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华侨华人概述

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是大洋洲最大的国家。面积768．2万平方公里。全国分为6个州，2个地区。1992年全国人口达1741万。1995年华侨华人(包括混血华裔)已超过40万，占总人口的2．3%，绝大多数已加入澳籍。

据史料记载，中国人移居澳大利亚至少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华侨华人经过长期艰苦奋斗，终于作为一个移民民族在当地站稳脚跟，并正在为当地的繁荣昌盛继续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 华侨华人人口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人口的历史变迁，类似马鞍形形状，即：少——多——少——多。具体地说，19世纪50年代以前华侨华人人口稀少，以后逐渐增加，至80年代人数最多，以后逐渐回落，到1947年降至最低点。然后又稳步回升，到20世纪80年代达到兴旺阶段。

华侨华人人口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取决于澳大利亚政府在不同时期执行不同的移民政策。

澳大利亚原来是英国殖民地，各州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1901年脱离英国独立，组成联邦政府，但各州政府仍相应存在，而且拥有较大的权力。

英国起初将澳大利亚作为本国囚犯的流放地，此外尚有少量英国自由移民到这里定居。由于地广人稀，劳动力严重不足。1840年英国停止将犯人输入新南威尔士州(以下简称新州)后，劳动力问题更为突出。一些农牧场主于是要求从中国、印度及南太平洋诸岛招募工人，从此中国人开始进入澳大利亚。

1848年第一批中国工人到澳大利亚之前，已有一些来自新加坡的华侨华人入境，他们当家庭佣工、农牧场工人，但人数很少，只有数十人。

1848年，从厦门来的“宁罗”号船载来了120名中国人(内有儿童20人)，从此开创中国人赴澳的先河。次年英国政府正式批准在中国招募工人，到1851年，在澳中国人已达1735人，多数在农牧场中劳动。

1851年，新州及维多利亚州(以下简称维州)相继发现金矿，消息传出，不仅欧洲人蜂拥而至，从中国的厦门、汕头、广州以及港澳地区等地招募的契约华工也大批到达。此外也有少量中国自由移民。1861年全澳华侨华人达38348人。

中国人的大批入境逐渐引起白人移民、尤其是矿工的惊恐。尽管华工多在白人废弃的矿场劳动，但他们吃苦耐劳，工资又比白人低，白人认为对他们构成了威胁。加上白人种族优秀论、文化背景、生活习俗、语言等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于是陆续发生白人驱赶华侨华人的排华事件。各州政府对部分黄金流失到中国也颇有微词，要求限制中国人入境的呼声日益强烈。

从1855年起，维州(1855年)、南澳州(1857年)及新州(1861年)相继立法，规定运载中国人来澳船只每载10吨限载1个中国人，违例者罚款20镑，船主罚10镑。入境者要交10镑人头税，定居后每月交1镑居留税。维州华侨华人还要交保护税。华侨华人没有选举权。

但是，英国政府为遵守中英1860年签订的允许两国人民自由来往的条约，要求各州修改过激的排华措施。淘金高潮过去后，排华事件逐渐减少。从1861至1867年，各州废止排华条例。因而华侨华人人口未受太大影响。

昆士兰州(以下简称昆州)于19世纪70年代才发现金矿，1875年发给华侨华人开矿执照7000份，1877年昆州华侨华人达1万人。1876年，该州制定金矿法，规定亚洲及非洲籍外侨必须付出比白人更高的费用，才能取得开矿执照。1877年规定，轮船每载重10吨限载1名中国人，入境人头税为10镑。但如果华工入境后3年内离境、没犯过罪、没有用过政府的医疗津帖费及还清了债务，可发还人头税。1878年规定：除金矿为华侨华人所发现者外，其他矿区自发现后3年内，华侨华人不得在矿内工作。

与此同时，其他各州重新制定排华法。同时以各种经济法规限制华侨华人从事某些职业或开办工厂。

到1881年，全澳华侨华人已达3．8万，比较均匀地分布在新州、维州及昆州，各有1．1万多人，其他各州有数百人至数千人。

从19世纪80年代起，“澳大利亚是纯白种人的澳大利亚”等种族主义言论甚嚣尘上。要求排斥、限制中国人及其他亚洲人在澳移民的呼声日益高涨。为协调各州政策，以便统一行动。各州和新西兰于1880年11月至次年1月召开大洋洲第一次州际会议，决定采取统一步骤限制中国人入境，规定轮船载重100吨限载1个中国人，人头税由10镑至30镑不等。1888年6月召开的第二次州际会议提高至每500吨限载1人，禁止华侨华人从一州迁至其他州，要求英国政府禁止香港人及新加坡华侨华人进入澳大利亚。1901年全澳华侨华人减至2．9万人(不包括混血华人3000人)。

1901年联邦政府成立，通过语言测验法来限制非白种人入境。规定申请入境者必须先经过任何欧洲文字(1905年改为指定文字)的考核，能听和默写50个文字者才算合格。

语言测验法表面上看来很平等，实际上充满种族歧视色彩。因为对于没有学过欧洲文字的亚洲人来说，要通过这种考核是异常困难的。例如参加1902年测验者共651人，及格者仅33人，1907年测验者61人，无一人及格。那些能通过考核的多为原英国殖民地的申请者。

语言测验法的制定与实施，表明白澳政策已达登峰造极之地步。与此同时，各州原来的排华法照样执行。从此，华侨华人人口锐减，1947年纯血统华侨华人只有9144人，混血华人2950人。

在亚洲移民的斗争以及澳大利亚有识之士强烈谴责下，在全世界进步舆论的批评下，澳大利亚政府在二战后逐渐认识到必须处理好同亚洲各国的关系，经济、文化等才能有所发展。1958年，实行入境许可的移民制度，申请入境者只限商人、菜园助理人、厨师、留学生及游客。非白人入境只限临时居住，期满后能讲英语、有澳大利亚人赞助者可申请延长。已住满15年者可申请永久居留权。每年只允许800人入境。

因此，尽管已废止语言测验法，但白澳政策并未彻底废除。

20世纪60年代初，一些有进步思想的白人学者及政界人士组织移民改革团，呼吁取消白澳政策，开明的政治家也日益认识到移民对发展澳大利亚的重要性。1966年，政府实行新的移民法，允许非白人公民的配偶、未婚子女、年老双亲、未婚夫(妻)申请入境团聚。允许专业人才及商业移民入境。它比1958年的移民法有所进步，但规定非白人移民必须居住5年后方可申请入籍，而白人只须3年，前者也不能像后者那样可享受旅费等津贴，由此可见，它仍有种族歧视色彩。

1974年，政府宣布实行新的移民政策，表示“全球一致，无人种、肤色或国籍之歧视”。主要内容有：申请入境的华人居民的配偶、未成年子女、年老双亲、未婚夫(妻)经批准后可获资助；非直系亲属、有工作的双亲也可申请入境，但须按其经济能力、身份是否符合永久居留等条件审批。澳大利亚所需人才无须担保可申请入境。移民定居3年后可申请归化为当地公民。

一般认为，1974年公布的移民法标志着白澳政策的结束。

1979年实行积分制的新方法，即申请者按经济因素与个人因素打分，60分为合格，高分者优先。公民的直系亲属只要身体健康、品格良好，不用积分，获准后即可入境。同年，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允许各族移民保留本族的文化与生活习俗。从此，华侨华人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

二战后，随着实施较宽松的移民政策，华侨华人人口逐步回升。1964年华侨华人(含混血华人)达23568人。1978年达3．8万人。

1976年中澳签订中国人赴澳团聚和探亲换文协议，一批中国大陆移民入境。1976年至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接受了六七万印支华人难民。这使华侨华人人口骤增。1986年的人口调查表明，已达20．1万(含混血华人)。1990年达35万；1994年，澳大利亚允许1989年6月20日以前抵澳的中国留学生及其眷属2．8万人以及以难民身份居留的中国大陆8千人，共3．6万人获永久居留权，使华侨华人人口突破40万。

