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华侨华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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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纪90年代,欧洲人鉴于印度移民大批到来便发起反亚洲移民的运动,歧视亚洲商人,吊销中国商人的营业执照,以“摆脱亚洲祸害”。1903年南非当局号召大批未办合法手续进入德兰士瓦的亚洲人自愿进行登记,但登记时要求在身份证上留下指纹。此举激怒亚洲人,因此系刑警对罪犯的要求。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绝大多数亚洲人进行消极抵抗,不去登记。对亚洲人的抵制,南非当局进行报复性惩罚,规定亚洲人只能在专门建立的“巴刹”(bazaar市场)上做生意并只能在指定亚洲人居住的地区居留。1904年开普制订排华法案,全面禁止中国人进入该殖民地。那些已经在开普的中国人必须随身携带许可证,以随时接受检验。在德兰士瓦,所有亚洲人必须缴纳特别登记费才能获准居留。从1904年6月起大批契约华人矿工陆续到达南非。到1906年11月,总人数达63296人,为非专业矿工的35.46%。这些契约华工受到的待遇和奴隶毫无二致。契约规定,契约华工应在划定的居住区内度过5年工期。每个门口都有哨兵把守,还有两道铁板栅栏(上面安装几米宽的铁丝网)把契约华工与外界隔绝。半个月仅准契约华工外出48小时而且活动范围不得超过3英里(4.8公里)。契约华工的住处拥挤不堪。睡的是水泥做的架子床。稍有违章行为便遭到鞭打。这种非人生活迫使华工拒绝出工、暴动和冒险潜逃。至1905年6月,潜逃者达1700人。1907年7月1日起,南非当局执行亚洲人登记法。此法规定,每个年满8岁的亚洲人必须进行登记并接受严格的人体鉴定(如留下10个手指的指纹)。人数众多的印度侨民首先作出反应。他们在南非印度人协会书记甘地(即后来的印度圣雄甘地)的领导下奋起抵制,决定:宁可坐牢,也不登记。中国侨民决心同印度侨民并肩斗争,成立华人协会以统一行动并推选广东人俱乐部主任梁佐钧(Leung Quinn)出任协会主席。为了粉碎亚洲人的抵抗,南非当局逮捕、流放中国、印度侨民的领导人。梁佐钧不止一次被监禁并曾和其他25名华侨被流放到锡兰(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南非当局后来采取与印度侨民妥协而集中力量打击华侨的策略,陆续释放参加消极抵抗的印度侨民,而继续囚禁华侨。甘地出面干预,1911年4月梁佐钧获释,其他华侨亦随后获释。华侨获得与印度侨民同等待遇。4月17日华侨社会正式结束消极抵抗运动。在长期斗争中梁佐钧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以后便未再主持华人协会的工作。

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后,便制订法律限制亚洲人入境:只有已在南非定居的亚洲人的妻室、子女才准入境。1950年种族隔离法把联邦居民分为4等:白入、混血人、黑人、亚洲人;勒令不同种族的人要住在不同的居住区。南非联邦政府实行反共政策,于50年代初禁止中国人入境,也不准南非的华侨华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任何联系。60-70年代,种族隔离政策迫使大批受过教育的华侨华人离开南非。80-90年代,南非移民限制放松,华人与白人的地位相似,移民南非的中国人逐渐增多,他们主要来自台湾和香港。中国大陆也有不少人通过各种途径(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到达南非。[1][2]

参考资料

  1. 李卓凡著:《西印度华侨史》(法文本),1981年。
  2. (香港)《快报》,1994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