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与学科建设
——浅议“华侨华人学”
郭梁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南洋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华侨华人学；学科建设
摘要：本文从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出发，认为现在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已不再是历史研究一枝独秀的局面，而是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民族、人口、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其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已广泛地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基础学科和分支学科，华侨华人研究实际上已成为多学科研究者共同参与研究的“边缘交叉学科”，建立起一门有中国特色的“华侨华人学”势在必行。当前，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应该加强学科意识，在吸收欧、美、日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同时，根据我们本国的国情和社会实际需要，发展自己的研究，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基础上，努力构建中国的华侨华人学。
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至今已有近百年的研究史。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了华侨华人研究的高潮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近二十年来，国内的华侨华人研究已有长足的进步，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还是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已从传统的偏于史学的研究走向了多学科的研究，凸现华侨华人问题本身具有的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内学界陆续有人发出建立华侨华人学的呼吁，拟从学科建设角度探讨华侨华人研究如何更上一层楼的问题。例如，王季琛先生有“大力开展华人学研究”一文发表（《华人月刊》1992年第一期）；周南京教授主编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曾提及对于建立华侨华人学的某些看法；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已将华侨华人学科建设列为重大科研项目。此外，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87年出版了陈烈甫先生著的《华侨学与华人学总论》一书。笔者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长期开设硕士学位课程《华侨华人学概论》，也在历次学术会议上呼吁建立华侨华人学。以上说明，随着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活动的迅速增多，研究领域的扩展，研究成果的积累，学界对建立华侨华人学的关心度和兴趣日渐增加。
然而，任何一门新学科的建立，都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华侨华人学”的命题虽已跃然纸上，但是，对于建立华侨华人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华侨华人学应该是怎样的一门学科，以及华侨华人学应该如何进行学科建设等重大问题，目前尚无系统的、科学的论证；即使对于要不要提出华侨华人学一事，人们的认识也很不一致，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笔者不揣浅陋，也想就上述有关华侨华人学的基本问题谈点看法，一管之见，敬请指正。
一、华侨华人研究的学术积累
从20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开始，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至今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其间曾经历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发展期，以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的一批学者为代表，为中国的华侨研究和国际移民研究做了大量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新中国建立后，50年代中期以来，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等单位的学者在封闭的条件下也开展了华侨研究工作，在华侨出国原因调查、契约华工调查、近代华侨对中国的投资史的调查以及译介外国华侨著述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学术上的传承和拓荒之功不可埋没。改革开放后，由于研究大环境相对宽松，更由于开放后出现的新形势提出了诸多研究课题，以及海外华人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东西方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等等因素，使得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在新的形势下出现了空前发展的新局面。
完全可以评价说，改革开放后的20余年，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一幅崭新的研究图景已呈现在世人面前。“文革”前华侨研究成果的“三多”、“三少”现象（即“外国的多，中国的少；台湾的多，大陆的少；历史的多，现状的少”）已有根本的改观。那么，“新图景”具体表现在什么方面呢？
（一）从现象上看：
- 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多（包括专业研究人员和涉侨研究人员）。除了原有的专门研究机构外，又建立了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中国侨联所属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等10余所研究机构，研究队伍随之壮大。