现在，华语已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流行语言。

二 华侨华人的祖籍与分布情况

祖籍。华侨华人最早的祖先主要来自福建厦门一带，包括漳州、泉州、厦门、同安、海澄及漳浦等地，还有一些福州人。

据厦门英国领事馆的报告，从福建赴澳的中国人历年数字如下：1849年270人，1851年为1438人，1852年为1228人。

1851年11月厦门发生反英运动，加以闽侨归国后一般不再让子女赴澳顶替其工作，也极少动员亲友赴澳，从此，澳大利亚的闽籍华侨华人越来越少。

19世纪50年代初，从汕头、广州、香港及澳门口岸赴澳的广东人日益增多，成为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的主要来源。

粤籍华侨华人主要来自四邑地区(台山、新会、开平及恩平)、南海、顺德、番禺、中山、三水、肇庆、高要一带，还有汕头一带的潮阳、揭阳及普宁等地。广东各地的客家人以及海南岛人也有一些。

二战后，不少华侨华人移民来自中国大陆各地、港澳地区。他们的祖籍已扩大至江苏、浙江、山东及新疆等地。但广东籍者仍占80%以上。因而粤语流行于华侨华人社会。

一般来说，早期广东四邑人主要分布在维州。其中80%来自新会及台山。有9个家族占该州华侨华人人口的一半。最大的要数来自台山的雷氏家族。不少人是雷亚梅、刘光明等引荐而来。雷亚梅于1827年出生于台山，后到新加坡谋生，1851年到澳大利亚。在维州当过建筑工人、矿工。他写信给父老乡亲介绍在澳情况，于是台山人接踵而至。雷亚梅后来成为当地富商及侨领。刘光明的祖籍也是台山。他也引荐过许多亲友赴澳谋生。刘氏后来也成为富商及侨领。雷、刘两人曾领导华侨华人开展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其他四邑籍较大的家族为王、刘、林、吴、陈、梁、张、钟等。

19世纪末，维州首府墨尔本一带的台山、新会人有8533人，占当地华侨华人9567人的88%。墨尔本唐人街的一块铜匾上写道：“此匾纪念墨尔本中国人团体的拓荒先锋于公元1854年到达利通宝街这个地区生活。这些华侨先人来自中国广东省的四邑。”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住在新州的四邑人占10%。20世纪初，住在昆州的四邑人占10．7%。

四邑籍华侨华人曾经并且继续发挥着重大作用。澳大利亚历史上的著名侨领梅光达、梅东星、麦锡祥、张卓鸿、黄柱稳、余荣、李元三、朱俊英、刘光福等都是四邑人。

中山人。据1870年代及80年代的调查，祖籍广东中山的华侨华人有40%住在新州。20世纪初，有83．3%住在昆州。

一些侨领是中山人。著名的四大公司的创办人如郭乐、郭标、郭泉等郭氏家族、马应彪、蔡昌及蔡兴兄弟、刘锡基及李敏周等的祖籍都是中山。

祖籍属于广东其他地区的散居在各州。例如在新州，高要人占24%，东莞人占20%，南海、番禺及顺德人占3%，其余非粤语区占2%，客家人占1%。

分布情况。无论是在早期或当代，新州、维州及昆州都是华侨华人比较集中的地区，这是因为这几个州自然条件较佳，也比较容易谋生。

例如1856年分布在此三州的人数分别为：1304人、25424人及504人。1901年各为10222人、6347人及7672人。1986年分别为86739人、52019人及15705人。其他州后来也增加了不少。如1901年住在西澳州、南澳州、北部领地及塔斯马尼亚州的分别为1521人、287人、3072人及506人，1986年各为15503人、8113人、2734人及1375人。

华侨华人的分布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有很大关系。19世纪80年代前，中国人抱着淘金的目的奔向澳大利亚，因而多数人住在金矿区。其他华侨华人住在矿区周围的乡镇。

随着金矿的逐步枯竭，华侨华人向各州首府及其他城市转移，如1891年住在墨尔本及悉尼的比1881年增加了两倍多。进入20世纪后，华侨华人人口城市化的趋势尤为明显。他们之中，70%－80%住在各州首府及其他大中城市。如住在各州首府的比例：1911年为32%，1933年为41．4%，1947年为58．9%，1986年新州华侨华人6万，其中4万住在悉尼。成为世界上城市居民最多的民族之一。

1980年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华侨华人人口来源呈多样化趋势。据1986年的人口调查，在越南、马来西亚、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及台湾出生的分别为83044人、47802人、37469人、28293人、16434人、2056人。其他为印尼、东帝汶、柬埔寨、老挝、日本、韩国、非洲、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及南美洲等。

同早期华侨华人几乎清一色来自中国大陆相比，当代华侨华人来自四面八方。其中来自越南的占多数。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印支各国难民出国的浪潮已基本停止，而中国大陆、香港的留学生趋向于在澳定居，不少人还将以家庭团聚移民的身份入境，因此，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侨华人将占首位。

男女比例。早期中国人出国谋生以单身男子为主体，极少数已成家者也多不带配偶，加以澳大利亚政府为防止华侨华人人口增加而长期禁止中国妇女入境，因而二战前一直是男多于女。例如，1861年男女人数分别为38247人与11人。1901年为29153人与474人。

二战后，澳大利亚逐渐改变移民政策，男女比例才慢慢趋于平衡。如1947年分别为6594人与2550人。1966年男女比例为196人比100人。1986年的调查显示：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具有中国血统的移民都是女多于男。来自香港、越南、东帝汶的虽然男多于女，但相差不大。

尽管如今华侨华人来自世界各地，祖籍为福建、江苏、浙江、湖南、天津、北京、新疆等省市的已为数不少，但因中国大陆及香港的家庭团聚移民以祖籍广东者占多数，印支华人移民的祖籍多为五邑及汕头地区，来自东南亚各国的也有不少祖籍广东者，所以，当代澳大利亚华侨华人仍以祖籍粤省者占多数。华侨华人社会通用的仍是粤语。不过，随着其他省籍人的增加，今日的唐人街已不是广东话的一统天下，京腔吴语亦不绝于耳。

由于早期男多于女，许多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多不愿与异族通婚，因而终生不婚者亦不鲜见。当然也有少数人同白种人等结婚。如1911年的2万多华侨华人中，有801人已成家，其中181人的妻子为中国人，其余为异族妇女。著名华人领袖梅光达的夫人即为英国移民。1901年第二代华人有3090人，其中一些是混血儿，华人领袖刘光福即为其中之一。

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是天经地义的，即使飘泊在异乡，海外游子仍以泱泱大国公民而自豪。加入外国国籍意味着变成了外国人，将被视为大逆不道并为国人所不齿。所以，华侨华人在二战前除非不得已是不轻易选择外国国籍的，加以白澳政策排斥非白人移民，对他们归化为当地公民设置重重障碍，即使华侨想加入澳籍也不那么容易。因此，那时澳籍华人很少。据1886年对维州1108名入境的中国侨民的调查，已归化者仅173人。其中有些是已在当地居住相当长时间者。梅光达及刘光福等都是澳籍华人。

各州政府制定的各种法规往往以国籍为准，未归化者不准从事某些职业，无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难以申请家属赴澳团聚等等。为争取生存与发展权利，早期也有一些华侨加入澳籍。如维州1882年至1886年的5年中，加入澳籍者达2788人。二战后，尤其是1979年后，澳大利亚政府为鼓励移民永久居留及认同于当地，敞开了归化的大门。中国政府从1955年起不赞成双重国籍，也鼓励华侨加入居留国的国籍。这对改变华侨的传统观念起了极大促进作用。如今，加入外国籍已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因此，许多新移民在入境后几年内即申请归化。一些老华侨也认识到，不入当地国籍将给自己及后代的生活带来种种不便，因而也加入归化的行列。所以当代华人绝大多数已成为澳大利亚公民。中国已是他们的祖籍国而不是祖国。当然他们在中国仍有不少亲属，同中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是中国人的亲戚。

