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成批到法国勤工俭学的群众运动。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旨在“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即到西方(法国)通过勤工俭学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科学真理”“和人道主义”等)，寻求改造和振兴中华之道。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9－1917)

酝酿和准备阶段。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早起源于旅法的华工教育。1909年，旅法的中国同盟会会员李煜瀛(石曾)、吴稚辉等人，开始在旅法华工中间进行“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的活动。在实践中，他们逐渐认识到勤工俭学是一种使国内更多的人(中学生、一般青年等)可能走出国门，继续深造的良好途径。辛亥革命后，在李石曾、蔡元培、吴永珊(玉章)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下，从1912到1917年，先后在北京、直隶、山东、上海、湖南、四川、福建、广东、陕西、重庆等省、市，建立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等办理留法勤工俭学的组织机构。北京华法教育会则起着指导的作用。在各地还相继设立20多所各类留法预备学校，对准备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进行语言、技能及有关留法知识的培训。不久，由于遭到袁世凯的破坏，中国国内的留法俭学活动被迫停止。

第二阶段(1917年5月－1920年底)

恢复和高潮阶段。袁世凯死后，被迫停顿4年之久的留法俭学会，于1917年5月恢复活动。同年6月，留法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北京分会，相继在北京成立。该运动获得中法两国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在中国，有政府官员、进步社团和社会名流；在法国，有政府部门及驻华机构，有国会议员及知名学者。1919年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进入高潮。四川、湖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西、山东、直隶、奉天、陕西、贵州、广西、云南、绥远等19个省份的赴法勤工俭学生，络绎不绝地涌向上海，分批乘船去法国。到1920年底，有近2000名勤工俭学生，远涉重洋，踏上法兰西国土。其中以中学生最多，还有小学生、师范生、大专学校学生、留日学生、教师、工人、农场工作者、商人、各业职员、店员、医生、记者、家庭妇女、南洋等地的华侨师生以及政界人士和退伍军人等。年龄最大的是蔡和森之母葛健豪(当时54岁)，其次是徐特立(当时43岁)，年纪最小的是王树棠(10岁)。还有女生共约20人，如向警予、蔡畅等。他们到法国后，分布在30余所学校就读，在六七十处工厂做工。工厂多为铁工厂，还有火车、汽车、摩托车、飞机零件、化工、木工、造船、冶炼、锅炉、电气、橡胶、印刷、皮鞋、酒精、人造丝、制药等厂。他们虽然可以学到技艺，但毕竟靠卖劳力过活，为资本家服务，无发展前途，因而使他们陷入新的矛盾和苦恼之中。

第三阶段(1921－1926)

在法国本土的斗争和尾声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新的经济危机，从1920年下半年起萧条景象开始席卷欧洲；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价飞涨、捐税迭加。因此使大批勤工俭学生陷入困境，到1920年底，约七八成勤工俭学生无工可做，而不得不靠法华教育会发给的每天几法郎的维持费勉强维持最低水准的生活。1921年2月4日，北京政府复电华法教育会：“中央度支奇绌，无款可资挹注，已分电各省迅行设法接济。”2月16日又电：“查明志愿归国各生实系无力自给者，准予代购船票，遣送回国。”1928年2月28日，即华法教育会发给勤工俭学生维持费的最后一天，400多名勤工俭学生前往巴黎中国公使馆，要求公使陈箓向北京政府转达他们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的要求。这次斗争史称“二八运动”。他们提出的具体办法是：先将准备遣送勤工俭学生回国的经费拿出来暂时维持大家的生活；同时无条件开放里昂、中比两大学，并由北京政府认可津贴每人400法郎，以4年为限。故此次斗争又称“四四运动”。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陈箓被迫签应继续发给失工和待工的勤工俭学生3月份的维持费，并答应和勤工俭学生所在的各校校长交涉，暂时容许他们在校学习。但北京政府坚持要求遣送勤工俭学生回中国。法国政府却表示反对，因为法国政府原打算把这些勤工俭学生培养成为为法国侵华政策服务的驯服工具，现在他们尚未学成即遣送回中国，违反法国政府的初衷。1921年5月14日，法国外交、教育、劳工、商业四部代表及法政界要人同中国驻法公使馆、驻巴黎总领事馆代表，联合组成中法监护旅法中国青年委员会(以下简称监护委员会)，以设法维持无工无学的勤工俭学生，免于被遣送回中国。

