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华侨华人概述

越南与中国山水相连，两国间存在着悠久的历史关系，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也非常密切。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人移居越南的历史十分久远。如果略过古老的传说，根据可查的中国古籍记载，中国人前往属于今天越南境内的地区定居至少已有两千余年。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原，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他随即派50万大军南征，于公元前214年平定五岭以南的广大地区，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其中，象郡包括今越南北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此即越南历史上“郡县时期”的开端。为了开发岭南地区，秦始皇命令南下大军的所有幸存者全都留在当地“谪戍”，并从内地征调1．5万多名未婚女子到岭南，嫁予戍兵为妻。此后，就有更多的中原人民移居岭南的广袤地区。

公元前207年，曾参加秦军南征的南海郡龙川县令、河北真定(今正定县南)人赵陀乘秦末中原动乱建立“南越国”。他派兵攻占越人聚居的瓯雒地区，将其划分为交趾、九真二郡，推行“南北交欢”，“和辑百越”的政策，促进汉、越族的交流。

有汉一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达的时期之一。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与海外的交流，包括居民的迁徙亦日益增多。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遣卫尉路博得为伏波将军，率兵10万进攻南越，翌年灭赵氏割据政权，将其辖地划为九郡，其中交趾郡在今越南河内一带，九真郡在清化、义安一带，日南郡在广平一带，委派刺史统管。公元40年，交趾发生征侧、征贰姨妹起事，东汉光武帝遂封马援为状波将军率军前往镇压，于公元43年击败二征，平定交趾。大批随马援远征的将士也往往在当地定居，在那里结婚生育，繁衍子孙。

东汉末年，中原人士为躲避董卓与黄巾之乱，南下避乱的中原汉人为数众多。东汉亡后，三国鼎立，位于长江以南的东吴政权北受曹魏，西遭刘蜀阻隔，只有通过海路开拓与海外的联系。史籍中曾有关于公元4世纪时，被作为奴隶贩卖到交州的扬州人范文篡夺王位，自立为位于今越南中部的古国林邑国王的记载。到两晋及五代时，中原动荡，逃亡越南的人更多。隋唐时期，越南仍为中国之郡县，唐廷在那里设安南都护府，委派大批内地官吏前往治理，同时，也有大量平民到那儿谋生。

公元10世纪中叶，中原战乱频繁。公元968年，丁部领平定“十二使君”，统一安南，建立大瞿越国，郡县时期从此结束。宋朝建立后，也及时调整与越南的关系，公元975年，宋太祖封丁部领为“检校太师”、“交趾君王”。1174年，宋廷册封越南李英宗为“安南国王”，正式承认越南的独立。从此，居住在越南的中国移民遂成为具有更加完整意义的华侨华人。

安南独立后，大批中国人由于经济或政治原因而移居越南。

两宋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发展，许多华商到海外经商牟利，其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定居越南，使那里开始出现华侨、华人群体。由于两国交兵，也导致大批华人被掳掠到越南。如1075年，越南李朝军队大规模入侵广西，曾从邕州、钦州等地掳掠7－8万人口。宋元交替之际，为了逃避外族统治，为数众多的宋朝“文武臣流寓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文天祥曾在漳州一带收集宋朝旧部残军抗元，失败后，军士中多有逃避南洋者，大都侨居占城等地，他们大多在当地娶妻成家，形成聚落。

明朝建立后，社会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与海外的交往也急剧增加。特别是明初郑和率规模巨大的船队七下西洋，途中也曾经今越南沿海地区，不仅给当地华人以巨大支持，而且促进中国与交趾、占城等地的经贸交流，许多华商定居当地，以便经营。当时，还有许多海船因遭遇风浪飘流到越南，船员及旅客也多流寓该地。

元朝时，曾与安南和占城发生战争，元军战败后，大批被俘官兵就在当地定居下来。

明末清初，成千上万的明朝臣民不满清朝统治，逃亡安南避难。如1679年，明朝总兵杨彦迪、陈上川等“不愿事清”，率战船50余艘、部下3000余人，从广西沿海流亡安南，被当局安排到今越南南方湄公河三角洲一带定居。漳州府龙溪县人陈养纯也曾流寓顺化，虽“避难南来生理”，但“衣服仍存明制”。根据有的史籍记载，当时由于躲避战乱或不肯事清而逃亡到越南南方阮氏割据政权统治地的华人多达“以亿万计”，此数字虽明显夸张，但也说明当时流亡越南的华人数之巨。

