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概述

华侨华人研究在20世纪曾四次引起学术界的兴趣，这均与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发展有密切关系。20世纪初，由于1904－1910年英国在南非引进契约华工开采金矿及美、澳等国的排华运动，华工的待遇、引进华工对本地的影响及定居国的移民政策等问题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劳动力奇缺，大批华工涌入欧洲。他们的地位、相关的国际法问题以及中国政府的相应政策又一次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亚非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国际政治学领域(以美国学者为主)兴起了对各国少数民族的研究热。华人存在于世界各地这一事实、“冷战”气候以及1950－60年代东南亚国家的“排华”现象更引起了世人关注，华侨问题又一次引起学者的重视。从1980年代起，中国经济的崛起成为一大奇迹，海外华人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华侨华人研究再次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

1992年在洛杉矶成立的“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ISSCO)标志着华侨华人研究者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国际性学术组织。随后于1994年在香港、1998年在马尼拉和2001年在台北召开的国际研讨会对华侨华人的历史、文化、移民、侨乡、教育、新移民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除以上由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主办的会议外，世界各地还就华侨华人研究举办了其他类型的研讨会，举其要者，如台湾(1996)、厦门(1996)、巴黎(1997)、南京(1997)、晋江(1998)、上海(1999)、广州(1999)、莱顿大学(1999)、古巴(2000)、暨南大学(2000)、新加坡(2001)及美国一些大学主办的学术研讨会均大大推动了华侨华人研究的发展。

中国学术界对华侨华人问题的关注始于清末，民国时期有盛有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侨研究开始虽然处于半公开的状态，但由于一些老学者的努力，各方面工作仍在积极开展，如人才培养、资料整理、侨乡调查、外论翻译等。这些工作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于极左思想的干扰，华侨研究从1960年代后期起曾受到影响，并一度处于停顿状态。1978年以后，华侨华人研究重新开始，短短二十余年，华侨华人研究得以长足发展。本文将对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概述，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明清时期、1911－1949年和1949年至今(1949年以后主要涉及大陆地区)。

明清的典籍、游记与华人笔记

中国人移民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已有相当历史，自秦汉到唐宋，由行商到住商，加上元明逃避战祸的难民，构成了早期华侨的主体。明代的中国典籍(正史和游记)对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多有记载。《明史·外国卷》记载华人逐渐深入菲律宾内地定居，“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明代曾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和巩珍回国后分别写成《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详细具体地描述了爪哇岛北部、苏门答腊南部和加里曼丹西部等沿海地区中国移民村落的生活情况。华人在当地已有一定势力，并在不同程度同化于当地社会。明代福建漳州人张燮的《东西洋考》记载了17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对侨居马尼拉的华人进行的一次大屠杀以及华人与菲律宾人民共同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英勇斗争。姚楠先生认为这是我国关于西方殖民者迫害海外华人的最早记录之一。

到清代，关于海外华人的记载更多，包括船员的口述和游者的记录，还有外交官员的笔记。由谢清高口述、杨炳南(一说吴兰修)笔录的《海录》(后由冯承钧作注，名《海录注》)较为著名。谢清高(1765－1821)为嘉应州(今广东梅县)金盘堡人。18岁时即随外轮出洋，在海上共14载，遍游从越南到西北沿海一带地区，31岁时双目失明。《海录》较详细地记载了18世纪后期华人在上述地区的垦殖、采矿、商业活动。王大海的《海岛逸志》(约1791)较详细记述了爪哇地区华人的生活风尚。王大海为福建龙溪(今龙海)人，1783年到爪哇，侨居多年，游踪几遍其北岸诸港。书中所记皆为作者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因此，《海岛逸志》成为研究东南亚华侨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陈洪照(1710－1773)的《吧游纪略》是一部描述18世纪中叶南海交通、印度尼西亚(爪哇)及华侨的中文著作。约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主要介绍了南洋一带的交通、疆域、印度尼西亚的气候、贸易、人物和风土人情，从而对研究清初南海交通史、华侨史及当时印度尼西亚史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遗憾的是，此书至今未见原本，惟在朱仕玠著《小琉球漫志》中，多处摘引该书原文，近3000字。此外，香港陈佳荣曾著《陈洪照〈吧游纪略〉》，对该书进行研究。就侨居地而言，也有一些华人的记录。最早一本由华侨记载华侨自身活动的专书是关于印尼吧城(今雅加达)的《开吧历代史记》。它以编年体例详细记载了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到乾隆六十年(1795)爪哇华侨的重要活动。还有一本题为《兰芳公司历代年册》的专书，记载了18世纪中叶华人罗芳伯等在西加里曼丹开发金矿、建立行政组织的活动以及他们与荷兰殖民者抗争的事迹。

晚清政府曾派遣一些外交官出外任职或出国访问，他们的笔记真实地记录了途中所见海外华侨的情况。同治五年(1866)，张德彝奉命游历外国，途经东南亚一带，回国后写成的《航海述奇》记录了越南、新加坡等地旅居华人的情况，文中提到一些华人商栈酒楼如“宏泰昌”、“胜芳楼”、“醉香楼”等，在安南时“乘小舟回船时，月色朦胧，轻舟飘荡，清风徐徐，水虫唧唧。两岸华人，哗拳饮酒，打鼓吹笛，土人高歌，鸡人击柝，宛若故乡。”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中也有关于东南亚华侨的记述。在槟榔屿，“居民十四万，闽广人十万有奇。”(此数与他人记载有出入)志刚的《初使泰西记》中提到加利福尼亚的华侨约有8万到10万，“其中在旧金山居住的大约为一万五千到二万人，他们有些人在这儿已建立了重要的商号，名声极好。人们赞扬他们的诚实、智慧和学习欧美经商方法的敏捷。他们进口丝、茶和古董。”薛福成在出使日记中则记载了华侨华工在澳洲的情况。此外，刘锡鸿、曾纪泽、蔡钧、张荫桓等晚清职业外交官对东南亚、日本等地的华侨生活均有描述。这些游记的特点是真实，但对所记资料选择性较强。

19世纪后半期，中国开始对英属殖民地和美国输出契约华工。当时，美、英、法、西等国的代理商以香港为基地，在华南沿海地区散发传单和图片，诱骗中国人去国外当苦力。1847年即有华工被“招请”赴美国。与此同时，一批靠欺骗拐卖为生的无耻之徒也应运而生。他们以各种手段拐卖人口出洋。同治十二年(1873)，《申报》发表题为“戒拐贩人口出洋论”的社论，嘱平民提高警惕，“业贾操农，勿作希冀之幻想，”安分守己；对“居心奸险，立志凶狠，惟知益己，射利归囊，专以贩人出洋为业”的“猪仔头”提出谴责。

由于国内外舆论对在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做工的华工的境况颇有微词，清政府于同治十二年(1873)派出以陈兰彬为首的政府调查团，赴古巴调查契约华工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调查以提问的方式进行。为了解具体情况，调查团向华工提出各种问题共50个。这些问题包括华工来古巴前后的各个方面，如籍贯(古巴从何地招募华工?)，合同(他们是否签过合同?华工在合同中的位置?违约者如何处置?)以及婚姻、分布、健康、死亡等情况。接受调查的华工们的回答真实反映了华工在古巴的悲惨待遇，也充分体现了华工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奋力抗争的精神。陈兰彬的报告书《古巴华工口供册》现存国家图书馆(共四册)，其英文版于1993年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除此之外，真实记载古巴华工的另一重要史料是谭乾初的《古巴杂记》(光绪丁亥年)。他于1879年任清朝总领事出使古巴时记载了12万契约华工在古巴的惨状，“稍有违命，轻则拳打足踢，重则收禁施刑。或私逃隐匿则致之死地，或交官工所迫作苦工，或由官工所发售。”“各埠中，瞽目残疾华人丐食者甚众。”容闳在他的《西学东渐记》中也提到华工的悲惨境遇。

到清末，有的学者或任职于毗邻国家，或任教于东南亚地区，有机会接触当地华侨，对华侨问题渐生兴趣，他们对华侨的境况及当地风情已有进一步了解。李钟珏的《新加坡风土记》是一部关于东南亚华侨生活的早期记载。李钟珏(1853－1927)为清朝政府外交官员，曾任中国驻新加坡领事。1887年他赴新加坡游历两个月，后根据自己的观感写成《新加坡风土记》。该书主要记述新加坡地理特产、风俗习惯及人口，对英国在新加坡的统治制度亦有涉及。作者还记述了当时颇为盛行的苦力贸易(或“猪仔贸易”)和“猪花”(指被拐卖到南洋各地的中国妇女)以及英国殖民者诱惑华侨吸毒、赌博的情况。这部游记为研究英国统治时期的新加坡及当地华侨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该书由其谱弟江建霞收入《鹣阁丛书》中出版，后由商务印书馆收入《丛书集成》初编。

许寅辉的《客韩笔记》(1906)是清廷驻韩官员许寅辉在韩期间的见闻笔记。1893年，许寅辉应驻韩英使之聘，赴韩办理文案兼翻译。后因中日关系恶化，战争骤起，清朝官员回国。他一人驻韩，“爰节录是时事迹，而为笔记一卷”。此笔记起于甲午(1894)正月，止于乙未(1895)8月，“盖亦安不忘危之意云尔。”作者在书中叙述了旅韩华商的悲惨境遇及自己与陈德济致力保护华商生命财产的经过和一些华人在国难当头仍然寻欢作乐的行径，并真实记录了清军溃败后向华商寻求庇护却在得到初步安置后出外滋事的事实。1895年，作者因母亲病危离韩回国，回国途中经日本长崎、横滨、神户和东京等地时，仍细心观察当地华商情形。此书是研究19世纪末旅韩华商的重要资料。

在20世纪初，由于中外交往的频繁，信息量的增加，特别是契约华工在世界各地的悲惨遭遇引起了国人的注意。在各种报刊上出现了关于华侨华工的报道和介绍。创刊于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1902年1月)的《外交报》为旬刊，共出300期，停刊于1911年。该报的三个栏目中均有关于华侨的报道和资料，即“文牍”、“译文一类”和“交涉录要”。“文牍”一栏刊载各种官方文件和重要的法令、通告，其中既有关于华侨的法令，每期还有大量的译文，主要译自英、美、日等地的重要报刊。译文分为三类，“译文一类”主要是关于中外关系和各国对华政策方面的讨论，其中有不少关于华工的招募、待遇和政策的外论文章。大部分《外交报》还列出“交涉录要”一栏，其中又辟有“华工纪闻”或“华侨纪闻”的栏目，刊登各地有关华侨的情况。

此外，耶稣教会在上海成立的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以及由维新派创办的刊物如《新民丛报》、《清议报》、《时务报》和《知新报》等报刊也刊载关于华侨的报道。1899－1900年间檀香山华人聚居区多次被焚的事实、美国排挤和歧视旅美华工的情况、南洋华侨的境况及南非华侨的悲惨境遇在这些报刊上均有报道。有的文章已经提出了保侨护侨的问题。创刊于1904年的中国研究国际问题的重镇《东方杂志》刊登过一些较有分量的文章。在英国政府决定从中国引进契约工人以解决南非金矿劳工短缺问题以后，该杂志在第一卷的第7、8、10号均有2－3篇关于南非华侨的文章、文件或报道。此外，《东方杂志》还辟有“各埠华侨近闻”的专栏，报道各地华侨的情况(如奖励华商、侨民兴政、侨商自治、侨民尚武等)。在第四卷第10号(1907)刊登了华侨人口统计。这大概是最早公开报道的华侨人口统计数字。这些有关文件、通讯和报道既说明华侨问题已成为中国与外国政府交涉中的一个因素，同时也表现了国民对华侨问题的关注。然而，这一时期尚无对华侨问题的研究。

1880年，美国政府迫使清政府签订了限制华工的《北京条约》，为歧视迫害华工提供了法律依据。1904年，《北京条约》期满，美国政府再度要求续订，遭到美国华人的强烈反对，国内也奋起响应。在1905年发生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国内出版了一批关于反美华工禁约的著述，以文学著作为多。有关政论中最有影响的是梁启超的《记华工禁约》(1904)；同年6月，该文以单行本出版，改书名为《美国华工禁约记》。此外，流传较广的还有《广劝抵制美约说》(1905)、《中国抵制禁约记》(1905)、《美国华工禁约纪事》(1905)、《中美禁约全书》(1905)、《檀香山华工受虐记》(杭州白话报本)和支那自愤子的《同胞受虐记》(1905)等。

梁启超可以说是清末民初报道和关注华侨华人(包括留学生)问题的主要学者。他通过在日本出版发行的《新民丛报》刊登了不少关于华侨华人的研究文章、报告书和通讯。有的反映华侨华人在海外的悲惨遭遇，有的反映留学生在国外的艰难生活。当时，在国外的留学生时刻关注着国内局势，对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各种侵权举动十分留意。例如，光绪三十年(1904)，在日本东京留学的四川学生为川汉铁路事向全蜀父老致书，在美国的留学生就粤汉路权事致信国内，揭露西方列强的阴谋。梁启超本人也就华侨问题发表文章或政论，这些著述有相当部分后来收入他的文集(主要是各种版本的《饮冰室文集》)。《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光绪三十一年发表于《新民丛报》63期上，后以单行本出版)可以说是中国华侨研究的开始。作者介绍推崇的八大殖民伟人为三佛齐国王梁道明(明代，南海人)、三佛齐国王张琏(明代，广东饶平人)、婆罗国王某(明代，福建人)、爪哇顺塔国王某(广东潮州人)、暹罗国王郑昭(清代，广东潮州人)、戴燕国王吴元盛(清代，广东嘉应人)、昆甸国王罗大(清代，广东嘉应人)、英属海峡殖民地开辟者叶来(指叶亚来，1837－1885，广东嘉应人)、另附菲律宾寓侠潘和五(明代，福建人)。

这一著作的问世有三重意义。第一，它标志中国学者开始对华侨历史作用的认识，这是作者在认识世界历史的同时开始对中国自身历史的反思。此文也是中国华侨研究的首创之作。第二，作者从现代历史的角度出发，将华侨与开拓殖民联系起来。作者通过对哥伦布、利文斯敦等西方探险家的认识，认为中国的殖民者在毫无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殖民邻邦，远比西方殖民者伟大。第三，作者在论述八大伟人的同时，对殖民与国力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海事思想与国民元气关系密切，此其一。中国在今后的殖民活动中要充分利用粤闽两省的优势。殖民事业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此其二。“列强殖民，莫不以政府之力直接间接奖励之。”中国却反其道而行。政治能力与国际竞争关系密切，此其三。这实际上是梁启超历史哲学的阐发。作者有感而发，“八君子之见摈于中国历史，其毋乃即中国民族见摈于今日生存竞争界之表征也。吾述此，吾有余痛焉耳。”作者认为，“海以南百数十国，其民口之大部分，皆黄帝子孙。以地势论，以历史论，实天然我族之殖民地也。”“华侨殖民论”即自此始。

梁启超的《美国华工禁约记》(1904)是清末中国学者第一部涉及美国华人的著作。该书分为5章。第1章“其历史”对加利福尼亚华工的历史及美国政府有关华工的各种禁例进行了历史概述。第2章“禁例”对各种禁例进行了分析，其中包括1882－1903年期间的11项禁例的略表，对各种禁例的分类，华人之有入美权利者，华人入境之限制，对于游学者、商人、注册华工和外来籍华人及临时过境者等各种类型人员之苛禁。第3章“旅美华人人数统计”对美国各地华人进行了大致的统计。他通过采访当地华人老者，确定“南北战争之时(1860)，华人始有至者。”华人最多时约30余万人(1883)。1902年统计资料表明，美国共有华人128060人(不含菲律宾群岛，统计有误，应为128050人)，此数包括美国本部(98863人)、檀香山(25767人)、阿拉斯加(3116人)和海陆军所雇用者(340人)。其中西部十一省华人约67929人，占美国本部华人总数的2／3。

第4章为“美人排斥华人之论据”。当时美国人曾在纽约一家英文报刊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禁逐华人之原理”的文章，主张禁止华人入境，文中提出二十条理由。当年在耶鲁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张煜全将此文译出后在旧金山的华文报纸发表。梁氏将此文大致整理，并加上按语。禁止华人入境的理由大致可分为三类：经济因素(赚钱后寄回中国、与当地工人就业的关系等)、社会因素(道德水准、吸鸦片及社会治安等)和政治因素(可破坏美国民主制等)。在此章中，梁氏提出两点公允之论。一是华人必须改正陋习以适应当地风俗和道德水平；二是美国人中也有持不能禁华人者。第5章为“华人对于禁约之运动”，全文登录了当时全美华人为反对苛例而向中国政府部门提交的请愿书及其附件。这一请愿书曾由“美属百数十埠十余万人联名上递”，“沥诉苦况，以求政府官吏之助力”。此件共递交中国政府七个部门。本章还提到檀香山的华文报纸《新中国报》总撰述陈仪侃之建议：不可仰鼻息于政府，惟我民以自力抵制之。他提出可以抵制美货为武器，不用、不买、不运美货。此书最后还附有“美国现行工商部禁例新章”，计30页，61款。该书堪称中国学者对美国对华人移民政策较系统的阐述。

梁启超曾在北美游历多次，其海外游记对当地华人情况予以特别关注。《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是关于加拿大(特别是英属哥伦比亚省)华侨华人的著作。该报告书分为六个部分。他在前言中写道：“余去国以来，航海游白人殖民地者凡三次。”“此行目的，一以调查我黄族在海外者之情状，二以实察新大陆之政俗。”第一部分主要概述加拿大全境华侨华人的总数及其分布情况。第二部分分析了加拿大华人的职业，特别是从事渔业的华人，并与在加拿大从事渔业的日本侨民进行了大致的对比。加拿大对华人有各种限制，“限华人非已入英籍者不得采鱼。故虽以此区区之利权，亦不得与他族竞。”因此，日本人多从事采渔业，而华人在此多为制鱼。第三部分分析了英属哥伦比亚省华人从事的商业情况。他提及的两点表现出他细微的观察能力。一是华人的赌博习惯，开赌铺的有，赌博的更多，“几于无家不赌”，连日本人也参与进来。二是通过与日本人进行对比，他认为华人的经商能力极强。然而，“华人商务之天才，只能牟本国人之利，只能牟东方人之利。然与欧美人相遇则挫败，则有此天才而不知扩充故也。”第四部分专门论述了各地限制华工的法令。除英属哥伦比亚省限制华工的登岸税金外，他还介绍了美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即新西兰)等地对于入境限制华工的各种苛例。他认为大部分华工之所以在加拿大登陆，主要是将此作为跳板，以“偷过界以入美境也。”第五部分阐述了华人最早来此地的历史和华人儿童的入学情况。第六部分则是关于当地华人组织维新会(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的，作者特别对其选举及运作过程进行了介绍，认为“其所怀抱之政策，俨然与文明国之政党无异。此诚中国数千年所未有也。”