同过去到外国只做过客、短暂居留的打算不同，现在移居澳大利亚的中国人或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一踏上澳大利亚国土即已准备永久定居，不再作晚年回归故乡的准备。几年后他们即有条件归化为澳籍华人。至于在当地出生的第二代华人，根据出生地主义为主的当地国籍法的规定，他们一出生即已是澳大利亚公民。长大后，他们对中国比较陌生，感情淡薄，更不会有返中国定居的思想。总之，当代澳大利亚华侨(大多数为新移民)华人已把居留地视为自己的祖国与家园。他们将为澳大利亚的繁荣作出贡献，这是符合时代潮流的。

三 华侨华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由于白人至上主义盛行及经济竞争、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差异等原因，20世纪初前，各地常发生排华运动，其中以金矿区的占多数。规模较大的有：

维州：1854年10月的本迪戈(Bendigo)排华事件、1857年5月阿拉拉特(Alarat)排华事件、1857年7月白克仑(Buckland)事件、1873年12月克伦斯(Clunes)排华事件等。

新州：1861年1月至8月的蓝坪滩(Larnbing Flat)排华事件等。

昆州：1877年的柏玛河(Palmer River)排华事件等。

在上述排华运动中，白人种族主义者用各种手段烧掉华侨华人的帐篷，抢劫他们的财物，杀死或打伤他们，将华工驱赶出矿区。如1861年的新州蓝坪滩事件中，数千名白人矿工共袭击华工7次。他们手持武器，骑着马呼啸着冲击华工住宅区，割掉华工的辫子，或用华工发辫将华工悬挂在树上，疯狂地加以侮辱打骂，1000多华工被迫四处逃难。财产损失5000多镑，多人伤亡。一些正直的白人纷纷谴责暴徒的野蛮行为。对当局纵容甚至不拘捕首恶分子深感吃惊，认为：“政府如此不负责，对暴徒熟视无睹，真是整个殖民地的耻辱。”一位白人翻译致信新州总司令指出：“在华人来澳大利亚之前，本人曾向他们保证，澳大利亚政府之目的乃在各州维持治安，并在其权力之内，保护各族居民，一视同仁，他们亦信之不疑。但在蓝坪滩暴动以后，他们已横遭暴徒的极度虐待。生命财产均受严重伤害与威胁，华人并未作任何违法之事，而竟遭此野蛮行为之伤害。”最后当局仅判2名暴徒入狱两年六个月，其余被释放。在其他排华事件中，也都重罪轻判或不了了之。

1888年4月发生“阿富汗号”船事件。数千白人在墨尔本及悉尼码头集会，抗议中国人入境。一些符合入境条件者亦被拒上岸。

19世纪80年代各地发生袭击华侨华人菜农事件。

至于无端解雇华侨华人、打砸华侨华人住房等零星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报刊上不时刊登煽动排华文章，制造“黄祸”谬论。

华侨华人为争取生存发展权利，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斗争。

1857年，维多利亚州华侨华人致书州政府指出：华侨华人待遇菲薄。有些中国人从南澳州上岸，并不意在逃税。他们在香港时即已将入境税交给船主。后来才知上当。入境税原来已被船主所独吞。政府规定每月要交1镑的居留税，增加华侨华人的生活负担。要求予以减免。后来减至每年交4镑。

本迪戈华侨华人在刘光明领导下，组织抗税联盟。1856年只有一半人交税。他们还惩罚贪污者及为虎作伥者。

维多利亚州巴勒拉特(Ballarat)矿区几百名华工举行游行，4000人签名向议会请愿。华侨华人领袖给英王、报馆、政客写信，要求减免入境税及居留税。1859年5月26日卡斯尔梅恩(Castlemaine)3000华侨华人到州政府请愿，反对歧视打击华侨华人的政策。

在蓝坪滩排华事件中，600多名华工要求同情他们的翻译向矿区委员会申诉，保护他们的权益。

在巴克兰排华事件中，当局曾劝说逃离矿区的2000多华工回去，多数人担心会再受迫害而加以拒绝。回去的大约只有50人。

1879年，张卓鸿牧师、华商雷亚梅及刘光明撰写了《1878年至1879年的澳大利亚华侨华人问题》的小册子，要求政府尊重并切实履行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1888年，张卓鸿等又撰写《华侨华人致维多利亚州议会和人民的抗议书》，再次抗议种族歧视政策，指出：“我游历过所有维州的地方，同华侨华人同乡广泛接触，他们并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迷恋你们的国家。他们中有很多穷人。我相信，如果政府给他们以装备并支付回中国的旅费，多数人第二天就会回中国。”许多华侨华人说：维州法律是用来压迫华侨华人的，用不公正手段对待他们，警察草率使用暴力。政府应扭转那种鼓励傲慢的白人憎恨并歧视华侨华人的做法。

在新州，梅光达多次发表公开演讲，抨击排华法。1888年四五月间，他被政府委派调查“阿富汗号”船事件，遭到船长和官员的无理刁难，他愤怒抗议。

1910年，南澳州一艘受雇于英国的“士滔剌尼士号”船上的华人厨师曾品仁无辜被白人机师殴毙，其他华侨华人水手、工人等登岸拒绝回船以示抗议。

刘光明、雷道洪、梅光达、岑植堂等曾多次向清廷递送禀文，历数华侨华人所受种种虐待，要求中国政府出面交涉，保护侨民权益。清廷虽也曾向英国抗议，但因国势衰弱，收效甚微。

1901年9月11日，澳大利亚华侨华人代表委员会向政府总理送抗议信，反对移民法。张卓鸿及华人律师麦锡祥致书政府要求取消语言测验法。

1905年8月，在全澳第一次华侨华人代表会上，要求澳大利亚政府放宽中国商人、学生等的入境条件，并允许华侨归化。

1908年，一些澳大利亚参议员提出要求华侨华人居民登记以阻止偷渡的议案。华商黄来旺、叶炳南等抗议，认为这是侮辱歧视华侨华人的议案，坚决反对。结果议案未被政府接受。

1918年8月，悉尼华侨维持禁例会成立。认为澳大利亚歧视华侨华人的苛例主要有：不准华侨华人在境外的妻子入澳团聚、华侨华人出境时要盖手印、华商离境或去世时不准在中国雇人代为经营店业。该会向全体华侨华人社团发出公开信，呼吁大家团结一致反对白澳政策。

1918年11月，全澳第二次华侨华人代表会议召开。成立全澳华侨维持禁例会。总部设在墨尔本。领导开展反对白澳政策的斗争。

华侨华人还组织木行商会及洗衣工会，反对不合理的经济法规。

抗战时期，在香港经商的粤籍澳大利亚华商蔡兴及郭泉建立中澳侨务协进会并分任正副会长。他们致函中国政府，要求同澳政府交涉，放宽华侨华人家属入境条件，准许中国华侨将出生证转给亲属并继承家业。

此外，消极怠工、逃跑、严惩袭击华侨华人种族主义分子等也是他们经常使用的斗争方式。有些也取得一定成效。

四 华侨华人社团

尽管澳大利亚华侨华人人口没有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多，但在华侨华人社会形成后，为加强团结力量，争取合法权益，联络乡情，为乡亲排忧解难，在华侨华人聚居的地方，产生华侨华人社团。

