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達古潘华人
达古潘(华人俗译拉牛坂)市约有700名华人，其中70%的华人家庭世代居住在此，绝大多数华人是第四或第五代华裔。他们的祖先经历危险旅途横越南洋移民菲律宾。航运的方式是乘坐中国舢板从福建港口(主要从泉州和厦门)出发，渡过南中国海在吕宋岛西海岸如圣克鲁斯、博利瑙、安达、仁牙因、苏阿尔甚至北部伊洛科斯的维甘(美岸)等港口登陆。那些在马尼拉登陆，后乘火车到达达古潘的人，他们大多在这里有亲戚或乡村保护人，以保证他们从当时的统治当局获得合法难居留的资格。那些在19世纪后半叶到达的华人移民，从西班牙人那里获得许可证，20世纪后则要经由美国殖民政府获得合法证件。那些乘坐舢板经由三描礼士、班诗兰或伊洛科斯港口登陆的华人移民，多数是19世纪中期抵达的。
多数华人表示他们是从于19世纪(也许1850－1900年)移民到菲律宾的亲戚那里听说达古潘的。少数人声称他们的祖先早在16世纪中叶西班牙殖民时期就来到菲律宾；另外还有人声称是华人海盗(林凤)部队撤退时留在菲律宾的后代。不论他们是早在16世纪或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到这里，他们大多集中居住在菲律宾沿海城镇，如仁牙因、苏阿尔、阿拉米诺斯、宾马莱，并与菲律宾妇女通婚。直到19世纪末，当华人家庭达到100多户时，才有华人移民从事商业。原先，早期移民主要是一些工匠和技师：泥瓦匠、雕刻家、铁匠、白铁匠、细木工、银匠、面包师、屠夫和制革工人。有些生产蜡烛、胶水和肥皂。
泥瓦匠、铁匠、细木工、雕刻家等工匠受天主教堂的雇用，修建教堂、雕刻神像、装饰祭坛、忏悔室和布道坛、教堂靠背长凳、制作灯饰、蜡烛和烛台。整个班诗兰和附近省份打拉、邦板牙和伊洛科斯非常需要他们的技艺。铁匠通常制造刀、锅、平锅、犁头、马掌、牛车和敞篷马车的轮子及农业和粮食加工使用的其他机械器具。许多华人泥瓦匠和新近到达的移民被雇用来修建公路和桥梁。那些林凤海军后裔的定居时间较久的华人移民大多经营各种工场：锯木厂、碾米厂、椰干厂、椰油厂和肥皂厂。根据一项统计显示，许多华人移民首先定居在宾马莱和从事细木工或开办家具店。他们教会菲律宾人学徒如何制作胶合板、胶合、涂清漆和接缝等技艺。他们从附近市镇如达古潘、仁牙因、乌达内塔，甚至远至马纳瓦格和打拉教会得到大批获利颇丰的订单。
由于需要，多数华人工匠来到菲律宾后学习西班牙语，有的甚至阅读西班牙语。那些天天与客户打交道的华人，如铁匠、鞋匠、修理匠、碾米业者、木材厂经营者、屠户、肥皂匠、蜡烛匠、椰干、椰子油和面条生产商甚至会说、读班诗兰语和伊洛卡诺语。最富有的华人是那些碾米厂主和椰子干、椰子油生产商。1879年，Alfred Marche在苏阿尔和班诗兰其他地区的游记中说：达古潘的大米贸易由“两个欧洲人(其中一个是德国人，他娶了当地的一个混血儿妻子，另一个是华人)控制。”
在19世纪，华人人口达到100多户时，他们中从事商业的人更多了。他们在潘塔尔河两岸开了一些商店。
根据达古潘商业部门1910年的记录：
“主要的华人商店分布在沿托雷斯·布加伦林荫道的河流两岸……这里至少有5间福建人开的百货商店，还有广州人开的2间鞋店和1间面包店。东部还有一间面包店和一间干货店。在铁路附近有2间店铺出售车轮、牛车和当时的主要车辆敞篷马车。它们也由福建人经营。华人的商店虽然重要但并非商业部门的全部。这条道路上还有菲律宾人的商店……在1900年零售业被华人控制。”
今天，这条河横贯达古潘市的主要大街托雷斯·布加伦大街(TorTes Bugallon Avenue，现Ange B． Fernandez)。相对贫穷一些的华人在美国殖民政府期间在达古潘修建的公共市场中开了一些小店铺贩卖蜡烛、肉、谷物和鱼。
与西班牙人限制华人在马尼拉活动的政策相反，美国人允许华人在菲律宾各地自由行动。旅行条例的宽松以及达古潘和马尼拉之间铁路往返的频繁，吸引了更多的华人从事商业。在20世纪初，达古潘成为班诗兰甚至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增长最快的商业中心。