此外，他的海外游记《汗漫记》对檀香山的华侨情况进行了介绍。该地有华人约二万人左右，“而热心国事、好谈时局者，殆十而七八。风气之开，冠于海外各埠。”他还就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问题进行了各种报道和评论。他将留学生称之为“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并对留学生提出了“天职”问题。“人之天职，本平等也。然被社会之推崇愈高者，则其天职亦愈高，受国民之期望愈重者，则其天职亦愈重。”他对留学生寄予厚望，指出当今留学生之天职，“不徒在立国家政治之基础而已，而又当立社会道德之基础。诸君此之不任，而更望诸谁人也。”在其他文章中，梁启超对涉及留日中国学生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清朝末年华侨史研究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羲皇正胤(易本羲的笔名)所著《南洋华侨史略》(1910)。该文首先发表在东京出版的《民报》第25－26号。作者在南洋任教职期间，目睹华人后代对华文一字不通，颇有感触，“戊中疾剧，遄返扶桑，于病骨支离之际，勉辑是书，冀或有以表彰我侨南汉族千百年光荣悲惨之历史于天下……”该著作共分9章，分别论述了华侨南渡之起源及唐宋交通诸番之盛，宋遗臣亡命及元征爪哇之原因、明代远略及华侨之发达，郑成功独立台湾及漳泉惠潮人之逋逃、海禁、华荷血战及荷政府虐待华侨之原因，客人南渡与洪天王之关系，华侨之膨胀力，清政府现今笼络华侨之原因及结论。从各章标题即可以看出，作者意在对华侨移民海外作一历史的考察，以填补华侨历史研究之空白，引起国人对南洋华侨的认识。此著作文字虽然不多，但很有分量，在华侨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当时主张将“华侨移民”等同于“殖民”的观点或意见还可以从其他文章中看出，如《选报》第44期上刊登的“中国殖民之政略”反映了同样观点。

梁启超的“华侨殖民论”可以算是清朝末年华侨研究中出现的第一种关于华侨地位和历史作用的理论，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三点。首先，梁启超将文章的标题定为“殖民伟人”，说明他认为华人的移民是一种与西方近代殖民主义相同的现象。他不仅认为这种殖民事业合法合理，同时他认为中国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华侨殖民论”的核心。其次，他认为中国人的殖民事业是十分光荣的，能做到这一点的中国人都是伟人，是民族的骄傲。殖民事业与国力紧密相连，应得到政府的奖励和社会的支持。再次，不论是从人种上、地理位置上，抑或是从历史上而言，中国东南部诸邻邦均是中国天然的殖民地。因此，中国政府应该保护华侨的地位，承认在海外的华侨社会为中国的殖民地。20世纪初，晚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百孔千疮，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中国学人对满清已失去信心，面对西方大国蹂躏下的中国痛心疾首。“华侨殖民论”可以说是中国学者面对列强挑战时表现出来的一种民族主义意识，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上均不可取，但对民国时期研究华侨问题的一些学者(如胡绍南、易本羲、温雄飞、刘继宣和束世澂及李长傅等)有相当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明清关于华侨问题的著述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大部分著述为关于旅居国外的华侨的报道，包括华侨受歧视和虐待的情况，各国限制华侨的苛例，还有的涉及华侨的社会生活(如提倡办学等)。第二，这些报道大部分为随笔、游记、感想或杂记，或平铺直述，或夹杂个人的看法和意见，均为撰稿人对华侨问题的兴趣所致，是一种描述性的作品。除个别著述外，尚无客观的研究成果。第三，资料性强。正因为这些著述多为华侨本人、华侨调查员或外交人员所写，均为本人的亲身经历，这些报道为后来研究各国华侨和各国的华侨政策提供了资料。可以说，这种对华侨问题的兴趣与中国的国力和外国对华侨的政策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资料的选择性很强，掺杂的作者个人的偏见也颇为明显。第四，梁启超对华侨华人的重视和研究功不可没。他利用所办的《新民丛报》尽量报道海外侨胞的有关信息，对华侨所在各国的苛例进行揭露和评价，同时还对北美等地的华侨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他的热心既与一个关心中国国势和国民的近代知识分子先驱的敏锐观察力有关，同时也是在与西方列强碰撞的过程中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民族主义意识逐渐形成的表现。“华侨殖民论”是这种民族主义意识的典型。

中华民国时期华侨研究的兴衰

由于华侨对民国的建立贡献卓著，民国时期的学者对华侨(主要是南洋，即东南亚地区)颇为重视。在民国初期，主要研究成果是发表在一些杂志上的文章。当时已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继续发表有关华侨的报道或文章，如1918年发表的“华工赴欧之实况”详细记载了华工的来源和待遇问题，还有“华侨调查记”(第九卷第3号)及“中国侨民之统数”(第十卷第12期)等都是较有参考价值的文章。1913年创办的《华侨杂志》成为中国第一家专门报道和研究华侨问题的期刊，这是华侨联合会的会刊。由于华侨联合会是民国政府正式承认的海外华侨与国内联络的总机关，该刊以联络华侨、为华侨谋利益为宗旨，论述政府的华侨政策，发表有关移民事务、华侨状况和侨事问题方面的论文。对华侨问题感兴趣的学者有了一个发表意见的园地。

从民国建立到1920年代末，已有数十种关于华侨的书籍出版(根据何汉文的统计为45种，但他的统计很不完整)，其中除个别是由华侨在当地出版的(如沈铁崖的《荷领东印度史》、荷属华侨学务总会编的《荷印华侨教育鉴》等)著作或个别是非卖品(如《侨魂》、《荷属华侨废约运动》等)外，绝大部分是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三家出版，且主要是关于东南亚华侨的，描述编译为多，研究分析较少。较有分量的如薛平山的《华侨与革命》(1926)、张相时的《华侨中心之南洋》(上、下，1927)、瞿世英编《华侨与平民教育》(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8)、胡炳熊《南洋华侨殖民伟人传》(1928)、郭韶九的《南洋华侨血泪史》(1929)等。温雄飞的《南洋华侨通史》(1929)可以说是1920年代对南洋华侨历史研究的综合。此外，还有暨南大学刘士木的《南洋概况》、李长傅的《华侨》和《南洋华侨移殖史》等著作。

这一期间，《东方杂志》发表了数篇影响较大的研究文章。1921年11月－1922年2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九国会议讨论限制军备及太平洋和远东问题。会议召开前夕，《东方杂志》发表了《侨务旬刊》创办人何海鸣的文章“太平洋会议保侨案提出之旨趣与华侨之觉醒”，对会议与华侨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华侨在侨居国应享受平等待遇的保侨方案。随后，该刊又刊登了李长傅的“中国殖民南洋小史”，考察了华侨移民东南亚的历史。他的另一篇论文“世界的华侨”(1933)综合了外国学者的资料，探讨了华侨在各地的历史、分布及境况，是一篇较早的综合性研究论文。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已经开始注意翻译国外关于华侨的重要著作。刘士木翻译了《移民政策》一书；美国学者宓享利《海外华人的地位及其保护》和中文版也于1928年以《华侨志》为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日本学者长野朗于1928年在参考了李长傅所著《华侨》和宓享利的著作的基础上写成了《支那民族之海外发展》一书，较详尽地论及华人移民世界各地的情况。该书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国人的注意。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尔后在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获政治学硕士的黄朝琴立即将其翻译出版，书名改为《中华民族之海外发展》(1929)。此书于1983年由台湾的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作为《南洋研究史料丛刊第六集》重印出版。

1930年代是华侨研究的一个高峰期。1929年成立的侨务委员会对方兴未艾的华侨研究无疑是一个推动。一批研究成果相继出版，如商务印书馆的《南洋华侨》(1930)、张敬熙的《华侨问题之研究》(1931)、鲍明铃的《在外华侨之地位》(1932)、王云五、李圣合编的《南洋华侨》(1933)、王闢尘的《各国待遇华侨苛例概要》(1933)、中华书局的刘士木和徐之圭合著《华侨概观》(1935)、刘伯周编《海外华侨发展史概论》(1935)、朱华雨的《华侨社会生活与教育》(1936)、陈直夫的《澳洲及旅澳华侨》(1937)、薛典曾的《保护侨民论》(1937)等。

1931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何汉文著《华侨概况》是对以前的研究成果的重要综合，主要对“华侨之状况”、“华侨之问题”及“中国与华侨”等三个问题进行了论述。在“华侨之状况”和“华侨之问题”两章中，作者对欧洲各国、南非、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西印度群岛、澳洲及南洋各地的华侨概况和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歧视和排华)进行了探讨。作者在结论中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实无必要向海外发展，但中国的政治变化促使国人移民海外；华侨与中国未来产业的关系密切，在资本、人才及中国发展后对南洋地区的影响都与华侨有直接的关系。此书的附录相当全面，共分三类：一为政府关于华侨问题的各种文件(如“请确定整理任务方案案”、“华侨登记规则”等)共10种；二为有关华侨机构或华侨人口的各种统计表格(如“驻各国中国使领馆一览表”、“华侨所在地鸦片专卖统计表”和各地华侨人数统计)共11种；三为研究华侨问题的各种资料目录(“华侨杂志月刊一览表”、“南洋华侨日报一览表”和“关于华侨书籍一览表”)3种。

1930年代对华侨的研究已开始从描述性进入理论性探讨。“华侨”的定义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当时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华侨殖民论”。自梁启超的“华侨殖民论”出现后，一些中国学者表示赞同，在著作的标题或著述中均采用“殖民”或“拓殖”的说法。《南洋华侨殖民伟人传》、《殖民》等著作和亚侠的“中国海外殖民伟人传”(《地学杂志》，1913)从标题名即可看出作者对华侨定义的理解。上面提到的何汉文的《华侨概况》一书也深受“华侨殖民论”的影响。作者认为南洋虽然在政治上是英、荷、法国的殖民地，但由于华侨在经济上已有深厚的基础，“他们在今日已有牢不可破之基础，可以说在政治上虽有英领荷领法领之属国地，但从实际的经济上说，则可称为‘中国人之南洋’……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讲实利主义的民族，政治的侵略，是决不讲求，他们的侵略，是经济的，但是也是最下层，最深刻的一种侵略；使人在表面很少注意，最难对付。”

第二种观点是刘士木与徐之圭所著《华侨概观》(1935)中给“华侨”下的定义：“华侨云者，系由移殖当时为中国之领土地域而移殖于外国领土之中国人或其子孙之居留于外国领土者也，但其国籍之如何，则在所不问也。”这一定义的缺陷是避开了关于华侨身份的最关键的问题——国籍问题，因此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第三种观点是法学家丘汉平的“华侨即移民”的观点。《华侨问题》(1936)是丘汉平撰述的著作，为商务印书馆“现代问题丛书”中的一本。丘汉平对“华侨殖民论”持批评态度，同时对刘士木等人避开国籍问题而就事论事的“华侨者，华侨也”的观点也不赞同。《华侨问题》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几点。作者认为华侨的身份问题必须根据法律来解决，并坚持根据中国的《国籍法》对“华侨”作出了以下定义：“凡是中国人移殖或侨居于外国领域而并未丧失中国国籍的，叫做‘华侨’。”据此，他分析了与这一定义相关的三个因素：中国人移住或侨居外国领域、外国领域与中国领域的区别、并未丧失中国国籍。这一定义可以说是在众说纷纭的学术界为“华侨”正名。

《华侨问题》一书虽然篇幅不长，但其学术价值却相当重要，对华侨的地位问题(如国籍、政治、待遇和保护等问题)和生活问题(如文化教育、社会、经济、团体及失业等问题)分别进行了探讨。作者阐述了另外几个理论问题。第一，他分析了“殖民”与“移民”的区别。“‘殖民’是指本国人民移植到国外的地方，具有永久居住的意思，而仍与本国政治发生关系。这种移殖，不外是拓广本国的领土以为解决民族生活为必要的条件，所以是‘拓殖’(colonization)。人民到此等地方去求生存的，便是‘殖民’(colonist，colonizer)，如英国之拓殖澳洲是。”他认为，殖民的条件有两个，其一，其所居住或开发地方是荒地，或未开发地，即未经各国占领过的。其二，向外移殖的人民含有团体或政治意味。“移民”则完全不同。它是指本国人民移往国外系以谋生为目的，而无久居的意思，对于移住的地方与本国不发生政治上的联系。移民大部分是私人行为，但也有团体组织的(如日本人移民巴西)，但此种团体移民应受居住国法律的约束。第二，作者就居留在英、美、荷、法等殖民地的华侨的国籍问题分别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各个殖民地不同的国籍法及对华侨的影响。这实际上相当于对各国的华侨华人政策进行分析，不仅在当时学术界颇为难得，同时对中国政府制定相应政策也极有帮助。第三，他还就中外(中美、中英、中法、中日、中秘、中墨)诸条约中涉及的侨民权利问题分国别进行了分析，这在当时的学界尚属初次。

李长傅是当时研究华侨问题的大家之一。他的《华侨》(1927)是中国最早关于华侨研究的著作之一。随后，他又先后发表了《南洋地理志》、《南洋华侨移殖史》、《菲律宾史》、《南洋华侨概况》、《南洋华侨史》、《南洋史纲要》等书，但其代表作应是1937年出版的《中国殖民史》。他在例言中指出，该书定名为《中国殖民史》，或《中国移殖民史》，这表明作者将“殖民”与“移民”等同，“所谓中国狭义的殖民实含有移民之性质，而移民亦含有狭义殖民之性质。”这一著作分为五章，在总论中探讨了殖民之意义、中国殖民之地理环境及中国殖民之动因，并将中国殖民分为四个时期：殖民初期、鼎盛时期、中西势力接触时代和欧人势力时期。其余四章重点研究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殖民活动。作者较重视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提出经济动因“当然为中国殖民之主要动因”，这是颇有见地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华侨殖民论”的代表作之一。李长傅在1940年代继续对东南亚各地的华侨历史与现状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泰国华侨之发展”(《南洋研究》，1940)、“荷印华侨之发展”(《南洋研究》，1940)和“菲律宾华侨之发展”(《南洋研究》，1940)等重要论文。

在这一时期出版的重要著述还有金陵大学文史教授刘继宣和文史讲师束世澂合著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1935)。此书旁征博引，对汉代以来中国人移民南洋的历史进行了总的梳理。此书的编写首先旨在国家处于困境之中为振兴民族自信心而作。在“导言”中，作者明确表示，“愚等之为此编，或于唤起民族之自觉心，恢复民族之自信力，不无裨益乎?”此书最大的特点是史料相当丰富，共引用中外文书目160余种之多，其中既有中国方面的官方资料(如《外交公报》和《海关贸易统计月报》)，也有华侨居留国的官方资料(如菲律宾的海关报道、荷属印度的移民报告)；既有国家的侨务报道(如侨委会华侨快览)又有地方志；既有古代文献，又有当代研究华侨问题的有名学者的著述。此外，作者还参考了英文和日文文献。就是用现在的标准看，这部著作也是极具学术功力的。

从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学者的研究转到华侨与抗战这一方面。林云谷于1938年发表了一本小册子《抗战与华侨》，此书虽只有52页，但却将华侨研究的重点转到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相关的问题上。黄警顽著《华侨对祖国的贡献》由上海棠棣社于1940年出版。该书长达339页，论述了东南亚华侨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献的各种壮举。书中提到的缅甸华侨妇女叶秋莲，她将家产首饰拍卖所得3万元尽数捐献给祖国的抗日战争，自己无以维生而削发为尼，这一事迹至今读来仍感人至深。这是抗战期间少有的华侨研究著作之一。此外，黄警顽还主编了《华侨革命史迹》(1933)和《华侨问题专号》(1940)。华侨研究因抗战而日显重要，除上海、广东外，四川重庆、云南昆明、福建建阳、江西泰和等地都出版了有关华侨研究的刊物。

抗日战争实际上成为华侨研究一种新的推动力。这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首先，相当多的一批有识之士逃到当时的东南亚地区，这些地区在政治上曾一度相当活跃，成为中国抗日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因而推动了对东南亚地区华侨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1940年3月成立的新加坡中国南洋学会。该学会对中国研究海外华人史“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其次，在日本入侵、经济衰败时，一些沿海地区主要靠侨汇维生，侨汇也成为后方的重要财政来源。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中国学者对华侨的研究。再次，华侨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极大的政治热情引起了国人的注意，学者对华侨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更促使他们对这一社会进行研究。

此外，有的学者从东南亚回国，在后方继续从事华侨历史的研究。1942年，重庆政府的侨务委员会和教育部合办了南洋研究所，这是国内第一家专门研究东南亚的正式机构，为后来的华侨华人研究也打下了基础。几位后来对华侨研究颇有贡献的学者(朱杰勤和姚楠等)均在重庆的南洋研究所工作过，并发表了一些著述，如姚楠的《马来亚华侨史纲要》(1943)、《马来亚华侨经济概况》(1946)和《中南半岛华侨史纲要》(1946)，还有罗香林的《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坤甸兰芳大总制考》(1941)等。除历史研究之外，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华侨保护、华侨教育和华侨经济上。丘日庆的《华侨保护论》(1941)和余俊贤的《侨民教育实施方案》(1943)涉及了战争中华侨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抗战中华侨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华侨经济，这与侨汇很有关系。这方面的著作有姚会阴的《广东省的华侨汇款》(1943)、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1940)、《福建华侨经济》(1940)和中国经济研究会出版的钱承绪所著《侨务回溯与侨民经济》(1940)等著作。

战后的华侨研究并不景气，主要是国内战乱和政局不稳所致。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李朴生的《华侨问题导论》(1945)、丘汉平的《战后华侨问题》(1945)、张荫桐译《南洋华侨与经济之现势》(1946)、中华书局出版的陈里特《中国海外移民史》(1946)、刘令编《华侨人物志》(1949)等。冯自由也是民国时期研究华侨问题的另一位大家。他的《华侨》(1940)、《华侨革命史话》(1945)和《华侨革命开国史》(1947)至今仍是研究海外华侨与辛亥革命之关系的必要参考书。

民国时期对留学生的研究不多，这大概与当时研究华侨问题的大家何汉文的观点有关。他曾认为，“留学生在中华民族海外发展上，没有多大关系。”湖南印书馆出版的黄遵宪著《留学日记》(1933)真实记录了清末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的情况，是研究改革志士在日本活动的重要史料。陈寅恪之弟陈登恪用笔名所著《留西外史》及中国作家王独清的《我在欧洲的生活》(1936)等均以文学传记的形式记述了作者在欧洲留学、工作或亲身经历的留学生和旅居国外知识分子的情况。此外，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海外工读十年纪实》(1932)真实地记录了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的生活。