华侨华人社团性质不一，但最先成立的是宗亲团体。这是因为华侨华人同乡或宗族方言相同，容易沟通，许多人互相认识了解，亲缘血缘相近使他们容易走到一起。一旦有人牵头，响应者不乏其人。一般认为，最早建立的宗亲团体是1854年建立的巴勒拉特四邑会馆及墨尔本新会籍华侨华人所建的冈州会馆。前者有较完善的章程，一共28条，对会员大会、选举、会员义务及权利、理事的职责等都有详细的规定。例如：凡会员应互相爱护，有病互相照顾，若发生纠纷，在向法院诉讼前，应先请会馆出面调解。年老会员及同乡可在会馆内住宿等等。冈州会馆在1868年修订的章程规定：理事不得连任。总理及理事由商人中选出。会员会费为1镑1先令。

1854年建立的墨尔本四邑会馆第3条指出：本会馆联合四邑梓友，以维持日益增进文明及办理一切慈善事业为宗旨。

到1868年，维州已有10个宗亲团体。

1875年悉尼东莞籍华侨华人建立公义堂。1880年中山人建立保安堂及荫德堂。19世纪80年代悉尼16个广东各县的移民建立了合福、中福、兴新、光新及博生等堂。1898年建四邑会馆。昆州中山人建立中山会馆。1885年北澳达尔文成立华安会馆。

进入20世纪初，又有一些宗亲会馆诞生。在墨尔本，有1909年开平人的苍城会馆及台山人的宁阳会馆，1919年中山人的香山会馆及东新堂等。

上述宗亲会馆主要开展以下活动：援助贫病会员、协助病老同乡回中国、调解纠纷、办理亡故同乡遗骸回国安葬、为新移民解决住宿及职业问题、捐款办医院、学校及救济中国灾民等。

有的宗亲会馆兼有庙宇功能。内有关帝、华佗、孔子等的偶像供人参拜。如墨尔本绿宝山1856年建的四邑会馆大殿有关帝像，有对联：“允文允武，至大至刚”、“万古英雄存大义，千秋德泽惠群生”等。悉尼四邑会馆也祀关帝。有联曰：“精忠昭日月，正气壮山河”、“大勇大忠加四海，至仁至义推重光”。

宗亲团体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世纪50年代，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社团义兴会分别在新州及维州建立。宗旨是反清复明，提倡互助，讲究义气，帮助会员就业，保护会员利益，但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两州各有会员3000多人。来自不同阶层，但领导人多为华商，如梅东星、黄柱稳、李元三及李元信等。义兴会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1912年及1914年，新州及维州义兴的英文名称改为华人共济会，从此转为公开团体。1919年改为致公堂。

19世纪末，墨尔本与本迪戈成立另一秘密会社保良社，同义兴会对立。20世纪初，巴勒拉特也成立保良社。1904年两派曾在墨尔本唐人街械斗，影响恶劣。受到报纸的批评。保良社依靠赌博业筹集经费，1912年解散。

1899年，新州成立了支持君主立宪制的保皇会。1907年新州会员达2000多人。

1897年墨尔本成立洪门民治党，支持孙中山。1904年墨尔本成立新民启智会，1911年改为少年中国会，同年悉尼也成立少年中国会，支持孙中山。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保皇会于1911年瓦解。1914年及1915年，维州及新州分别成立反对袁世凯的中华革命党，1916年改为国民党。悉尼为国民党总支部，属下有南太平洋各地的11个支部。党员4000多人。

中华民国于1912年诞生后，除国民党外，其余政治性团体已完成历史任务而宣告解散。

此外，尚有维护行业利益的业缘团体，如华侨华人洗衣协会、家具协会、保商会及华商会等。反对种族歧视的华侨维持禁例会。反对华侨华人陈规陋俗的戒烟会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2万多华侨华人中，华侨华人社团约有30个。这些社团后来有些已解散，有些改了名，有些(主要是宗亲团体)至今犹存。

华侨华人社团在促进华侨华人团结，争取正当权益，传播中华文化，支持中国革命与建设，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以及扫除华侨华人不良习惯(如抽鸦片、赌博等)等等方面，都作出积极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来自各国、各地区华侨华人的增加，华侨华人社团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而由于绝大多数华侨已加入澳籍，这些社团也已变成华人社团。现在，全澳各种性质的华人社团已超过150多个。会员多的达数千人，少的有数百人。

根据社团成立宗旨及其开展的活动，大致可归纳为以下9种类型：

1．不分信仰、年龄、祖籍或职业的团体。较有影响的有：

悉尼的澳洲侨青社。成立于1939年7月。原名侨青抗战话剧研究社。1940年5月改现名。宗旨是增进澳中人民友谊，推动澳中文化交流，促进华侨福利。它曾公演话剧、粤剧等，捐款支持中国抗日战争。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荷兰殖民主义的斗争。反对种族歧视。1949年10月，它升起澳大利亚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它开办中文学校、放映中国电影、组织华裔青少年寻根团到中国学习语言文化艺术，积极弘扬中国文化。它还筹款支援中国灾民。1994年8月有5000多会员。出版《侨声月刊》。

悉尼的澳华公会。1974年7月7日成立。宗旨是：增进华裔及华侨华人与澳大利亚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鼓励华侨华人同当地社会相结合。激励他们对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上的兴趣。加强同其他社团的合作，谋求会员的福利。1987年有会员2600多人。它开办澳华疗养院，各族老人均可申请入住。还举办华文补习班、文体活动，在为华侨华人排忧解难、弘扬中华文化等方面发挥作用。出版《澳华会讯》。

维多利亚州华人社团联合会。1979年由墨尔本的10个华人社团组成的社团联合团体。1987年已发展到12个团体会员。

南澳中华会馆。1971年在南澳州首府阿德莱德成立。宗旨是反对种族歧视，加强华侨华人内部以及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团结，争取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宣传中华文化。它的会员分家庭会员与个人会员两种。1988年家庭会员有350个。它的最高权力机构称中央委员会。办有中文学校及会刊。

此外，墨尔本的侨友社、堪培拉及布里斯班的华人协会、西澳中华会馆等都是综合性社团。

2．宗亲团体。如新州的中山同乡会、福建会馆、天津同乡会、广州同乡会、潮州同乡会、琼侨同乡会、维州的开平同乡会、上海总商会、冈州同乡会及南番顺会馆、新州与维州的四邑会馆等。

3．地域性团体。由来自外国或地区的同一地人员组成的社团。例如各地的越棉寮华人联合会(或称印支华人联合会)，悉尼的香港居民之友会、东帝汶华人联合会、墨尔本的香港协会，布里斯班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移民为主体的国泰联谊会等。1993年11月，悉尼成立中国各族同胞联谊会，宗旨是竭尽全力，为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各族同胞服务，为中澳架起新的桥梁。一共有400多会员，都是来自中国的汉、满、蒙、回、俄罗斯及哈萨克等族移民。

4．专业学术团体，如1981年12月成立的澳华美术家协会，其宗旨是发掘和组织澳大利亚华人艺术家，促进他们之间以及同其他民族美术家之间互相观摩与砥砺，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艺术水平、技巧和创新动力，有会员100多人。此外尚有悉尼的华裔学人协会等等。

5．职业团体。如各地的中华总商会、华人饮食业联谊会、华人酒楼业协会等等。

6．文教团体。如悉尼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中华文化服务协会、华声合唱团、墨尔本的华人文化中心、肇风中乐团、华人文化协会等。

7．体育类团体。如澳大利亚国际龙舟协会等。

8．宗教团体。如新州及维州的中华佛学会、华侨基督教会、华人天主教会、华人长老会以及昆州的华人庙宇联合会等。

9．妇青老人团体。如悉尼、墨尔本的华人妇女会、南澳印支华人妇女会、墨尔本华人青年会、维州坦普尔斯托尔的中华青年协会、维州华族老人福利会、新州安老之家等等。

上述社团主要开展以下活动：协助安置新移民或难民；举办学术、专业性的研讨会或展览会；推动华人参政；促进澳中友好；反对种族歧视；开办中文学校或报刊；向政府反映意见与要求等等。

华人社团为促进团结，曾在1986年11月及1990年12月先后召开过两次全澳华人大会。分别有33个及72个社团的代表参加。探讨成立全澳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的可能性。尽管没有达到此目标，但它起到了沟通信息，增进理解及推动华人团结等的作用。