清代虽然实行闭关自守政策，但并未能阻止华人移居越南。仍然有为数众多的华人经由海路或陆路到越南谋生，他们大多以经商、务农、开矿等为业，他们按时“供纳课税”，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清朝后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后，广西等地的农民起义军士数万人在国内无法立足，陆续逃至越南等地避难。

然而，华人在近代大量移居越南，是与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门户以及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密切相关的。1862年6月，越南阮朝宫廷在法国的武力威胁之下被迫签署《西贡条约》，越南开始逐步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到19世纪80年代，法国确立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后，为了发展殖民地经济，着手在越南进行殖民开发。为此，法国殖民当局开始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批招募华工。仅1896～1897年，法国殖民者就在中越边境的芒街、东兴一带招募华工3000余人，贩卖到越南等地从事苦役。1890－1891年，仅经北海口岸被拐卖贩运到越南及南洋各地的华工即超过2万人。在法国采取的旨在大量吸收中国廉价、高质劳动力的鼓励移民政策的影响下，越南的华侨华人数量急剧增加。据统计，1889年越南南部法属交趾支那的华侨为5．7万，而1921年增至15．5万人，到二战前的1937年，这一数字更增至32．6万人，约占当时世界华侨总数的3%，东南亚华侨的8%。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东南沿海各省，避难入越者也为数不少。

此外，迁徙到越南的中国少数民族也应当被视为越南华人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广西、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实行歧视和压迫政策，加上由于自然灾害等因素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变化，以及一些民族具有的迁移传统，如瑶族“刀耕火种，食尽一山，则移一山”的游耕习惯，自宋代以后到民国时期，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壮(岱、侬)、瑶、苗等少数民族，大批向越南等国迁徙。据考证，越南北部的侬、岱、瑶、苗的先辈均源于中国广西。

移居越南的华人对该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近代，中国和越南同样面临西方殖民帝国入侵和统治的威胁。在反抗列强侵略的斗争中，越南华侨与所在国的民众并肩战斗。其中，流寓越南北部地区的广西农民义军领袖刘永福曾率黑旗军与越南军民共同抗法，历时10余载。他于1873年和1883年两度出兵参战，击毙法国殖民军主将安邺和李维业，因其功勋卓著而受到越南朝廷和清朝宫廷的嘉奖和褒赏。1885年刘永福奉诏回国后，仍有数千名黑旗军将士及大批家属留居越南，继续与当地民众一起坚持艰苦卓绝的抗法斗争。

这一时期，越南华人对所在国的经济开发的贡献尤大。如1679年明朝总兵杨彦迪、陈上川率队伍和船只投奔越南南方阮氏割据政权，即广南国。阮氏统治者为了侵占和开发原属柬埔寨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遂分派杨彦迪到今定祥、陈上川到今边和定居，“使之辟林莽、立铺市”，结果使这一地区“诸国商贾凑集”，成为一片“乐土”。1798年，广东雷州人莫玖带领1000余人到今越南南部的河仙一带从事开发，建立河仙城，使其成为南圻的重要港口。

法国在越南实行殖民统治后，殖民当局通过大量招募华工进行殖民开发。由于前往越南的华工大多出身农民，许多人到越南后继续从事农、牧、林业生产。大批被雇用的华人在法国殖民者所拥有的种植园里开荒种地，同时，在当时定居越南的华人中，也有不少人以种植水稻和捕鱼为生；居住在大城市郊区的许多华人则种植蔬菜，以供应城市需要。此外，越南的胡椒种植业也是由华人最早创立并发展起来的。华人还经营橡胶、茶叶、果树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栽培，以及从事家禽、家畜的饲养等，还有些华人以林业为生。

