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华侨华人概述
荷兰华侨华人的形成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
(一)19世纪中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19世纪中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实际上,早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1602-1799)荷兰殖民者已开始在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福建等地)招募华工在荷兰轮船上服劳役(司炉等)。19世纪鸦片战争以及割让香港后,英国和荷兰开始更多地招募广东宝安县(今深圳市)人充当海员(水手)。1898年,阿姆斯特丹有11名中国海员注册登记。1899年中国海员人数增至109人,1900年增至335人。20世纪头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海员人数保持在100至300人之间。1911年荷兰海员大罢工之后,荷兰航运公司为了击败罢工运动,决定大量招募中国海员。中国海员人数从1910年的196人,到1911年激增至765人,并且不断增加,到1915年已达2165人。直到1930年,在荷兰航运公司供职的中国海员人数保持每年2000-3000人。许多中国海员由于生病、寻求新职业或厌烦海上生活等原因,逐渐上岸生活和定居荷兰,成为鹿特丹、阿姆斯特丹等港口城市的外国居民。于是乎在上述港口城市逐渐出现唐人街,如鹿特丹的卡腾列赫特(Katendrecht)和阿姆斯特丹和外万丹人街(Buitenbantammerstraat)等小型唐人街。
来到荷兰的早期中国移民还有来自浙江温州和青田地区的行商和小商贩,他们通过海路和陆路(西伯利亚)前往欧洲,沿路贩卖青田石雕、廉价领带、项圈、小玩具等。20世纪30年代末,有391名浙江玉壶人移居欧洲,其中75名定居荷兰。20世纪20-30年代,还有一小群来自山东的商贩加入浙江籍商贩的行列,在荷兰做小买卖。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至20世纪6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至20世纪60年代,出现两次印度尼西亚土生华人移居荷兰的浪潮。这两次土生华人移民浪潮与战后印度尼西亚政局动乱密切相关。印度尼西亚八月革命(1945年8月-1949年12月)的结果是荷兰与印度尼西亚签订《圆桌会议协定》,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大批荷兰人纷纷回国,数千名土生华人也随同荷兰人移居荷兰。这批印尼土生华人多为曾在荷兰公司供职的职员及其眷属,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且懂荷兰语。还有一批是20世纪50-60年代为逃避印度尼西亚当局的歧视和迫害而移居荷兰的印尼土生华人,他们文化水平较高,其中不乏科技人员、工程师、医生、药剂师、牙医、律师及各种专门人才,大约1/3具有学术头衔,大部分住在荷兰西部城市。据统计,1957年在荷兰的土生华人共有1400名。到20世纪60年代,荷兰已接纳2万名印尼土生华人入境。这部分印尼土生华人迅速地融入荷兰主流社会。
== (三)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00年 ==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00年。这个时期移居荷兰的华侨、华人主要有五部分人:一是来自越南的政治难民(所谓“船民”),1975-1982年间荷兰接受6000名越南难民,其中24%为华裔;二是1976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国大陆涌入的新移民;三是1975年苏里南(Surinam)独立后移居荷兰的苏里南华人,他们对自己前途没有把握和对克里奥尔(Creole,指当地欧洲人后裔或混血儿)统治感到恐惧故而移居荷兰;四是从英国等地再移民到荷兰,以及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移居荷兰的香港居民;五是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再移民到荷兰的华人。
1990年,荷兰华侨、华人的估计数如下:
资料来源:The Chinese in Europe,p.137.