- 研究活动多。各级各地华侨华人历史学会或研究会纷纷建立，各类有关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项目也先后开展，国际性、全国性和专题性的学术讨论会、讲座会多次召开，出国、出境参加华侨华人研究工作和会议的学者络绎不绝。
- 研究成果和出版物多。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后已出版的学术专著、编著、译著、论文集和资料集等达200余种。历时近十年，总计12卷，总字数超过1800万字的大型工具书——《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也已全部面世，这是华侨华人研究的一项标志性成果。
- 培养的专业人才多。许多学校的中外关系史、华侨华人研究、国际关系等相关专业都培养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硕士、博士，还有一批学有所成的年轻的“海归派”也成为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新兴力量。
（二）从研究特点看：
- 从传统的史学领域研究转向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1980年代中期以前，研究的重点仍是“华侨史”，这是在当时国内“拨乱反正”形势要求下的产物，也是当时的华侨华人研究队伍的专业知识结构所决定的，此后，在中国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的背景下，由于形势发展的要求，以及研究队伍专业知识结构的调整，华侨华人问题研究已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际关系、哲学、法学、地理学、人口、民族等许多学科领域，华侨历史研究一花独秀的局面不复存在，华侨华人研究已成为有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的综合型研究，变成一门“边缘交叉学科”，并使创建“中国的华侨华人学”提到了议事日程。
- 从长期的封闭式研究转向开放交流式的研究。华侨华人是生活在国外的中华民族群体，华侨华人研究的主要问题也集中在他们在当地的生存发展及与中国的关系方面，因此，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绝大多数课题是属于外国问题研究、区域问题研究或国际关系研究。这样的研究仅在中国国内进行有很大的局限性，“文革”前的研究基本上属于“封闭式”的国内研究。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外国研究成果被介绍到中国的学术界，许多研究人员到国外交 流、访问，甚至直接到国外、境外进行田野调查，更有不少的中国留学生选择了这方面的课题在国外或境外完成。这些交流使中国学者从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到研究内容都有很大提高，缩短了中国学者与外国学术前沿之间的差距。另外，海峡两岸学者近年来在华侨华人研究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合作研究也不鲜见。
- 从狭隘的“中国中心论”立场转向海外华人的立场来开展研究。近代以来，华侨华人与中国（祖籍国）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二战后，海外华人社会的巨大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世界经济的国际化潮流，促使传统的“爱国爱乡”研究和意识形态挂帅的研究立场逐渐改变，谋求华侨华人在居住地的生存发展利益成为研究的主旨，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研究只是双方互动互利关系研究的内容之一，单方面要求华侨华人为中国作贡献的时代已过去。
- 从学术研究扩展到政策实践领域的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与海外华侨华人的资本投资、引进技术关系密切。同时，由于中外交流的频繁，中国的留学生、移民人数急剧增长，“新移民”群体已遍布世界各地，这些都给华侨华人研究提出了不少新课题，尤其是关系到政策制定和实践方面的课题更形紧迫。例如关于华侨华人投资的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对待新移民的方针政策等等，已与不少学者的研究结合起来，使改革开放后的研究成果在实践性方面大为增强。
以上研究特点，归纳起来就是多学科性、开放性、互利性、实践性。总之，改革开放后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和新的学术积累，也正是在这种形势和氛围下，华侨华人学的构建问题浮上台面。
二、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科构建
华侨华人研究是否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是否可以建立相应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边缘学科？笔者认为，经过近百年的中国学术界的努力（包括吸收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华侨华人研究已有相当的成果积累，也有相当的理论探讨。当然也有不少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有特定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门类，需要从加强学科意识、建设新学科的目标出发，从根本上去提高整体水平。在此，我们有必要先就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建立中国的华侨华人学是否有必要和可能？
就必要性而言，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无论在过去历史上的衰弱时代还是在当今的崛起时代，以及50年后达到发达国家的强盛时代，人口的国际移动都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因此，海外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以及他们与中国的特殊关系是一个伴随历史发展而永远值得研究的现象。过去有一种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消除了华侨出国的根本原因——贫穷，看来是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说法。我们看到，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进展迅速，各国经济愈来愈趋于开放，国际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各国间的贸易、资金、技术、信息与文化交流的推进，必然促进国际间人员的流动。中国人走向海外，外国人来到中国的国际移动现象会越来越多，这也给华侨华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 中国的移民与发达国家移民及亚洲发展中国家移民相比，又具有自身的特点。西方的一些有重要价值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成果，并非都适用于中国国情和文化，并不能完全解释海外华侨华人的有关问题。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在吸收外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同时，应根据自己的实际和需要，开展自己的研究。而不仅仅是追随西方的学术传统和规范，因此，应考虑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华侨华人学。