在这一时期，对留学生问题较有系统的研究专著是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这是作为“教育丛书”由中华书局1927年出版的。作者曾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过“中国留学生小史”，对留学生历史颇有研究。《近代中国留学史》共分15章，对近代60年以来中国人留美、留欧和留日学习的历史作了系统的考察。作者还对留学的各种类型及各个专题进行了论述，如“官绅游历贵胄游学女子游学”、“留学资格与经费”、“留学管理”、“留学奖励”、“留学思想之变迁”等。针对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弊病，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一，国家应调查国内学术界之需要，通盘筹算。第二，个人应有为学术而学术的自动决心，并对该学术有适当的基础。第三，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式的教育与高等科毕业生一律派遣赴美的办法应根本取消。第四，官僚的游学生监督与具文的游学管理规程应完全取消。第五，自费生名额应无限制。第六，派遣大批青年去国外受外国教育的政策，与在国外自办大学专招国内学生入学的教育办法应完全取消。作者反对以受教育替代研究学术的观念，强调以研究学术以改进本国文化，认为这才是留学的惟一目的。这种看法对今天中国的留学工作仍有启迪作用。作者治史严谨，所附资料均有出处，书中所附表格21种十分详细，如留学经费、学生出身、学科统计、学生人数、职业支配、女生情况等，其中9个是关于清华留学生情况的表格。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将参考书籍目录分为三类，“书本”、“论文及报告”和“公牍”。其中论文选自各种教育期刊(如《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教育丛刊》、《安徽教育界》等)。这可以说是民国时期研究留学生问题的最有分量的专著。

何汉文关于留学生对中国海外发展关系不大的观点显然有失偏颇，民国时期真正使华侨研究走向世界的正是一些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学者，这是华侨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些留学生有的系统研究居留国华侨政策的历史沿革，有的详尽分析海外华侨的社会状况，有的对侨乡进行实地考察。由于他们有中文和外文的功底，又接受了不同学科背景知识的教育，熟悉西方较先进的研究方法，加之他们的研究成果多以外文形式出版，因此在这一领域很快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有的成为研究中国人口或移民问题的学术权威。

李天录(Tien Lu Li，北京大学英文教授)在美国田纳西州的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并于1916年完成了题为“美国国会对中国移民的政策”的博士论文，同年由卫理公会主教派教会出版。英文全书共13章，分别对1868年条约(即蒲安臣条约)、1880年条约(即蒲安臣条约修正案，又称中美续修条约)、1882年排华法案(即美国参议院第71号法案)、1884年排华法案或1882年法案的修正案、1888年排华法案或斯科特法案、1892年排华法案或吉亚里法案、1893年排华法案或吉亚里法案的麦克里亚里修正条款、1894年条约、排华法令延伸至夏威夷和菲律宾诸岛屿、1902年排华法案(即4月29日法案)、1904年排华法案等歧视法案进行了分析。作者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基于他人生中两个偶然的事实。第一，他在读大学本科时正遇上美国政府实行排华政策，中国人也对美国商品进行抵制。第二，留学美国期间，他本人曾在三藩市被无故拘禁在天使岛的拘留所，从而对一些华人遭受的歧视待遇有了切身体会。因此，这一著作不仅是对美国移民歧视政策的分析，也是对美国华人境况的研究。。

当时，美国学术界存在着关于华人移民的各种观点，有的纯粹从美国社会经济利益的实用角度出发，而对移民政策中的道义问题置之不理；有的认为政府的排华政策完全合法。李天录不赞成上述观点，他认为，移民权既是一种社会权利，也是一种自然权利，因为这是一种纯粹按照经济法则与商品和劳动力供给要求来行使的个人权利。“一个人不能被合法地剥夺在能得到更好报酬的地方从事合法工作的权利。”他认识到排华法案的制定和实施牵涉到美国各党派的利益，批判了当时美国社会流行的华人“不可同化”和“使国家贫困”的论调，认为这些论调主要是为排华提供理由。最后，他综合一些明智的美国人的意见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表示同意理查森的观点：解决华人不能在法庭上作证的问题；鼓励他将自己的妻子带来；教育他的孩子；给予他普选权。书后所附“1880年美国华人分布表”和“1820－1910年到美国的中国移民”等附录尤有参考价值。虽然这是一部研究美国移民政策的著作，但它对华侨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学者的第一部系统研究与华侨有关问题的学术专著。

民国时期的另一部较有分量的研究华侨问题的英文论著是吴景超的硕士论文“太平洋地区的中国移民”(1926，1974)。吴景超是我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23年赴美入明尼苏达大学主修社会学。毕业后于1925年入芝加哥大学，师从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R．E．帕克和E．W．伯吉斯等。帕克教授对人种关系素有研究，并一直探讨“种族偏见”和“种族冲突”的问题，早在1920年代即提出了“种族关系循环论”。吴景超从这些学者那里接受了现代社会学的系统培养，他的硕士论文对太平洋的三类国家或地区的华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三类国家或地区指的是黄种人地区(日本、朝鲜、台湾、香港、澳门、法属印度支那、暹罗)，棕种人地区(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夏威夷群岛、菲律宾群岛、英属婆罗洲、文莱、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托管地)、太平洋岛屿)和白种人地区(阿拉斯加、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巴拿马运河区、澳大利亚、新西兰)。除了对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华侨人口进行初步的统计，他还考察了中国人移民的原因(实际上已分析了内部推力和外部拉力)，华侨的人数和性别分布、婚姻状况和社区生活。通过运用人类生态学这一方法的研究，他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无女人的华侨社区无法在当地深深扎根；不均衡的性别分布导致了异族通婚；海外的华侨社区永远处于变动之中；所有太平洋沿岸的白种人国家均立法禁止或限制中国移民入境。

吴景超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1928)是我国学者第一篇深入研究华侨华人社区的学术论文。论文以华人“发现”美洲开始，论述了华人在美国的生存环境、华人的移民方式、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及华人的家族与家庭生活、帮会与帮会争斗及各种与唐人街有关的社会现象(如异族通婚、文化冲突和华人同化等问题)。此文的最大特点是从世界移民史的角度考察了美国华人移民问题。此论文的译本(筑生译、郁林校)于1991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南明(音译，Liu Nanming)是在国外发表的研究著作中提到华侨问题的另一位中国学者。他在法国留学，并在巴黎大学获博士学位，其专著《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于1935年在位于日内瓦的中国国际图书馆以法文出版。书中第8章“移民运动”中有一节专门论及海外华侨，分别论述了亚洲(11019016人)、大洋洲(18354人)、美洲(309359)、欧洲(45629人)和非洲(5751人)的华侨，对他们的移民方式进行了分析。

陈达(1892－1975)是当时国际上颇有名气的研究移民问题的中国学者。1923年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于当年回国，长期执教于清华学校(后更名为清华大学)，曾发表过多部研究移民的专著，如《日本移民中国》(英文，1922)、《中国移民——关于劳动条件的专门考察》(英文，1923)、《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1938)和《华南侨乡》(英文，1940)等专著。与李天录和吴景超不同，他回国后一直从事与华侨有关的研究。可以说，他是我国第一个系统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专业学者。

《中国移民——关于劳动条件的专门考察》是陈达为美国联邦劳工部撰写的报告书。该报告书根据当时有中国移民的各居留国(地区)的官方统计数字和有关资料，对台湾、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英属马六甲、美属菲律宾及夏威夷、南非德兰士瓦和法国的华侨状况进行了分析。其研究目的主要在于分析以下几个问题：中国人移民国外的原因及方式；华侨在新环境中谋生及适应环境的办法；华侨对居留国及中国的贡献；如何解决中国现实导致的大量移民以及因这些中国人移民他国而造成的国际纠纷等。该报告书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近代中国人大量出国移民主要原因是国内经济条件无法赶上人口的增长。第二，中国移民对居留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国移民所在国或地区(如菲律宾、海峡殖民地等)政府的税收有相当部分来自华人社会。第三，中国移民在南洋的经济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欧洲人的合作伙伴及欧洲人与当地居民的中间人。第四，中国移民关心中国，有时以实际行动支援或资助中国，极力促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及工业化。第五，海外华侨社会和中国政府应为弘扬中华文化负起责任。

陈达的另一著作是《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这是1933年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上确定的研究项目。他被国际研究委员会指定作为这一项目的负责人后，选择广东南部的潮汕地区和福建南部的漳泉地区为抽样调查地区。全书分为2篇9章。第1篇为华侨社区研究，分为环境和社会变迁的原素2章。第2篇为社会变迁的原素之一移民的研究，共分7章。第3章为生计，论述生计的模型、非华侨社区的生活概况、华侨社区的生活状况(主要职业、副业、其他职业、侨汇)。第4章为衣食住，分别就家庭入款和家庭用费对华侨家庭和非华侨家庭进行了抽样调查。第5章为家庭与婚姻，主要论述家庭的组织与功用、家庭的权利、妇女的地位、孩童的地位、财产的分配、婚姻与家庭的关系、南洋华侨的婚姻、移民对于家庭和婚姻的影响。第6－9章分别论述社会觉悟、教育、卫生与娱乐、信仰等方面的内容。由于这一部著作对南洋华侨生活方式的形成、闽粤侨乡社会状况的变迁、华侨与侨乡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因此成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南洋华侨社会与闽粤侨乡社会状况的精典之作。

陈达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点特点：首先，他引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中国最早受过系统训练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特别重视实地调查研究。在《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的撰写过程中，他采取了家庭采访及实地考察的比较研究的办法。这种用实地考察研究东南亚华侨的方法，实际已走在欧美学者的前面，为后来中国的社会学和华侨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他的研究十分严密系统。例如，在《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第9章关于华侨信仰的研究中，他论述了信仰与农民的生活、关于治安的信仰(大伯公、感天大帝)、关于职业的信仰(五谷老爷、职业神、关帝、天后圣母)、关于嗣续的信仰(观音、祖先的崇奉、冬至)、关于生活状况的信仰、其他的信仰、信仰的变迁等。第三，他的研究往往是个案调查与整体分析相结合。对华侨劳动条件的研究如此，对侨乡的研究也是如此，对南洋华侨社区的研究同样如此。第四，他的研究不仅对国内的学者有相当大的影响，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名望，代表着中国学者已走向世界。日本人于1940年将此书译成日文，列为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南洋华侨丛书之一。同年，该书的英文版在纽约出版。

民国时期，高等院校即已直接参与华侨研究。除厦门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等大学外，暨南大学(前身为1906年创办于南京的暨南学堂)在这方面尤显突出。首先，华侨问题研究专家李长傅、刘士木、丘汉平等一批治学严谨功底颇深的学者均执教于暨南大学，培养了一批华侨问题研究人才。其次，1927年成立的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旨在指导南洋华侨一切改进事宜及南洋各种问题之研究。1930年改名为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美洲的华侨也成为该部的研究对象。1934年又改成海外文化事业部，研究范围扩展到世界各地的华侨。再次，南洋文化事业部创办的《南洋研究》(1928－1944)、《南洋情报》、《中南情报》和《华侨情报》等刊物及时报道了华侨动态和有关研究成果；特别是《南洋研究》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华侨问题的主要刊物。最后，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出版一套与华侨问题密切相关的“南洋丛书”(40种)和其他与华侨研究有关的著作。较具影响的有《南洋华侨殖民伟人传》(1928)、《移民专号》(1929)、刘士木和钱鹤合编的《华侨教育论文集》(1929)、长野朗著《中华民族之国外发展》(黄朝琴译，1929)、李长傅的《南洋华侨概况》(1930)和《南洋华侨史》(1934)、钱鹤的《南洋华侨学校之抽查与统计》(1930)和《南洋华侨教育会议报告》(1930)、吕家伟的《华侨运动之意义及其计划》(1931)、林珠光、朱化雨编的《南洋华侨教育调查研究》(1936)、刘士木的《日本海外侵略与华侨》(1937)、程天放的《东南亚之华侨》(1937)等。

一批专业杂志的创立也是这一时期华侨研究的特点。除上海的《华侨杂志》(1913年创刊)和暨南大学办的《南洋研究》等杂志外，另一种研究华侨的刊物是《南大与华侨》，由广州岭南大学附属华侨学校创办于1923年，初为双月刊，从第10卷起改为季刊。该刊连续发行十余年，较系统地刊载了华侨研究文章和各地的华侨史料，是一种资料性较强的杂志。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性华侨杂志，如上海的《华侨教育》(1932年创刊)、青岛的《华侨》(月刊，1940年创刊)和南京的《华侨通讯》(1947年创刊)、广州的《侨声》和《大汉华侨》、福建的《南侨通讯社－乙种稿》等。这些地方性的侨务杂志主要以信息传播为主，较少刊登研究性文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湖南衡阳人何海鸣创办的《侨务旬刊》。何海鸣虽未出过国，却认识到华侨华人的重要作用，他曾在北京平民大学领事系讲授“海外华侨拓殖史”。《侨务旬刊》创刊于1920年，总社设在北京，分社设在上海，并在东南亚的一些城市和美国的芝加哥设有海外分部，与海外华侨联系较广。该刊共出版141期，每期刊登通论、通信、侨务新闻、文艺、附录。该刊的学术价值除登载有关华侨史的论文外，还转载了一些有影响或有史料价值的论文，如《开吧历代史记》和《南洋华侨史略》等。姚楠先生将《侨务旬刊》称为“研究东南亚史和海外华人史的先驱”。

在民国时期，政府有关部委出版的一些杂志上也刊登了关于华侨的信息和研究文章。外交部出版的《外交公报》(月刊，1921年创刊，北京)、《外交部公报》(月刊，1928年创刊，南京)、《外交公报》(半月刊，1940年创刊，南京)、《外部周刊》(南京)等。这些刊物上关于华侨的稿件主要由当地领事馆提供，大都是关于中国政府的华侨政策或各国对华侨的有关法令。此外，这些刊物还报道当地华侨的活动或领事馆与当地政府交涉的情况。例如《外部周刊》每期均有“使领馆消息”栏，各地总领事馆的一些通讯稿报道了当地华侨的庆祝活动、建立各种文化组织的消息和各种华侨小学的教育活动。

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不时出版侨务统计、法规汇编、年度报告、资料说明等。由中华民国政府侨务委员会(1932年更名为中央侨务委员会，由国民党直辖)和海外部出版了几种刊物，如《中央侨务月刊》、《华侨周报》、《侨务月报》、《侨务周刊》、《侨务季刊》、《海外月刊》、《华侨半月刊》等，其中除提供了华侨人口数字以外，还有一些关于华侨政策或综述性文章。例如，《华侨周报》于1932年创刊，由侨务委员会侨民教育处负责。其中第1卷第2期发表了何长祺的文章“南非洲侨务之最近观察”，较系统地陈述了南非政府对华人施行的种种苛例，并就外交交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华侨周报》共出44期，于1933年6月停刊，改为《侨务月报》。该刊从第1期起每期刊登各地华侨的统计人数，并配有各地华侨学校、社团等资料。此刊的一些文章也为了解海外华侨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中国劳工分局的《国际劳工通讯》上也有关于华工的文章。此外，《华侨战士》、《华侨先锋》等官方或半官方杂志也不时刊登一些论文和资料。客观地说，当时民国政府机构关于华侨的信息比较公开，各种政府部门的杂志公开发行，这无疑有助于对华侨问题的研究。

在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有关华侨研究的理论是“华侨民族主义论”或“华侨爱国论”。

“华侨民族主义论”有两种主要的表达方式。首先是1916年孙中山在《致海外革命同志书》中提出的“华侨革命之母论”，其主要观点有两点。其一，华侨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要力量，“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明白本党的主义在先，所以他们革命也是在先。每次起革命，都是得海外同志的力量。”其二，华侨对革命比国内人士更加热心，华侨更加爱国。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始于华侨社会，革命党的首批成员和中坚分子均为华侨，各种捐款赞助也主要是在华侨中间进行，辛亥革命的组织者也多是华侨。这种特殊的社会条件对“华侨革命之母论”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孙中山的这一观点无疑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张永福的《南洋与创立民国》(1933)、冯自由的《革命逸史》(1939－1948)和《华侨革命开国史》(1946)、胡汉民的《南洋与中国革命》等论述华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的论著都持“华侨革命之母”这一观点。《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的导言对此慷慨陈词：“此千万人日与他族周旋，晓然于利害，其爱国心盖较国内人士为尤切。历届革命，每得海外侨胞经济之援助，动辄数十百万问所从来，十九皆出自平民……盖每遇革命之所需，吾侨恒不惜倾家荡产以赴之，其爱国之诚，可以动天地泣鬼神矣!”李长傅在《中国殖民史》中明确表示：“华侨于祖国政治，亦极关心，中国革命之成功，海外华侨其主要功臣也。”华侨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确实为革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华侨之所以支持辛亥革命有多种原因。晚清政府的腐败和华侨对世界潮流的认识，华侨资产阶级在海外的社会地位与其经济地位之不相称，华侨在受到外国统治者的歧视和居留国资本的压制后对一个强大祖国的向往，流亡海外的改革派和激进党人形成的革命组织和中坚力量等。这些力量的有效结合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最后胜利。

“华侨民族主义论”的第二种表达形式是汪金丁的“南洋华侨文化优越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难的加深使华侨和流亡国外的学者对祖国的担忧和眷念日益加深，他们中间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持续增长。这种情感深深影响了当时在外从事华侨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学者。著名学者汪金丁于1937年从上海移居新加坡，并于1938年开始在当地《狮声》、《晨星》和《星火》等副刊撰稿，积极参与推动《狮声》发起的南洋文化通俗化运动。1941年4月6日他在《南洋商报》星期刊发表“南洋华侨的文化”一文，较系统地阐述了“南洋华侨文化优越论”。他认为，南洋华侨文化运动有以下特点。第一，南洋各属华侨经过艰苦创业积累了一笔财产，在进一步发展自己工商业时却受到当地政府的百般限制。这种地位加强了他们的爱国思想，民族自信心也更加强烈，遂成为“革命之母”和祖国抗战的主要支柱。第二，华侨实业家不同于中国的买办性资产阶级，是具有独立性的民族资产者。他们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不满足于祖国工业处于附庸地位，迫切要求争取民族解放。因而南洋华侨具有比国内人民更加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华侨的这种爱国意识与当地各民族和殖民当局的利益并不矛盾，因为他们都面临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和威胁。第三，南洋华侨的文化传统优于中国国内的文化。南洋华侨的文化虽不及中国的文化传统悠久，但南洋华侨的文化水准普遍高于中国国内的文化水准。这主要表现在南洋华侨教育的普及率高于中国国内；南洋华文学校的比率多于中国国内。概而言之，南洋华侨文化比中国本土文化具有优越性和进步性。

