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文化交流

中国与缅甸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两国和睦相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已有两千余年历史。

公元69年后汉明帝设置永昌郡之后，两国交往日益增多，当时被中国称为掸国的缅甸，于公元97年、120年和130年先后三次遣使来中国通好，并带来艺人“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肢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此后，类似缅甸的音乐、杂技和魔术等技艺在中国传播开来。

据《华阳国志》记载，公元226年三国时期，诸葛亮率兵南征，在中国东南地区所创立的分兵以配大姓，奕世袭官的土司制度等传至缅甸掸邦和北部地区，对该地区土司制度的形成起着巨大影响。诸葛亮还告知当地人“筑城堡，务农垦，皆自山村徙居平原”，还将汉族生产知识和经验介绍给他们。故此居住在中缅两国边界地区的各民族，对诸葛亮广为赞颂，留有不少诸如诸葛营、诸葛屯、诸葛城等历史遗迹。此外，中国的丝绸亦在公元前经过四川、云南传入缅甸，换取当地盛产的珍珠宝石等。

中国唐代称缅甸为骠国，骠国通过南昭与中国发展关系。公元802年，骠国王雍羌派遣王子由南昭使臣陪同率文化使团到京都长安访问，在皇宫内表演精湛的音乐舞蹈，引起哄动，一些文人和诗作家，为其写下赞美的诗篇。如诗人白居易的《骠国乐》和韦皋的赞文等。韦皋还谱写乐曲，绘制《骠乐图》献给德宁皇帝。此外，由于缅甸位于中国与印度之间，在佛教文化传播方面也起重要桥梁作用。在晋、唐时代自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经过缅甸来中国弘法的僧侣为数不少，佛教徒之间建立起佛法传承关系。

宋代称缅甸为蒲甘。公元1044年蒲甘王朝创建者阿奴律陀王(Anawratha，1022－1077)曾亲临云南大理求取佛牙，后获1尊碧玉佛像而归。现在蒲甘遗存的数千座佛塔的建筑风格及塔内壁画色彩笔调都和中国的相似，无疑是受到中国影响的缘故。

到了元代称缅甸为缅国，明代始称缅甸。在此期间中缅两国虽然发生几次战争，但未影响两国间文化交流。明初，在南京设立四夷馆(后改为四译馆)，专门培训翻译人才。其中缅甸馆成立于永乐五年(1407)，聘请6名缅王贡使任教。后于弘治十七年(1504)缅王又专派3人任教。明末南明王永历抗清失败，于1659年率残部逃入缅境，后明将李定国、白文选等统兵数万前来迎接永历，被缅军所阻。1661年明降清将领吴三桂率清兵1．8万之众进入缅甸，逼迫缅王交出永历，后将其在昆明处死。而永历下属官兵多数留居缅甸。清朝乾隆在位时于1765－1769年间三次发兵进攻缅甸失败，“中国战俘有二千五百人仍羁缅京，或事种植，或事工艺，并娶缅妇为妻”。上述这些中国人成为旅缅华侨的祖先，中缅两国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桥梁。其交流范围涉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例如，芹菜、韭菜、油菜以及荔枝、红枣、枇杷、梅、柿子等水果多通过华侨传入缅甸，故在这些蔬菜水果缅语名称前均冠以“德由”(意为“中国”)。在中国云南种植的大腹槟榔、椰子、木棉树等多为通过华侨华人所引进的。中国木匠和建筑工艺在缅甸也享有盛名。古都曼德勒外城和皇宫都有居住在那里的中国工匠参与设计和施工。皇宫内的御花园全部按中国风格建成，故被称作“德由乌银”(意为“中国花园”)。缅甸盛行的百叶窗，缅语称作“德由格”(意为“中国窗”)，也是由中国木匠所制。另外，中国的丝绸和棉纺织品早已传入缅甸，受到人们喜爱，在瑞波大鼓曲中就有“你进城去干哈?”，“我进城去买广东织的，有穗的波纹男筒裙”的唱词。中国的针质地优良，传入缅甸后进而出现“去中国卖针”类似“班门弄斧”这句中国谚语。最早来自信摩词蒂拉温达于公元1500年所撰《回东墩枝》一诗。还有铁匠用的风箱和式样优美的金银手饰也多是由中国传入。

在语言文学方面的交流也相当广泛，影响深远。缅语中一些词汇也是经由华侨华人转借过去的，如“酱油”、“筷子”、“油条”、“人力车”等这类词都是按中国闽南话读音写成缅语词应用。在文学作品中，鲁迅的《阿Q正传》、老舍的《骆驼祥子》早就由华侨译成缅文出版。进入20世纪50年代，《暴风骤雨》、《新儿女英雄传》等一批中国文学作品前后在缅甸传播。与此同时，缅甸八莫丁昂的《鄂奥》、貌廷的《鄂巴》以及《旭日冉冉》等一批缅甸文学作品也译成中文出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缅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后，两国间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文化艺术、电影、新闻和宗教各领域往来不断，在这些交往中，缅甸华侨华人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中缅两国关系的发展和传统友谊的加强做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