五 华侨华人文教新闻事业

文教事业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由于人数少，居住分散，因而教育事业不如东南亚各国那样兴旺发达。但是，早期华侨华人都出生于中国，对中国文化有深厚感情，况且都打算一有积蓄即返回中国居住，即使留在异乡，也认为应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因而认为后代都应接受中国教育。1908年，华侨华人领袖在悉尼发起筹建中文学校运动，中国驻澳领事也参与其事。1910年，第一间中文学校——悉尼中华学校诞生，有学生20人。尽管人数少，但开创了华侨教育的先河。1913年，悉尼成立光华学校，有学生50人。在墨尔本，建有中华夜校。国民党在悉尼及墨尔本的支部也办过中文学校，学生有数十人，学习中国文史地。

由于生源较少，缺乏教师，经费拮据，上述学校不久都停办。

有些家长将孩子送回家乡接受教育，然后再接回澳大利亚受英文教育。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尽管华侨华人人口增长很快，但家长们为求得在当地的生存与发展，都把子女送进当地学校求学。因而没有条件创办全日制的中文学校。一些华人社团及教会为不使华裔青少年忘记中国文化，开办了补习班性质的中文学校。一般是利用周末或节日租用当地学校上课。

据1989年统计，全澳有中文学校49所，学生有9727人。新州与维州各有21所及13所，学生各有4519人及3424人，所占比例最大。

中文学校办有汉语班、粤语班、武术班、音乐舞蹈班及书画班等。教师多为兼职，来自各地的移民或留学生。使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或新加坡出版的教材。有些教师结合当地实际自编教材。

比较著名的中文学校有以下数间：

悉尼中文学校。创办于1977年，其前身为侨青社于1974年办的儿童中文班。当时只有8个学生。以后发展至26个班，500多学生，学校有录影设备，定期播放中文录音或录像。新州教育部长在庆祝该校成立10周年活动曾致函该校指出：10年中取得了显著成就。

维州史宾威中华公校。前身是墨尔本1980年创办的中华学校分校。当时只有4个班，80个学生。1985年扩建为公校，1988年有16个班，800多学生。主要是印支华人的子女。由幼儿园至初中二。每周六下午上课三小时。有教师16人，其中10人大学毕业，6人高中毕业。来自台湾、越南及马来西亚。采用台湾编的教材。教师们说办学的目的是要“把中华文化的火炬传下去，使年幼一代领略中国的道德纪律观念，认识中华文化”。

此外，南澳越棉寮华联会办的中文学校有500多名学生。悉尼澳华相济会办有11个华文教育中心。墨尔本中华民族学校由天主教学校赞助，成立于1976年，共有5个校址，教学设备充足且现代化。

华文学校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师资不足，且多为业余兼职，没有经过正式师范学校培训。适合当地使用的教材不多。学生学习积极性一般不高，讲华语的机会不多，学习效果不理想。

不少华侨华人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同异族通婚者在增加。年轻华裔思想及生活方式西化者不少。但澳大利亚实行多元文化政策，不少华侨华人仍对中国文化有感情，华人团体购置有关中国的各种书刊供大家阅读，组织到中国旅游观光。努力传播中华文化，因而中华文化仍有条件在当地保留和发展。

新闻事业

中国人虽然在19世纪50年代初已到达澳大利亚，但他们多为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华侨华人人口只有一二万，因而起初没有华文报刊。直至19世纪90年代中叶，中国政局发生急剧变革，一些有办报经验的中国人来到了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的民族意识日益提高，于是华文报纸应运而生。

起初办的报纸无党派之分，随着中国保皇与共和两派斗争日益激烈，影响所及，澳大利亚的华文报刊也分成两个阵营。

1894年9月1日，孙俊臣与两个白人合股创办第一张华文报——悉尼《广益华报》。办此份报纸的宗旨是为华侨华人服务，不属任何政治派别。每周发行一次。最初为手写，1897年改为铅字印刷，固定订户800份。每份零售2便士。报馆内兼售外文杂志，1923年停办。

1898年6月29日，余荣等在悉尼创办《东华新报》(1902年改为《东华报》)，拥护中国维新的主张。曾同共和派报纸展开激烈的论战，1925年停刊。

余荣后转变立场。1914年同郭标发行悉尼的《民国报》，宣传革命，抨击袁世凯。发行2000份，甚至南太平洋各地也有人订阅。1925年停办。

1921年，悉尼华人共济会发行《公报》。

在墨尔本，1902年2月发行《爱国报》，宗旨是鼓励华侨爱国，提高政治意识，主张华人参加当地政治活动，呼吁华侨华人团结。1905年停办。

墨尔本最有影响的华文报是1905年发行的《警东新报》，是新民启智会机关报。因资金困难于1907年停办。1908年复刊，改为《警东报》。由中国来的刘月池与黄右公任编辑。此报热情宣传三民主义，抨击保皇思想，是最重要的共和派报纸。1915年停刊。

1915年在墨尔本发行《平报》，几年后停办。

1919年12月20日，《民报》创办，1922年迁至悉尼，由中国国民党主办。原为周报，后改为三日刊。其宗旨为：“鼓吹世界大同，促进人类道德，光复固有人权，排斥专制民贼，灌输侨界知识，铲除迷信积习。”1950年停办。成为发行时间最长的华文报。

还有中英文的《商报月刊》。1950年有《公报》，一年后停办。1955年悉尼发行周报《澳华时报》，两年后停办。从此再无一张华文报纸。

由于粤籍华侨华人占多数，粤语流行于华社。上述报纸发表的文章或人名地名译音带有浓重的粤语口音，如将New South Wales译为鸟修威，Melbourne译为美利彬等。报纸的经费主要来自广告，而广告多为轮船公司及蔬菜种子及果栏商店，表明当时来往中澳的华侨华人很多，从事蔬菜及水果生意者众。

由于编辑记者及经费短缺，多数华文报只办几年即停止发行。《民报》因有国民党支持才能维持较长时间。

80年代后，华侨华人人口激增，一些过去在越南等地办过报的有经验报人移居到澳大利亚，为华文报业的复苏创造了条件。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

《星岛日报》澳洲版。1982年4月创办。系香港星岛报业有限公司在悉尼发行的报纸。

《澳洲华声报》。系印支华人老报人所创办。1986年5月2日在悉尼发行。原为周报，后改为日报。

《新报》澳洲版。香港新报报业集团在悉尼发行的华文报。1987年3月创刊。

《自立快报》。1994年5月20日在悉尼发行，台湾自立报系报纸。是当地第一份彩色中文日报。

上述华文报每期发行三四十版。销售量为一二万份。读者对象包括南太平洋各国华侨华人。主要依靠广告维持。版面之丰富、内容之充实大大超过了过去的中文报。

此外，澳大利亚还有13家周报。还有一些周刊、双月刊、季刊。华人社团还发行月刊、年刊及特刊等等。

目前，平均每10万人拥有一份华文报，加上名目繁多的其他刊物，澳大利亚华文报刊可谓五彩缤纷，琳琅满目，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究其原因，一是有大批懂华语的新移民和留学生，成为华文报刊的主要读者，二是留学生补充了编辑记者的队伍，三是经费来源充足，如有香港、台湾的支持等。

其他华人文化机构

澳华历史博物馆。1985年11月8日在墨尔本唐人街揭幕。主办者为华人社团及当地旅游局。市政府拨款24万元予以资助。陈列各个华人发展历史时期的图片、实物、宗亲会馆锦旗、西安兵马俑复制品等等。举办过各种展览。出版《澳华博物馆简讯》季刊。

本迪戈中华公会金龙博物馆。1991年建成，耗资325万元。展出当地华人发展历史的实物、相片及表现不同时期的蜡像。展览大厅有香港定做的金龙以及1892年佛山制的旧龙。