当然，除了铁路，其他交通方式也在发挥作用。修建铁路前，达古潘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多靠海路和可通航的河流。在20世纪20年代，小型帆船来往于维甘、圣克鲁斯、博利瑙、阿拉米诺斯、安达、仁牙因和宾马莱之间进行贸易。西班牙人统治时期，华人的舢板定期驶入达古潘。在20世纪初，美国占领这里之前，达古潘的很多街道，包括托雷斯·布加仑大街，都在海平线之下。很多第一代华人回忆说当时的店铺要高出路面一米半以上。后来，每2至3年，美国殖民政府用沥青将主要的大街垫高一米或半米。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人成年移民的目的很清楚：积攒财富带回中国的家庭；在菲律宾拥有或经营自己的事业以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提升在达古潘华人社会及在中国的社会地位。早期华人并不在意是否获得菲律宾社会的更高等级或政治地位。所以，老一代达古潘的华人融人菲律宾主流生活相对较少。
达古潘华商的增多导致了1918年华文学校和第一个华人社团公益社或华侨工会的成立。这个组织有3个主要目标：
- 调解达古潘华人之间的纠纷；
- 成立华文学校；
- 建造华人公墓。
那些事业上获得成就的第一、二代华人通常被选为这些组织的领袖。公益社创立了班诗兰大同学校(即拉牛坂大同学校)。他们还向中华民国驻马尼拉的政府代表注册了这个学校。学校多少采用中国课程，并强调中国历史和社会事件而很少或不涉及菲律宾。直到1976年，根据菲律宾教育政策，课程才发生变化，转而强调学习菲律宾历史、社会和社会发展。基本上采用菲律宾课程，中国语言和历史只是其中的一门课。
几年后，公益社获得美国殖民政府的批准，在达古潘建立了一座华人公墓。在一些人看来，单独建造一处华人公墓表明至少有些华人已经放弃返回中国的念头和转而决定在菲律宾定居。然而这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有些老一辈华人回忆说，建造单独华人公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华人的难题：华人“死无葬身之地”。天主教教堂禁止未经过洗礼并成为基督徒的华人死后葬在菲律宾人墓地。即使死者是基督徒，教堂和其他一些机构还要收取费用及提出其他要求。如神父要求华人在把遗体运到教堂和公墓下葬之前举行天主教仪式。还有，教堂禁止华人祭拜祖先和其他华人丧葬仪式(如在公墓烧香、烧纸钱和供奉祭品)，这在华人中间造成深刻的感情伤害。对老一辈华人而言，拜祭祖先和对死者举行送终仪式至关家庭荣誉和尊严。
无论向死者供奉祭品，不管它是烤猪还是鸡或牛，天主教神父都要责骂他们，认为他们崇拜动物，特别是猪。华人自然不会像基督徒那样对待他们的已故祖先。他们不相信死者的灵魂会升入天堂，或下地狱，或在死后永远经受炼狱的痛苦。大多数华人，甚至那些加入天主教的华人，还在遵循华人的某些传统做法。他们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举行各种仪式，如出生、订婚、结婚、60岁生日、死亡，以及一般的孝敬仪式。祭拜死者的仪式包括念诵祭文、挂灵幡及摆放其他祭祀物品。他们供奉祭品，包括华人嗜好的菜肴。烧香、烧纸钱和生者喜欢的其他物品(冥器)，均被认为是必需的仪式。毫无疑问，当时多数天主教神父并不了解华人信仰及行为的哲学和心理学意义。一些神父禁止或嘲笑这些举动，这就导致误解和华人的进一步疏远。
二战后，外部环境加速和加强了华人融入菲律宾社会的进程。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菲律宾与中国的直接关系被切断。从而阻断了新移民的进入及菲律宾华人回到祖籍国、将孩子特别是男孩送回中国接受教育的通路。像大多数菲律宾人一样，许多达古潘华人成为反共意识形态的主要对象。这使得很多达古潘华人将孩子送入天主教学校或当地的公共社交而不再进华文学校，除非是由台湾国民党当局督办的。反共运动是如此有效，以致许多达古潘华人头面物还参加了讨伐所谓“民主和基督化菲律宾的敌人”。
达古潘华人被切断了与祖籍国的联系，致使他们感到世界似乎太残酷了。许多人加入了天主教会以及被卷进了讨伐共产主义运动。在此过程中，罗马天主教神父认识到他们以前的教会仪式程序和对华人传统仪式的看法是多么荒谬。双方终于承认他们各自文化信仰的复杂性。天主教神父确实认识到，通过了解和使华人孩子入教，以及对他们的家长的行为更加慈善和容忍，他们就能拥有对华人更多的影响力，当然也能得到更多的捐献。多数从教会学校毕业的华人不再严厉地要求他们的孩子祭拜祖先。
到了1920年，在达古潘大约有1160户华人家庭。逐渐地，居住在菲律宾的华人认识到，对小华人社区的服务是他们得到心理满足的源泉之一，也是取得社会承认的重要论坛。