“华侨民族主义论”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它充分肯定了华侨的革命历史作用，也进一步激发了华侨的爱国情绪。然而，这一理论的片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大国沙文主义的流露。可以看出，“华侨民族主义论”与清末的“华侨殖民论”有思想上的联系，这两种理论均反映了中国知识界中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正是这种民族意识使得民国时期的主要研究著作在观点上仍受“华侨殖民论”的影响，行文中流露出大国沙文主义。例如刘继宣和束世澂在《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中论及民族特性时宣称：我国民族，有坚忍不拔，刻苦耐劳之性质，白人尤远不如，土人虽亦能耐劳，然智力甚拙。“以此种种，我国民族，遂天然为南洋之主人翁。白人虽拥有政治势力，然欲开发土地，则舍华侨不能举，此侨民立足点也。”实际上，这种大国沙文主义并不利于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和发展。

其次，对主要因素的忽略。中国革命(包括辛亥革命)的基本要素只能在中国本土形成，革命的主要力量只能是中国国内的民众，革命本身也是中国内部各种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由于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均有侨居海外的经验，加之海外华侨对革命的鼎力相助，致使他们往往忽略了国内支持革命的社会基础。对华侨贡献和华侨文化的过分强调和对国内革命力量的相对忽略，使这种理论在解释中国革命的动力时有本末倒置之嫌。

再次，中国中心论的影响。“华侨民族主义论”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为主导，置华侨居留国的国情因素于不顾。这表现在以中国为中心，对周围国家或地区的利益视而不见，甚至将东南亚看作中国的当然“殖民地”。这种理论将华侨的历史看作中国历史的延伸或组成部分，忽略他们在中外关系交流史中的重要作用；重视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而忽略华侨在居留国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他们与中国的联系，而忽略他们与当地民族的相互关系。从某种角度上说，这种方法论也使研究者的视野受到局限。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华侨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研究质量的普遍提高。随着对华侨问题的关心，研究著作大量出版，在1930年代期间尤为明显。这些著作从一般描述或概述开始，进而到较为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一些用社会学方法、实地考察或政府档案进行的研究已经走到西方学者的前面；其中关于侨乡、侨务和华工的一些研究著作已经具有国际水平。其次，研究范围的扩大。除南洋地区的华侨研究外，一些综合性的著作或专题性的论著也相继出版。有的涉及宏观思考，有的探讨理论问题。一些学者在西方受过教育后回到国内，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华侨问题的权威。再次，对一些理论性问题进行了探讨。这包括华侨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等，有的著作已经注意到华侨身份的变化。最后，专业机构的设立和专业杂志的出现。遗憾的是，华侨研究在战后因各种因素而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华侨华人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华侨华人研究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资料整理到系统研究的转变。在20世纪的下半叶，中国大陆的华侨华人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创与封闭阶段(1950－1966)；停顿与华工资料整理阶段(1966－1976)；系统研究启动阶段(1977至今)。中国学者在这50年里大致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创办有关刊物。第二，收集整理有关华侨华人(历史)的资料。第三，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各种交流与合作，翻译大量有分量的著述。第四，在华侨华人专题(史)、地区(史)和国别(史)方面的研究卓有成效。

研究机构及相关杂志

1956年，福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成立，开始进行华侨华人历史和现状研究，并出版过《华侨问题专号》。中山大学历史系的东南亚研究室和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相继于1959年和1960年成立。中山大学历史系的东南亚研究室出版过《东南亚华侨问题专号》。当时国外学者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成果和动态多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创办的《南洋问题资料译丛》上发表。《侨讯》、《侨情参考》均为政策性的参考刊物，且为内部发行，虽然对决策机构起了一定的咨询参考作用，但对学术研究者少有价值。不容忽略的是，在1950年代末到1966年这一期间，朱杰勤、姚楠、陈碧笙等老一辈学者进行了大量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包括研究方案的制定、研究人员的培养和实地调研计划的指导与实施以及对契约华工、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史和北美的华侨华人情况的基础性研究。此外，对晋江地区侨乡的研究也在进行。遗憾的是，这些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而被迫中断。

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大大促进了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应运而生。这些研究机构大致有以下三类：高等院校中的华侨华人研究机构、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机构、全国各地的华侨历史学会和国家及地方侨办的研究组织。除厦门大学的南洋研究所(已改为南洋研究院)、中山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等较早成立的研究机构迅速恢复工作外，暨南大学、华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浙江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也成立了相应的华侨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利用大学的人员、资料和对外联系等方面的便利条件，组织各种形式的学术研究与交流，促进校内外及国内外华侨华人研究学者之间的联系；开设有关华侨华人问题的课程或讲座，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作专题讲学，并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这些机构在协助编纂地方侨史方面成果卓著，在学术研究上相当活跃。

社会科学院各所也有一些学者积极参与华侨华人的研究工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于1999年成立了“海外华人研究中心”，进一步加强华侨华人的研究工作。此外，地方社会科学院也积极组织华侨华人研究工作，如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云南社科院的东南亚研究所、福建社科院的华侨研究所、广东社科院的历史研究所及上海社科院学者成立的五缘文化研究所等。这些机构的科研人员集中研究本地区及相邻国家的华侨华人问题，特别对印度支那和泰缅华侨华人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有的社科院还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邀请国外学者或派出学者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和研究活动。

第三类是全国和各地的华侨历史学会和侨务部门。1981年12月全国华侨史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后改名为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新起点，“影响所及，风气大开”(朱杰勤语)。随后，各省(市)的华侨历史学会纷纷成立，较为活跃的有广东华侨历史学会、福建华侨历史学会、广西华侨历史学会、上海华侨历史学会、云南华侨历史学会、吉林华侨历史学会、海南华侨历史学会等。在广东省，很多市县均成立了华侨历史学会。这些华侨历史学会大部分有自己的会刊，既为各地的会员提供了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同时对组织科研力量、开展各种形式的相互合作与协调本地区各单位的研究工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侨务部门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队伍。他们多为各级侨办和人大侨委会的工作人员，既熟悉侨务政策和法规，又掌握丰富的研究资料，还有长期的侨务实践经验，其研究成果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以上三个研究系统致力于组织、协调和规划有关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同国内外有关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及专家学者建立联系。这些机构有的集中力量研究一些重大项目，有的定期或不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对交流学术成果、介绍研究动态、活跃学术气氛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于1981年12月成立，1982年4月即开始出版自己的刊物《中国华侨历史学会通讯》，1986年4月改版为《华侨历史》(均为内部发行)。1988年，《华侨历史》改版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并公开发行，成为华侨华人研究的全国性学术刊物。该刊从1988年第1期至2000年第52期，共发表科研成果600余万字，其中论文451篇；加上其前身《华侨历史学会通讯》(共出版7期)和《华侨历史》(共出版6期)，科研成果总计达750万字。作为中国第一份公开发行的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学术刊物，《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在推动研究工作及学术交流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出版的内部刊物《侨历资料》(1987－1991)共出版9辑，刊登许多回忆文章和资料性文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后因经费问题暂时停刊。由中国华侨历史学会资料室编印的《华侨华人资料报刊剪辑》广泛辑录国外各种华文报刊有关华侨华人的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此外，华侨历史学会还组织人力出版和翻译了一批系列丛书。《侨务工作研究》是国务院侨办的刊物，多刊登有关侨务政策和法规的理论文章或有关研究动态的概述文章，也包括一些操作性强或有针对性的短文，有较强的政策指导意义。由侨办出版的《侨务工作论文集》(一、二、三)收入了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关于对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文章。

高校和地方的研究杂志中较具影响的有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南洋问题资料译丛》、《南洋问题研究》和广西社会科学院的《八桂侨史》(现为《八桂侨刊》)等。这些刊物定期出版，不仅刊登了一批颇有分量的研究文章，向国内外展示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及时翻译介绍了国外学者的研究动态。《南洋问题资料译丛》自1957年创刊以来，共出版140多期，每期均有数篇华人研究译文，主要以东南亚华人问题为主。《南洋问题研究》则定期刊登有关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的论文，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八桂侨史》自1987年创刊(先为内部出版，1991年公开发行，2000年更名为《八桂侨刊》)以来，一直刊登有关论文、翻译、动态、报刊文摘和有关信息，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园地。

各地的华侨历史学会或侨联均有自己的会刊。有的杂志着重研究侨史，如《[[广东侨史]]》、《侨史学报》(广州)、《五邑侨史》、《台山侨史学报》、《梅州侨史》、《嘉应侨史》(江门)、《汕头侨史》等；有的着重侨务，如《华侨华人与侨务》(福州)、《山东侨务》、《云南侨务》、《河北侨务》(保定)，有的以研究华文为主，如《海外华文教育》(厦门)、《华文文学》(汕头)；还有的则以综合动态为主，如《侨联动态》(北京)、《海内与海外》(北京)、《华人之声》(福州)、《华侨与华人》(广州)、《华夏》(广州)、《侨声》(长沙)等。此外，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东南亚研究》、云南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的《东南亚》、广西社科院印度支那研究所的《印度支那》等杂志经常发表与华侨华人研究有关的学术论文。遗憾的是，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经济原因)，有的杂志难以为继，被迫停刊，有的杂志则不能保证正常出版。

1981年，第一个全国性华侨研究组织“华侨历史学会”在北京成立。1986年改名为“中国华侨历史学会”。老一辈学者如庄希泉、张国基、张楚琨、洪丝丝、肖岗、田汝康等为新时期的华侨史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华侨历史学会的成立为华侨华人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1984年2月，全国侨联属下的华侨历史研究所成立，1991年改名为“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该所自成立以来，积极组织各种活动，对内联系全国各地的华侨华人研究工作者，对外联络各国的华侨华人研究专家学者，前辈学者如巫乐华、方雄普等笔耕不辍，新一代学者如谭天星、赵红英、黄小坚、陈文寿等异军突起，已开始在国内外学术界表现自己的实力。

从高等院校的研究机构看，暨南大学的华侨华人研究所、厦门大学的南洋研究所(现已改为南洋研究院)、中山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华侨华人研究中心的研究较为突出。暨南大学于1981年成立华侨研究所，是国内第一家以研究华侨为目标的机构。该校的华侨华人研究得益于先辈朱杰勤先生的精心努力，其特点是师资和研究力量雄厚，成果较为全面。除黄昆章等前辈治学有方外，周聿峨、林远辉、张应龙、廖小健等中青年学者的研究已有相当成果。华侨研究所的论文集《华侨研究》和《华侨教育》集中了该校学者的研究成果。该所学者对印尼、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华侨历史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菲律宾华侨史》、《印尼华侨史》等著作引起学术界的好评。暨南大学的华侨华人研究所于2000年被国家教育部正式确定为中国人文社科华侨华人研究基地。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在华侨华人研究上一直起着排头兵的作用。该所整合厦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力量，其特点是根底扎实。已故的陈碧笙先生为华侨研究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之一，老一辈学者如汪慕恒、庄为矶、林金枝、吴凤斌、蔡仁龙等在华侨华人研究上颇有建树；前辈学者李国梁等学有所成，硕果累累；该校的中青年学者庄国土、李明欢又成为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佼佼者。南洋研究所从1950年代起即开始进行侨乡调查，在此基础上出版的三卷资料为中国的华侨华人史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综合研究成果《东南亚华侨通史》是一部汇编年、专题于一体，融政治、社会、经济于一书的名符其实的通史。目前，南洋研究所已改为研究院，该院与福建省政府合作进行的晋江侨乡研究项目已在国际学界有一定影响，承担国家和省市多项社科研究项目，并积极与国外开展合作研究。

中山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正式成立于1978年(前身为1959年创办的东南亚历史研究室)，其研究方向以东南亚国别史和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为主。华侨华人研究室则着重华侨华人问题研究。前辈学者如温广益、许肇琳着重研究东南亚华侨史，中青年学者余定邦、袁丁在学术界已有一定影响。该所对外交流相当活跃，曾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香港大学一起合作研究华侨华人问题，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合作研究泰籍潮人与汕头侨乡关系，并与美国华侨历史学会、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新加坡南洋学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会、香港中文大学海外华人资料研究室等机构保持密切联系。该所定期刊物《东南亚学刊》和不定期出版的《东南亚译丛》刊登了不少华侨华人研究论文和资料。由刘玉遵、黄重言等人所编《“猪仔”华工访问录》是十分难得的口述史料。目前，中山大学正在历史学、人类学和东南亚研究三个方向积极开展与国外华侨华人研究机构的合作，进行侨乡和侨汇的研究。

北京大学的华侨华人研究具有多学科综合的特点，如外国语学院东方学系的孔远志、傅增有、吴杰伟等对东南亚各民族及其语言文化的研究；国际关系学院周南京、梁英明、杨保筠、印红标、李安山等对亚非拉、美国华侨华人及华侨史学史的研究；历史系何芳川、梁志明、董正华对东南亚及其华人史的研究；国际关系学院和历史系联合对归国华侨学者的口述史的研究；经济学院郑学益对海外华侨华人经济的研究；教育学院陈向明对留美学生跨文化人际交流的研究等。在何芳川、周南京、梁英明、梁志明等前辈学者的带动下，全校有志于华侨华人研究的学者于1999年成立了“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该中心已出版“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丛书”15种。目前，北京大学正在进行两个较大项目的研究和调查：华侨华人研究中心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的结尾工作；美国研究中心和现代化研究中心的“留美归国学者的口述历史”项目。

资料整理与参考文献

早在195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开始有组织地对一些地区和专题进行实地考察(主要是侨乡调查)和资料整理。1970年代末重新开始这一工作，如华侨企业史、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侨乡情况(包括族谱，主要集中在广东与福建等地)、契约华工等方面的调查，资料整理包括四个方面：史料整理、资料索引、工具书的出版和传记资料的汇集。

经济史方面的资料 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1960)是较早整理出版的一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于1905年由日本华侨简照南在香港创立。由于缺乏技术与经验，并受到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与打击，1908年即因资本亏损殆尽而歇业。后因其叔父越南华侨简铭石的支援，以港币9万元于1909年重新复业，直到1911年始扭亏为盈。英美烟草公司曾三次企图吞并这一公司，均未能成功。1937年该公司开始与宋子文合作。解放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于1951年2月实行公私合营。这一史料集共分四篇：公司的创立及其初期发展、扩大改组后公司的发展和衰退、官僚资本控制下的南洋和解放后企业的改造。此史料集的出版为研究华侨工业资本(实际上也是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典型的史料。

林金枝、庄为玑主编的《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1985；广东卷，1989；上海卷，1994)的起止年份为1840－1949年。这一工作早从1950年代后期即已开始。由于选编者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这一资料选辑的来源广，主要包括实地考察中的采访座谈记录、公开发表的文字资料和未发表的档案文件及有关资料，颇有分量。这一资料选辑的出版具有资料和研究的双重意义。从资料方面而言，《选辑》的出版填补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历史资料的空白，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华侨近代经济史和地方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从研究角度而言，三部《选辑》在各编对所选资料有一个“总论”或“概述”，在第一编“总论”中对当地华侨的历史与分布、华侨投资的发生与发展、华侨投资的地位及其特点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概述。例如，作者通过对资料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福建华侨投资企业的特点为投资数量不多、华侨投资曲折前进、投资集中在厦门、比较集中在房地产、投资资金全部来自东南亚各国；而近代华侨投资上海的特点则是投资以工商金融业为主、投资规模大且综合经营性质和投资资金来源以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居多。在对资料进行整体的把握和研究后，《选缉》(上海卷)还对侨办企业与民族资本企业的不同点进行了分析，认为侨办企业在资金和业务上与海外有一定联系，在利润分配上有公益性和投资人的阶级结构特殊等三个特点。林金枝在研究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出版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1983)和《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论》(1988)。

华工史料华工史料是中国学者近50年来的工作重点。早在1956年，有和作辑《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随后，朱士嘉发表了《美国迫害华工史料》(1958)。《近代史资料》也于1958年发表丁又的“1905年广东反美运动”和金祖勋的“1905年广东反美运动的片断回忆”等文。较早出版的由阿英编纂的《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1960)收集了大量当时的文学作品，分为“诗歌”、“小说”、“戏曲”、“事略”、“散文”五卷，外加“补编”，对深入了解中国1905年兴起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及当时的国情民情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1960年，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北国春秋》杂志刊登了“前开滦矿英、比帝国主义分子贩卖华工的一些资料”。这一资料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向英属南非洲输送华工”收集了10件史料，包括开滦矿的年度报告中关于“输出华工”的部分、招工头的私人联系信件、招工合同和华工的控诉信件等。第二部分为“前开滦煤矿英、比帝国主义分子为比属刚果招募华工出谋献策”，包括5件史料，有比利时驻天津总领事与开滦煤矿的往来信件，有关于引进华工的建议报告等。第三部分“把开滦矿工出卖给俄国煤矿”收入了各种往来信件。这一资料的发表，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中国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项目是由著名学者陈翰笙主持的对华工出国资料的编纂。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共十辑，1980－1985)相继出版，由陈翰笙主编，卢文迪、陈泽宪、彭家礼编辑。从史料内容而言，该书包括中国官方的文书选辑，英美等国政府方面的文件选译，中外学者关于华工方面较有权威性的综合性著作，关于各地区(东南亚、拉丁美洲、美国、加拿大、大洋洲、非洲、欧洲)华工的著作和资料，共约350万字，可谓卷帙浩大。从选辑角度看，该书包括华工出国的历史背景、出国方式、清朝政府对华工的政策、华工的遭遇及反抗、华工对当地社会的贡献等方面。从华工出国范围看，资料涵盖了北美洲(美国和加拿大)、拉丁美洲(重点包括古巴、秘鲁)、大洋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及太平洋的英属、德属、法属岛屿)、东南亚各国、非洲(南非、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留尼汪、法属西非、比属刚果、英属、葡属和西属殖民地)、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华工)等。从史料来源看，《汇编》不仅有中外官方文件、中外专著，还有根据调查所写的研究报告(如社会学家陈达)和亲眼目睹所记录的资料(如清人谢子修等)以及当时国内外报刊所载的有关论文或评论。这一史料的出版为深入研究华工及中国近代经济史、世界近代经济史、中外关系史及移民史的关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此外，还有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和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联合进行的契约华工采访调查项目，这一项目最后题为《“猪仔”华工访问录》(1979)，以刘玉遵、黄重言、桂光华、吴凤斌口述整理的方式出版，该书记载了华工的亲身经历，也是难得的原始资料。中国国家第一档案馆的徐艺圃曾数次在各种学术杂志上撰文，介绍北京图书馆藏清档有关华工史料的情况，对研究者的帮助功不可没。