法国殖民统治时期，被招募到越南的华工大多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法资工矿企业做苦力。当时，在越南的煤矿工人中，60%以上为华工，码头工和搬运工人中的华人数量也很多。他们成为越南早期产业工人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越南华人经济的发展，当地华人富商也逐渐开始经营小型工业企业。在这一领域，华人经营碾米业的历史最久、企业最具规模、影响也最大。他们早在1878年就于堤岸开办越南历史上第一家碾米厂，并由此奠定堤岸作为越南碾米业中心的历史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贡、堤岸共有11家碾米厂，全部由华人经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中小型碾米厂发展到69家。20世纪30年代初期，华人拥有碾米厂75家，而由法国人经营的只有3家。后来，由于经济危机引起米价下跌，华资企业难以维系，西贡、堤岸的华商碾米厂纷纷倒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只剩下27家，而其中4家由法国人经营的工厂的规模最大。越南第一家造船厂也是由华人开办和经营的，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到1927年，越南已有30家华人经营的造船厂。此外，华商还参与制糖、酿酒、榨油、造船、纺织等业。

由于越南华人远离故土，到异国他乡谋生，为了联络乡谊、互相帮助，以求在艰苦的环境中立足，他们也渴求建立自己的社会组织。17世纪中叶，在顺化阮氏割据政权领地就已经出现明乡社、清河社等会社组织，19世纪上半叶，还建立起明乡、三山、丽珠等华人会馆。法国占领越南南圻后，于1866年将当地华侨划分为泉州、漳州、潮州、广州、琼州、宁波和徽州等7府，建立七府公所。1885年，殖民当局又重新把华人划为福建、潮州、广肇、海南和客家5帮，设立五帮公所。这些公所对内处理纠纷，对外代表帮会成员与官府打交道。1904年，越南成立最早的华人商会，起初名为南圻华侨商务总会，1923年改为南圻中华总商会。1938年，越南北方也建立越南东京中华商会，会址设在海防。此外，还出现许多范围较小的会馆或同乡会等华人社团组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越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先后出现以华侨为主的华侨民众自卫团、越南华侨救亡会等团体，组织华侨华人参与越南的抗日斗争。在日军占领越南期间，许多华侨因从事抗日活动而惨遭日寇杀害。

越南华侨也十分重视教育。早期的华侨教育以私塾为主。1907年，堤岸闽籍华侨创办第一座华侨学校闽漳学校。同年，在堤岸还建立中法学校。此后，除了农村继续实行私塾教育外，在越南华侨聚居的大中城镇都建立起主要由各帮分别建立的新式华侨学校。1930年以后，华侨教育获得空前发展，侨校的规模扩大，深入偏僻集镇，而且还冲破帮派界限，实现联合办学，采用国语授课，从而使人力物力得以合理利用，受教育人数增加，教育质量也有所提高。

1918年，越南出现由法国牧师创办的第一份华文报纸《南圻日报》，后来由华侨岑琦波等接办，成为真正的华侨报刊。1925年，余奋公等创办《群报》，1929年侨商梁康荣出资创办《中国日报》，1937年七七事变后，该报成为影响甚大的越南华文报纸。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越南还曾出现多家华文报刊。

越南华侨、华人在为越南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和祖国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为中国革命贡献力量。20世纪初，越南华侨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1902年11月，孙中山到河内宣传革命，得到侨商黄隆生等的大力支持。12月，越南兴中会在河内成立，积极发展会员、筹集经费、购置武器，为孙中山以河内为基地发动粤、桂、滇、黔历次起义作准备。1907年，孙中山在西贡华侨中讲演，当场筹得3．5万元。同年，兴中会改组为河内同盟会，其成员奋不顾身地参加各地的武装起义。如1907－1908年在广西等地爆发的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中，一批桂籍华侨先后分别领导了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和钦廉上思之役。曾经旅居越南的壮胞韦云卿(1873－1911)，曾多次参加反清武装起义，后在1911年广州起义中壮烈牺牲，葬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为了支持武装斗争，西贡华侨李卓峰一人就捐献军火款数万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越南南方华侨在西贡建立越南南圻华侨救济兵灾慈善会，号召华侨节衣缩食，救济祖国伤兵灾民；购买飞机，帮助培训飞行员等。七七事变后，越南华侨救国总会成立，约有10万余越南华侨在其号召之下参加祖国的抗日救亡工作。越南华侨还派遣华侨救护队、回乡服务团等队伍，直接参与抗日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中国国内和越南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越南华侨华人也经历许多曲折和磨难。

1945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不久，即由胡志明主席发表《致华侨兄弟书》，宣布取消法国殖民当局对华侨的苛法恶律，保障华侨生命财产安全。后来越南全国重新陷入法国发动的殖民战争之中，西贡、河内、海防等华侨集中的大城市再度受到法国的殖民统治。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开发越南，法国殖民当局继续执行战前的自由移民政策，华侨前往越南所受的限制不多。但是，随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节节胜利，法国殖民者也逐步对华侨采取严厉的压制措施。