中文电视台，悉尼社区电视台的分支机构。1995年2月正式播出。

此外，澳大利亚广播电台每天有数小时的普通话及广东话节目。南澳的华声广播电台由中华会馆及华联会拨款，在民族电台用普通话与粤语播音。这两个电台的华语节目主持人都是华人。

六 华侨华人经济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的职业情况及经济地位可分为四个时期论述。

1．1851年以前，当时澳大利亚尚未发现金矿，少量华侨华人多为受雇者，来自福建或新加坡。大部分在农场、牧场工作，另一些当家庭佣人、泥水匠、木工、小商人或船工等。受雇成人每月工资2．5镑，童工1．5镑。食宿由雇主提供。由于待遇太差，经常发生华工逃亡事件。 2．1851年至1880年。1851年新州及维州先后发现金矿，以粤籍中国人为主的契约华工及少数自由移民成批涌入澳大利亚。多数人当淘金工人。以1861年为例，维州华侨华人有24732人，住在矿区者达23733人。新州华侨华人有12988人，有11838人住在矿区。昆州于70年代发现金矿。在1万华侨华人中，住在矿区的达7900人。当然，也有少数人在矿区当小商小贩或开小菜馆、小菜园及烟馆等。

华人矿工待遇低，受雇者周薪为25－30先令，自由淘金者为12－13先令。华工在废弃矿坑劳动，矿井深达600尺至1000尺不等。设备落后，工时长，劳动强度大。私人淘金并非一帆风顺，正如早期粤籍中国移民谭任沛所言：“乃始淘金，绝不见金”，后经人指点，“始晓开采，而所采又属无多，每日不过一二分金，仅足糊口而已。”为了生存，他们还得干下去。

农忙季节在农牧场劳动者周薪为25－27先令，剪羊毛工每剪100只羊可得15先令。

19世纪80年代后金矿逐步枯竭，华侨华人矿工日渐减少。如维州，1861年为13840人，1871年为6750人，1881年为4476人。20年中减少了1万人。而从事农业及园艺业者在增加。仍以维州为例，1861年为211人，1871年为1181人，1881年为1825人。

华侨华人从事的其他职业尚有：译员、医生、药剂员、旅店工人、司机、书店主、屠夫、理发师、海员、裁缝、工匠等等。

华侨华人除要交人头税、居留税及保护税外，还要交名目繁多的其他苛捐杂税：米税、烟税、执照税等。19世纪50年代维州政府从华侨华人所抽到的税额如下：鸦片税每年2万镑，保护税及人头税2．1万镑。1855年三个月内单是从巴勒拉特等3个矿区所收到的执照费就达12464镑。

种种税务加重了华侨华人的生活负担。

但尽管生活艰辛，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保障，华侨华人仍节衣缩食，汇钱赡养在家乡的亲属。1854年至1876年间，从维州汇回中国的黄金达88万两，值353多万元。

3．1881年至1945年。此阶段华侨华人主要从事的职业有：

菜园业及其他农业。据1891年调查，在新州、维州及昆州，从事菜园业的约占30%。一般是几个人合伙经营。收成后或肩挑零售，或批发给中间商。新州植物城有6位来自粤省肇庆的华侨华人开发一座菜园，每人每年可赚60镑左右。一般是从天亮干至傍晚，星期日才休息，工作辛苦。

昆州适宜种经济作物。19世纪80年代初，梁姓华人倡办合华种植公司，共有100人集资，每人出25镑，在凯恩斯城附近购置300英亩地，种甘蔗、香蕉、棉花及水稻，还办糖厂，因受政府条例打击及资金短缺而于1887年倒闭。

在新州的阿尔伯里、农德尔以及维州等地有一些华侨华人以种烟草为生。1891年共有464人。1901年只有89人。

进入20世纪，种植蔬菜的华侨华人更多。1901年，新州、维州及昆州分别有3564人、2022人及2446人，分别占各种行业的35．76%、33．02%及28．89%，位居14种职业之冠。1935年有60%左右的华侨华人以种菜为生。

随着华侨华人人口的减少及南欧移民机器种菜业的兴起，20世纪30年代末起，华侨华人种菜急剧衰落。

在昆州及塔斯马尼亚州，有一些华侨华人经营水果园。

另外，有些华侨华人从事伐木、剥树皮、挖树根的拓荒工作。他们受雇于白人或同胞，将荒地开垦成牧场。1901年在新州及维州有1000人，约占华侨华人总人数的5．4%。维州的陈球及新州的黄如都雇用数百华侨华人垦荒。

家具业。兴起于19世纪80年代，主要集中在新州及维州。1886年维州有华侨华人家具工厂23家，工人320人，最兴旺是在1889年，各有45家，584人。此后逐步衰落，1893年各为23家，290人。反之，欧洲移民家具业更发达，如1886年各为64家，1022人。1893年各为40家，471人。

家具业竞争激烈。而政府的法律是保护扶持白人打击华侨华人。后者为争取生存，采取减低成本、提高质量等办法与白人同行竞争。还组织工会维护自身权益。

20世纪初，华侨华人家具业逐渐复苏。1912年，维州的从业者达818人，单墨尔本的家具商行即达175家。新州也有862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趋向衰落。1920年两州从业者各为333人及372人。

洗衣业。19世纪9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维州一些从事家具业的华侨华人转而从事洗衣业。因白人顾客多，得以发展，如1896年洗衣店为55家，从业人员82人，1900年为118家，194人。在新州，白人顾客少，华侨华人从事洗衣业者比维州少。如1899年，只有27人。

但维州早于新州制定排华的工厂店铺法(1896年与1909年)。20世纪后，维州华侨华人洗衣业者转去新州发展。但碍于新州顾客少，从业人员仍然不多。

维州华侨华人洗衣业终究敌不过白人同行的竞争而趋于衰落，尤其是白人使用洗衣机后更甚。如1901年华侨华人从事此行业者为242人，1921年只剩47人。

商业。中小商业是华侨华人所从事的传统行业。包括中等商人、经营蔬菜水果的果栏、杂货店主、小贩及店员等。1891年，新州的此五类人员有1355人，维州有977人，昆州有886人。在14种行业中所占比例分别为：10．32%、12．31%及10．45%。

进入20世纪，此行业持续发展，悉尼涌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水果商行。即永生、泰生及永安果栏，分别为马应彪、郭乐兄弟所创办。他们还在斐济经营香蕉种植园，然后运至澳大利亚销售。1915年左右新州一半以上的香蕉贸易业操纵在华商手里。

墨尔本出名的水果行有添杨、福益、永生等，主要香蕉代理商是明莫。华侨华人几乎控制了维州的香蕉贸易业。

1901年新州与维州的蔬果华商达802人，占14种行业的10．64%。

昆州当年有华侨华人水果商293人，占3．46%。

水果华商的发展引起白人的不满，政府以提高征收香蕉税来限制其发展。1921年昆州通过香蕉保护法，规定未通过语言测验法者不得从事香蕉业。维州政府限制昆州香蕉进口。新州白人同行要求立法阻止华侨华人拥有香蕉而未果。

上述原因促使华侨华人香蕉业日趋衰微，1925年发生大面积的香蕉病害，从此一蹶不振而未见复苏。

杂货店业。一些资金不雄厚者多操此业。经营药材、食品、日用品、腊味、书刊等。较大者雇用几个店员，较小者由夫妻经营。年营业额在2万镑左右。规模大者可达四五万镑。此类杂货店分布在大小城镇，对沟通城乡经济起着重要作用。

