力, 当时生产队农民只得采取挂牌轮流上工的方式进行农业劳动。 改革开放之初, 晋江原有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到 1978 年工业产值不足一亿元,吸收劳动力不到 2 万人。 1982年12月31日以前, 福建省的4个主要城市福州、 厦门、 泉州、 漳州全部下令归还 “文化大革命” 期间被占用的华侨私房,但是农村的归还率远高于城市, 到 1988 年底已归还使用权 97%以上。 如此,晋江市乡镇企业利用了海外汇款以及华侨华人在晋江所拥有的房屋和当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以 “三来一补” 为过渡, 乡镇企业、 三资企业迅速发展, 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生产部门转移。 晋江乡镇企业的先行者陈埭镇早期创办民营企业的5100万元中, “三胞” 眷属的闲散资金就占到 55% , 利用侨属闲置房屋占82% 。 1990年晋江市整体乡镇企业的总产值是17亿元 (工业产值16,23亿元), 占晋江市整体工农业总产值的85,4% , 吸纳劳动力数量也从1978年的1961人增加到1987年的 177100人, 在农村劳动力中所占比率从15,2% 提高到 42,6% 。 1994年, 晋江劳动力就业结构为第一产业占24,6% ,第二产业占 55,4% , 第三产业占 20,3%, 3/4的劳动力已经转入非农业生产部门, 吸纳了大量本地劳动力外还吸纳外地劳动力。 1993年, 泉州地区吸收的外地劳动力总计达40万 ~ 50万, 相当于泉州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0% 。 海外资源的利用成为晋江的经济推进器, 1978年晋江市财政收入只有1475万元, 还存有73万元的财政赤字, 而1990年财政收入已达 1,5亿元, 在全国2353个县中位居第52位。

海外华侨华人资本还为侨乡提供了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机会, 促进了就业以及带来制度创新。 外商投资企业的涌入能引发一些经济制度方面的效应, 促进国内市场化改革和推动国内经济的国际化。 在市场改革方面, 外资企业引进了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 促进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在经济国际化方面,由于外资企业的外向型程度较高, 生产经营方式从国内扩展到国际, 带动了本土企业与世界经济的联系。 比如, 祖籍福建南安的泰国华人李引桐, 在改革开放后特地返回福建, 对厦门进行长时间的实地考察, 他认为厦门经济特区不仅要扩大面积, 还应实行更为开放的政策, 故而他向厦门政府提出 “在厦门实行自由港” 的设想, 开启了当时民众被禁锢多年的思想, 引发了福建省和厦门市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展开的一场有关 “自由港” 的大讨论, 并引起福建省省委省政府的重视。 李引桐提出的允许外资参与市政建设、 外资银行可进入当地运营、 在厦门特区设置港口海关、 简便旅游手续和吸引台资等建议被当地所采纳。

随着中国在 2001 年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的市场更加宽广, 改革开放的程度加深, 同时中国国内的各种软硬件环境也日趋完善, 中国位列全球新兴经济体代表的所谓 “金砖四国” 之一, 成为一个蒸蒸日上的国家, 充满无限的商机。 尽管这期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纷纷进入中国市场, 东 (南) 亚华人资本对华直接投资占外资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也有所下降, 但各年平均仍在 40%以上。 有学者认为, 华商对华投资纯粹是为了经济利益, 与认同无关, 但是该观点首先将国家认同与祖籍认同混为一谈, 如果华商投资与认同无关的话, 侨乡在吸引外资上就无甚优势可言,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改革开放是促进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互动关系重启的根本动因, 而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互动关系的深化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侨乡的改革开放。 当前海外华侨华人在与中国经济交往上仍旧具有几大优势。