虽然如此，越南华侨在该国的经济领域中仍然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当时，越南华人大多经商，范围包括进出口、批发和零售，形成一个完整的商业系统。华人经营的商业还包括银行，保险、戏院、旅馆、布匹、粮食、餐馆、酒店等。越南南方的西贡和堤岸是越南的商业中心，越南华人所经营的商业也大部分集中在这里。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期，西贡、堤岸共有华人商号近9000家，约占两地商号总数的40%，南部其他各省华人商号12147家，约占总数的26%，多数为小杂货商。中部有华人大小商店千余家，大部分集中于岘港、归仁、藩切、顺化、大叻等地。50年代初，越南北部地区也有华人商号约4000家，约占越南北部商号总数的13%，其中2／3集中于河内、海防。海防的商店70%以上系华人开设。1954年印支战争结束后，北部有部分华人商号迁往南方西贡、岘港、顺化等地。华人也经营一些传统的工业，如碾米业等。战后，尽管华人在碾米业中的地位已经有所下降，但在西贡、堤岸的70家碾米厂中，由华人经营的比例仍然占一半以上，达到60%。华人还在茶荣、朱笃等地经营酿酒厂，并开办炼制椰油和花生油的榨油厂及与此配套的肥皂生产厂，此外，华人还经营纺织、陶瓷器、锯木、制茶、橡胶加工、玻璃制品生产、制革、造纸等多种行业。华人在内河航运、公路交通等方面也占有很高的比例。

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署后，吴庭艳在美国的支持下在越南南方建立“越南共和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对抗，形成南北分裂局面。南越当局对华侨采取粗暴的压制手段，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华侨的身份证税，另一方面以行政措施强迫华侨入籍。1955年12月，西贡政权颁布《国籍法》，迫使南越华侨入籍，以便将人数庞大的华侨作为国内事务来处理，利用他们的人力物力为其统治服务。1956年9月，南越当局又发布第53号法令，禁止外侨经营鱼肉、杂货、燃油、丝绵织物及线纱、钢铁买卖、粮食、水陆运输、经纪、典当、碾米等11种行业。由于这些行业大都是华侨的传统经营范围，南越当局的这项法令显然直接针对华侨。在教育方面，南越当局于1956年8月下令停办所有的华侨中等学校。如需续办，必须另行申请，并采用越文教材，以华、越两种文字教学。1962年，南越当局又强迫华校完全越南化。同时，当局还对华侨社团进行打击，没收侨社财产。

在南越当局的高压统治之下，许多南越华侨被迫加入所在地国籍以求生存。然而，华人经济业已遭受沉重打击，在一些传统行业中的地位急剧下降。第53号法令颁布后，华人碾米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在原先华人占据优势的制糖业，由于越南人也自办起大糖厂，并得到当局的支持，使华人糖厂的市场份额锐减。为了寻求新的出路，南越华人在1957年后开始把资金投向新型工业，着手发展纺织印染、水泥、塑料、罐头食品、冶金、电器、化工等产业，并且很快形成规模。据1974年南越当局的统计，当时有华人钢铁厂5家，注册资金20亿盾，占南越钢铁业的80%以上。华人经营的化工厂、纺织厂的资金也达到这些行业资金总额的80%，造纸厂则为60%。此外，南越华人金融业也得到发展。1974年，南越有华人银行3家，与越、法等合资经营的银行15家，华人在各银行中的资本占南越银行资本总额的60%。

在越南北方，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华侨采取与本国人民完全相同的政策。1954年10月，越南政府迁回河内，废除法国统治时期征收的华侨身份证税，并且规定华侨与越南人民享有完全相同和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在经济方面，法国殖民势力撤出后，越南即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63年，90%的华侨农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60年，绝大多数华侨工商业实现公私合营。在胡志明领导时期，越南政府表示尊重华侨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保持和发展华侨教育事业，华校和教师的数量有所增加。同时，越南政府也开始对华侨教育采取同化政策。1959年起，越南政府多次修改华校教材，使其内容与越南学校的教科书完全一致。后又通过在华侨学校中扫除越南文文盲等手段使侨校成为越南学校。1968年起，又将华校全部改名，大幅度削减华文课时，完成华校的越化工作。尽管如此，定居在越南北部的华侨华人仍然将越南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积极投身于越南的经济建设。在1964年东京湾事件后，又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参加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与越南人民并肩作战，其中有许多人为越南的救国和统一大业献出生命。