但正当此时，6月中旬突然传出中法秘密大借款的消息。借款条件，以全国印花税、验契税作抵押，以滇渝铁路建筑权、全国实业购料权作交换。旅法华人对此极为义愤，6月30日举行首次拒款大会，通过决议坚决反对中法秘密借款。拒款大会的参加者以勤工俭学生居多。后来又传来5亿法郎大借款草约已于7月25日签订的消息，遂爆发规模更大的反对大借款斗争。8月13日，巴黎各界华人(还是以勤工俭学生为最多)举行第二次拒款大会。在借款草约上签字的中国公使陈箓畏罪，不敢到会，而只派一等秘书王曾思等出席敷衍搪寨，结果被愤怒群众痛打，并被迫当场签字立即向法外交部声明反对5亿法郎大借款。旅法各界华人的拒款运动，终于使秘密借款化为泡影。这次斗争史称“八一三事件”。法国政府恼羞成怒，9月初，监护委员会宣布，从9月15日起停发维持费，送入学校的许诺也随之取消，使大批勤工俭学生又陷入绝境。法外交部还扬言要将全部勤工俭学生分批遣送回国。陷于绝境的勤工俭学生遂成立“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领导和掀起夺回里昂中国大学的斗争。但斗争的结局是：进占里昂中国大学的先发队员125人均被法国警察拘禁于兵营，除个别作为群众代表获准在外活动，或者趁看守疏忽而逃出来者外，其余104人(其中包括蔡和森、陈毅、罗学瓒等人)于10月14日全部被押解到马赛，驱逐出境。继而，又有第二批和第三批勤工俭学生共计35人被迫回国。

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生所进行的三大斗争，促进其中先进分子的政治觉悟。1921年上半年，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在巴黎成立。同年2月，赵世炎、李立三等在巴黎创建勤工俭学会。7月，工学世界社与勤工俭学会实现联合。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召开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受国内团中央领导，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将中央执行委员会改名为执行委员会。从1923年3月起，旅欧党、团组织分批选送百余名骨干成员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学校学习。1923年6月，旅欧共青团员80多人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11月25日，中国国民党旅法支部成立。王京歧任执行部长，周恩来任总务主任。1924年6月，中国国民党旅法支部改名为驻法总支部。同年7月，周恩来回国。1925年6月，旅欧党、团组织发动勤工俭学生及各界侨胞声援上海五卅反帝斗争的高潮。1926年1月，邓小平等26人转赴莫斯科学习。由于大部分勤工俭学生先后被遣送或自动回中国，一部分转移到苏联，一部分脱离政治成为“读书派”，到1926年勤工俭学运动已进入尾声。勤工俭学运动参加者的主战场已转移到祖国，他们纷纷回祖国迎接中国大革命的到来。关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下限，众说纷纭，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它开创中国留学运动的新形式。此前中国留学生只有官费和自费两种形式。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出国留学的一种新形式，在勤工俭学中受到锻炼，开阔眼界，多少学到一技之长。当然，同其他任何运动一样，勤工俭学生后来选择不同的道路：一部分变成“读书派”，走“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一部分变成革命派，走“政治救国”的道路；一部分投向中国反动统治集团的怀抱，成为欺压老百姓的工具；一部分颓废沉沦，花天酒地，虚度一生。

其次，它树立中国留学生、华工和旅法华侨相结合，为捍卫祖国尊严和民族利益而团结斗争的光辉范例。1921年6月和8月两次巴黎拒款大会和“八一三事件”，终于迫使中国驻巴黎外交代表宣布取消中法秘密大借款草约，体现了留学生、华工和旅法华侨团结合作和高度爱国主义精神。

其三，它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锻炼和造就一大批骨干力量。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的一批先进分子，通过亲身劳动和与旅法华工、法国工人的接触和结合，通过阶级斗争的锻炼，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他们在旅欧期间，在勤工俭学生和旅法华工中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创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来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还建立旅欧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从而促进中国大革命的迅猛前进。这批先进分子回中国后，直接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甚至壮烈牺牲。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涌现的杰出人物有：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向警予、陈毅、王若飞、李富春、罗学瓒、张昆弟、徐特立、李立三、林蔚、颜昌颐、李林、陈延年、陈乔年、李蔚农、佘立亚、高风、张增益、任理、谢唯进、孙炳文、周维桢、周文楷、戴坤忠、傅汝霖、任光、马志远、陈家齐、李劼人、盛成、张若名、曹清泰、龚贤明、唐铎、王树棠、刘云、刘伯坚、萧朴生、穆清、冉钧、周贡植、李季达、林修杰、帅立本、范一、谢陈常、袁庆云、钟汝梅、李大章、彭树敏、郭隆真、傅烈、熊雄、熊锐、张伯简、黄齐生、陈声煜、杨志华、欧阳钦、何以端、刘清扬、何长江、邓小平、聂荣臻、蔡畅、李维汉、傅钟、李卓然、萧三等。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将永垂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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