1. 信息优势。 华侨华人在居住国生活时间已久, 对当地的政治、 经济、 法律、 社会文化等情况都比较熟悉, 与居住国官方民间往来密切, 各华人社团和商会不仅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也与中国驻外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 不仅能将居住国的最新经济信息反馈到国内, 还能为新形势下国内企业在国外开展各类经济活动提供信息参考。
2. 资本优势。 新中国成立前的侨乡即是靠侨汇支撑社会经济, 改革开放后, 侨乡的海外投资仍旧占相当大的比重。 据估计, 海外华人资本约一万亿美元, 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人资本, 在当地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虽然因华侨华人所在国政策的关系, 直接投向中国的资本并不多, 但是在中国国内资本正寻求海外投资渠道的今天, 他们将是中国境外投资的重要合作伙伴。
3. 商业网络优势。 华商商业网络遍及全球。
4. 人才优势, 包括科技人才与经营管理和金融方面的人才。 在这几项优势里, 前三者与侨乡能产生特别密切的联系, 既能 “引进来” 也能 “走出去”, 海外华侨华人的信息优势与资本优势能够转化为侨乡的优势。

(四) 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公共事务

在近代侨乡公共事业和慈善事业上, 华侨几乎是绝对主力。 近代政治制度从清末新政开始名正言顺地影响中国社会, 1909年, 清廷公布了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 要求各地遴选公正之绅士, 依章程将城镇乡自治各项事宜迅速筹办。 这些自治事项共计八项, 其中前六项为:

1. 学务, 包括中小学堂、 劝学堂、 阅报社、 图书馆等;
2. 卫生, 包括清洁街道、 清除污秽, 设医药局、 医院、 戒烟会等;
3. 道路工程, 包括修缮道路、 建筑桥梁、 疏通沟渠等;
4. 农工商务, 包括劝办工厂、 工艺学堂等;
5. 善举, 包括救贫、 恤嫠、 保节、 育婴、施衣、 施粥、 义仓积谷、 贫民工艺、 救生会、 救火会、 救荒、 义棺义冢等;⑥公共事业, 包括电车、 电灯、 自来水等。 实际上这些内容以自治之名囊括了最主要的应由各地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 然而从清末到民国, 由于近代化启动资金的匮乏、 国家财力的不足, 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情况不尽如人意, 而在侨乡社会, 华侨以集体之力在许多方面替代政府提供公共产品, 因此华侨成为侨乡社会公共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在海外营造出一个为侨乡服务的公共空间。

1940 年仅广东梅县籍华侨捐资本县学校的金额就达数百万元。 据1935年统计, 福建晋江当年教育花费约 47,4万元, 政府仅拨款3万元, 其余均出自华侨华人捐赠。 抗战前, 厦门有11所中学、 39所小学。 其中, 5所中学和17所小学由华侨华人捐资创办或资助, 两项各占 45% 。 据 《福建省志·教育志》 统计, 1933年, 福建南安有小学135所, 其中111所私立小学全都得到华侨华人捐助。 该县的6所中学, 有5所由华侨华人捐办。 从1918年至抗战时期, 泉州华侨华人兴建侨校 100余所。 1925 ~ 1927年, 华侨华人在晋江办有 53 所学校, 占全县 120 所中小学的 44% 。 至新中国成立前夕, 晋江的200多所中小学中有90% 曾经得到华侨华人的资助。

在侨乡现代化历程中, 乡村中的公共建设和公共事务许多都是由华侨华人捐助完成的, 从道路到学校, 从水电站到慈善事业, 比比皆是。

华侨华人捐助在新中国成立初 30 年里由于环境原因有所减少, 但亦有泉州花桥慈济赠药处这样始建于清末的民间慈善组织依靠华侨华人捐赠一直维持着民间组织的身份运作着, 晋江市 1950 ~ 1965年有 311,6万元海外华侨华人捐款被用于教育事业, 1966 ~ 1977年有315,7万元。 改革开放后海内外来往全面恢复, 海外捐赠也进入一个新时期。