- 任何学科的成立，都有它的社会价值取向，就是要对社会现实的需要作出分析、回答。例如，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也是中国会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建立华侨华人学将会更加有利于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回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与华侨华人关系的问题。
就可能性而言，先说学科的概念。所谓学科就是指学术专门的分类，指特定的科学领域。一门学科的确立，实际上是在科学的知识分类体系中为自己定位以区别他我。大量的、系统的专门领域研究成果的问世，强化了其学科特点，因此每门学科都有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19世纪后半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进步所提供的新手段、新方法，使社会科学有许多新突破，形成了许多新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等。所以，学科的建立也会与时俱进，并非一成不变。学科的发展变化，也就意味着对研究对象认识的深入、知识的增加，也意味着知识的分化、整合和重组。过去没有华侨华人学，不等于说不应该有这门学科存在。 一般形成一门学科应具有以下特征：
- 内容的专门性。每一个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以区别于研究其他领域的其它学科。中国华侨华人学是系统研究、揭示海外华侨华人形成、发展及变化规律的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就是华侨华人及其活动规律。研究的目的在于探求海外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道路，预测未来发展趋向。
- 对象的成熟性。社会科学学科的内容应该是关于对象成熟形态的认识，如果研究对象还处在萌芽或不成熟阶段，人们决不能获得对它的本质的、全面的认识。华侨华人的历史悠久，其外在形态从华商——华工——华侨——到华人华裔，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称呼也由古代的北人、汉人、唐人、中国人变为华侨华人、华裔、华族，Diaspora；其规模也早从历史上的“行商”变成“住商”，直到当今三千多万遍布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更重要的是，今天他们成为居住国的重要群体，也是中国在海外的庞大亲和力量、友好力量，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他们的作用日益重要。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中国因素的影响，对他们研究的关注度正在增加。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出版的华侨华人目录中，有10400多项研究成果（到1995年为止）。这些都可以说明研究对象的成熟性。可以这样概括华侨华人学研究对象的成熟性：中国人旅居海外，上溯至唐宋，兴盛于近代，千余年来延绵不断。时至当代，华侨华人遍布全球，人数之众，贡献之巨，影响之广，著称世界民族之林。
- 学科的理论性。一门学科，重要的核心的特征是必须从理论形态上把握认识对象，即用概念范畴体系全面地、系统地揭示该领域的本质与规律，零星、杂乱、片断的知识并不能构成一门学科。所以，建立本学科的理论体系便成为华侨华人学的重要标志。
从华侨华人研究来说，无论是史学研究阶段，还是现在的问题取向研究阶段，许多研究的成果并不拘限于就具体问题而论具体问题，努力建构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框架，也是众多研究者为之求索的方向，虽说理论研究总起来看十分薄弱，但在研究成果中也不难看到其踪影。例如《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曾列举了与华侨华人研究有关的理论十数条，对多年来学界常用的理论作了介绍和归纳。笔者认为，这些理论大致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找武器，例如用“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理论分析华侨出国原因、海外华人社会经济状况等；
二是从相关学科吸取思想资源，引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来诠释华侨华人问题，如国际移民理论、现代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等，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很正常的现象，华侨华人研究与一些学科有所谓“互为学科性”的一面。问题是要消化和融会贯通这些理论，做到理论创新就非常难了；
三是从大量的系统的研究中升华出来的观点提炼，成为有共识的华侨华人研究理论，例如华侨出国史中的“和平移民论”，华侨经济研究中的“民族经济性质论”等。
- 知识的系统性。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以下十大类：
(1) 关于研究对象、概念、范畴的研究，如华侨华人称谓的产生、变化及其意义等等。
(2) 华侨华人历史，如世界华人史、地区华人史、国别华人史、专题史（如华侨与抗战史、华侨华人经济史、华人文化史的研究，华侨华人历史分期研究）等等。
(3) 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研究；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研究；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关系的研究，人物研究。
(4) 华侨华人在居住国的生存发展研究：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民族解放事业的贡献，同化、融合、认同问题，参政问题，族籍关系研究，排华问题以及当地华侨史料的发掘整理等。 (5) 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变迁研究：分布流向的变化，家族、婚姻、人口、社团、市镇乡村、唐人街的变化等。 (6) 华侨华人经济研究：经济地位和性质，华侨华人部门经济，华人经济的当地化和国际化，华人经济网络，华人企业发展变化，华人经营学，华人企业家等。