1975年4月30日，越南北方军队占领西贡，实现国家统一。然而就在此后不久，越南政府就开始推行反华排华政策，大规模驱赶华人和华裔。1976年，越南方面不顾中越双方早就达成的有关协议，强迫南方华侨一律按照南越当局强加给华侨的国籍进行登记，对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进行限制和打击。后来又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剥夺和占有华侨华人的资产，使他们蒙受难以估量的损失。居住在越南北方的华侨和华裔也受到迫害，他们被剥夺升学、就业、参军的权利。1977年初，越南在与中国毗邻的省份实行边境“净化”措施，把大批已经移居越南多年的华侨华人驱赶回中国。1978年8月，越南甚至出动大批军警，以武力驱赶华侨出境，酿成流血事件。在越南方面公开进行的大规模迫害下，数十万越南华侨或被驱赶回中国，或被迫投奔怒海，逃亡他乡，有些则惨遭杀害。

越南政府的反华、排华政策造成严重后果，导致越南华人人口锐减。据1974年底的统计，越南南方约有华侨华人155万，北方约25－30万。而据越南官方公布的1989年人口普查数字，华人总数为961702人，其中以胡志明市最多，近52．5万人，首都河内仅有华人4015名。在逃亡海外的华人中，除了一部分被安排在中国的华侨农场、渔村外，大多移居到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各国，在那里形成新的越南华人聚落。如历史上有“小潮州”之称的越南南方薄寮市潮人，目前多集中于美国旧金山，并在那里形成一条“薄寮街”。

1986年越共“六大”以后，越南政府开始贯彻开放革新的路线，使越南的社会经济状况逐步发生根本的变化。同时，它也调整对华侨华人的政策。当年，越共中央委员会召开北南统一后的第一次有关华人问题的工作会议，肯定华人对越南革命和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强调华人与越南其他民族一样同为越南公民，得以享受并履行越南公民的一切权利与义务。

目前，越南华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均已显著改善。华人在越南被视为次于越南族、岱依族和泰族的第4大少数民族。在东南亚10国中，越南的华人人口总数居第5位。当地学者把越南华人的特点归纳为勤奋节俭、诚实守信、富于创造性、熟悉市场、与国外有广泛联系等，认为华人在技术才能和管理经验方面，优于本地人。他们肯定并高度评价华人在越南抗法抗美斗争以及目前革新事业中作出的贡献，称华人有两个祖国(一个是越南祖国，一个是祖籍的社会主义中国)，希望华人加强与越南其他各族人民的团结，并认为“华人在任何领域都可以自由发展，而不会受到任何限制。”这些积极的变化，不仅提高越南华人的社会地位，也给华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使华人经济得到恢复和大规模的发展。

越南实行革新开放以来，在一些华人集中的城市和地区，特别是在胡志明市与南方各省，华人驾轻就熟，运用自己的经营才干和技术专长，采用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经营各类经济业务，业已取得许多引人瞩目的成就。

越南华人仍然在商业领域占有优势。据研究越南华人问题的专家估计，胡志明市华人目前至少控制着当地1／3的商业经营。他们利用与海外各国及香港、台湾地区已经建立起来的广泛的经贸和亲缘关系的优势，从事大规模的进出口贸易。该市华人根据目前越南的具体情况，与拥有进出口贸易权的越南贸易公司合作，收购越南产品出口，并进口外国商品，到越南市场上销售。目前，不少华人进出口贸易公司，已发展成为工贸或商贸结合的多元化贸易公司。

在工业加工领域，华人继续从事食品加工、制鞋、制衣、手工艺品生产等行业。据估计，目前胡志明市2／3的工业加工产值是由华人创造的。华人企业家注重改进生产技术，不断投资更新设备，故在产品质量上优于越南私营企业产品，备受越南消费者的欢迎，部分优质产品还出口外销。如胡志明市平仙橡胶塑料制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是越南鞋类制品业最大的厂家，不但占领国内市场，其产品还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朱应昌经营的艺昌古艺家具公司，生产各种雕花工艺家具和装饰品，人物花鸟等木雕形象生动，工艺精湛，件件产品都是精美的艺术品，深受国内外顾客的欢迎。诸如鸣风服装皮件集团、万安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等规模较大的华人股份公司及与外资联营公司，像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有些企业拥有五六千名工人，其规模已经超过越南南方解放前最大的华人企业。