进出口业。只有富裕华商才有能力经营进出口商行。梅光达1900年在悉尼创办光达茶叶公司，兼营丝绸。悉尼的华利公司1918年营业额近3万镑。安益利商行代办存款业务。

在悉尼、墨尔本及布里斯班有刺绣品进出口公司，经营山东、汕头进口的刺绣及丝织品。悉尼有绣业同业公会，足见此行业有一定规模。

餐馆业。夫妻或家族开办的中式餐馆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城乡。年营业额为一二万镑。较大的餐馆有1909年悉尼的联新楼，1921年墨尔本的燕宾楼及中华楼等。年营业额为三四万镑。一战后悉尼的中餐馆有100多家。由于受法律限制，较具规模者连经理、厨师在内约20人左右。中餐馆讲究色香味，价廉物美，颇受顾客欢迎。

还有一些人当中医，兼营药材店。在旧矿区如吉朗、本迪戈、巴勒拉特及阿拉拉特，各州首府及中等城市，都有一批中医，有些是祖传职业。

中澳轮船公司。为了打破英、日轮船公司垄断航运业而使华侨华人顾客受损失的局面，在悉尼华商的倡议下，南太平洋诸国华侨华人与香港华商共集资10．8万镑，于1917年成立中澳轮船公司(又称中澳船行)，由董事会负责领导。公司购买了2艘货轮，兼运少量旅客。航行于中澳航线，以后又向中国租用一艘客轮。

不幸的是，澳大利亚政府以战时需要为名以低价征用了2艘货轮。直至1919年10月才归还，致使公司损失2万镑。英、日公司不择手段地压低票价展开竞争。各州禁止出口面粉，使公司轮船货源减少。加上公司领导意见不一。1924年终于倒闭。

但中澳船行的存在仍有一定历史意义：它加强了华侨华人的团结，是合办企业的第一次尝试。它开展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提高了华侨华人的觉悟。

4．二战后至今。随着华侨华人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当地条例的限制，华侨华人的经济发生不小变化。

农牧渔业

原来旺盛的小型菜园业因不易找到中国助手及代理人而日趋衰微，由南欧移民取而代之。目前在昆州及塔州还有少数果园。香港华商马顺才在达尔文经营一座7000公顷的种植园，种银合欢树作纸浆原料。1980年全澳华侨华人养鸡场有20余家，1990年增至30余家。在西澳维州、新州等沿海有数百人从事捕捞业。主要是将贝壳制成项链等工艺品。

洗衣业与家具业

随着洗衣机的普遍使用及机器家具业的兴起，华侨华人洗衣业及家具业已日益凋零。

中小商业

相当多华侨华人经营杂货、钟表、珠宝、五金等中小商店。据1990年统计，杂货店有720家，每家平均资本15万至20万元。多数人拥有地产，实际资本超过20万元。药店(含中医诊所)有200余家，平均资本10万元。家用电器、眼镜、首饰、影视制作业、钟表、汽车零件等商店有60余家，平均资本10万元。

餐馆业

此行业长盛不衰。1990年达7250家。平均资本35万元。大多为家庭或家族经营。较大型的中餐馆注重装饰，每年翻新一次，有些挂有中国书画、对联，极富中国文化情调，有的请歌星舞星表演。为适合白人顾客的口味，有些餐馆进行中餐西化的改革，例如上菜次序按西餐规矩：头道汤、主菜、甜食。白人喜欢吃蜂蜜，于是有蜂糖虾球、蜂糖牛肉菜式。

中餐馆竞争激烈，有些因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而倒闭。

专业工作

受过高等教育的一批华人青年已进入政府机关、文教界、医药卫生界从事专业工作，包括公务员、医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教师、管理人员、研究人员等等。据20世纪80年代初统计，华人教授、讲师有六七百人，有些人成就突出而享誉国内外，如原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已故著名心脏外科医生张任谦、华人史专家颜清湟及杨进发、中国宗教问题专家柳存仁、图书馆学专家王省吾等等。

服务行业

不少人在旅游、酒店等部门工作。

工业

一些有资金的华侨华人开办食品加工厂，如面包厂、肉类鱼类蔬菜加工厂、酱油厂等，1990年有29家。纺织厂有60家。电机、电子厂有38家。此外有冶炼厂等。

房地产、进出口、酒店等业

近10年来，来自东南亚国家和香港、台湾等地的企业家投资于耗资巨大的房地产、进出口、金融保险、酒店等行业。较有名的如：邱德拔的南太平洋酒店公司、胡仙的仙人掌公司、李明治的HDC公司、陈大年的万威和安德罗嘉公司、陈秉达的上海村及东洋酒店、谢豪华的谢氏集团(房地产及进出口)、蔡氏家族、王氏家族经营的企业等。这些企业家的资产达数千万元至上亿元。

由于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等移民历史不长，多数人白手起家，加以政府长期限制非白人经济的发展，因而他们的经济实力不如东南亚华人。但经过多年奋斗，同过去相比已大有改善，多数人已过上小康生活。

七 华侨华人对澳大利亚的贡献

150多年来，华侨华人对澳大利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主要有：

1. 开发矿产资源。早期主要是开发金矿。从1851年到1861年的10年中，澳大利亚共生产黄金1．24亿万磅，其中就有华工的功劳。1877年昆州白人生产黄金130万盎司，华工生产100万盎司。华侨华人虽然汇回中国一部分，但大部分仍留在当地使用。还开发锡矿及石英等矿产。
2. 种植蔬菜，供应居民。一些原来无人耕种的荒地被华侨华人开垦成整齐美丽的菜园，有些地方居民所需的蔬菜大部分靠华侨华人供应。一些老菜农晚年返回中国定居前，当地居民召开热烈的欢送会，赠送金表等作为纪念，场面至为感人。
3. 开发村镇。当年华工聚居的矿区，经华侨华人先辈的辛勤，已成为繁荣的城镇。本迪戈又称“龙镇”。阿拉拉特竖有华侨华人先贤的纪念碑，当地博物馆还建有两尊华工的铜像，一名阿洪，一名屈亚·谢。此地又名“广东脉”，这是因为当年到达这里的9000名华工几乎祖籍广东。昆州的阿打顿也是在华侨华人开发下成为繁荣城市的。
4. 修桥筑路。1886年有数千名华工参与总长144哩的从达尔文至松溪的铁路。还有一些荒山野岭被开发成公路。
5. 从事小商小贩的华侨华人，将工业品运至农村，又将农产品运至城镇，活跃了城乡经济，促进了商品流通。经营中式餐馆的华侨华人介绍了中国的饮食文化，丰富了当地的生活。
6. 抗击日本法西斯。根据澳大利亚1916年国防法，非欧洲移民不得参军。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以及太平洋战争中因兵源短缺才允许极少数华裔入伍。一些土生的华裔出于保卫澳大利亚的目的几经申请获准参军。一战期间有唐威一人。二战中有王裕才(Jack Wong Sue)、阮来(Roy Goon)、刘国保、高尔明、高尔清、阮鲁茜、陈柏正、李锦球、肖德成、黄乐蔚、叶容熙等。他们在三军中担任各种职务。有的在前线，有的深入敌后。其中王裕才、阮来战绩突出，受到上级的明令嘉奖。
7. 7．当代华侨华人已将澳大利亚看成为自己的国家。他们在各个领域努力工作，为促进当地的经济、文化的发展继续作出贡献。

澳大利亚政府充分肯定了华侨华人的丰功伟绩。前总理基廷指出：“移民是澳大利亚动力的来源、历史的核心和主要构成要素。移民包括华人在各行各业都有杰出成就，每次移民潮都为澳大利亚带来新的动力、技术和能源、新的文化、新的生活、新的概念，因此移民使澳大利亚国力更加强大，在各方面都更加丰富，更加面向世界。”新州州长说：“澳大利亚华人曾与巨大艰难奋斗过，也曾以你们的创业精神和不屈的毅力，创造出多项极其成功的事迹，而且赢得了崇高的赞誉。”这些都是对华侨华人贡献的中肯评价。

八 华侨华人的政治地位

在执行白澳政策期间，华侨华人的生命财产得不到法律的保障，经济受到排斥打击，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地位，既无选举权，也很难进入政府机关工作。当时，只有米俊英(1866－1923)在1917年当选为联邦上议院议员，1922年禅连，1966年陈赫利担任过达尔文市长。