广东改革开放前 20年里, 海外乡亲捐款赠物总值 150亿元人民币, 兴办公益事业共 26304宗, 其中桥梁3381座, 道路15566公里, 大部分则投入教育卫生事业之中。 例如, 广东江门市旅外乡亲330万人, 至1998年底, 该市接受捐赠 2,5 万宗, 总值 42亿港元, 兴建桥梁800座, 共3300公里, 建自来水设施700 余宗, 水电工程 300 余宗, 此外还设立了总额逾亿元的助学、 敬老等基金491个。 潮州市至 1996 年为止, 由侨、 港资新建、 改建、 扩建的中小学校约占全市中小学总数的 73% 。 1978 ~ 2003 年, 潮州市旅外乡亲捐赠兴办公益事业的款项高达人民币 10,8亿元。 1979 ~ 1998年, 梅州华侨华人捐资办学总额 2,1亿元人民币, 在梅州各县各校设立教育基金共计 451,75万元, 设立奖学金、 教学金 856,38 万元, 捐赠教育设备及其他物品共合 1280万元。 1988年全市普通教育经费支出计 9229,53 万元, 其中华侨华人、 港澳同胞捐资 1682,88万元,占教育投资的18,2% 。 此外, 20世纪80年代后期梅州市政府每年投资学校的基本建设费为 260万元左右, 而 1988年梅州海外捐赠用于基建的费用就比1987年政府全年的基建投资多6,5倍。 1979 ~ 1997年, 福建省福州海外捐款物达10亿多元。 其辖下的福清市, 1996年接受捐赠超亿元, 1997年超2亿元。 该市宏路镇金印村侨贤捐款, 迄1996年的统计达到1096万元, 主要用于办学办医院,修桥铺路办水利等。 长乐市猴屿乡旅美乡亲 5000 余人, 近十几年来捐资兴办公益事业达1000万余元。 1978 ~ 1985 年晋江接受海外捐赠2171, 43万元。 到1992年, 包括晋江在内的泉州市海外华侨华人捐款达2,3亿元, 占福建省的二分之一强。

除了捐资公益事业的方式之外, 华侨也以多种形式直接参与侨乡公共事务。新中国成立前华侨华人的国籍问题尚未敏感, 华侨是侨乡社区的社会成员, 又多为第一代华侨, 因此与侨乡联系十分密切, 不需刻意维系双方联系而十分积极参与侨乡公共事务。 新中国成立前大量由华侨捐助的学校、 慈善事业不仅拥有本地董事会, 还拥有在海外处理事务的董事会, 如福建泉州的开元慈儿院和花桥善举公所; 1920年, 厦门成立市政会, 商请台湾归侨林尔嘉为会长、 印度尼西亚归侨黄奕住为副会长, 统筹市政建设工程。 今日, 华侨华人与侨乡的联系仍旧紧密, 但参与的形式有所变化, 参与侨乡公共事务中代理人的作用强化。 比如, 乡村中的村级侨联、 华侨理事会等, 这种变化与当前侨乡与海外联系由过去的“被动接受” 转向 “主动寻求” 有关。 近年来华侨华人直接参与侨乡公共事务的方式, 除了一直存在的 “统战” 系统中政协华侨委员, 在浙南等新移民辈出的侨村, 有华侨回乡担任村干部, 利用海外资源带领乡亲建设侨村; 在闽南,有晋江东石镇肖下村的侨办企业, 不仅带动起造伞业的产业链, 还在村落中直接主导了卫生、 教育、 基础建设等方面的农村建设。

影响华侨华人参与侨乡地方公益事业的因素有如下几个。

1. 由于华侨华人与中国的联系主要是与其祖籍地的联系, 因此在当地是否有 “可信之人”, 即靠得住的当地经理人是影响华侨华人捐赠的重要因素。《关于侨乡优势的思考———广东潮州大吴村旅外乡亲捐资公益事业调研报告》一文以大吴村作为例子来说明旅外乡亲进行捐资尤其是大额的长期捐资, 往往需要有一个旅外乡亲高度信任、 并拥有一定资源的中间人。 海外华侨华人对故乡公益事业进行捐赠, 都希望资金能用到实处, 但又不可能长期亲自监督, 而且他们长年在外, 并不熟悉故乡的情况, 这就需要一个他们信任并熟悉当地情况的中介人来协助捐资项目的选定、 运作和监督。 当然这适用开展村落公益事业的情况,在村级侨联组织建立得比较好的乡村就由村里的侨委会来充当代理人, 而如果涉及更大规模、 更大地域的公益事业, 社会团体如红十字会、 侨乡学校的董事会之类组织就取代了村落经理人的地位。 村级代理人是加强侨乡与海外联系的重要环节。 泉州市是侨乡中村级侨联分布最完善、 最广阔的地区, 号称 “五连贯”, 即每一级侨联都具备, 但是村级侨联带有明显的民间色彩, 负责人往往有村中“老大” 的社会地位, 在泉州侨乡村落, 20 世纪 70 年代就有由村级侨联出面主持、 海外乡亲捐赠的学校落成。 在没有村级侨联的其他一些侨乡村落, 则有其他乡村组织替代村级侨联的功效。 厦门杏林的马銮村有华侨理事会, 新垵村有马来西亚的 “诒谷堂” 董事会, 还有些则由村中老人出面。 自1987年11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 23 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后, 侨乡村落中除了村两委代理华侨华人参与侨乡公共事务的乡村组织, 对乡村事务也具有超然的影响力, 值得关注。
2. 政策的鼓励与保护。 1978年,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成立。 随着侨务政策的调整, 海外华侨华人汇款回乡资助乡亲生活和开展生产活动、 资助公益事业的也愈来愈多。 1991年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颁布实施。 1997年, 广东省针对当地的具体情况, 又颁布了 《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管理条例》, 明确规定华侨捐赠活动受各级人民政府支持、 鼓励和保护, 华侨捐赠兴办的公益项目不得侵犯。