随着越南经济的发展，建筑业的市场前景看好，许多华人企业家纷纷跻身其中。胡志明市的越华建筑公司投入巨资250亿盾，与政府共同建成安东商业服务中心，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市场，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该公司还兴建一批住宅、别墅、游乐场、医疗中心、商业大厦等，促进胡志明市建筑业的发展。

此外，旅游业的发展也为华人提供一片新的空间，在旅游服务等领域，都有不少华人正在努力经营。胡志明市是越南旅游业的重点地区，每年接待的外国游客人数约占来越外国旅客总数的70%。胡志明市华人看准机会，纷纷开办以华文命名的旅店和旅游社，开拓各种形式的旅游业务。在越南北部的河内、下龙湾及海防等地，华人及华侨经营旅游业的势头也方兴未艾。

为了解决经济建设中的资金缺短问题，越南政府也批准一些华人银行从事金融业务，一些颇具规模的华资或合资银行应运而生。如胡志明市的越华商业股份银行、南方商业股份银行、第一商业股份银行、桂都商业股份银行、东亚商业股份银行等先后建立。其中，越华商业股份银行的法定资金达到200亿盾(约合200万美元)、在胡志明市各郡县和邻近的一些省份设立10多个分行，规模可观。这些银行已经在金融市场上发挥出积极作用，它们集中民间的闲散资金，投资经营进出口贸易、工业、房地产、建筑等行业，为不少经营单位解决资金短缺等困难，为胡志明市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同时也促进了生产、商业、进出口和劳动服务业的综合发展。这样，以综合力量促进经济发展，使华人的经济实力得以充分发挥，更有效地为越南全国的经济建设服务。此外，越南的许多华人经营金铺，单胡志明市就有华人金铺约500家，这些金铺也承担外币兑换等业务，参与金融活动。

鉴于华人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他们为越南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日益增加，越南政府也更加重视华人的作用。在1997年中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越南政府提出发挥内力的发展经济政策，其中重要措施之一就是要发挥华人资金潜力、经济管理才能、对外联系广泛的优势，以期振兴经济。1998年8月，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授予胡志明市华人共同体一级独立勋章，该市华人工作处三级劳动勋章，这是继1968年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向华人授勋后30年来首次向华人授勋，也是越南统一后首次向华人授勋。

在世界经济日趋全球化的形势下，越南华人企业家也在积极寻求应对措施。他们进行协商以求联合形成一定规模的企业集团，或组成各行业的股份公司，以便集中经济力量、资金和技术，投入同外国公司的合作与竞争，共谋发展前途。一些华人私营企业投资或吸收外资，引进先进设备，改进工艺，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以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力图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

然而，从总体上看，与1975年以前华人在越南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相比，目前的越南华人经济在资金、规模、领域、实力和效益等方面仍然都十分有限。越南华人经济的发展前景虽然看好，但其发展道路不会平坦。

随着越南政府对华人政策的改变，一些华人社团得到恢复并重新开始活动。1988年，越南胡志明市以及南方一些地方的广肇、潮州、福建、海南、客家等五大会馆恢复活动，但没有成立中华理事会，更没有全国性华人社团。五大会馆的活动目前主要集中在会员福利以及社会公益事业方面。

越南目前没有专门的华文学校，政府有关部门只允许在华人聚居区教越文的普通学校内，利用晚上、星期日和假期的课余时间开设华文学习班，并称其为“华文培训中心”。胡志明市现有18所这样的中心，但大多只招收初学或小学水平者，仅有两所可以教授初中程度的课程。这类华文培训中心的行政、教务等工作均由所在的越文学校统一领导。在新闻出版方面，《西贡解放报》是胡志明市、也是越南目前仅存的一份华文报纸，由越文《西贡解放报》统一领导。在越南政府有关华人的新政策之下，该报的副刊也开始刊登华人作家的文学作品，使人们看到越南华文文学复兴的一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