直至20世纪70年代废除白澳政策，尤其是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后，澳籍华人的政治地位才逐步提高，这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华人踊跃参政。澳大利亚实行强迫选举制，所有选民必须参加大选的投票。华人一般都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投下庄严的一票。例如在1990年的大选中，一半以上的华人选民认为执政的工党较好地执行多元文化政策，经济也有起色，因而投了工党的票。
2. 祖籍台山、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邝鸿铨(1931－1990)，1984年当选为达尔文市长，1988年连任。更有意义的是，祖籍广东五华的曾筱龙(1942－ )于1991年当选为最大城市悉尼的副市长。
3. 一些华人当选为各级议员。1990年5月，祖籍广东中山、生于昆州的24岁的刘威廉当选为联邦参议员。当选为州议员的有沈慧霞(1943－ )及余瑞莲。还有一些人担任市议员或局长等职。

这些进入政府上层机关担任要职的华人不仅为华人也为其他民族移民的正当权益而斗争，为发展各地的经济与文化作出积极贡献，得到各族群众的拥戴。

随着华人觉悟的提高，今后将会有更多华人自觉参政并担任政府要职。

九 华侨华人与中国

早期多数华侨华人保留中国国籍，他们参与中国政治乃顺理成章之事。当时的各州政府也不禁止澳籍华人过问中国政治，中国政府实行血统主义的国籍政策，仍把外籍华人当成为中国公民。因此，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密切。

1．华侨华人与辛亥革命、讨袁运动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曾得到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的热情支持。

但是，华侨华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革命与保皇的实质。这主要是康有为、梁启超很重视做华侨华人的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保皇势力曾一度占上风。

1899年康有为与温哥华保皇会写信给梅光达，力促早日建立保皇组织。尽管梅光达没有参与，当年还是在悉尼成立了保皇会，1900年有会员249人，多为华商。

1900年11月25日至1901年5月2日，梁启超访澳。在他鼓动下，各地成立了10个保皇会支部。悉尼成为保皇会中心，《东华报》成为保皇会的喉舌。一些侨领成为保皇会的领袖。

共和派中心在墨尔本。1904年当地成立主张中国改革、不主张君主立宪的新民启智会。1907年有会员600多人。该会宣传西方思想，并收购《警东新报》为机关报。建立书报社、演讲团，介绍中国形势。

1908年黄右公与刘月池接任《警东报》编辑，大力宣传三民主义，1911年将演讲团改组为支持革命的少年中国会，共和思想迅速在华侨华人中传播开来。

1911年，悉尼反清复明的义兴会领袖黄柱稳建立少年中国会，支持孙中山，捐款汇给中国的革命党。

墨尔本的《爱国报》曾在1903年12月至次年4月连载邹容的《革命军》以及其他有革命思想的文学作品，对提高华侨华人革命觉悟起到推动作用。

接着《警东报》与《东华报》就是否需要革命以及革命与保皇等问题展开了一年的论战。它使更多华侨华人分清了是非，加入到革命派队伍的行列。原来拥护保皇会的一些侨领也转变了立场。

墨尔本新民启智会、少年中国会等都曾给孙中山汇款。1912年3月初，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给墨尔本少年中国会颁发旌义状，以示奖励。中华民国成立后，悉尼少年中国会等团体继续发动华侨华人捐款给予支持。

20世纪初，各地华侨华人开展剪辫运动，以示对清朝的蔑视与抗议。

1912年1月1日晚，墨尔本唐人街燃放数百万响炮竹，欢庆中华民国的诞生。悉尼中码头有3000多华侨华人同白人朋友聚集在广场及船上，载歌载舞，人们高呼“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在墨尔本中国总领事馆任翻译的刘光福勇敢地降下了清朝龙旗，升上了共和国国旗。

华侨华人还群起声讨袁世凯的卖国行径。《警东报》抨击他是“屠杀本族的满族走狗”、“阴谋家”、“鬼怪”、“独裁者”。《民国报》认为应发动第三次革命将他推翻。维州民生书报社致电指出：“欲议和阻共和进行，为国民公敌，侨誓不从，乞勿议。”

1914年及1915年，维州及新州组建中华革命党，捐款反对袁世凯，支持孙中山。

1917年以后，华侨华人继续在经济上支持孙中山，1917年11月汇去的捐款折合粤币7580元。1922年捐5000镑声讨陈炯明叛变。

2．华侨华人与抗日战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华侨华人组织抗日救国会，成立宣传队，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侨青社社员以极大热情公演了抗日题材的话剧、歌舞剧及粤剧，如“营沟线上”、“宁死不辱”、“征人血”、“台儿庄之战”等等，演出所得均用以支持抗日。

侨青社出版《新生》及《时报》，发表不少抗日文章。

华侨华人发动的募捐方式有：航空救国捐、难民衣物捐、救护伤兵捐等。卢沟桥事变后，组织赴华医药救护队委员会，将募捐所得购买救护车及药品等捐赠祖国。1937年7月7日至1939年6月1日，捐款达37．5万元。1944年7月发起的中国周委员会获热烈响应，筹到的款捐赠给白求恩主持的国际和平医院。

一些华侨青年回祖国投身抗战。1932年刘光福担任十九路军秘书，负责同外国联系事宜。华裔兄妹阮伦妮与阮布鲁士是中英混血儿，他们在1941年参加香港义勇队，阮伦妮后来经桂林到昆明，在美国空军司令部任秘书，因成绩卓著受到表彰。阮布鲁士曾在香港被日军所俘，后潜水到内地，也到昆明美国空军基地，但任机械修理师，为抗日做了不少工作。两兄妹在日本投降后回到澳大利亚同家人团聚。

3．华侨华人与四大百货公司

华侨华人支持中国的建设。著名的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与大新皆为他们所投资创办。

先施公司的创始人是马应彪，1899年他筹得2．5万元，1900年香港先施公司开业。1910年及1917年办广州及上海先施公司。先施公司实行开发票、星期日休息、雇用女职员、使用电梯及明码标价制度。除百货外，还开办人寿保险、水火保险公司及信托银行。

香港先施公司1929年资本达1000万港元，1964年达2000万元，1972年增至1亿元。1973年建成27层的总行。广州与上海的公司于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

永安公司的创办人员是郭乐、郭泉、郭顺等兄弟。他们集资16万港元，于1907年创办香港永安公司，郭乐任董事局主席，郭泉任总经理。除经营百货外，还办永安货仓、大东酒店，还兼营房地产业、保险业等。1942年资本达800万元。

1915年筹集200万元的股金，1916年上海永安公司开业。1930年资本达1070万元。

郭氏兄弟还走工业救国之路。1922年至1935年陆续在上海建5间纺织厂、1间印染厂，统归永安纺织公司领导。职工达1．3万人。1930年资本达1200万银元。1937年扩充2倍，是仅次于申新纺织公司的中国第二大纺织公司。

永安公司及纺织公司1956年公私合营。

大新公司的创办人是蔡昌、蔡兴兄弟及黄仲林、卓叔和等。1912年筹得40万港元创办香港大新公司。1918年办广州大新公司，1934年办上海大新公司。

广州大新公司有两处，其中西堤支行在日军攻占广州时毁于火灾，未再复业。上海大新公司1936年至1939年的营业额曾达三四百万元。以后日益萧条。两市公司均于1956年公私合营。

新新公司的创办人是刘锡基、李敏周及黄焕南等。1925年筹得352万元，在上海南京路开业。兼营酒楼、剧场、电台、饭店等业。1934年营业额达400万元。抗战胜利后亏损严重。1956年公私合营。

此外，华侨华人还关心中国、尤其是家乡的慈善福利事业。例如捐款救灾、兴学、办医院、修桥筑路等等。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