1. “二三代问题”。 侨乡的海外捐资基本来自第一代海外乡亲, 从第二代、第三代开始出现疏离家乡、 汇款减少甚至停止的情况。 这种倾向难以避免, 但近期内捐赠不会绝迹。 海外捐赠集中在公益事业方面, 偏重于 “输血” 而非 “造血”, 许多捐赠的起因正是海外乡亲对家乡建设落后的忧心。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侨乡又是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在有些侨乡, 公益事业的捐资已经逐渐减少, 如潮州市 1990 ~ 1997 年, 年均获得捐资 6000多万元; 而从1998年开始,年均减少到 3000多万元。

(五) 当前侨乡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

侨乡并不意味着就具有经济发展的绝对优势。改革开放之初, 广东、 福建两省在 “地区倾斜” 优惠政策的支持下, 从华侨、 海外华人那里得到了启动经济增长的资本, 从而获得了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先行一步的优势, 为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 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开辟了一条捷径, 其示范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其他地区改革的探索过程, 降低了后继地区的改革成本,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 侨乡优势也有弱化的可能。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周大鸣教授认为, 侨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广东的五邑、福建的安海等著名侨乡, 侨胞数与本土居民数之比高于60 ∶ 100, 这一类侨乡受华侨和外来文化的影响最大, 在经济、 社会、 风俗等多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社会风貌, 城市化程度最高; 第二类侨乡的侨胞数与本土居民数之比为 30 ~ 60 ∶ 100,这一类侨乡呈现出多元文化的融合, 正处于乡村城市化转型的关键时期, 其研究价值最大; 第三类侨乡的侨胞数与本土居民数之比低于 30 ∶ 100, 其传统性较为明显, 正处于乡村城市化的萌芽时期。 这一分类虽突出了乡村城市化的程度,但主要也是基于侨胞人数的多寡而论的。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黄静在对潮汕、 江门五邑、 梅州、 福州和青田等传统侨乡进行比较后, 也认为大致可将中国传统侨乡分为三个类型: “中兴型” 侨乡, 如江门五邑、 福州和青田;“衰退型” 侨乡, 如潮汕地区; “稳定型” 侨乡, 如梅州地区。 她认为, 移民链的保持和继续、 新移民的不断涌现及其与侨乡的联系, 对侨乡优势的保持有着决定性影响。 但中兴、 衰落或稳定侨乡的划分与其各自经济发展并无必然联系。吴藜在 《温州地区侨乡与非侨乡妇女的经济活动———个案比较》 一文中认为,温州模式影响下的非侨乡地区, 社会生产和实际收入都已高过侨乡。 王春光也指出, 虽然温州一些侨乡的侨汇年收入相当于当地一年的地区生产总值, 但也从另一方面, 说明了侨乡经济的不发达。 温州的侨乡根本没有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那里的繁荣和发展仅仅体现在一栋栋新房子上, 这些新房子正是靠到国外的人赚来的钱建起来的。 这些新房一方面导致当地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 另一方面,这些豪宅有的只是 “空巢” 或只有老幼居住。 另外, 所谓中兴侨乡还大多是非法移民输出地。

厦门岛内曾厝垵侨村新中国成立前南洋产业的兴旺, 直接促进了本村侨乡的

相关资料：<ref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