地区、专题(史)资料经过50年的努力，中国学者整理了一批与地区华侨研究和专题研究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中有全国范围内的华侨史资料，也有关于某地区华侨华人的专门史料，《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华侨华人编》(1996)，是该文库的第19卷，为1898－1949年期间华侨历史的史料汇编。以迁移地而言，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华侨沧桑录》(1984)、《福建华侨档案史料》(1990)和《广西籍华侨华人资料选编》(1990)的出版无疑为研究这些地区的华侨华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从定居地而言，方积根编的《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和艾周昌编著的《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1989)中的“非洲华侨部分”为研究非洲华侨史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各省的地方志中的华侨志多已出版，有的还相当详细，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编《侨务志》(1994)和长达52万字的《广西通志·侨务志》(1994)。市县华侨志的编撰无疑为地区侨史的研究提供了更详细的资料，如吴泰主编的《晋江华侨志》(1994)等。在这方面，广东省较为突出，早在1990年即已出版了《茂名华侨志》(1989)和《佛山华侨志》(1990)等市县一级的华侨志。《花县华侨志》(1996)历时10年，四易其稿，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等综合体裁，实事求是地记载了花县(今花都市)的华侨华人及侨乡的历史与现状。有的地方侨联出版的资料也有一定参考价值，如广东华侨研究会编的《侨情手册》已分国别出版数卷，泉州市侨联与侨办联合编辑出版的《泉州华侨史料》(1984－)等。《集美学校七十年》(1986)和《集美学校八十年史》(1993)真实地记载了这一著名学校与华侨的血肉关系。

另一种与侨史研究有关的是各地名人传和侨乡等资料。谭思哲主编的《江门五邑海外名人传》(1993)、介绍扬州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支援家乡建设的《魂系中华》(1993)、海南文昌县归侨联合会的《造福桑梓》(1996)等，这些资料往往附有统计表或各种照片。侨乡的族谱是华侨华人先辈生活的真实记录，对华侨华人史的研究十分重要，对华侨华人寻根问祖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福建族谱》(1996)、庄为玑、郑山玉主编的《泉州谱牒与华侨华人史料研究》(1998)和郑山玉著《侨乡族谱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均为有关福建泉州侨乡族谱的华侨史料及研究成果。各地目前多在收集和整理家谱，这些工作引起了海外华人的极大兴趣。

关于新移民的资料目前的收集整理极少，散见于各种文献和个人传记。王安的《教训：王安博士自传》(1986)和新华商王辉耀的《我在东西方的奋斗：从MBA到外交官、新华商》(1998)为了解华人和华侨在西方奋斗的经历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张晓武的个人传记《我在美国当律师》(1994)记载了作者在美国学习、从业、发达的艰难过程。陈燕妮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美国》、《遭遇美国》(1997)、《出国遭遇》(1998)等辑录了一批记录新移民亲身经历的文章，为研究新一代华侨华人提供了资料。

大量的通俗读物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资源。由于近年来新移民的不断增加，关于他们的各种通俗读物也大量增加。这些读物虽然是面向大众，但提供的信息却是学术界不容忽略的。例如《海外聊园——在美华人丛话》(1998)是从全美中文学校协会和美国中西部中国科技文化交流协会(简称美中科协)刊物《聊园》(1996年创办)上精选的文章，内容涉及从政治经济到日常生活各个方面，为了解和研究美国新华人的生活和心态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徐江善著《寻梦俄罗斯》(1997)描述了俄罗斯的中国移民的甜酸苦辣，实际上是一份俄罗斯华人社会的调查报告。他他(胡继学的笔名)的《俄罗斯的中国黑帮》(2001)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在俄罗斯的所见所闻，揭示了俄罗斯的华人的谋生方式和经营手段及一些鲜为人知的黑帮内幕。这些作品有两个特点：其一，撰写人均有实地生活经历，多为新移民；其二，内容丰富，文笔活跃、语言风趣。然而，这些作品的最大缺陷是没有资料来源，或是不用真实姓名。这些著述中的数据或事实虽然难以正式引用，但却可以为我们提供多方了解各地华人社会的背景参考资料。

另一个方面是专题史资料的整理。晚清时期关于海外华侨的记载散见于各种著作文章中，由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侨史资料选辑组编的《晚清海外笔记选》(1983)辑录了当时学者官员(主要是中国人)在游历五大洲时所见当地华侨的情况记载，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海外华侨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华侨与辛亥革命》(1981)汇集了诸多当事人的文章和史料。蔡仁龙、郭梁主编的《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1987)收集了中国国民党、共产党的有关文件、电文，各地华侨为支持国内的抗日战争进行的各项活动。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华侨组编的《峥嵘岁月》(1988)是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的回忆录，共收入文章31篇。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而出版的《华侨与抗日战争》(郭瑞主编)展览图集精选200多帧珍贵历史照片，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历史图集。《风雨同舟——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是一部文集，选用了抗日战争直接参加者和华侨史研究者所写的文章。书中的一些珍贵照片颇有参考价值。这些均为研究华侨抗日史的重要资料。

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1991)收录了各种关于中国留学生的资料，如光绪二十四年的“致日本国国书稿”、光绪二十五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遵议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杨枢的“游学计划书”、光绪二十九年的“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具陈兼管学务情形折”、光绪三十一年的“出使日本国大臣杨枢密陈学生在东情形折”、“为将游美肄业馆改为清华学堂缘由致外务部申呈”、“游美学务处招考清华学堂学生简章”、胡适的《四十自述》和陈毅的“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等，为研究近代中国选派留学生的计划、动机和管理以及留学生的生活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此外，一些学术刊物也刊载了关于早期留学生的有关史料，如《近代史资料》(1989)刊登的矢野文雄的“清国留学生招聘策”等。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究组编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3辑，1979－1981)，着重收集当时的原始资料，如当事者所写的调查报告、通讯、日记及书信等，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图录]]》(1997)则是记录这一运动的重要图集。山东省政协文史委编的《留学生活》(1992)汇集了留学生的一些真实资料。何长工的《勤工俭学生活回忆》(1958)真实地记录了自己在法国的留学生活，“我们什么工作都做。架子放下了，面子撕破了，劳动服一穿，完全是个劳动者。”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的《徐特立教育文集·留法老学生自述》也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留学生在法国的情况。这些都为我们研究留法勤工俭学这一特殊条件下的特殊现象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周南京、梁英明、孔远志、梁敏和编译的《印度尼西亚排华问题(资料汇编)》(1998)是目前出版(非正式出版)的这一专题最详尽的资料选缉，共分七个部分：印度尼西亚排华问题的历史回顾、印度尼西亚排华法令文件、华人对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的反应、国际舆论对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的反应、中国政府对印度尼西亚排华的态度与政策、关于印度尼西亚排华根源之探讨、印度尼西亚排华的后果。该书的资料来源广泛，不仅有政策文件和时人评论，还有亲身经历者的叙述和记者的报道，为研究印尼排华问题的重要参考书。

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编《中国致公党文件选编》(1995)和吴豪德主编的《前进中的致公党》(1998)均为研究以华侨为主要成员的致公党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侨务政策文集》(1957)则为侨务政策研究提供了资料，但大量的法令、法规等政策文件尚未公开发行。这些政策应尽早公开出版，以利于学者的研究工作。

工具书的出版这包括三个方面：资料索引、辞典年鉴、百科全书。由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合编的《华侨史论文资料索引(1895－1980)》(1981)是中山大学、香港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联合研究华侨华人史的成果，共收录有关华侨问题的论文、译文、资料目录约5300条，引用1895－1980年间国内外出版的中文期刊356种，包括总论、华侨历史与概况、华侨与侨居国、华侨社会与文教、华侨与祖国、侨务、各国对华侨的政策、华工与契约华工、华侨人物、人口分布统计和书评等11个部分。这是目前国内出版的最为系统的目录索引。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成立十周年纪念刊《侨史研究十年》(1991)中收入了有关侨史研究的著述(1979－1991)和论文(1981－1990)目录索引。著述目录分为7类：专著、普及、翻译、文集、内部出版、资料和文艺作品。论文目录分为9类：总论、概况、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华工、地方史、人物和书评。从收录的范围看，索引不仅收录了侨史研究的有关著述和译著，也收录了华侨研究中关于理论问题(如同化与融合、认同观念、社会变迁、五缘文化、血统主义等)和现实问题(如宗教、侨乡、华人投资、华人社团、侨务政策等)的论文。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的《华侨华人研究文献索引(1980－1990)》和《华侨华人研究文献索引(1991－1995)》收录了全国200余种中文期刊上有关的研究论文与文章，分为华侨华人概况、华侨华人政治问题、华侨华人经济问题、华侨华人社会与文化、华侨历史问题和华侨华人人物资料等6大类。

郑民等人所编《华侨华人史书刊目录》(1984)是一本较全面介绍国内外现存资料的目录，分中文(又分图书和报刊两种)、西文和日文三部分，共收入有参考价值的中外文专著和中文报刊约3000种。该目录不仅列入了书刊名、作者名及出版单位和年月，还列出了收藏单位及索书号，读者可以按图索骥查寻有关书刊。陈声贵所编《福建省收藏华侨华人问题中外图书联合目录》(1988)共收录了福建省收藏的海内外有关华侨华人问题的图书专著1100多种。目录按总论、地区和国别分类，除一般的信息外，也包括了收藏单位的代号。书末还附有中外关系史书目500多种。该书目为福建华侨华人资料中心的研究成果。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的《华侨华人研究著述题录(1976－1989)》(1992)收入中国大陆学者有关华侨华人问题研究成果题录计4203条，也颇有参考价值。

一些辞典的编撰出版为华侨华人研究提供了便利。由姚楠、周南京主编的《东南亚历史辞典》中诸多词条包含东南亚华侨的内容，是研究东南亚华侨的重要参考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周南京主编的《世界华侨华人词典》(1993)是一部分量颇重的带有研究性的辞典。撰稿人相对集中了国内华侨华人研究的专家学者，基本上反映了1990年代初中国学者对华侨华人的研究水平。词曲共收7093条词目，全书约200余万字，内容包括华人华埠概况、历史地理、文物遗迹和著名建筑、人物、社团、经济组织、学校、文化与福利机构、政党与政治组织、历史事件与重大活动、法律条例与政策、条约与协议、政府机构与制度官职、历史文件、报刊、著作理论、专有名词等17类。此外，词典还有三个附录：世界华侨华人大事年表、近年世界华侨华人人口统计表和地名译名对照表。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华侨华人研究的专业参考工具书。另一部关于华侨华人的辞典是庄炎林、伍杰主编的《华侨华人侨务大辞典》(1997)。此外，还有其他辞典也含有华侨华人的内容，如周棉主编的《中国留学生大辞典》(1999)和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1992)的第四卷。

中国大陆的学者共出版了两种关于华侨华人的年鉴。一种是华人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的《华人经济年鉴》(1996)，一种是《世界华商经济年鉴》。后者创刊于1994年，先后出版了5卷。这两种年鉴较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华人经济发展的现状。由于稿源较少、出版不及时及相对重复等因素，这两种年鉴的质量在创刊初期存在着一些问题。目前，《世界华商经济年鉴》的编辑委员会已进行重组，并与华侨学界密切配合，编辑质量正逐步提高。

由周南京主编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是一部综合性大型工具书，是中国华侨华人学界的一大工程。全书共分12卷，即总论卷、人物卷、社团政党卷、经济卷、文学艺术卷、教育科技卷、新闻出版卷、法律条例政策卷、历史卷、著作学术卷、社区民俗卷、侨乡卷。《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是全世界这一研究领域里第一部多卷本百科全书，各卷编辑和撰稿人均为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和经验丰富的侨务工作者，有各自熟悉的研究领域，对地区国别的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有长期的资料积累和研究成果。此项目基本上集中了中国大陆的华侨华人研究人才，还得到了台湾学者和海外学者的支持。此书涵盖的范围广、内容多、卷帙浩大，包括本卷在内的12卷于2002年全部出齐。在国内外华侨华人学术界已产生重大影响。

传记资料的汇集对华侨华人中知名人士的资料整理、回忆(或自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准备工作。这些名人中有的是中国的外交官、政府官员或军事领袖，有的是著名文学家和科学家，有的是知名社会贤达。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著名华侨华人的年谱或论著全(选)集、华侨华人的回忆录或自传、他人编撰的名录传记或纪念文集。

第一类中比较系统的除孙中山、黄兴、梁启超等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些志士和胡适、林语堂等学界泰斗的全集、选集和年谱外，还有其他人物的资料。例如陈碧笙、陈毅明编《陈嘉庚年谱》(1986)和《陈嘉庚教育文集》(1989)；由赵元任次女和二女婿编《赵元任年谱》(1998)；《李四光全集》(8卷本，1996)和为纪念地质学家李四光诞辰110周年出版的《李四光年谱》(1999)；《冼星海全集》(10卷本，1989)等。一批著名华侨华人学者的论著选集或辑要也先后编辑出版，如《晏阳初全集》(3卷本，1989，1992，1992)和《晏阳初教育论著选》(1993)；《郁达夫海外文集》(1990)；《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1995)；《胡愈之文集》(6卷本，1996)；1940年代流亡印度尼西亚的王任叔的《巴人文集·回忆录卷》(1997)；泰国知名侨领邱及的文集《南离子邱及》；郑祥鹏所编缅华文化界知名人士黄绰卿的《黄绰卿诗文选》；《杨振宁演讲集》(1989)；《柳无忌年谱》(1992)等。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科学家文丛”中收入了《吴大猷文录》(1995)、《竺可桢文录》(1999)和《李政道文录》(1999)等著名学者的文录，这些都是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资料。

第二类是华侨华人本人的回忆录或自传。一些著名华侨自己撰写的回忆录、自述或自传也成为华侨研究中的重要资料，如华侨知名人士陈嘉庚所著《南侨回忆录》(1979)、司徒美堂所著《华侨与祖国》(1956)、陈翰笙的《四个时代与我》(1988)等。顾维钧、钱伟长等知名人物关于自己侨居国外情况的回忆录、自述和自传均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料。曾任华文报刊《印度日报》总编辑的顾执中在《报人生涯》(1987)中记述了他在印度工作期间与华侨社会的接触，特别是为读者提供了许多华文报刊《印度日报》的第一手资料。徐四民编著的《伊洛瓦底江的侨歌》(1981，1986)和二战期间流亡菲律宾的中国女权运动先驱董竹君的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1997)均记载了他(她)们在国外的经历。

第三类是有关著名华侨华人的研究、传记或纪念文集。由于这些著述具体到个人，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也颇费心思。由朱杰勤主编的《海外华人社会科学家传记》(1991)是一本有一定分量的文集，共收入23名著名海外华人社会科学家的生平事迹。华侨华人的贡献不小，人物也颇多，这一类的成果最多，水平也参差不齐。以陈嘉庚为例，近年出版的传记多达10种以上。举其要者，如王增炳、余纲的《陈嘉庚兴学记》(1981)、陈碧笙、杨国桢的《陈嘉庚传》(1981)、洪永宏的《出洋记：陈嘉庚外传(上)》和《归来记：陈嘉庚外传(下)》(1984)、杨国桢的《陈嘉庚》(1987)、傅子玖的《陈嘉庚》(1987)、朱立文主编的《陈嘉庚爱国主义思想研究》(1993)、曾昭铎的《陈嘉庚：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99)、雷克啸的《陈嘉庚精神》(1999)等。关于林绍良的介绍更多，达30种以上。这样的著述内容多有重复。

这些传记有的是关于传主的一个(或几个)时期的活动，如《宋庆龄在香港》(1997)。有的是关于传主一生的，如《中华帝国的最后一个遗老辜鸿铭》(1996)描述了马来亚归侨辜鸿铭的生活和思想，《华侨将军》(1993)记述了归国华侨将军陈青山生平事迹。有的是关于传主某一个方面或某一种贡献的，如《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论述了美国华人教育家晏阳初的教育思想，较全面地评价了这位对中国的平民教育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先驱者。有的是由传主的亲戚所写，如冀朝铸夫人撰写的《我的丈夫冀朝铸：44年的外交生涯》(1997)。很多知名华侨华人均有传记，如音乐家李凌，文学家谢冰心、杨骚，医学家钟惠澜，学者赵元任、田长霖，科学家钱学森、王淦昌、李国豪、杨振宁、吴健雄、李远哲，企业家胡文虎、林绍良、马应彪、索引铜、刘会干、郑名如、王安，知名华人陈香梅、蚁光炎、蔡福就，外交家陈友仁，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廖仲凯与何香凝，爱国先驱王希天、赵世炎，著名华侨战士李林，著名归侨张国基、胡愈之、庄世平、王宣化、杜边，侨务领导人廖承志，政治活动家张君劢，美国第一位华裔市长黄锦波等。这些传记或宣传传主本人，或涉及其家庭(族)，无疑为研究华侨华人的历史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纪念文集是另一种资料。这些文集或收集了著名华侨生前友好的纪念文章，或收入了他们自己未曾发表的作品。由于作者均为历史的亲自经历者，对研究该人、所属组织、所处时代或地区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例如，《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1986)收集了孙中山生前友好、同志和亲属的回忆或纪念文章。还有纪念世界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晏阳初纪念文集》(1996)；纪念五四时期爱国者、侨日华工领袖王希天烈士的《王希天纪念文集》(1996)；纪念中国华侨飞行员冯如的《冯如研究》(1991)；纪念老报人、侨务工作者洪丝丝的《洪丝丝纪念集》(1995)等。

这些著述有的是以传略的形式，如关于军事领袖的《海外归来的中国将帅》(1994)记载了26名从海外归来的华侨将领；有的是关于某个时期的，如《民国华侨名人传略》(1991)收录了民国时期33位颇有影响的华侨人物。胡文英、方积根的《著名华人海外创业记》(1990)共收录40名著名华侨华人。各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批知名华侨华人的传记丛书。其中有江西百花洲出版社的《世界华人精英传略》，根据“成就显著、贡献突出、知名度高”的标准选取华人精英，共分为港澳卷、泰国卷、菲律宾卷、印尼卷、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卷、日本卷、美国卷、大洋洲与非洲卷、南美洲与加拿大卷、欧洲卷等10卷；中国华侨出版社也出版了“海外炎黄精英丛书”。有的丛书含有华侨华人的研究成果，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文化名门世家”丛书中的罗检秋著《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文化史》和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世纪老人的话”丛书中的《严济慈卷》和《季羡林卷》。