据许多达古潘老年华人讲，虽然在他们的努力下建造了一些组织和学校，但这个主要由商人和企业家组成的小社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他们认识到由于几乎完全投身于商业活动中，不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区，在他们的生命中丧失了许多东西。老一辈移民主要由年轻成年男性组成，他们的生活十分寂寞和孤立。首先是由于周围没有足够的华人妇女，其次是由于华人与菲律宾大社会相隔绝。尽管他们很孤独，但只有少数华人与菲律宾妇女恋爱、结婚。因此，不是华人没有机会与菲律宾妇女接触或者菲律宾妇女不喜欢他们。他们被许多漂亮的菲律宾妇女所吸引，并且希望他们能够同她们恋爱、结婚。不幸的是，达古潘华人不赞成和反对华菲通婚。这导致许多未婚男性跑到有更多华人家庭及待嫁女儿或华人女佣的遥远省市。顺便提及，根据某些报道，许多达古潘华人单身汉讨好打拉的许寰哥族长，希望他能够允许他们娶其女儿的华人婢女为妻。
出外寻找合适的华人妻子以及最终与达古潘以外城市的华人结婚，使得达古潘华人的商业网络不仅扩展到马尼拉，还包括吕宋岛的北部、中部和南部以及远到米沙鄢和棉兰老岛。
对异族通婚的偏见并不能阻止部分华人与菲律宾妇女的结婚。在二三十年代，很多华人与菲律宾商业伙伴的姐妹、女儿或亲戚结婚。据某些华人说，华人单身汉与菲律宾妇女接触的社交场合很少，于是华人男人经常光顾夜总会。在那里他们能够公开社交而不受抑制。华人光顾夜总会的结果是与菲律宾妇女恋爱结婚。然而这种情况极少。也许在更多的情况下华人男性与他们的菲律宾婢女和职员结婚。
多数异族通婚婚礼不能在天主教堂举行。华人发现教会对洗礼和参加经常性弥撒的要求过于繁多和复杂。一个在当时嫁给华人的菲律宾妇女告诉我，天主教神父并不赞成异族通婚，除非婚礼是在教堂举行。当她和她的华人丈夫决定由一个市法官而不是由神父主持婚礼时，这个神父警告她说她犯了不可饶恕的大罪，并说她的孩子将来进不了天堂。然而，不参加教堂婚礼的菲律宾妇女并不是惟一的诅咒对象，那些不愿加入天主教的华人妇女同样被视为危险的异教徒。
在19世纪20、30年代，达古潘华人与菲律宾人的社交主要局限在商业领域。据大部分达古潘华人老人回忆，菲律宾人对华人的歧视是公开的。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天主教堂的传统。但另一些人认为这主要是对华人在商业领域统治地位憎恶的表现。一位老人曾回忆说，经常可以听到政府官员对市民说华人不值得保护和同情，他们是异教徒，并从菲律宾吮吸财富到中国。
至1930年初，达古潘有超过200户华人家庭。他们拥有各种商店：小百货商店、市场、小杂货店、面包店、水果和糖果店、餐馆、鞋店、五金、贮木场、玻璃店、大米和谷物店。达古潘华商习惯于乘火车或公共汽车定期到马尼拉进货。
移民人口的增长他们之间的密切交往加强了移民的业务和文化。华人移民强调努力工作、遵守纪律、保持温和与节制。工作意味着劳动，无论受人雇佣或在自己家中，他们从清晨劳动到深夜。华人很重视家庭欢乐，夫妻之间的良好关系是和睦家庭的关键。移民很懂得教育他们的女儿。他们要教会她们各种礼仪和传统。她们被教导要服从丈夫、注重家庭的幸福和孩子的需要。她们要温顺、谦让和接受家庭杂务的教育。年轻的女孩们被告诫要懂得保护自己，不要受年轻男性、特别是菲律宾年轻人的欺骗。
在20世纪30年代达古潘华人又成立了3个社团。华商店主协会(1930)、艺术家篮球协会(1931)和体育运动协会(1932)。这些组织主要是职能性的。华商店主协会主要从事：
- 介绍美国簿记法令；
- 化解菲律宾人对华人的歧视；
- 协调达古潘华人之间的商业纠纷。
据一些还健在的老人说，“与这些高大的目标形成鲜明对比，这个组织的活动很不活跃而且稀少，尽管如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另外两个组织相对活跃一些，因为他们是年轻华人中间相互竞争的体育协会。
自从建立起社区组织，达古潘华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甚至更早就从他们的父辈那里懂得甚至在他们自己的小社区组织中，财富所具有的影响力。没有金钱就不可能有权力。最富有、最显赫的华人成为他们社区的领袖。
因此，华人社区的领袖都是那些经济上十分富有的人。而有才学的人则成为社团的秘书、公共关系协
演讲撰稿人。但达古潘华人中最贫困者却最不愿参加这些组织。不管组织者的经济地位如何，这些组织从事慈善活动，为贫困家庭孩子上学、照顾患病成员筹集基金。
通过处理华人社区事务，这些组织的成员和领袖们懂得了生存的大原则、财富与安全的相互联系。同时他们显示他们和他们的主人之间的牢不可破的联系。
