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马文化交流

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历史关系可以上溯到公元3世纪初，当时吴国孙权派遣使臣康泰、朱应通使马来半岛上的耽兰洲(Tantanam)、蒲罗中国(Johore)诸国。从此，中国历代王朝与马来半岛的丹丹(单单)、盘盘、狼牙修、赤土国、罗越、丹眉流(Tambralinga，又作登流眉等)、蓬丰(即彭亨)、吉兰丹、登加侬(即丁加奴)、马六甲等国通好，彼此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贸易关系。华侨华人在促进中马文化交流方面起着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

一、促进峇峇社会和文化的形成。在19世纪末以前，移民马来西亚的华人多为男性，他们起初多与巴塔克(Batak)和巴厘女奴通婚，后来逐渐与当地马来女人通婚。结果，逐渐形成土生华人(Peranakan)社会，即峇峇(Baba)和娘囝(又译娘惹，Nyonya)社会文化群。峇峇社会的重要中心是马六甲、槟榔屿和新加坡(当时未独立)。为了谋生和交际的需要，他们创造了峇容马来语(Bahasa MelayuBaba)或华裔马来语(Bahasa China Jawi Peranakan)。峇峇马来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属于马来语，包含大量的汉语(主要是闽南方言)借词，后来从口语发展为文字，19世纪后半期(甚至更早)采用拉丁字母，并逐渐形成由中国和马来文化揉合而成的独具一格的峇峇文学。峇峇在马来民歌(pantun，四行诗)和歌曲(1agu)方面，尤为善长。大约从19世纪80年代(可能还要早些)起，峇峇的文化事业，尤其是文学活动，开始兴起。进入20世纪后，它更加蓬勃发展。峇峇创办出版社(如宝华轩、古友轩、金石斋等)和报刊［如《东星报》(Bintang Timor，1984)、《土生华人新闻》(Surat Khabar Peranakan，1894)、《阳明报》(Chahaya Matahari，1908)、《土生华人之星》(Bintang Peranakan，1930)等。］峇峇翻译家翻译许多中国历史、神怪、武侠、言情等各类小说，如《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三国演义》、《今古奇观》、《聊斋志异》、《西游记》、《七侠五义》等。同时，还创作不少文学作品，如马来民歌集等。峇峇文化还表现在日常生产、服饰和饮食等方面。娘囝(娘惹)善于用椰浆、香料等当地原料制做各种美味可口的“娘囝”糕点，例如塔兰糕(Kweh Talam)、九层糕(Kue Lapis)、科齐糕(Kue Koci)等。“娘囝”食谱或烹饪法的特点是：通常很辛辣，多汁；最基本的用料为柠檬叶、葱头、辣椒、酸橙及椰浆等。最受峇峇欢迎的菜肴有咖哩、蕉叶蒸鱼(Otak-otak)、白兰地醃鸭汤(Itek Kim)等。“娘囝”食谱实际上是中国和马来烹饪法的混合。

二、把当地药材运回中国，又把中国传统医药介绍到马来西亚，并加以推广普及。据《东西洋考》记载，明代中国从马六甲、彭亨、柔佛等国进口的药材有犀角、玳瑁、乳香、片脑、苏合油、没药、沉香、速香、降香、血竭、槟榔等。中国传统医药几乎同时与中国移民移入马来西亚。中医药不仅为华人所喜爱和信赖，也受到当地其他族群(马来人、印度人等)的信赖。有些西医未能医治的疾病，或不能耐受西医副作用及畏惧西医开刀的病人，转求中医药治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华中医创办雪华药业公会、霹雳中医师公会、中马中医师公会等中医药团体，并开办马华医学院、槟城中医学院、霹雳中医学院、沙捞越中医学院、柔佛州中医学院、霹雳针灸学院、诗巫中医学院等中医学院。

有人统计，在马来西亚的中草药达456种，其中包括沙苑(冬葵子)、川加皮、牛膝(夕)、菖蒲、沙参、明冉(党参)、眼风草、益智子、白豆蔻、白芷、金牛、周胆星、九里明、苏木、柴胡等。《马来亚药药书》(The Medical Book of Malayan Medicine)开列了马来药方(配方)543项，其中引用不少中草药，例如中国茄根(terong China)、良姜(1engkuwas China)、甘草(akar manis China)、大茴(八角，adas China)、川槿皮、菝葜(gadong China)等。同时，在马来西亚的中药店也出售马来草药，如马齿苋、水线草、白花蛇舌草、丹草等。此外，在马来西亚民间还有把中草药和马来西亚草药混合服用的习惯。

三、把中国生产技术介绍到马来西亚。20世纪初以前，在马来亚的沙捞越、柔佛、马六甲、丁加奴、吉兰丹、槟榔屿等地，流行一种港主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凡是有足够经济实力者，在向当地马来统治者缴纳一定年金(租金)之后，即可取得“江河特许证”(Surat Sungai)，而成为港主。港主在其辖区内享有行政、征税、铸造货币、警察、土地、林矿开采、开辟农园、设置赌场、专卖酒类和鸦片、垄断典当业等权力，获利甚巨。此制在柔佛尤为盛行，华人在当地开辟的港埠计有丰盛、德兴、顺天、和盛、义和、永泰等35个港埠。还有林道乾在北大年开辟的道乾港，叶亚来开辟的吉隆坡港埠，20世纪初黄乃裳在沙捞越开辟的“新福州”等。上述港主有剥削当地居民的一面，但不可否认，他们通过开采矿藏、开辟种植园等方式，对开发和发展当地工农业经济起促进的作用。

在开采当地锡矿过程中，华人锡矿工人介绍了露天砂砾冲洗采矿法(open cast lombong method)，即在露天开采的矿中挖掘巨大坑道，然后用水力冲洗砂砾，取得锡矿。同时也采用琉琅(Dulang)淘洗法，即工人用一个直径约30英寸，中央深3英寸半的木盆挖进洗矿沟的沙中，舀出若干沙和水，然后用一种特殊动作把盆内无用的物质冲洗掉，而留下矿沙。这个工作一般是中国妇女，特别是客家妇女干的。

华人对马来西亚农业的发展也做出巨大的贡献。19世纪后半期以后，马六甲等地华人致力于种植商业农作物，如棉花、樟属植物(肉桂)、肉豆蔻、木薯、胡椒、甘密(gambir)、橡胶树等，尤以后四种最为重要。

华人建筑师、砖工和木工，也把中国的建筑技术引进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原有的建筑形式多为高脚屋和茅屋，中国工匠把中国的砖瓦建筑形式传入马来西亚，丰富马来西亚的建筑形式。

四、中华文化在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和社会风尚方面对马来西亚的影响。马来人常穿的纱笼(sarong)是从扶南(今柬埔寨)的“干缦”演变而来，而后者与中国文化有关。从宋代到清代，在衣着方面，中国服饰的影响已从马来王室普及到民间。在明代时，马来人盛食无器，多以竹编贝多叶贮之，食毕辄弃之。中国移民将金银铜器皿、青白瓷器输入马来半岛各国，改变马来人使用器皿的习惯。中国古代币制也被华商介绍到马来西亚。中国移民还把各种风俗习惯和社会风尚，其中包括舞狮、闹元宵、清明扫墓、赌博、妹仔、秘密会党、械斗等等，也引入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