第四类是近年来出版的华侨华人名人录，为华侨华人研究提供了各方面的资料。例如，《全国归侨侨眷知识分子名人录》(1997)收录了约1800余名卓有成就的归侨与侨眷；姚公骞等主编的《中国百年留学精英传》(1997)；赵红英、张秀明的《海外华人妇女风采录》(1995)收录了95名在世界各地政法界、经济界、科技界和文学艺术界的知名女士，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华人妇女的风采，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有关资料。此外，各地或各行业还编辑了类似的资料，如方雄普编著的《美国华裔名人剪影》(1987)、温广益主编的《广东籍华侨名人传》(1988)、北京泰国归侨联谊会《英魂录》编委会的《泰国归侨英魂录》(已出版4册，1989－1997)、刘汉标的《华人科学家》、侯丹编著的《陕西海外人》(1998)等。海外华商的有关资料也先后整理出版，如吕林伟的《世界华人亿万富豪榜》(1995)和杨晋的《世界华人新兴富豪》(1996)，前者偏重第一代华人企业家打天下的艰难创业过程，后者注重第二、三代华人企业家的成功之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名人录中重复现象严重。

国际交流与学术合作

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与海外华人和外国学者的合作日渐加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量翻译或出版了国外的研究著作。第二，积极与国外同行一起进行研究项目。第三，参与或主办国际会议。第四，中国学者的论著以外文发表或在国外引起反响。

早在1950年代，中国学者已开始组织学术力量对有分量的国外关于华侨华人的著述进行翻译，例如巴素的《东南亚华侨》、斯金纳的《泰国华人社会》、卡特的《荷属东印度华人的经济地位》等著作均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全文翻译。1980年代以来，各地或院校组织翻译或出版了一批较有分量的外国学者的著述。一些重要的研究论文在1980年代也被译成中文，如尤弗洛尼欧·马·阿利普的《华人在马尼拉》(周南京译)、乌斯季洛夫的《在苏维埃俄国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石彦陶译)等。美国华人学者沈己尧的《海外排华百年史》(1980)是较早介绍入国门的华侨史著作。随后，相当一批有分量的著作被翻译介绍。

1980年代以来翻译出版的有关华侨华人著作一览表(不完全统计)

在国外留学的青年华人学者关于华侨华人的博士论文或专著有的也在国内出版，如张庆松的《美国百年排华内幕》(1998)、令狐萍的《金山谣》(1999)等。《美洲华报》长期开设专栏发表侨胞在南美创业生根的文章。该报撰稿人巴西华人朱彭年将专栏中有分量的文章汇编成册，以《中国侨民在南美》(1990)为书名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由于研究经费、学术传统和研究方法上的不同，海外学者对华侨华人的研究在诸多方面领先于中国学者，并积累了大量颇有价值的成果。为了推动中国的研究工作，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也被介绍翻译。在这方面较突出的是陈文寿主编的两本论文集。《华侨华人新论》(1997)是一部由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的青年研究人员陈文寿、程希、黄静、黄小坚、巫秋玉、肖炜衡、张秀明等编译的论文集，内容涉及两个方面：关于理论和方法论与个案研究。另一本是《华侨华人经济透视》(1999)。该论文集共收入海外学者的论文15篇，其中有的是资深学者，如游仲勋、滨下武志、涂照彦等，还有的是中坚学人或后起之秀。这些论文具有相当的学术功力和参考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外(特别是东亚和北美)关于华侨华人经济的研究水平。

这些翻译著述有三个特点。第一，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居多，上述多种著作的作者如王赓武、沈己尧、杨进发、廖建裕、李国卿、颜清湟等均为有影响的海外华人学者。第二，这些著作多为历史著作，或为经济史，或为社会史。第三，翻译著作中以研究东南亚和北美华侨华人的著作为多。这一方面由于这两地的华侨华人的数目远远高于其他各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对海外学者研究状况的了解和介绍还有待进一步扩大。

对外交流扩大的第二种表现是与国外研究华侨华人的学者积极开展学术交流，这包括中外学者联合召开学术会议，中外学者联合进行研究项目，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得到海外学者的重视，国内的学术成果得到海外有远见卓识的华商的捐款资助。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ISSCO)成立以来的几乎每次会议上均可看到中国学者的积极参与。中山大学与加州大学和香港大学开展合作研究，并先后两次(1984，1985)举行国际会议。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加了会议。在1989年厦门市召开的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国外学者提交了多篇论文，其中有17篇英文论文，作者分别来自欧洲、美洲、澳洲和东南亚诸国，论文中有关于社区研究的，有国别研究的，有史料学的，还有的论及理论问题。在随后召开的多次国际会议上，中国大陆学者或主持承办，或积极参与，与海外学者的交流十分活跃。

1996年在厦门召开的关于华侨华人的国际研讨会的论文集中，收入了43篇中文论文和25篇英文论文。1997年10月，南京师范大学与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在南京联合主办“华人教育国际学术会议”，来自美国、加拿大、巴西、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的60多位专家与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华人教育：民族文化传统的全球展望》(1999)。1998年10月在福建晋江召开的“中国侨乡社会经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80名学者，其中海外学者30名，提交的英文论文有16篇，这些论文的最大特点是微观研究的突破，对中国学者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走向21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1999)是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文选，共收入中外学者的论文43篇。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分析和研究了全球华文文学的历史和走向及华文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地位，为研究世界华文文学提供了线索、信息和重要资料。

在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方面，厦门大学比较突出。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南洋研究院的《南洋研究译丛》每期均刊登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的译作，这对介绍和了解国外有关研究动态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二，该校学者与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校际交流十分活跃。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多伍(LeoDouw，一译刘岛)博士近年转入华侨华人研究。厦门大学积极参与他所负责的项目，对福建地区的华侨华人及侨乡问题进行研究，在土地与移民的关系、侨乡的地位和作用及华侨华人跨国经营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第三，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目前正在进行的晋江侨乡研究项目吸引了不少国外研究华侨华人的学者，“每年都有数十位在中国和东南亚作田野调查的国外学者前来访问。”此外，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与日本方面的合作项目、中山大学与加州大学和香港大学的合作研究项目、日本宫崎大学同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及华侨大学关于日本华侨的合作项目无疑将大大促进我国的华侨华人研究。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自2000年被教育部选定为全国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后，积极整合国内外的研究力量，先后于2000年和2001年召开了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

周南京主编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邀请了外国知名学者担任顾问或参与编纂工作。该书由菲律宾华人企业家龚诗贮博士独资捐助出版，这是中外学者共同致力于华侨华人研究的典范。由日本学者市川信爱与中国学者戴一峰合作主编的《近代旅日华侨与东亚沿海地区交易圈——长崎华裔“泰益号”文书研究》是另一个成功合作的范例。此书的学术价值在于以个案研究来分析华人商号在东亚经济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国际合作的方式为今后的华侨华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赵淑侠等著《欧罗巴的“编钟”协奏——第一本全欧华文作家创作合集》(1998)则收集了欧洲各国(法、德、西、丹、荷、英、奥、比、芬和瑞士等国)华文作家的散文和杂文。此外，有的学者积极开展与国外学者的研究项目合作，有的学者在国外发表论文、文章、书评或访谈。朱杰勤、姚楠等老一辈学者为外国学者的华侨华人著作撰写序言；周南京、梁英明、梁志明、李国梁、黄昆章等学者的文章多次出现在国外的报纸和学术刊物上。

更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学术论文和专著开始以英文出版或受到国外媒体的注意。李明欢关于闽西中川胡氏族田的个案调查、移民欧洲的温州人的谋生方式和欧洲华人社团研究的论文分别被收入由多伍和戴一峰主编的《福建省西部的土地与移民，1910年代－1940年代》(2000)、由彭轲(Frank Pieke)和海因·迈雷(Hein Mallee)主编的《内部移民与国际移民：中国的视角》(1999)及由班国瑞(Gregor Benton)和彭轲主编的《欧洲的华人》(1998)等书，她在国外的学术杂志上也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先后被多所著名学府邀请进行学术访问。庄国土关于中国侨务政策的研究和由他主持的晋江侨乡的研究项目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他在国外的学术杂志上多次发表论文，并撰写了由潘翎主编的《海外华人百科全书》(1998)中关于中国侨务政策的条目，他的多篇论文也收入了由外国学者主编的论文集，在国际学术界也相当活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王春光在巴黎进行实地考察，与法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贝嘉合作以中、外文发表了数篇关于巴黎温州人移民和谋生方式的论文。李安山曾利用赴美短期讲学的机会在美国华人历史学会、斯坦福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等单位举办了关于非洲华侨华人创业史的讲座。

此外，蔡仁龙的13篇论文被译成日文，以《印尼华人历史经济论文集》(1993)为题在东京出版，在日本华侨华人研究学界引起反响。长期从事印度尼西亚语言和文化及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研究的孔远志的郑和研究颇有成效。他的《郑和与印度尼西亚》(1992，1993)以印尼文在雅加达出版，《郑和与马来西亚》(2000)则以马来文由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出版。李明欢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以《我们需要两个世界》(“We Need Two Worlds”：Chinese Immigrant Associations in a Western Society)为题由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学术界的好评。李安山的《非洲华侨华人史》刚一出版，即受到法国新闻媒体的注意，并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杂志上出现了书评。这充分表明中国学者已逐渐走向世界，他们的研究成果已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学术研究与科研成果

专题(史)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专题(史)研究主要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华侨华人，从各个方面分析他们与祖籍国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包括整个近代以来的关系和各个不同时期的关系，也包括中外交通史和文化交流史的诸多方面。。

辛亥革命与华侨是专题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学者就这一专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有的研究迁移地的华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如广东地区、台山、梅县、泉州等地华侨参与或支持辛亥革命的史实，有的探讨定居地的华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如东南亚华侨、越南华侨、泰国华侨、缅甸华侨、新马华侨、美洲致公党与孙中山的联系，有的涉及具体的专题、有的关于具体的集团，可谓硕果累累。主要研究成果除前面提到的有关史料外，还有华侨历史学会编的《辛亥革命与华侨》，丘克辉、钟颖科主编的为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论文集《孙中山与华侨》(1992)和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编《孙中山与华侨——孙中山与华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这方面的专著有任贵祥著《孙中山与华侨》(1998)和郝平的《孙中山革命与美国》(2000)等。

抗日战争与华侨是另一个重要课题。曾瑞炎的《华侨与抗日战争》(1988)是国内研究这一专题较早的专著。书后的附录1对华侨捐款的总数、去向和华侨购买公债的储蓄券的偿还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附录2则选辑了抗战期间的有关报告、文件、社论和宣言，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秦钦峙、汤加麟著《南侨机工回国抗日史》(1989)记述了南侨机工慨然回国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事迹，这是除陈嘉庚先生的《南侨回忆录》之外国内学者较早研究这一专题的著作。林少川在对百余名机工口头采访的基础上写成的《陈嘉庚与南侨机工》(1994)史料丰富，附有珍贵历史图片、文献、统计和南侨机工名单。此外，黄滋生、许肖生著《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1991)、任贵祥著《华侨的第二次爱国高潮》(1989)和《华夏向心力——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1993)均较详细全面地叙述了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黄小坚、赵红英、丛月芬著《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1995)是目前关于这一专题的最为全面的著作，全书不仅篇幅较大，中外史料较多，其最大特点是辟专章客观论述了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

《赤子热血：环球华侨抗日行动》(1995)和《历史不能忘记》丛书(1999，共分19个分册)中的《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纪实》则对抗日战争中华侨的贡献进行了概述，特别是后者刊载的历史图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黄小坚主编的《海峡两岸“华侨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文集》收集了1999年在广州市召开的学术研讨会34篇论文(台湾学者15篇，大陆学者19篇)，其中周南京的“太平洋战争期间东南亚华侨地下抗日报刊”、黄小坚的“汪伪政府侨务述评(1940－1941)”和黄建淳的“砂劳越抗日组织‘诗华筹赈会’初探”等论文颇有新意。

有的著作从总体或个案探讨了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国共关系和两岸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禁区”。武汉出版社组织各学科的研究人员出版了“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丛书”。任贵祥、赵红英著《华侨华人与国共关系》为其中的一本。该书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是一部较有分量的研究著作。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对中国侨务政策的偏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许肖生的《华侨与祖国民族解放运动》(1992)和《华侨与第一次国共合作》(1993)均探讨了海外华侨在不同时期与祖国的联系及其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作出的贡献。郑德华、成露西著：《台山侨乡与新宁铁路》(1991)是一部较有分量的个案研究，探讨了华侨与新宁铁路建设的关系。参考文献中有方志、族谱、当时报刊登载的与新宁铁路有关的文件及英文资料，史料丰富。方雄普的《华侨航空史话》(1991)简述了华侨与中国航空事业的关系及其支持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事迹。林金枝主编的《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1993)则是研究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较为系统全面的专著。

华侨华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中外关系史中的作用是一个重要专题。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众所周知，这种影响当然也包括华侨华人的贡献。各种中外关系史或文化交流史中均有关于华侨华人海外创业传播中华文化的内容。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中多处提到华侨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季羡林总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1998)共分哲学、文学、医学、美术、宗教、音乐、教育、图书8卷。其中《中外图书交流史》提到华侨华人(如林语堂、王际真等)在美国翻译介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情况；《中外美术交流史》介绍了近代留日和留法的中国学者引进西洋画法的贡献；《中外教育交流史》则分章阐述了中国学生在日本、美国和欧洲的留学运动。其他各卷中均提到华侨华人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其他一些关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史学著作均提到早期华工或华侨华人的桥梁作用。例如，吴建雍著《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1999)中的一些章节与华侨华人密切相关。由于该书利用了东印度公司的有关档案和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大大有助于研究的深入。有的学者将华侨放入中外交通史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沈福伟的《中国与非洲——中非关系二千年》(1990)和刘文龙等著的《中国拉丁美洲文化交流志》(1998)属于此类著作。此外，还有余思伟的《中外海上交通与华侨》(1991)等。

任荣珍的《汉籍外译史》(1997)中对将中文典籍介绍到世界的法、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华人进行了具体研究，指出这些华人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教育在海外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孔远志著《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1999)中着重探讨了华侨华人在中国与印尼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武斌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1998)第36章专论海外华人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

海外华侨华人在所属国一方面使用当地语言，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保持和发展华文，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发展华文文学。饶芃子主编的《中国文学在东南亚》(1995)论述中国文学在东南亚传播的历史与现状，遗憾的是，作者未涉及华人众多的印度尼西亚。饶芃子、费勇著《本土以外：论边缘的现代汉语文学》(1998)和黄万华著《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1999)分别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地位和前途进行了探讨。此外，对国别史中的华文研究还有黄万华著《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1999)，该书以翔实的史料考察了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文小说发展史，对华侨华人在传播中国文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

有的著作将华人移民追溯到古代。陈玉龙、范毓周、杨通方和夏应元等人合著《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1993)在论及中国与三国文化交流时均提及华裔的贡献。韶华宝忠双、欧阳如水明著《中华祖先拓荒美洲》(1992)是关于中国早期移民拓荒美洲的专著。连云山著的《谁先到达美洲》(1992)也持类似观点。不管这些著作的观点是否成立，但作者追求真理、力求展示客观历史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沈殿忠、沈殿成、赵玲、何平著《中日交流史中的华侨》(1991)较详细地论述了华侨在中日交流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全书共分24章，从秦汉旅日华侨的先驱者写到当代的新移民，既包括早期的“渡来人”、“汉人”、“秦人”和“唐人”，也包括明清僧侣和近代留学生；既包括私商，也包括文人；既有流亡日本的维新志士，也有国民党与共产党中的旅日华侨党员。由于时间跨度大，涵盖内容广，对中日交流中日本华侨的形成、演变及其作用有较深入的研究，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留学生历史与华侨华人史具有渊源关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吴霓著《中国留学史话》(1997)作为“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中的一本，以通俗的语言展示了中国向海外派送留学生的历史过程。李喜所的《近代中国的留学生》(1987)叙述了中国政府选派留学生的历史过程。黄利群著《中国近代留美教育史略》(1990)考察了近代以来中国向美国选派留学生的过程及留学生回国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黄新宪的《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1991)则就历史上中国派遣留学生的政策及其实施进行了分析。王奇生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992)对于中国学生留学国外进行了历史的考察。

作为中国留学生的杂志，《神州学人》自1987年创刊以来真实记录了留学生的发展历程。1990年7月，该刊与《人民日报》海外版合办了“中国留学生之页”，为专刊编发了数百篇稿件。为纪念《神州学人》创刊5周年，编委会出版了“留学生丛书”共5本，其中的《中国留学生史萃》(1992)分“留学教育的发展历程”、“留学生的历史作用”和“著名留学人物及团体”三个部分，共收集了38篇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附录中的“中国近现代留学大事记(1847－1949)”和“新中国留学教育大事记(1949－1991)”有一定参考价值。周棉的《留学生与中国的社会发展》(1997)探讨了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沈殿成著《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1896－1996)》(1997)对百年来中国人赴日本留学的五个阶段进行了论述。张充侯、殷叙彝、李峻晨合著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于1980年出版，共两卷，较详细地论述了这一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此外，还有鲜于浩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1994)。《中国百年留学生纪录》(1998)共有四卷，较全面地叙述了1872年至今的中国留学生史。特别是书中的14个附录颇有参考价值，其中包括中国留美幼童名单、早期赴欧海军留学学生情况表、清末毕业于日本大学及高等学校中国留学生人数表、“文革”前我国派遣留学生人数一览表、改革开放后中国留学人数统计表等。

《旅居者和“外国人”——留美中国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1998)是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陈向明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较有分量的专著。她在书中力图揭示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进行跨文化人际交流时所遇到的困难。对于美国人而言，友谊通常是通过关系中的个人保持其相对独立性而得以维持和发展的，而中国人如果表现出某种独立的需要时，其人际关系即有可能受挫。正是这种文化的差异使很多初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在交友时碰到意想不到的困难。陈向明博士的著作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背景：研究者的故事”分为3章，主要是关于本书的方法论，分别论述了研究框架(背景、构想和结构)、研究过程和研究者的思考与反省。第二部分“中景：被研究者的故事”分为8章，其中包括个案研究、交往、人情、情感交流、交友、局外人、自尊、变化等。第三部分“远景：思考的故事”分为2章，对“跨文化人际交往中自我和人我关系的文化建构”和“跨文化人际交往中个体文化身份的重构”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附录包括研究过程中的“联系信件”、“问卷”、“访谈提纲”和“观察指南”，对有意研究者具有参考价值。

旅居国外的华人学者也不断以中文的方式向国内介绍自己。中国旅美科技协会主编的《异邦之龙——旅美学人英杰录》(1996)以采访和自述的方式介绍了美国华人中的学术精英。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学成后定居国外，成为新的华侨或华人。段耀中主编的《负笈东瀛写春秋：在日中国人自述》(1998)共收录104名在日中国人的自述，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已在日本社会立足的高级技术人才在海外留学创业的经历。