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开始争取达古潘华人。著名的商界华人领袖们不仅宣称“支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自愿成为这场意识形态战争的战士。一些华文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而组织起来，散发毛泽东著作。其结果是党派政治造成的宗派主义瘟疫尾随而至，使达古潘华人分裂直到今天。
随之产生的问题之一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争取达古潘华人商界支持各自的意识形态目标。双方看来全力以赴地争取商界，其强度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有时一些家庭也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分道扬镳。两党惟一的共同点是认为必须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在其他方面意识形态之争则困扰着华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双方互相暗杀领导人变得司空见惯。
在达古潘的中国国民党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集团。国民党的目标，作为冷战中的组成部分，是揭发和谴责共产党在中国“残酷、无情和野蛮的行径”。国民党政府承认并支持菲律宾政府，特别是军方。直到1975年菲律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斗争才平息下来。
在1942年，达古潘华人正式建立了班诗兰中华商会。大部分组织者也是国民党达古潘支部的成员。商会在班诗兰全省反对日本侵略和反共活动中十分活跃。但在日本占领菲律宾期间，它陷入停滞状态。
在日本占领时期，大多数达古潘华人放弃了他们的事业，躲藏到达古潘的边远村镇。有些甚至去了苏阿尔、安达和博利瑙。还有很多华人被逮捕、关押、受刑和有些甚至被砍头。华人叛徒导致了他们被捕。许多达古潘华人惊讶地发现逮捕他们的日本皇军中竟有很多韩国人和台湾人，他们讲着流利的汉语普通话和客家方言。
许多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达古潘年轻华人加入了华支和菲律宾的游击队与日本人战斗。他们相信他们参加的组织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但至今没有文件证明华支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
在战争期间，那些躲到乡村或将子嗣送到乡村的华人发现菲律宾村民十分友好，他们冒着自己的生命甚至全家人的生命危险来收留和保护华人以免受日本人的迫害。一些将妻子留在中国的华人因此娶了他们的保护人为妻。当他们的中国妻子在战后来到菲律宾后，发现她们的丈夫已经与菲律宾的妻子生了许多孩子，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把菲律宾妻子生下的孩子送到华文学校读书。
战争的经历，主要是在菲律宾人的半保护下，和在寻找食物和商业方式同他们打交道，以及遭受日本人暴行的共同苦难中取得的，使得华人对多数菲律宾人有了新认识。菲律宾人比他们原先认为的更温和、更仁慈。日本人的占领使得达古潘华人工匠和商人们进一步了解他们的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变得较少偏见，不再反对华菲通婚。
二战结束后，幸存的华人回到达古潘，重建被撤退的日本皇军夷为平地的店铺和商业中心。
许多新兴商人开始贩卖美军遗留下的物品。他们中的很多人因此发了财，10年后在碧瑶、马尼拉和宿务开设了分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末，他们甚至到台湾投资。
尽管他们曾梦想赚钱后带回中国，但几乎所有达古潘人不能如愿。当他们在达古潘重建事业时，中国正陷于国共两党的内战。当他们在经济上稳定时，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内战的胜利，蒋介石的军队被迫退到台湾岛。
在中国内战期间，当地的国民党能够说服抱有同情心的菲律宾政府增加接收中国的赴菲移民，称他们是受共产党的迫害的“难民”。在20世纪50年代，大量中国移民来到达古潘。他们主要是达古潘华人在中国的妻子、儿女以及亲戚或邻居。有关统计显示，50年代中期来到达古潘的华人有二、三千人。
