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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新加坡、槟榔屿华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总罢工。从19世纪50年代起，英属海峡殖民地政府开始加强对华侨的直接统治，于1856年先后颁布《警察法令》(Police Act)和《管理法令》(Conservancy Act)，管制华人社会的集会、游行、出殡、表演、斋醮等活动。此种限制华人社会自由活动的举措，激起华侨的广泛不满，遂先后导致新加坡华侨总罢工(1857年1月2日)和槟榔屿华侨总罢工(同年3月2日)，抗议上述两项法令。新、槟两地总罢工时，商店关闭，码头停顿，全市陷于瘫痪。3月14日，槟榔屿华工与警察发生冲突，华工用石头和木棍抗击前来拆戏台的警察。次日，槟榔屿全市所有商店罢市。英国殖民当局被迫同意部分修改《警察法令》。

1872年10月19日，新加坡华侨也举行罢市、罢工。500名华人小商贩为抗议《管理法令》走上街头，用石头袭击英国警察、殖民官员住宅和华侨富商胡璇泽(即胡亚基，1816－1880)的面包厂。全市全部市场、商店和摊档均停止营业。

1876年，英国殖民政府设立华人邮政分局(Chinese Sub-Post Office)，以管制华侨的信汇兑业务。它规定所有经营民信汇兑的钱庄银号，将全部信汇贴上“印花”，通过华人邮政分局发出。华侨寄汇款回乡除了交汇款费用之外，还须付印花税。此举迅即引起华侨强烈不满。12月3日，义安公司等华侨帮会发出通告，号召其会员予以抵制反对。12月15日，华侨愤怒地捣毁华人邮政分局，并袭击若干警察局。英国殖民当局采用暴力镇压华侨的反抗活动，有4名华侨惨遭杀害。新加坡华侨的罢市活动，持续数日之久。

尽管遭到华侨社会的激烈反对，但英国殖民政府并未放松对华侨的直接管制。1877年6月1日，颁布《华人移民法令》(Chinese Immigrants Ordinance)，并在新加坡设立华民护卫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并委任毕麒麟(W．Pickering)为首任华民护司(Protector of Chinese)。华民护卫司上任后，加强对华侨的直接管制，并着手整顿劳工经纪人和“猪仔馆”，增加对华工的输入，以满足马来亚生产的劳动力需求，还颁布《拐诱法令》(Crimping Ordinance)增加保卫雇主的条文，诸如违反劳工契约、怠工、罢工、逃走等等的惩罚。<ref>林水檺、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吉隆坡，1998年。</ref><ref>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吉隆坡，1984年。</ref><ref>林远辉、张应龙著：《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广州，1991年。</ref>

参考资料<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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