华侨华人史也是移民史的一部分。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1997)的第6卷论述了清、民国时期的移民史。特别是该卷第12章较系统地论述海外移民的三个阶段(秦汉至隋时期、唐宋元明时期、明后期至清中期)，并就近代海外移民的背景、苦力贸易及移民方式和移民动因进行了概述，分析了海外移民对移民迁出地的影响，因而对华侨华人史的研究有参考意义。朱国宏的《中国的海外移民——一项国际迁移的历史研究》(1994)将中国的海外移民史分为五个阶段进行考察。他治学态度严谨，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将中国海外移民置入国际移民的大环境进行探讨。杨国桢的《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1997)和曾少聪著《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1998)分别论述了明清时代中国的海外移民活动的特点(民间自发、和平经商和共同发展)，两人均力图突破从区域史的角度研究国内海洋移民的局限，将海洋移民放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背景下作整体和综合的考察。林仁川著《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1987)则分析了海外贸易特别是私人贸易集团的活动与华侨的贸易活动的密切关系。李衡眉主编的《移民史论集》中的第三部分专门论及华侨移民史，资料大部分取自全国各省市文史资料。

契约华工与出国华工史是另一个重要的专题。中国学者对契约华工的研究始于1950年代。较早对这一专题进行研究的是丁则民和张芝联。丁则民在1951年《历史教学》第3期上发表了“美国迫害华工史辑”一文，翻译介绍了一些有关史料。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张芝联教授在1956年的《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题为“1904－1910年南非英属德兰斯瓦尔招用华工事件的真相”的长篇论文。他通过运用各种官方档案和外文资料，研究了华工问题产生的经济因素，进口华工在南非和英国取得同意的过程，英国政府与清朝政府的勾结，华工在南非金矿的待遇及其反抗等问题，并批驳了国外历史学家对这一“德兰士瓦试验”失败原因的解释。田汝康在《光明日报》(1957)上撰文叙述了1852年厦门人民反对英国人掠卖华工的斗争。朱杰勤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十九世纪中期在印度尼西亚的契约华工”(1961)也是一篇力作。他从契约华工出国原因、出国过程、生活待遇和华工的反抗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朱杰勤认为，契约华工出洋是荷兰殖民者开发印尼各地的需要，这种苦力贸易自始至终受到荷兰官方支持和政府的法律保障，并得到了清朝政府的配合。契约华工与印尼人民一样受到荷兰殖民者的剥削。

陈泽宪是《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的主编人员之一，对契约华工制的研究十分深入。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重要论文“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1963)对19世纪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劳动力的主要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文中提到他所见的最早提及卖“猪仔”的书刊印于道光丁亥年(1827)。经过考证，他认为，契约工制度是从华侨早年出国谋生时习用的合伙方式演变而来；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企图利用契约工制度直接从中国大陆吸收劳动力的首恶；帝国主义从中国掠夺劳工在1850－1875年达到高潮。他考察了契约华工在运输途中的反抗，探讨了秘鲁玛也西号事件和陈兰彬报告在国际上的反响，并分析了各西方国家在对待契约华工问题上的不同态度。难能可贵的是，通过各种中西文献的比证和汇总，他得出了1800－1925年间出国契约华工的估计数(3000000)。

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学者加强了对华工的研究，各方面均出现了一些研究论文。举其要者，陈翰笙的文章揭露了700万华工被拐骗出国的过程(1979)；朱杰勤研究了19世纪后期中国华工在美国开发中的作用及处境(1980)；罗荣渠在《世界历史》(1980)上撰文阐述19世纪契约华工赴拉丁美洲的历史事件；彭家礼的多篇论文进一步研究了华工出国问题(1983，1984)；韩振华在《南洋问题》上描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时代巴达维亚蔗糖业的中国人雇工的情况(1982)；艾周昌进一步探讨了近代华工在南非的真实遭遇(1981)和1888年中刚(扎伊尔)条约与华工问题(1983)。较为重要的著作有彭家礼的《英属东南亚的开发》(1985)和王佩莲著《华工的足迹》(1994)，前者研究了华人与华工在开发东南亚过程中的作用，后者叙述了华工在美洲、欧洲、澳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足迹。

吴凤斌的《契约华工史》(1988)是目前对契约华工问题的最全面的研究。该书共分为5编。第1编“契约华工制的兴起”对这一制度的产生、发展、高潮进行了探讨，特别对契约华工的迁移地和出洋港口分别进行了阐述。第2编至第4编分别对“东南亚地区的契约华工”(马来半岛、邦加岛、勿里洞岛、苏门答腊、婆罗洲)、“美洲地区的契约华工”(古巴、秘鲁、西印度[洋]地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和巴西)和“其他地区的契约华工”(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各岛、南非、非洲其他地区、欧洲地区)进行了研究。第5编“契约华工的历史贡献”从两个方面叙述了华工对当地的贡献：经济发展和反殖斗争。作者将契约华工制度的历史进程分为五个时期：萌芽(17世纪——18世纪末)、成长(18世纪末——19世纪中叶)、发展(19世纪40年代——70年代)、下降(19世纪70年代——20世纪10年代)、衰退(20世纪10年代——40年代)；并分析了三种契约华工制(奴隶制的契约华工、债权制的契约华工和雇佣制的契约华工)的异同。

李永昌的《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1988)是一部颇具分量的研究专著。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俄文文献资料，参考了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俄国华工的起源、华工在俄国的悲惨境遇及他们参加十月革命的史实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展示了孙富元、包其三、任辅臣、孙继五、刘泽荣等由华工转变成为革命战士和军事领袖的英勇事迹以及旅俄华人中的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书后的“有关旅俄华工的档案文献摘编”的附录大部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附录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十月革命前的赴俄华工”，收录了5件史料，包括俄国人在华招工的各种电报、章程、照会、招工合同等资料，多取自“奉天交涉署档案”。第二部分“为保卫苏维埃而战”包括各种关于红军中的华人资料，多取自“中央国家苏军档案”。第三部分为“旅俄华人组织及其活动”，收录史料8件，包括中华旅俄联合会的会章、报告书及其致苏俄外交部的有关信件，中国政府划拨“惠工款”的有关文件，遣送华工回国的有关交涉，第三次全俄华工代表大会的有关消息及西伯利亚和远东华人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有关文件。这些资料对进一步深入研究旅俄华人的情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侨务政策与移民政策是专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庄国土是中国年轻学者中的佼佼者，他的《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1989)分析了封建政府对华侨从敌视、禁止转变为控制、利用和保护的政策，揭示了清政府力图达到在政治上控制华侨、在经济上利用华侨捐款和投资的目的。清朝政府派使设领，运用外交手段交涉华工权益，使迫害华侨的现象有所减少；同时建立中华总商会和华侨学校，在国内立法禁止诱骗掳掠华工出洋和保护归侨。他纠正了学术界对清朝政府只见祸侨、不见护侨的传统偏见，并对晚清外交官员奕沂和李鸿章作出了客观评价，这是十分难得的。

袁丁的专著《晚清侨务与中外交涉》(1994)着重对晚清侨务政策与对外关系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明清政府侨务政策的变化是外交政策近代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借鉴西方对海外侨民的政策及国际法等概念的结果。作者分析了晚清侨务政策在10个方面的转向和这种转向的原因，进而认为，尽管这些政策变化是变革的表现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中国当时的地位及清政府与劳动人民的对立，这些政策最终并未达到其保护华侨的目的。毛起雄、林晓东编著《中国侨务政策概述》(1993)较系统地介绍了当代中国的侨务政策。对民国时期的侨务政策和1949年以来的华侨政策尚缺乏力作，对敏感时期侨务政策的研究论文也不多。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华侨政策的研究论文则已有多篇。

关于外国政府的华侨华人政策或移民政策的研究起步较晚。早在建国初期，张人羽曾编写《美帝排华史》(1951)。由于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此书难以作为严肃的学术论著。1960年代初，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曾整理出东南亚各国政府关于华侨问题的部分法规汇编，但由于缺乏资金，一直未能付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关于外国政府的华侨华人政策只在内部刊物中出现。由暨南大学东南亚所和广州华侨研究会联合编著的《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1989)分别论述了二战以后的东南亚各国推行的激进的外侨政策及其对华侨社会产生的影响，篇幅虽小，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廖小健的《战后各国华侨华人政策》(1995)将各国的政策分为四个部分进行阐述，即移民入境政策、国籍归化政策、经济政策和文化社会政策，共论及亚洲国家19个，美洲国家20个，大洋洲国家8个，欧洲国家12个和非洲国家4个。

虽然我国学者对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的研究硕果累累，但迄今尚无一本关于该地区国别的移民政策或法规的专著出版。对美国移民政策的研究已有初步成果。梁茂信的《美国移民政策研究》(1996)的第四章着重论述了中国移民和排华法的产生及美国对亚洲移民政策的变化。戴超武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美国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1849－1996)》论述了19世纪中叶迄今美国对亚洲移民的政策及其演变，分析了这些移民政策变化的动因及影响。书后附录的9种文件和资料对华侨华人研究颇有参考价值。

地区国别史研究与综合研究所谓地区国别史研究主要指对某一地区或国家华侨华人历史的研究，包括他们的教育、社团、经济、社会活动等方面的历史。综合研究则是指对华侨华人诸方面的研究。就地区国别史而言，对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史的研究特别突出。朱杰勤于1979年在暨南大学开设《东南亚华侨史》，他的讲义经整理加工后于1990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篇幅不大，但时间跨度极大，从公元前后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他在书中明确指出，东南亚华侨史“应该是通史性质，而不是断代史和国别史性质”。这一观点为后来者进行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点。黄文鹰、陈曾唯、陈安尼著《荷属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吧城华侨人口分析》(1981)是一部研究荷属东印度公司时期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华侨人口变迁的颇有分量的专著，书后附录的10种相关统计和资料尤为珍贵。

从1980年代后期起，华侨华人研究专著开始以丛书的形式出版。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世界华侨史丛书”、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华侨华人研究丛书”和江西人民出版社的“华侨史丛书”最为突出。“世界华侨史研究”是由朱杰勤先生计划和领导的一个全国科研项目。诚如朱杰勤先生在“世界华侨史丛书总序”中所言，“世界华侨史的编写，最好取材于各国华侨史，触类旁通，才能事半功倍。由于已出版的各国华侨史种类不多，遂使编写世界华侨史的人难以搜集有关的参考资料。这恐怕是世界华侨通史至今尚未出现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目前还须加强各国华侨史的研究、编写和出版的工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世界华侨史丛书”由朱杰勤主编，已出版了《菲律宾华侨史》、《印尼华侨史》、《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美国华侨史》、《日本华侨史》、《澳大利亚华侨史》等，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华侨华人研究丛书”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田汝康担任编辑委员会顾问，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前所长汪慕恒担任主编。该丛书中以《东南亚华侨通史》(1993)最为突出。该书由吴凤斌主编，作者包括庄国土、林金枝、李国梁、蔡仁龙，均为长期研究东南亚和华侨问题的专家。全书分为三编。在第一编“古代的东南亚华侨(公元前3世纪——公元16世纪)”中，作者叙述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早期交往，分析了海商——流寓——定居的东南亚华侨移民模式，并论及东南亚各地及中国对早期华侨的态度。第二编“近代的东南亚华侨(17世纪——20世纪10年代)”涵盖的内容广，从殖民者的抵达到辛亥革命的发生。作者分析了华侨的职业与经济活动、契约华工与华侨人口结构、华侨的社会分层与融合、华侨移民组织与文化影响。第三编“现代的东南亚华侨(20世纪10年代——40年代)”研究了当地华侨的人口结构、华侨与中国的关系、华侨社团、华侨教育及华文报业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并对民国时期的侨务机构和侨务政策进行了阐述。全书长达70余万字，始于公元前3世纪，终于1940年代，是一部史料翔实的历史著作。

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华侨史丛书也引起学术界注意。前面提到的吴凤斌的《契约华工史》即为丛书中的一部。另一部值得一提的是陈碧笙主编的《南洋华侨史》(1989)。该书分为三篇，从12世纪到20世纪中叶。由四人分工合作而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陈碧笙撰写的“绪论”对华侨的名称与含义、华侨出国的原因、华侨问题的实质及华侨历史的分期等问题提出了较为明确的看法，可以说是形成了一家之言。陈碧笙提出了三个十分重要的观点。第一，作者针对华侨问题的实质是“殖民问题”、“移民问题”和“国籍问题”等三种观点，提出了“华侨问题的实质是民族问题”这一观点。第二，华侨历史的分期应以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为主要依据。第三，华侨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即12世纪初期——16世纪后期；16世纪后期——1840年；1840－1949年；1949年至今。这些观点对后来的研究有一定影响。

华侨华人地区国别史成果一览表

李明欢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一个西方社会中的华人移民社团》(英文，1999)详细研究了荷兰华人社团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这是作者在荷兰读书时进行的研究项目。该书较充分地利用各种文献资料，采取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综合研究方法(包括社会调查与口述历史)，从理论上论证了华人移民身处“两个世界”的社会形态，阐述了华人移民为改变其不利地位而作出的各种努力。李安山的《非洲华侨华人史》(2000)较充分地使用了国内外可资利用的史料，研究了非洲地区华侨华人的来源、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活动及文化生活等方面，并对非洲华侨华人史的5个历史问题和华侨华人研究中的5个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南京先生认为“《非洲华侨华人史》是这个专题研究领域的重要里程碑。”

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中国的学者曾出版过相当一批综合性研究著作。例如葛仁局的《炎黄子孙在海外》(1986)、杨万秀主编的《海外华侨华人概况》(1989)、张兴汉等主编的《华侨华人大观》(1990)、李原、陈大璋编著的《海外华人及其居住地概况》(1991)、方雄普、谢成佳著《华侨华人概况》(1993)、巫乐华的《华侨史概要》(1996)。虽然这些著作多为概述、概况或概要，但涉及的国家多，涵盖的内容广，信息量大。这些作者对中国华侨华人的研究功不可没。

关于海外的华文报刊，曾出版过三部著作：方积根、胡文英的《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1989)、杨力的《海外华文报业研究》(1991)和王士谷的论文集《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1998)。前两本虽在内容上多有重复，但书后所附的各地华文报刊的统计表则十分有用。王士谷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3篇，分为三部分：历史与现状、报刊与报人、体会与思考，内容极广，从海外最早的华文报刊谈到现今的大陆新移民报刊和海外中文电子报刊，地区则涉及美国、日本和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报刊。附录“本书专有名词华文外文对照表”很有参考价值。

有的专著是对一个国家华侨华人历史与现实的综合研究，如陈昌福的《日本华侨研究》(1989)、李白茵的《越南华侨与华人》(1990)、周南京著、吴文焕编《菲律宾与华人》(1993)、黄露夏的《马来西亚的华人》(1999)和方雄普的《朱波散记——缅甸华人社会掠影》(2000)等。有的著述是对华人社会某一方面的研究，如李明欢的《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1995)对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团历史渊源及当代华人社团的组建动因、组织形态、经济机制与社会功能进行了分析；方雄普、许振礼的《海外侨团寻踪》(1995)是对各地华侨社团的初步探索。谭天星、沈立新的《海外华侨华人文化志》(1998)注意到20世纪中叶以后华侨文化逐渐向华人文化转变、内涵更为丰富这一趋势。

关于海外华文教育的学术论文数量颇多，这方面的专著也不少。举其要者，由张泉林主编的《当代中国华侨教育》(1991)、周聿娥的《东南亚华文教育》(1995)和朱慧玲的《当代日本华侨教育》(1996)。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华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写、由林蒲田主编的《华侨教育与华文教育概论》(1995)从宏观的角度对海外华侨教育与华文教育的起源与沿革、海外华文教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国内华侨教育的回顾、新时期华侨教育与华文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台湾华侨教育与华文教育及华侨捐资办学等七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是对大陆学者关于华侨教育与华文教育研究成果的概括和总结。

有的著作是关于某个特殊的华人群体，如赵和曼的《广西籍华侨华人研究》(1996)和杨力、叶小敦著《东南亚的福建人》(1993)较全面地介绍了广西和福建两地华侨华人的情况；丘政权著《客家与香港崇正总会》(1997)论述了客家源流及其与香港崇正总会的关系。周昭京著《潮州会馆史话》(1995)收录了世界各地潮州会馆图片91幅和文献16件，为研究潮州帮和潮州会馆比较扎实的专著，颇有参考价值。冷东的《东南亚海外潮人研究》(1999)则是关于潮州人的最新研究。还有冯子平的《海外琼人风云录》(1993)以及《中山人在夏威夷》(1995)等。

王国杰的著作《东干族形成发展史》(1997)的小标题为“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该书较详细地研究了东干人在清末早期为逃避清朝政府的追捕而在中亚地区落户的历史。全书分为9章，分别论述了东干人的起源分布、从1877年起到1980年代东干人发展的历史、东干族的文化及其习俗与礼仪。由于作者曾先后两次访问中亚地区考察东干人的乡村，与当地东干族居民进行了访谈与实地考察，加之对陕甘语和俄语能运用自如，这一著作可以说是填补了我国对东干人研究的空白。丁宏的《东干文化研究》(1999)广泛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较全面地分析了东干学、东干人的经济生活、东干语文及其文学、东干人的伊斯兰教及其风俗习惯等方面。作者也曾到中亚东干人地区进行过实地考察。这两部是我国目前仅有的关于定居国外的中国少数民族华人的专著。

江浙一带先民曾远涉重洋，移民世界各地，开风气之先。近年来温州人、宁波人移民海外创业者甚众。国外学术界开始注意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如法国和意大利的学者对温州人的研究。国内学者也加强了对这一群体的研究。章志诚主编的《温州华侨史》(1996)和项光盈主编的《世纪之交看温州：解读温州模式与温州现象》(1998)分别对温州人移民和创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沈雨梧编著的《走向世界的宁波帮企业家》(1990)为海外宁波企业家的传记，收入49名著名企业家，记载了他们海外创业的艰辛过程。鲍杰主编的《论近代宁波帮》(1996)收录22篇论文，探讨了宁波帮的形成。然而，宁波人在海外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研究。1997年10月召开了“海外宁波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的论文集《海外宁波人研究》(1998)标志着学术界对海外宁波人研究的重视。

