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华侨华人概述

一 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中俄往来

在俄国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人赴俄的记载始于18世纪，这就是当时的清政府派使节团曾经赴土尔扈特访问。清朝康熙五十一年五月(1712年6月)该使节团从北京出发，途经西伯利亚在托博尔斯克曾经受到俄国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的热情款待，在返程途中又在托博尔斯克停留一个半月之久。直到康熙五十四年五月(1715年6月)才回到北京。为了表示对这位俄国总督的谢意，康熙皇帝曾经下令优待来华的俄国商队人员，中国政府理藩院也曾致函俄国总督表示谢意。这个代表团曾经晋见加尔梅克人的阿尤可汗，当时这些部落在萨拉托夫和阿斯特拉罕之间的广阔的伏尔加河流域游牧。代表团归来后成员图理琛将这次访问的经过写成《异域录》，并经康熙皇帝恩准刊印。这部书后来被译成英、法、俄等多种文字，仅俄文译本就有两种，其中的一个书名是《中国使臣出使喀尔木克阿玉齐汗记——副有关于俄国领土与风俗习惯的描述》。该书描述俄国人民热烈欢迎使团的情景，也描绘喀山和辛比尔斯克一带的美丽风光以及俄国人民的生活情况。据历史文献记载，当时有很多中国人到俄罗斯做生意，莫斯科曾经是中国商品在欧洲的一个重要集散地，那里还有一座“中国城”，街市整齐，店铺林立，生意兴隆。

早期在俄国的中国商人主要有两大团伙，一个是浙江青田帮，另一个是湖北天门帮。青田历来以精美的青田石闻名海内外，当地人多以青田石器贩诸俄罗斯各地。湖北天门则以纸花闻名于世。据说最早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浙江青田卖石器人乘轮船赴欧。由于初到欧洲，言语不通，风俗各异，只有惟利是图而已。相传最早到俄罗斯的中国人叫易成林，他原本穷困潦倒，没有正当职业，曾浪迹东三省各地。后到俄罗斯，以牙医为业，即所谓“挑牙虫”。据说在赤塔他曾为一位俄国军官的爱子治好了牙病，从此名声大噪，遂获巨利，衣锦还乡，为世人所仰慕，接踵而至者不可胜计。

当时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世世代代居住着的是中国人，这一带遍布着中国人的村屯，他们在这里耕耘、伐木、采参或从事渔猎生产，其中还有许多人春来冬归，是一些季节性移民。但是随着俄国人不断的向东扩张，中亚和西伯利亚的广袤土地相继沦入俄罗斯人之手。中俄两国人民的早期接触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原来历史传说中关于俄国人的种种文明而美妙的记述被一些血淋淋的事实所取代，波亚科夫、哈巴罗夫、穆拉维约夫和普亚廷等一批接一批向东方挺进的匪徒，在向来温顺的天朝国民眼中简直就是一些食人生番：掠夺土地，搜刮钱财，杀人食肉，抢劫放火，无所不用其极。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俄之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这大约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先后被俄国人强占而去。此后那些曾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息的中国人一下子成了“侨工”、“华工”或“苦力”，即当时西方人通常所说的“黄种奴隶”。可见，中国人赴俄旅居的历史远比赴欧美或南洋群岛各地晚得多，它实际上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其时正是“苦力贸易”的高潮时期，有无数中国人被当做“黄种奴隶”和“猪仔”掠卖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二 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赴俄华侨

自19世纪中叶以后，旅俄华侨和华工急剧增加，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和经济势力的深入，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略战争、1900年沙皇俄国出兵占领东北、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1914年德国侵占山东等等都给北方的广大人民群众造成极为深重的灾难。特别是1900年俄国军队在东北的烧杀抢掠和日俄战争的破坏，使东北人民生计荡然，许多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
2. 是由于俄国人在东北、德国人在山东都强占大片铁路用地，满洲贵族和豪商大贾也乘机强行兼并，广大农民丧失土地的现象极为严重。再加上国内的连年的灾荒，1894、1895、1905年的水灾和旱灾波及北方一百多个州县，饥民饿毙十有五六，饿殍遍野，北方许多省份赤地千里，流民背井离乡，通往关外的大路不绝于道。特别是义和团反帝运动失败以后，广大下层群众生计全无，只有破产流离。
3. 迫于国内的压力清朝政府被迫逐步取消沿袭已久的“封禁”政策，北方各省的流民纷纷来到东北各地觅工，其中的相当多的一部分继续北上越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到俄罗斯的远东寻觅生计。
4. 当时赴俄苦力增加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例如海参崴的筑港工程、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设以及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数十个金矿的开采都急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当地的俄国人极少，因此俄国人也纷纷到中国招取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就连当地居民建房所需的建筑材料、粮食和大量生活必需品也是主要由中国供给，这种情况导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边境贸易的活跃，有相当多的中国商贩进行边界贸易。有许多人后来发展成为在当地知名的商家。

据文献记载，当时赴俄侨居的中国人绝大部分来自北方各省。赴俄佣工的主要是来自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和内蒙等地，其中以山东人为最。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赴俄当“侨工”的人数空前增加，特别是在冬季“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当时就有人说，凡是外出佣工之人“几于无地非山东人也”，而在外出佣工的山东人中赴俄者又最多。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山东每年到东北和俄国佣工的人多达35万人之多，而其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是到俄国的。山东人赴俄的路线一条是从海路乘船直到海参崴，到19世纪80年代，每年从海上赴俄的山东人有数千人之多。其中最多的数登州、莱州、龙口、沂州和胶州等地。据记载，1907年，仅烟台海关的记录，从这里赴俄佣工的苦力就有六七万人。另一条路线是经陆路首先到东北，然后经过长途跋涉赴俄国的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和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城市和滨海省、阿穆尔省的广大农村和森林的伐木场佣工。