(7) 华侨华人教育和文化研究：华文教育、华侨学校、华人价值观、文艺、新闻媒介、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
(8) 华侨华人法规和政策研究：居住国政策、国内政策、移民政策、归侨政策等。
(9) 侨乡研究：广东、福建、广西、海南、浙江、湖北等地侨乡调查都已有成果，尤其是研究者采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方法，在闽粤浙桂等侨乡进行了大量调查，包括华侨出国原因、侨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与海外华侨华人、开放后侨乡的变化及新移民调查等。
(10) 国内外学术动态的研究：对欧美日澳和东南亚学术界华侨华人研究成果的翻译、评介，对国内外学术动态的综合性论述，著名学者的介绍等。
总之，经过长期的研究积累，海外华侨华人问题及华侨华人的知识，已不是零星的、片断的知识。最近，周南京教授主编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就是华侨华人知识的集结和系统化。
- 方法的科学性。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有多种，许多研究方法在学科之间是通用的，或者是可借用的，但不同学科也有适合自己的独特方法、方法论问题。依笔者之见，现在主要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自己学科的独特研究方法，而在于是否用科学的方法在进行长期、艰苦的研究。目前华侨华人研究依研究的具体对象和内容不同，而选择了多种研究方法。例如侨乡调查研究多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海外移民史，多采用历史比较法等等，许多问题研究还采用了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方法等。在利用现成经验的基础上，相信经过研究者的总结、探索，华侨华人学也会有相应的适应自身的研究规范和研究方法。
三、华侨华人学的定位问题
在初步讨论了建立中国华侨华人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必然要直面的另一个问题是华侨华人学要建成一门怎样的学科，即它的学科定位是什么？这是论证学科的核心问题，涉及的知识面十分广泛，而且需要经过长期的学理辩论和思索，才能达致一些共识。笔者的粗浅看法是：
其一，它应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诸多学科中的一门独立学科。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它同样是研究某种社会现象，对其作出全面系统的科学考察和说明，探讨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但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法学、教育学、文艺学、文化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等诸多学科，因此，华侨华人学的架构除了它的特定研究对象、范畴以及理论和方法外，还涉及到它与相关学科、相关分支学科的关系等问题。长期以来，华侨华人问题研究都是划归于其他学科或分支学科的领域，学界一般也习惯地认为，华侨史是中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社会和侨乡变迁研究是属于社会学的部分，海外华人经济是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的研究范畴，海外华族的发展变化则分属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华文教育是属于教育学科的研究等等。从“问题取向”的研究来说，这些“归属”理所当然；但如果把围绕华侨华人形成发展和变化的一系列问题综合起来研究，把华侨华人问题的整体作为特定的社会现象来研究，探讨其规律性问题，这样构建的“华侨华人学”则与相关学科应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例如，国内学界有人认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民族学是一门以民族为对象的社会科学，它研究民族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人类学是一门主要通过分析田野工作所得的资料，运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从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方面来研究人类自身的学科。显然，华侨华人学的内涵决定了它无法归于上述某一学科之内。
为了促进学科建设的发展，规范科研、教学秩序的管理，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学科的专业目录，“华侨华人学”虽然不在榜上，但这并非意味着它不能成为独立学科，随着研究事业的发展，学科目录也会调整变化，况且，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学科分类尚无完全统一的标准。国家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技术监督局分别采用了三套不尽相同的学科分类标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也有一套“学科分类法”。以与华侨华人研究关系较密切的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为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分类目录修订稿》（1996年）中，社会学之下有人类学，民族学之下有文化人类学；国家技术监督局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表）则是民族学包括了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现在提出华侨华人学并非是马上要争一个“名份”，而是应将华侨华人学自身的发展问题即学科建设摆上议事日程。
其二，它应是一门综合性的、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围绕海外华侨华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活动所发生的、衍生的各种现象，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国外的，又是国内的；既是经济、政治、国际关系问题，又是社会、民族、文化、教育问题；既有释疑研究、个案研究，又有理论研究、政策研究等等，这些都不是社会科学的某一学科能分析解释清楚的，也不是某一学科的特定研究方法能解决的问题，华侨华人学因而带有明显的综合性、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征。如果追踪中国人出国在海外定居成为华侨华人这一现象，就涉及到国内侨乡的社会经济问题、移居地国家的社会、经济、民族关系问题，以及华侨华人所在国与中国的国际关系问题、中国的侨务政策等等许多领域的研究，这些已为学界多年来展示出的研究成果所证明。