如果达古潘的国民党人不能亲自参加内战的话，他们就进行宣传攻击在菲律宾的共产党人。班诗兰中华商会与国民党有紧密联系，并资助达古潘(拉牛坂)大同学校，利用双十节开展一系列活动，宣传“孙中山三民主义”和揭发“共产党在中国的暴行”。为吸引观众，大同学校学生早晨就到达古潘的主要街道游行，下午则与来自附近市镇的体育代表队进行体育比赛。晚上，则有3个小时由大同学校中华商会与国民党的成员进行政治演讲，鼓动华人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事业。继而学生们表演歌曲和话剧。节目的最后是由达古潘中华商会与国民党成员及学校领导公布门票兑奖号码。
然而多年号召菲律宾华人支持国民党的宣传并没有使它完成反攻大陆的目标。不久，这些宣传家和甚至那些热心的国民党领袖都厌倦了这场宣传战。
当国民党领导的游说集团不能阻止菲律宾总统拉蒙·麦格赛赛颁布零售业国有化法案时，反国民党的舆论批评国民党不再拥有保护菲律宾华人利益的政治影响力。尽管顽固的国民党党员试图重新聚集力量，但事实上他们不再扮演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倡导者的角色。一些亲国民党分子仍在菲律宾军队的支持下继续肆无忌惮地搜查所谓“共产党”和“共产党同情者”。对“共产党人”和“赤色分子”的迫害直到1975年马科斯总统与中国建交才停止。今天，一些国民党残余分子又开始为台湾独立而活动。
1972年，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政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这使得亲国民党的华人陷入窘境。另一方面，反国民党的团体一改以往的沉默，公开对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权在丧失联合国会员资格之后的必要性表示怀疑。中菲的建交及台湾外交地位的丧失，遏制了亲国民党支持者的政治活动。他们转而集中力量向台湾投资或与台湾人在菲律宾成立合营企业。
1975年中菲建交完全改变了国民党和班诗兰中华商会的口头攻击。班诗兰中华商会不再声称中国大陆属于国民党。然而，继续保持与地方国民党领袖的友谊和善意以及和菲律宾政界、军界和地方领导的密切关系。中菲建交后，华人社会领袖们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如何保持他们在菲律宾政治、军事上的影响力，而是如何使菲律宾社会最终接纳他们。
他们新的活动计划中不再包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主要集中在帮助当地社区。
50年代末、60年代初，许多达古潘华人学生进入马尼拉的中正中学或有声望的菲律宾的大学和学院就读，学习各种专业课程，如医学、工程学、法律和建筑学。这些已归化为菲律宾人的孩子获准参加政府举办的考试。华人子女弃商从事其他专业的另一个原因是零售业国有化法的颁布，这项法案限制只有菲律宾公民才能从事零售业。
华人青年进入菲律宾的大学、学院学习，也改变了班诗兰中华商会的外貌和口头攻击。他们不再局限于为国民党做宣传工作和培养菲律宾人精英的善意，他们受过大学教育的孩子们说服他们的父辈从事社区服务和社会工作。其结果是班诗兰中华商会发动募捐活动，在班诗兰全境为菲律宾人修建学校。从1965至1995年的30年间，他们共修建了177所小学、中学。菲律宾的政治领袖和官僚看到班诗兰中华商会计划的转移之后，告诉他们的国会要将华人视为他们的兄弟姐妹。
20世纪60、70年代社交活动模式的变化，不仅发生在达古潘华人孩子和他们的菲律宾同学中间，而且也发生在他们的父母中间，他们允许孩子们带菲律宾朋友来家中做客，在许多情况下也同他们的菲律宾父母交往。
到了70年代中期，很多第三、四代华人已不再认同中国为他们的祖国。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如共济会、熊猫会和达古潘消防志愿队等。与他们父辈的政治组织相比较，这些组织更适合他们的兴趣。他们最近关心的是消防志愿队。确实与他们父辈的组织比较起来，第三、四代华人的组织更注意如何与当地社会的联系，他们更少注意与菲律宾人在种族和文化上的区别，而是“如何为国家作出贡献”。也许这有点自以为是，但这至少说明了他们的心的位置是正确的。
无论如何，第三、四代华人还保持着与他们父母的传统联系。他们还遵循出生、死亡、订婚和结婚的传统仪式。如今的达古潘华人葬礼更多的表现出华人传统与基督教融合的特点。正如亲密的菲律宾人基督教朋友理解华人订婚和结婚仪式的意义，他们的华人伙伴也理解基督教的结婚仪式。也有一些华人青年仍然举行纯中国式的婚礼，但这主要是为了取悦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对于他们来说，并不了解这些仪式的意义。