另据李明欢统计,荷兰华侨华人人口的增长情况如下:1955年2000人;1964年2353人;1976年10508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4.5万人;1990年5.9万人;1993年6.5万人(见Li Minghuan:“We Need Two Worlds”,p.43)。
荷兰华侨、华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职业结构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轮船上燃油逐渐替代燃煤,大批中国海员(司炉)被解雇,被迫上岸谋生。许多人转而从事花生糖生意,聊以维持生计。尤其3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之后,做花生糖生意的华侨、华人日增。在不少荷兰人眼里,沿街贩卖花生糖的华侨、华人实际上与乞丐无异,前者向后者随意投掷几枚硬币而未拿取花生糖,形同施舍。浙江籍和山东籍小商贩继续从事他们的传统的小杂货行业,艰难度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荷兰被德国法西斯侵占,经济萧条,由于原料奇缺花生糖生意也无法维持,许多华侨、华人不得不靠出卖苦力为生。
1949年《圆桌会议协定》之后,约有25万多名荷兰军民返回荷兰。由于他们习惯于东方饮食,回国后仍然希望能够吃到东方饭菜。许多华侨、华人遂抓住机会,纷纷经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餐馆,迎合这批从东方归来的荷兰居民。
荷兰的中国-印度尼西亚餐馆数目变化如下(选择年份):
资料来源:The Chinese in Europe,p.145.
由于中国-印度尼西亚餐馆业已处于饱和状态(约近90%的荷兰华侨、华人经营餐馆业),竞争激烈,经济萧条导致居民消费能力的普遍下降,20世纪80年代中国-印度尼西亚餐馆业面临严重的危机。一些华人餐馆业者转移到南欧、中欧、东欧寻求发展,开辟新天地。一些具有现代经营意识的年轻一代华侨、华人,力图开拓新的经营领域,转而经营旅馆、娱乐场、旅行社、贸易公司、咨询公司、广告公司、美容院、超级市场、珠宝店、手工艺品商店等。随着华侨、华人经济实力的加强,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姆斯特丹唐人街进一步发展。外万丹人街唐人街规模扩大,出现一批贸易公司、旅行社、珠宝店、杂货店、超级市场、手工艺品商店、美容院等,成为日益吸引游客和顾客的多行业、多功能的贸易中心和旅游观光消费中心。
荷兰华侨、华人向来有组织社团和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战前的荷兰华人社团有中华会(Chung Hwa Hui,略称CHH)、华侨会馆(Wah Kiu Wei Kun)等。战后的华人社团少数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大部分则是60年代以后创立的。其中比较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社团有:
(一)旅荷华侨总会(Algemene Chinese Vereniging,缩略ACV),其前身为成立于1947年11月27日的瓯海同乡会,原为浙江温州籍华侨、华人商贩的社团。会址设在阿姆斯特丹。其宗旨是:集体进货,团结互助。首任会长余忠。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先后改为瓯海华侨会(1953)、欧海华侨总会(1963)。1977年改为今名。1977年有会员1100多人,下属12个分会。宗旨改为:团结广大侨胞,促进华人事业发展,提高华人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素质;争取华侨、华人的正当权利和福利,鼓励侨胞融入荷兰社会,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继续和发扬中华文化,爱国爱乡,为促进中荷两国的友谊和文化交流而努力。在该会的发起和筹办下,同年出版机关刊物《华侨通讯》(Overzee Chinezen Bulletin)。1985年1月创立荷兰皇家中国饮食业公会。1985年秋成立全荷华人联合体育总会。1987年10月,成立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1992年5月,与其他社团共同发起成立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致力于中国和家乡的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如救灾、兴学等。
(二)旅荷华人联谊会(Chinese Vereniging in Nederland‘Fa Yin’),1976年6月18日创立于阿姆斯特丹。会员多为广东宝安、香港人士。其宗旨是:发扬中华传统文化,鼓励侨胞爱祖国爱同胞,关心荷兰,遵守法纪,鼓励华人融入荷兰主流社会。以幼有所教,老有所为为会务目标和重心。主要工作包括:与祖籍国进行联系交往;传播中华文化;每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举办庆祝活动,表演中国传统文艺节目;1979年创办第一所华文学校,它后来成为规模最大和最著名的华文学校,并建立一套教育体系;举办一系列敬老活动。