其三，它应是一门国际性很强的社会科学学科。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华侨华人学的研究对象是海外华侨华人这一特殊群体，他们生活居住在世界各国，从空间范畴来看，这样的学科也是外国问题、国际研究领域的一门学科，在研究的方法手段和效应上，与国内问题相比有其特色；二是华侨华人学的建构需要国际学术界的共同努力。长期以来，国外的华侨华人研究在许多方面一直走在中国同行的前面，他们的学术积累之丰富有目共睹，应该说国际学术界对华侨华人学科的形成已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宏、黄坚立主编的《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一书认为，海外华人研究是在二战之后才逐渐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作为这一领域的领头人和导航人，王赓武教授对该学科的发展及成熟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已取得的既有成绩，自然也包含了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学习、吸收和批判。今后中外学者更要增进交流、相互切磋，共同提升学术水平，用于构建华侨华人学。
四、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科建设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的华侨华人学正在形成之中，但还不能说已形成了独立的学科。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原创性研究不足，缺乏最基本的动力，例如研究课题老化，找不到、找不准新问题，低层次重复多；二是理论体系构建薄弱：一些研究缺乏理论指导，使得其份量不够；新理论的创建最多只处于“中程理论”阶段。因此，才需要提出建立华侨华人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华侨华人研究作为一项长期的有战略意义的工作，才能够加强学科意识，强调学科建设，从根本上提高研究水平，形成学科特色。
学科与学科建设是不同概念，学科建设强调的是强化学科意识，其核心是学术建设，即怎么样使大量的带有学科特点的研究成果问世，除此而外，学科建设的内容还包括人才培养、调配，研究手段和设备建设，研究课题和领域的确定，机构设置以及科研管理等等内容。所以，要真正建立起华侨华人学，就必须把它作为系统工程来做，而人才培养又是学科建设的基础环节之一，在这方面，高等学校的有关专业尤应加强学科意识，肩负起重任。但是，如何稳定一支华侨华人的研究队伍并创造条件不断地提高他们的研究素质，亦是人才培养的应有要义。
五侨共商推进中国华侨华人研究
2003年1月21日，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在北京华侨大厦召开2003年在京理事会暨迎春茶话会。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及中央有关涉侨单位领导甘子玉、林兆枢、李海峰、张伟超、朱添华、李祖沛，与北京约70位侨史学会的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共商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学术界开展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
中国侨联主席、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林兆枢首先简要回顾了侨史学会一年来的工作。他指出，学会在过去的一年里工作有了新进展。去年10月，学会召开了五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交流了换届以来的工作以及今后开展工作的新思路，探讨了华侨华人研究的新课题、新方向。学会会员不仅取得了《华侨华人百科全书》这样标志性的成果，而且在发挥学术团体的优势、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侨务工作的实际需要组织开展对策性课题研究上，也做了不少工作。林兆枢还提出了新的一年里侨史学会的工作思路：一是充分发挥全国侨界最高学术团体龙头作用、加强学科建设、更好地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二是继续发挥侨史研究“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积极引导侨史研究与侨情现状研究的结合，更好地为侨服务；三是努力为侨史学界专家学者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做好组织、协调和服务工作，使侨史研究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四是做好学会的具体工作。
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对学者们的辛勤耕耘表示感谢。他指出，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均很重视侨务工作，而开展对华侨华人历史、现状问题的研究，是做好侨务工作的基础。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侨情变化很大，国内侨务工作内容也有很大的变化，侨务工作需要与时俱进，更需要加强相关的研究。他还对侨史研究工作者进一步加强涉侨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指出：华侨华人研究工作要找好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有利于华侨华人的生存和发展，有利于他们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有利于促进所在国与祖国、祖籍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弘扬及文化领域里的交流与合作。他特别对《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并感谢侨史学会、中国侨联对此给予的鼎力支持。
与会专家学者及“五侨”领导也就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华侨华人问题研究及提供相关的支持，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