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

华人与日本列岛关系久远，为举世罕见。据考古学家研究，远在距今十万年前的冰河时代，日本列岛与欧亚大陆通过“陆桥”相连结，可能有大陆人为追赶动物，通过“陆桥”来到日本。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日本考古学上的绳纹时代末期与弥生时代初期，估计有大陆移民经过朝鲜半岛南部，来到日本，把中国的铁器、青铜器文化和水稻农耕文化传到日本，从九州北部逐步向本州岛及其东北方向传播。大约到公元300年左右，及于本州全岛。这促进了日本列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阶级分化。到弥生时代中期后半，即公元前后，在北部九州等西日本一带形成若干部落小国。其中，倭奴国曾与东汉王朝建立朝贡关系。

4世纪中叶，大和朝廷大体上统一日本列岛。此后，有几批大陆移民来到日本。中国远自周秦以来，就有不少汉人因避战乱流入朝鲜半岛。至西晋末年，北方各族起兵反晋，迫使一些汉人经辽东、辽西逃亡朝鲜。而当时高句丽与百济、新罗争战。战争中，流落朝鲜的华人，连同过去秦汉末年逃亡来朝鲜的华人后裔，一起越海来到日本(其中，也有倭人用武力从朝鲜半岛掠去者)。4世纪末、5世纪初，有“秦氏”、“汉氏”各率其族来日本。5世纪中叶，大和朝廷遣人“迎接”在百济的擅长手工技术的“新汉人”来日本。他们先后把养蚕制丝、营造灌溉土木工程、锻冶铁器、制造武器及各种器具等手工业技艺传来日本。同时，通过百济，把汉字、儒家经典、佛教等介绍到日本。这些来日的大陆移民，在大和朝廷的财政、文书、出使、朝廷政事等诸多方面发挥作用。

隋唐时期，日本朝廷派出遣隋、遣唐使直接吸收中国文化。其中，大陆移民的后裔起很大作用。遣隋使中，华人后裔多担任翻译，而随同遣隋使一同来华的留学生、学问僧中，也多为华人后裔。其中，例如高向玄理、僧旻等，在隋唐之交，滞华二三十年之久，深谙中国文物制度。他们在唐初归国后，在645年的大化革新事件后建立的大化新政权中，曾被任命为“国博士”，帮助新政权学习唐制，建立日本的官制(二官八省制)、土地制度(班田收授法)、赋税制度(租、庸、调)等，为建立律令制国家制度，做出积极贡献。在唐代，日本还曾聘请中国的高僧去日本(例如鉴真)，并派日本学问僧(其中有些人为华人后裔)来唐，把唐代的佛教各主要宗派引进日本，奠定日本佛教的基础。与其同时，汉族移民还积极在文学、儒学、医药、工艺、绘画、音乐、雕刻、科技、建筑等部门引进唐的先进成果，形成中国文化全面输入日本的高潮。

在两宋时期，中国民间商人赴日贸易者日增，逐步在九州的博多(今福冈)一带定居，与来日的工匠、医生等形成一个华侨社会。在贸易中，宋商向日本运去中国一些特产品，包括一些生活用品与医药，丰富日本人民的生活。宋商还把一些中国书籍，例如《太平御览》、《白氏文集》等运到日本，这有助于日本文化学术的进步。侨居日本的佛像雕刻师陈和卿等，对修造东大寺起重大作用。从南宋中后期起，南宋禅僧兰溪道隆等，应日本鎌仓幕府的邀请，去日本传播禅宗。当元军侵略日本时，无学祖元等去日的禅僧曾积极鼓舞幕府掌权者进行抵抗。元代，又有一山一宁等禅僧去日本。由此，使禅宗深深植入当时日本的统治阶级——主要是武士阶级心中，成为武士阶级的精神支柱。并对此后日本社会精神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元末明初，倭寇侵掠中国沿海。有些沿海人主动从倭，或被倭掳去日本为奴。这些人去日本定居后，在后来的日明官方朝贡贸易(即“勘合贸易”)中往往担任翻译，起中介作用。明末，为反对清军入侵，一些明末志士去日本乞师，后来往往定居日本，其中著名者，例如朱舜水。他是明末大儒，多次去日本进行反清复明活动。1659年最后定居日本。他宣扬尊王、正名分的思想，对水户藩撰修《大日本史》的事业，在思想上有所影响。还有僧人隐元隆琦，应邀去日，把福建黄檗山的禅宗传到日本，正式建立黄檗宗；同时还传播明代的禅法与文化。