根据学校的一项调查显示，约95%的第三、四代达古潘华人仍会说他们的母语福建话，只有30%会读写普通话。但他们几乎都能很流利地讲班诗兰话、英语和一点伊洛卡诺话及菲律宾语。80%华人学生的父母或祖父母安葬在达古潘的华人公墓。
多数第三、四代华人不认为他们在中国有前途。他们也不愿意回到和住在中国。但很多人对中国有深刻的印象。那些曾在最近访问过中国的华人相信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经济强国之一。而那些第一、二代华人，他们现在大多数60多岁，仍抱有落叶归根的想法，即回国和死葬在中国。
多数达古潘华人认为当地政治家，从国会议员到省长、副省长、城市官员、村镇官员、官僚、警察和军人都很“友好、合作和乐于助人”。
他们也清楚在这些官员中也有不好的分子，但人数很少。
当问及第三、四代华人他们是否会贿赂当地菲律宾官员时，几乎所有人都回答“不”，并声称几乎不会有例外情况。但他们又表示愿意在经济困难时帮助官员和其他政府职员。
几个第三、四代华人在被问及作为菲律宾人的感受时，他们这样回答我“当我回家后，我是一个中国人，当我走出家门后，我又是一个菲律宾人。”
大多达古潘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和成功的华商相信菲律宾多数人并不歧视华人，歧视华人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例如，他们并不认为猖獗地对华人的绑架是对华人歧视的一种表现。他们同意相对于大马尼拉和菲律宾其他地方的其他外来居民，华人更多的遭到绑架，“但这是因为华人更容易被犯罪分子捕获。”他们指出有些绑架集团中就有中国人、香港人和台湾人。
老一代华人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们相信：
- 这表现了在许多菲律宾人中间仍存在对华人的歧视；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能影响菲律宾政府去阻止及其他直接对华人采取的伤害行动。
- 华人习惯于花钱消灾，这也纵容了绑架行为。一句话他们永远为他们在菲律宾的安全付出代价。
而绑架者恰好利用了这种态度。然而达古潘的老年和年轻华人都认为绑架、银行抢劫和其他犯罪形式，是国家领导人缺乏政治意志的结果，而不是针对华人的歧视。
达古潘华人，特别是第二、三、四代华人最欢迎的最近发展是菲律宾华人开始涉足大众传媒业。他们感到现在是向菲律宾社会适当展示华人的地位和作用的时候了。
一位老华人告诉我，现在在达古潘华人社区中有两种主导观点。第一种，主要是第一、二代华人，认为“落叶归根”；而第二种观点，为大多数第三、四代华人支持，认为他们要“落地生根”。
这些陈述使我们看透达古潘华人中间对他们与中国、菲律宾关系认识的代际差异。老一代华人还认为自己应该“落叶归根”，回到中国；年轻的一代则认为他们应该落地生根于新土地即菲律宾。
从一开始，菲律宾华人，特别是达古潘华人，就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历史。他们被两届殖民政府视为单独的一个群体，不被允许融入菲律宾社会，于是他们只有两种选择，或者融入菲律宾社会，完全丧失他们的华人特性，或者保留他们单独的中华文化而忍受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被剥夺任何政治权利。他们感觉到，要成为菲律宾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就必须放弃中国的传统。然而，第三、四代华人逐渐适应了菲律宾环境，与同龄菲律宾人具有许多共同的行为和观点。
班诗兰中华商会主席告诉我，第三、四代华人的前途在菲律宾。他们已经在菲律宾扎根，如果将他们连根拔起或突然移植它处，那将意味着死亡。也许班诗兰中华商会主席的话有些夸张，因为当问及华人如果遇到他们父辈或祖父辈的经历是否会为他们的安全付出代价时，他们坚决地回答说他们宁可到其他地方谋求发展，甚至必要时回到中国，而不愿为留在菲律宾做生意而付出代价。
花钱保平安是许多第三、四代华人十分厌恶的事情。他们对贿赂收买政府官员的行为十分恼火。这清楚地表明年轻一代华人在政治上已变得更成熟，比他们的父辈更懂得运用菲律宾的法律制度来保护自己。