王春光的著作《巴黎的温州人》(2000)是近年出版的一部海外华人的优秀个案研究。该书的小标题是“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巴黎的温州人达10万之众，这部著作力图解释巴黎的“温州现象”。作者为了解情况，与当地的温州人搭铺同睡，用观察和访谈等实证调查方法，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他描述了温州人进入法国的三种方式(家庭团聚、劳工输入和偷渡)，分析了温州移民的就业模式三步曲(打黑工、做雇工、当老板)、社会层化及社会地位的三个衡量指标(来法国的时间、老板和在侨会中的地位)。作者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对巴黎温州人家庭经营方式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们充分利用传统资源和当地资源，其经营方式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雇佣廉价劳动力、以家庭管理模式来降低管理成本和减少流通环节、以模仿手段紧跟市场变化。作者指出，巴黎温州人的生活方式已发生变化，由于社会内部的语言和教育水平不同，代沟开始形成；由于与外部世界的价值观不同，温州人开始形成一种“社会新类”。这是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专著。

在20世纪80年代华侨华人研究的起步阶段，曾出版了一批论文集。这些论文集从多次举行的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选出，又是蓄久而发，虽然所选论文有重复现象，但质量都比较高。较为重要的有三部：吴泽主编的《华侨史研究论集》(1984)、郑民、梁初鸿编的《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一、二集，1989)和陈碧笙主编的《华侨华人问题论文集》(1989)。《华侨华人史研究集》共收入论文68篇，分为两辑。与中国历史有较密切联系的论题为第一辑，与所在国历史有关系的论题为第二辑。洪丝丝在“华侨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代序”中认为要防止大国主义倾向、防止大华侨主义、避免盲目崇洋和避免过分迷古，这为后来的华侨史研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这两辑论文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由中国华侨历史学会选编的，是从三次全国侨史学术研讨会(1980年12月、1984年3月和1986年7月)及地方侨史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挑选出来的。《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成立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93)集中国学者十年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最高水平。

老一代学者或是治近代史出身，博古通今，或是自己身为东南亚华侨，有语言和文化背景优势。近年来，他们将自己的论文文稿整理出版，如陈碧笙的《世界华侨华人简史》(1991)收入了作者本人多年从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成果，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华侨华人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朱杰勤的《中外关系史论文集》(1984)中关于华侨历史方面的论文研究了华人在美国开发中的作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19世纪加里曼丹华侨反抗英荷殖民者的斗争及19世纪的契约华工等问题。姚楠的《南天余墨》(1995)收入文稿23篇，其中关于20世纪华侨研究的概述和新加坡南洋学会早期情况的文章颇有分量，有的与作者本人的经历有关，有的是对同仁友好的回忆，对了解近代中国特别是中华民国时期的华侨华人研究情况颇有裨益。

周南京的《风雨同舟——东南亚与华人问题》(1995)汇集了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对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菲律宾历史、印度尼西亚问题和华人问题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超过半数的论文涉及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其中关于中国血统主义等方面的论文曾在国内学术界产生过重大影响。李君哲的《战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变迁》(1998)侧重论述了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的经济状况及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文学。梁英明的《融合与发展》(1999)对东南亚华人的经济发展、华文教育的现状及与当地社会的融合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就东南亚各国的民族关系及民族政策进行了探讨。《菲华问题论辩——黄滋生教授论文选编》(1999)就菲律宾华人历史、现状及其同化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黄昆章的《从落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世界华人研究文集》(1999)对自己长期从事的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的发展变化及一些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丘立本的《从世界看华人——华人研究新探》(2000)从世界史的角度研究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并对当前的热点问题和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动态进行了跟踪研究。蔡仁龙的《印尼华侨与华人概论》(2000)收入作者关于印尼华侨华人的论文14篇，内容涉及历史、国籍、认同、企业等问题。孔远志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化探析》(2000)分为三个主题：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分别对当地社会及华侨华人的语言教育、宗教习俗和文化交流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此外，各地方华侨历史学会和高校的研究机构也先后出版了各种论文集，如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华侨史论文集》(1981－)，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编《华侨史研究论文集》(1986－)、广东华侨历史学会编《华侨研究集》(内部出版)、由钟汉波、张应龙主编的广东华侨历史学会的《广东侨史论丛》(1999)、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编《华侨历史论丛》(1984－)、上海华侨历史学会的《上海侨史论丛》(1987－)、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编的《华侨史》(1982－)论丛等。

近年来，各地所编的论文集有的为研讨会的内容，有的为一个专题。如1997年9月在广州举行“广州市华侨文化研讨会”，会后出版的论文集“华侨华人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8)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华侨华人文化的特征以及华侨在传播中华文化中的作用等综合性问题。1998年出版的《铸就尊严——“华侨与近现代史”获奖征文集》是浙江侨声报组织的“华侨与近现代史”征文，收录的征文共有66篇。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出版的研究专集《改革开放与福建华侨华人》(1999)收录论文和专访共40余篇，对改革开放与华侨华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湖北省归侨联合会编印的《湖北华侨史论丛》(无年代)收录了一些文章和回忆，记载了湖北(主要是天门)华侨在欧洲和东南亚的活动。

从1949－2000年的华侨华人研究来看，总体而言，中国学术界对“华侨”特别是“华人”的作用大致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华人是“爱国同胞”，与中国存在着各种缘分，他们是中国的宝贵财富，是国家建设的有力支持者(“五缘说”是代表之一)。“外籍华人与华侨虽有区别，但在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方面，同我国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种认为华人与当地民族融合和自然同化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华人成为所属国公民并忠诚所属国是自然现象，对中国的贡献和投资主要是以中国的环境而言(“自然同化论”是代表)。换言之，有的学者认为要尽可能地利用好华侨华人这一资源，甚至认为华人的投资理所当然，是以“缘”为基础的；有的学者则认为对华侨华人的作用可以加以发挥和利用，但不能想当然，要客观认识其作用。如何看待华侨华人在中国建设中的作用，如何在有利于他们自身的情况下使其成为中国建设中的有利因素，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只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拿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国家政策的制定才会更具科学性。

从目前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来看，尽管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概而言之，有以下几点。重复性研究较多，高水平研究较少；普及介绍偏多；重点研究较少；现象描述较多，理论概括较少；东南亚地区及美国研究较多，欧洲国家和落后地区研究较少；汉民族华侨华人研究较多，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较少。

在新的世纪里，华侨华人这一现象将会日益突出，华侨华人研究也将面临新的挑战。概括起来，这种挑战实际上是如何处理好三个悖论。

第一个悖论：应该充分强调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不宜过分强调两者的关系。

第二个悖论：应该充分强调世界华人的团结；不宜过分强调世界华人的团结。

第三个悖论：应该充分强调华侨华人的寻根意识；不宜过分强调华侨华人的寻根意识，而应该强调他们的全球意识。

我们知道，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悖论，主要因为华侨华人研究与现实紧密相连。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它才能称得上是“挑战”。

第一个悖论牵涉到中国与华人所属国或华侨定居国的关系。“充分强调”意味着用各种形式联络双方的思想感情，维持和巩固双方的文化联系，发展双方的经济关系。这种“充分强调”难免引起华人所属国和华侨定居国的疑虑，这些国家担心感情、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系会发展到政治上的联盟；因而出现了要求华人“政治效忠”的呼吁。华人往往因为这种宣传而受到所属国统治精英和主体民族的压力，有时导致华人在所属国的生存条件恶化。

第二个悖论牵涉到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与第一种悖论相同，“充分强调”意味着发展和利用华侨华人与中国的感情、文化和经济联系，从各方面加强世界华人的凝聚力。同样，这种努力会引起一些国家的恐惧，也会引起敌对势力(或潜在的敌对势力)有意识的渲染和夸大；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这种倾向会日益严重。我们注意到，大肆渲染“大中华经济圈”或“华夏共同体”的正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第三个悖论关系到全球化进程中的华侨华人本身。从时间上看，全球意识是面向未来，而寻根意识是面向过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才、资金和财富的流动往往不以国籍为牵动力，利润成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促使华人不断地再移民。有学者认为，在新的环球化华人特质中，中国作为祖先的家乡、地缘政治体和文化构筑，已不再是海外华人所面向的中心。“环球华人”不强调自己扎根于当地的或国家环境。他们是世界网民，而不是某国的公民。这种观点虽然值得商榷，但的确是对传统认同观念的反叛。

中国学者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在世界华侨华人研究领域有极其重要的示范效应。王赓武先生在第四届世界海外华人学术研讨会上关于新移民的主题发言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我们应以积极务实的态度面对新的挑战。

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 在这一点上，华侨华人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应处于较其他学科分支更为有利的地位，因为华侨华人研究者对外联系较多。然而，其他学科分支对华侨华人的研究总带有某种歧见，这一方面与华侨华人研究的定位有关，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也与我们的研究水平有关。华侨华人研究必须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原始档案的运用。中国方面的档案自当别论，对国外的现存档案应尽快进行收集、整理、翻译、汇编和出版。海牙档案馆藏荷属东印度公司档案对研究东南亚国家华侨早期历史的研究至关重要；英、法等国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种档案是研究两次大战中华工的作用及其去向的第一手资料；英国议会、英殖民部和外交部档案及法国殖民部档案是研究英法及所属殖民地华侨史的关键资料；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等国的排华法令对研究所在国的移民政策极其重要。世界各地出版的华文报刊更是华侨华人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应尽快抢救整理。

第二，学术的规范化是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关键点之一。这正是目前中国学术界不断讨论的问题。首先是对现有研究状况的把握方面，即国际或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到了何种程度。我们读国外严肃学者的论著时，有一个普遍遵循的规则：作者开始总要提到其课题方面已有哪些研究，有哪些缺陷，自己的论著有何突破或贡献。这样可以避免重复研究。其次是学术论著的注释。注释既可介绍本课题的研究现状，也可注明资料来源，还牵涉到知识产权问题。资料必须注明出处，这是一个学者起码的学术道德。在这两点上，华侨华人研究还有待提高。

第三，要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我们还应及时了解国际学术界的动态。在1999年召开的世界华商大会上，李光耀先生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华族沙文主义、政治效忠与企业改制。他认为，海外华人在成功以后必须提防华族沙文主义；政治效忠指海外华人应将个人的政治和本身的文化分开，应对他们所属的新家园在政治上完全效忠；企业改制意味着华资企业应该摆脱家族管理，转而由专业人员管理。与会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的郭建文博士在主题发言中提出了“环球华人族群”、“华人特质的环球化”(globalisation of Chineseness)和“环球化华人特质”(globalised Chineseness)以及“虚拟华人特质”(virtual Chineseness)等新的概念，他似乎希望用“环球华人”一词来逐渐取代“海外华人”和“散居国外的华人”，并认为“新环球华人族群应该在新环球族群里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新加坡的民族构成特性使其在华侨华人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际学术界的一种趋势。新加坡将华人称为“华族”，美国的李又宁博士也提出了“华美族”并认为英国华人可称为“华英族”，加拿大华人可称为“华加族”等。这些都是华侨华人研究中的重要动向。

华侨华人研究无禁区 华侨华人研究是一个与现实政治联系紧密的学科分支。然而，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为了更好地使研究与现实结合，有关部门应做到“华人研究无禁区”。“华侨华人”是以定居或入籍其他国家来定义的，而不是以其移民的方式来决定的。因此，对1958年在“西藏叛乱”中出走而现在定居国外的藏民、对1961年“伊犁事件”中出走的维吾尔族华人、对现居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族华人和现在以偷渡方式出国的沿海移民均应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客观的基础上得出较有参考意义的结论。我们应该派出一些学者到外国的国家档案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居住国或其他有关地区去收集或研究那些在国外的藏族华侨华人、维吾尔族华侨华人或哈萨克族华侨华人的情况。对华人国籍问题的处理及政策的制定也需要认真的研究，要用资料数据和研究成果说话。

理论上的概括与深化 虽然我国学者对国外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和动态进行过介绍和探讨，如周南京对同化论的研究，林其锬对缘文化的探讨，丘立本、李国梁和庄国土对国外研究动态的评介等，但这远远不够。华侨华人研究只有在理论研究有所建树时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地位。这种理论建树包括三个方面：学科的定位、概念的定义和理论的探讨。第一，学科定位问题。华侨华人研究的处境确实较其他学科更为艰难。其中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学科的定位问题。“华侨华人研究”有时划在历史学，有时又在国际关系(政治)学，有时是社会学，有时又分在民族学、经济学。实际上，这一研究领域涵盖的内容包括上述各个学科的内容，这在华侨华人研究中采取的多学科研究方法上即可看出来。

第二，对有关概念的研究和确定。除了“华侨”、“华人”、“华裔”等约定俗成却又歧义甚多的词语外，“华族”、“华商”、“华人性”、“华人资本主义”、“华人家族主义”、“华人移民社群”、“环球华人族群”、“新移民”、“侨乡”等诸多有关概念均需要定义或重新定义。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用“华侨”来称呼已在他国定居或入籍的华人不会引起任何歧义或反感，但继1950年代中国政策的变化和东南亚民族主义兴起后，华人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1960－1970年代华人经济逐渐显示其活力的时期，中国大陆对华侨华人的研究几乎陷入停顿。因此，1980年代以来兴起的华侨华人研究使中国学者面临更为严峻的任务。

第三，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理论解释及华侨华人研究的方法论。例如，为何华人企业可以经得起折腾，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指导，是家族管理体制的长处，还是华人企业制度上的灵活性；华人跨国公司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节俭的聚财手段，政治关系的作用，抑或融资的特殊方式。华人在任何国度和条件下均可生存，是凭借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忍耐力和吃苦精神抑或儒家文化的包容力。华侨华人研究是一种多学科研究，牵涉到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社会心理、文学艺术、企业管理、人口移民等学科领域，这为研究本身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李明欢博士和单纯博士分别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引进了华侨华人研究，庄国土博士领导的侨乡研究项目则结合了历史学重资料的纵向考察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实地考察方法。这些学者的研究方法无疑为华侨华人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

优势正在失去，开辟新的亮点 中国大陆学者曾经在华侨华人研究方面占有一定优势。一是因为我们掌握了一些国外学者极需或希望知道的资料(如华侨华人的家谱和原籍、中国政府对华侨的政策法规、华侨华人对侨乡的贡献、归国华侨的作用等)，人有求于我，而我可以不求于人；二是语言上可以运用自如，至少不处于劣势。然而，世界日益开放，这些长处已逐渐失去。资料方面，发达国家虽然也有自己的机密，但国家档案馆均对外开放，文件也有解密制度。作为一个日益开放的文明大国，对外封锁资料的借口正在失去。语言上的优势也不再突出。

我们的真正优势在于有一批愿意研究华侨华人问题、为国家分忧的知识分子；有正在海外打天下的华侨和已在所属国建立根基又仍旧怀念故土的华人；有研究基础已初步奠定的条件。如果中国学者能扬长避短，在一些尚无人或少人涉及的领域拿出有分量的成果，在中国与华侨华人的接合部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的优势是可以保持或重新建立的。

结合以往的研究，从综合的角度看，今后的华侨华人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宏观、理论研究：

1. 作为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矿、铁路、种植园、经商)；
2. 作为世界移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连锁移民”、地缘关系等特点)；
3. 华侨华人与近代国际关系(中国与他国的关系、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
4. 华侨华人在世界文明交流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如文明的融合、中国文化的传播)；
5. 全球化进程中“华人企业”的决择：家族统治、专家管理与劳资关系；
6. 世界经济与华商网络：包容性与独特性、融合性与排斥性的互动；
7. 关于华人经济的特质：文化影响(儒家文化)与政治关联(关系学)；
8. 全球化进程中“华人”的流动与归属：身份(民族性)、认同与融合；
9. 华人身份认同的困境：集体文化与个体政治；
10. 缘文化研究(血缘、亲缘、地缘、神缘、物缘、业缘、文缘、人缘等)；
11. 华侨华人的谋生方式与策略(政治上消极、经济上积极、文教上主动)；
12. 华侨华人与主流文化的互动：适应、影响与融合；
13. 华侨华人学研究(关于概念与定义、理论建构、学科分支的研究)
14. 方法论探讨：华人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与多学科方法、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5. 华侨华人资料库：可分为早期华工、华侨华人、移民政策、侨乡等四个分库；

国别、地区研究：

1.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中的薄弱地区(拉丁美洲、阿拉伯地区、南欧、南亚、中亚、太平洋诸岛屿)；
2. 各国(地区)华侨华人经济(史)研究(企业模式、运作方式与经营哲学等)；
3. 各国(地区)华侨华人社会(史)研究(社会习俗、生活方式与社区变化等)；
4. 各国(地区)华文文化教育(史)研究(文化活动、文化适应与融合、文化传统)；
5. 各国(地区)华侨华人宗教(史)研究(传统宗教、当地宗教、宗教仪式、宗教组织等)；
6. 各国(地区)华侨华人报刊新闻(史)研究(华文、西文、当地语报刊新闻等)；
7. 各国(地区)华侨华人社团发展(史)研究(地缘、业缘、年龄社团等)；
8. 各国(地区)华侨华人参政(史)研究(政党活动、政府活动、政治活动等)；
9. 各国(地区)华侨华人心态(史)研究(对中华文化或主流文化心态的变化)；
10. 各国(地区)对华人的移民政策研究(多元、融合、强迫同化、歧视等)
11. 中国各地区华侨(史)研究(包括侨批、侨汇(史)研究)；

专题、比较研究：

1. 中国侨务政策(史)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中华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2. 侨乡研究(族谱、海外人口、侨汇、捐赠、投资、合作等方面)；
3. 留学生(史)研究(年龄性别、迁移地、目标地、分布国、职业、专业、改行等)；
4. 新移民研究(移民方式、谋生手段、年龄层次、教育水平、生活质量等方面)；
5. 华人民族主义或华族沙文主义：情感与理智、现实与理论之间的互动；
6. 少数民族华人研究(特别是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
7. 华侨、华人与华裔的比较研究(文化传统、同化程度、对所属国及中国的态度)；
8. 华人非法移民研究(非法移民经济学、移民方式与组织网络、移民的种类等)；
9. 华侨华人再移民研究(发达国家移至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移至发达国家等)。

值得一提的是，周南京主编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的首发式由中央电视台播出，谭天星的“战后东南亚华人文化的持续与族群关系的演进”获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青年论文优秀奖，《广西通志·侨务志》荣获全国地方志奖一等奖，邓蜀生的“关于美国华人历史的几点思考”被列入《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世界历史卷》(2000)，李安山的《非洲华侨华人史》被齐世荣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报告中列为“填补空白之作”。这些都表明华侨华人研究已逐渐在中国的学术界引起重视。

只要我们把握时机，携手共进，以负责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学风来面对21世纪，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进步。

(李安山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 【参考文献】：

姚楠著：《南天余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

姚楠主编、周南京副主编：《东南亚历史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

周南京著：《风雨同舟——东南亚与华人问题》，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

周南京主编、刘宏副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著作学术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

来源：华侨华人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