自16世纪中叶，勘合贸易停止后，中国私商崛起，大力经营去日本的贸易。1639年，日本建立锁国制度，但允许中国商船集中于长崎港进出。由于中国商民的聚居，1688年，日方允许长崎建立唐人街，以为华侨居住的生活区。其中居住的，首先是中国商人。据统计，由1688至1840年约150年间，共有3940只中国商船来日本，在长崎滞留的华人近1万人，约占长崎总人口6万人的1／6，比重相当大。清廷支持商人来日，虽主要目的为购铜，以应国内制钱之需。但他们输入日本各界所需要的中国特产，如丝织品、陶瓷、漆器、中药、古玩字画、图书等，对日本的社会文化、习俗，都有不少影响。除中国商人外，另一部分人是明末清初以来到日本的反清义士，及其后陆续来日的画家、医生、乐手等一批文化人阶层。其中，有郑成功、陈元赟、伊孚九、高玄岱等。第三，为侨居日本的中国高僧。除上述的隐元之外，还有逸然性融、独立性易、大眉性善、木庵性瑫、即非如一、心越兴俦等。他们来日后，主要担任长崎“唐三寺”(即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分别由南京、漳州、福州商人创办)的住持。除佛法外，由于他们还擅长建筑、雕刻、书法、绘画、篆刻、音乐、医药等，于是在这些领域对日本文化也产生相当的影响。

1871年，清朝与日本政府订立第一个近代条约——“中日修好条规”。依据它，日本允许中国商人除长崎外，也可在横滨、大阪、新泻、箱馆、神户等地居住。于是华商多由长崎向他地转移，造成不少华人除长崎外，又分别聚居于横滨、神户、大阪等地的局面。其中主要以来自福建、广东的华商居多。当时旅日华商的贸易活动，在各国外商中占有重要地位。另外，当时虽然清朝已败给英法列强，但由于历史原因，日本迄至甲午战前仍视清为文化大国。明治政府在聘请外籍专家时，也曾聘请中国的技术人员、掌握先进工艺的技术工人、农民，从事工农业的开发。因而华人对日本开放城市的早期开发和明治前期日本经济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每逢中国士人翘楚来日，日本文化人纷纷前去请教诗文，互相唱和，几至“户外屐满”。再者，中国商人每次来日贸易，总要向日本政府提供有关中国的消息，例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动态。这些消息，对日本吸取中国的经验教训，未雨绸缪，避免踏上中国同样的覆辙，起前车之鉴的作用。

甲午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之间的地位。它既凸现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变革成果，也暴露清帝国固步自封造成的腐败无能。在文化上开始中国向日本学习的新阶段。1896年，中国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由于距离近、费用省，同用汉字等原因，留日学生人数迅速上升，到1906年左右，几达八千－一万人左右。他们不仅学近代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知识，也学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不仅学日本，也通过日本学西方，为中国在较快时间内输入西方新知识新思潮打开一扇窗户。留学生们还通过他们的种类繁多的出版物和大量译著，对这些新知识广为介绍，推动国内社会思潮的变革，也为20世纪中国培养一批新人才。华人与留日学生的政治倾向，也在不断变革中前进。19世纪90年代后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痛感甲午战败的惨痛教训，主张以明治维新为榜样，效法日本，走君主立宪，变法维新的道路。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亡命日本，使日本华侨及留学生多倾向于君主立宪。进入20世纪，在义和团之后的二三年间，留学生渐倾向于反清革命。1905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华侨与留学生成为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准备辛亥革命的群众基础与后方基地。辛亥革命后，他们又积极参加护国反袁和五四运动。

日本自从甲午战争后，由于工业及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开始了初期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各种思想倾向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显露头角。1904年，《共产党宣言》日译本在日本出版。受其影响，1907－1908年，留日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办的《天义报》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中文译文。这证明，马克思主义最早是通过日本传播过来的。在20世纪20年代，留日学生中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例如，李达，在1913－1920年间两次到日本留学，在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发表一些译著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20－3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力量蓬勃发展，涌现出河上肇、山川均及其所写的一系列著作。这使得中国留日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多、更正确的理解。

在文学方面，20世纪20－30年代，由于阶级矛盾尖锐化，左翼力量的抬头，中国留日学人除了继续翻译资产阶级各流派的作品之外，还把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的作品和藏原惟人的理论性著作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这对于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起重要作用。反过来，30年代蓬勃开展的，以左翼作家联盟为中心，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运动，以其反帝反封建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对日本进步文化界给予巨大的鼓舞。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步步扩大对华侵略。每次事变之后，都有大批旅日华侨和留日学生返回祖国，与国内人民一起，担起救亡图存的重任。留下的华侨，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高压统治下，苦苦挣扎。

抗战胜利后，华侨作为战胜国侨民，生活境遇有一定的改善，华侨经济有较快恢复。华侨社团也逐步恢复活动。新中国成立后，进步华侨团结在新中国周围，为促进中日人民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作出许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