华人来到菲律宾时带来的世界观和他们在菲律宾发现的世界观之间的对抗，在达古潘，也许在整个菲律宾华人的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菲律宾为第三、四代华人真正提供的新道路，就是首先改变他们的世界画像的最基本特点，以及他们与菲律宾人之间的差异。
华人在菲律宾的历史可说是中国文化认同感与菲律宾认同感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
年轻一代的达古潘华人，特别是那些上过大学的华人，认识到他们的文化认同问题也是菲律宾人面对的问题。因为他们也要面对经过西班牙和美国殖民统治后如何界定他们的文化认同问题。很多菲律宾人像华人一样也被迫在美国强有力的影响下破坏他们原有的文化认同。
历史环境、菲律宾政府对华人政策的改变、以及国际关系的综合因素，促使华人态度的迅速转变。从老一代的疏远感或隔离感，后来的一代适应或同化于菲律宾主流社会，虽然强度不同和在特殊情况下发生周期性的波动。加速这种转变的最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就是菲律宾独立及在贸易和商业实施的“菲律宾人第一”政策。零售贸易法只限菲律宾公民经营导致许多华人加入菲律宾国籍。它也迫使他们转而从事其他行业，从货物批发到制造和加工业。没有资本的华人则成为其他华人的雇工。那些加入菲律宾国籍的华人则可以从事以前禁止涉足的行业，如传媒业。
国际关系的变化也对达古潘华人转变对菲律宾人的态度和他们在菲律宾角色的变化产生了有力的影响。当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的公认的合法政府后，多数达古潘华人不愿认同共产党政权。很少有华人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而特别是当费尔迪南·马科斯总统简化归化过程时，他们转而选择菲律宾国籍。毫无疑问，同许多菲律宾人一样，华人对共产党持害怕和怀疑态度。还有，年轻的一代不同于他们的长辈，已经失却了与大陆亲戚和家族的联系，而与菲律宾华人和菲律宾人建立更多的联系。因此很多华人在向外人介绍时声称自己是班诗兰人或达古潘人，此种现象颇为普遍。年轻一代中间的最初认同感是基于共同的住处、采用菲律宾语言、在商业以外的各种社交场合与菲律宾人进行交往，它有助于他们乐意认同于他们的同省人民。
对生存的共同需要的认识和锻造新的文化认同以及如何应对现代世界的挑战成为左右新一代华人与菲律宾人未来关系的因素。
自然，还存在菲律宾人与华人之间彼此猜疑及相互阻碍彼此完全加入菲律宾社会。但有这种倾向的集团很少而且不可能赢得广泛的政治支持。这是因为菲律宾人与华人之间越来越难以区分，因为他们通常说话、穿衣和举止相同。那些仍抱有旧偏见的人在当今世界已没有容身之地。他们也意识到历史变化已使两者共同点增多，不同点减少。在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时期，甚至菲律宾人独处而没有什么特性，而华人被迫生活于边缘上，破坏他们的特性。
但在菲律宾独立和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以及菲律宾华人无法认同于中国新当局，华人与菲律宾人在共同的为生存和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而奋斗的过程中，引导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商业上联合起来，同时超越狭小眼界和偏见。
如何在现代化世界的挑战下求得生存和建设一个新国家成为支配新一代华人和菲律宾之间未来关系的共识。
在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同样历史现象，引导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领导人允许华人不受阻碍地自由经商。
[译自Teresita Ang See(Ed．)，the Ethnic Chinese As Filipinos(Part Ⅱ)，Philippine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Chinese Studies Journal，Vol 7，1997]
(林智聪 菲律宾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
参考资料：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