(三)荷兰中华互助会(Stichting Chinese Cultuur,Recreatie en Maatschappelijk,缩略Stichting CCRM),1984年3月10日(一说3月2日)创立于鹿特丹。创办人为旅欧华侨福音布道会长老李栋。以发扬中华文化,发展中荷友谊为宗旨。获得荷兰基督教界和社会、政治名流的大力支持。主要活动有:1984年4月创办《半月报》(De Chinese halfmaandelijke INFO Krant,简称Info Krant),声称它有两项任务:向华人和荷兰人提供信息;促进华人之间和华人与荷兰人的交往;接受承办鹿特丹华文学校、海牙华文学校、乌得勒支华文学校、德勒支华文学校等;向会员提供咨询、翻译;组织旅游、文艺康乐活动;维护华人的正当权益;组织华人社会的敬老、妇女和青年活动,如创办敬老院、华人青年组织(Chinese Jongeren Organisatie)、华人志愿者网络(Netwerk Chinese Vri jwilligers)等。
(四)荷兰皇家中国饮食业公会(Horeca Nederland Sectie Chinese-Indische Bedrijven),1985年1月由旅荷华侨总会创立于阿姆斯特丹唐人街。它是荷兰华人餐馆业者最有影响力的业缘组织。成立初期入会餐馆有100多家,到1992年增至500多家。成立后,加入荷兰皇家饮食公会(Horeca Nederland),作为其下属分会。其宗旨是:代表中国餐馆同行,加强与荷兰政府有关部门、行业的联系与对话,维护同行利益,争取各项优惠待遇,帮助同行了解荷兰有关法律、税务及管理,革新经营方式,提高中餐馆的声誉;在商言商,避免政治偏见,加强同行团结。
其余社团还有:荷兰华侨协会、荷兰华人法律顾问协会、荷兰华人康乐联谊社、荷兰华人学者工程师协会、荷兰华裔协商会、荷兰松柏会、荷兰台湾乡亲联谊会、荷兰浙江青田同乡会、荷兰中国餐馆同业公会、荷兰中国学者社会科学研究会、荷兰中医学会、荷兰中医药协会、鹿特丹华商会、旅欧华侨福音布道会、荷兰越南华裔联谊会、印尼华人联谊会等等。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荷兰华侨、华人人口的增加,华人子女的华文教育问题引起华社的重视,开始逐步兴办华文教育。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等大小城市纷纷创办华文学校(多为周末补习班性质的学校)。1986年荷兰文化福利部曾拨款25万荷盾,支持华侨、华人社团兴办华文教育。荷兰华文学校分别由华人教会、社团和私人创办,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982年成立的海牙中文学校,共设10个班,学生200多人,教师9人。旅荷华人联谊会于1979年创办的阿姆斯特丹中文学校,是全荷规模最大的华文学校,共有15个班,在校学生400多人,教师15名。至1995年,全荷兰已有各种华文学校(含识字班)35所,在校学生达约3000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荷兰出版的华文报刊主要有:《华侨通讯》(1977年由旅荷华侨总会创办)、《半月报》(1984年由荷兰中华互助会创办)、《联合期刊》[1989年由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De Stichting Landelijke Federatie van Chinese Organisaties in Nederland,简称Stichting LFCON)创办,为华文、荷兰人双语季刊]、《中国饮食业公会月刊》(1988年由荷兰中国饮食业公会创办)、《精彩星期六》(Chinese Info Krant)(1955年创刊于鹿特丹,为华文、荷兰人报纸)。[1][2][3][4][5][6]
参考资料
- ↑ Gregor Benton and Hans Vermeulen, De Chinezen Migranten in de Nederlandse Samenleving, Dick Coutinho, Muiderberg, 1987.
- ↑ 彭轲(Frank N.Pieke)著,庄国土译:《荷兰华人的社会地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92年。
- ↑ Gregor Benton and Franke N. Pieke, The Chinese in Europe, Mactnillan Press, Ltd. , London, 1998.
- ↑ Li Minghuan,' We Need Two Worlds': Chinese
- ↑ Immigrant Associations in a Western Society,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Amsterdam, 1999.
- ↑ 温州华侨华人研究所编:《温州华侨史》(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from Wenzhou),今日中国出版社(China Today Press),北京,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