在旅居俄国的中国人中，在欧俄的极少，绝大部分都是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在这一带农村中的中国人，实际上是和俄国人杂居，据文献记载，几乎没有一个村子里没有中国人，有一些则和俄国人结婚，但不入俄国籍，当时就被称为“国际游民”。据当时在远东任职30多年的俄国官员翁特尔别格统计，19世纪末仅在海参崴、伯力、尼古拉耶夫斯克以及南乌苏里几个城市的中国人就有29284人，1906年全滨海省的中国人总计47390人。1910年达到60586人。1910年阿穆尔省的中国人总计有31872人。这一年整个阿穆尔省的中国人111466人。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加入俄国籍。还有的资料记载，到20世纪初在远东的中国人总计有大约50万人。

从这些人所从事的职业来看，相当大的部分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此外较多的是当力工、仆役、伐木工、船舶工和采石工，主要是在工厂、矿山、伐木场、铁路等部门工作。在城市的中国人除在磨米厂、油坊、面粉厂等工厂工作外，大部分人从事商品贩运、开酒馆、洗衣店和杂货铺。在城市里几乎所有的建筑行业及其相关的木匠、石匠、油漆匠、砖瓦匠等行业大都控制在中国人的手里，他们讲信用，手艺高超，而且收费低廉。当时的俄国人所描绘的黑龙江沿岸的情景是，到处都可以见到中国人，到处都可以见到中国人的商品，人们住的是中国人盖的红砖房子，用的简单的器具都是中国的工匠生产的，喝的是中国人的茶叶，吃的是中国人生产的面粉和蔬菜，家庭所需的一切日用杂品都得到中国人开的店铺里去购买，这些店铺几乎遍布大街小巷的十字路口。在俄国人看来，中国人是商业精，他们勤劳、诚实、聪明、能干，具有高明的无孔不入的竞争力。总之，在这些地方离开中国人就寸步难行。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在当地的中国人工业家和商人很少，只有不到5%。中国旅俄侨民所经营的实业没有很大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由于俄国政府所实行的限制华人经济发展的政策。俄国当局意识到，尽管已经尽极大的努力向远东地区移民，而且也采取种种排斥华工华商的政策。俄国当局认识到，尽管俄国人已经从清政府手里掠夺大片的土地，但是他们仍然不能在这块土地上站稳脚跟，并把它变成“俄国的”。于是俄国政府在强占了这里的大片土地之后就立即开始向这里强行移民，从1870－1890年的20年间总计移民50多万人。此后又逐年增加，1906年移民14万人，1907年移民42．7万多人，1908年移民66．47万多人，从19世纪末到1916年移民总计434．5万多人，到1917年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总人口达到1000多万人。他们的政策是要么同化这些黄种人，把连同中国东北在内的这大片地区变成“黄俄罗斯”，要么把他们驱逐出去。但是几十年过去了，这块地方“一点都不像”“黄俄罗斯”，事实证明俄罗斯人没有能力同化这些“民族性根深蒂固的”中国人，这种同化政策是失败的。翁特尔别格指出：远东的“黄种人问题”一直是困扰沙皇政府的最大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刻不容缓的。他认为要“采取一切措施使我们在经济上从黄种人手里解放出来”。大约在1900年前后，一次蓄谋已久的大规模的从远东驱逐中国人的计划开始实施，先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条约规定可以永远在那里合法居住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平民百姓被活活烧死、杀害或推入黑龙江中淹死。在这些事件中，受损失最大的就是华商，如海兰泡许多华商的店铺被洗劫一空。1905年的海参崴兵变，有634家华商受害，财产损失260多万卢布。这是旅俄华侨史上的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惨案。

另一个原因是由于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虽然经过了自19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海参崴的筑港工程开工和1891年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动工兴建，都极大地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经济繁荣景象。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华商也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初以后俄国政府加剧了排华行动，采取各种措施，如发放华侨居留证，制造罪名禁止华商经商和酿酒，要么课以重税等限制、排斥和打击华商。而且从20世纪初开始就一直战乱频繁，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接踵而来的国内战争都使当地的经济生活遭受到空前严重的破坏。据档案记载，当时的黑龙江督军鲍贵卿曾经专门派人到赤塔和伊尔库茨克等地调查当地华侨商人的损失，仅1918年内郭建盛、宋明熙等35人总计损失财务和资金俄币36645元。总之，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政治上的打击和迫害，歧视性的商业政策，再加上华商的资金少且分散，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难以承受激烈的商业竞争，华商的倒闭破产率是相当高的。据不完全统计，到1917年，在远东实力和本金最大的一些华商的历史也不过23年，绝大多数的商家只有2－3年。可见，旅俄华商始终只能在困顿中缓慢地前进，经济实力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在远东地区的中国侨商经济数量多但大多规模较小，在俄国政府的极力压制、限制和排斥之下经历十分曲折艰难而缓慢的发展历程。到20世纪初无论是所经营的实业的数目还是投资的总金额都已经有一定的增长，据不完全统计，1909年阿穆尔省的俄国人企业总计约5266家，其中黄种人的企业为3528家。1910年，俄国人的企业有7027家，黄种人的企业为4818家。1909年俄国人的投资额为71167957卢布，黄种人的投资额为24939670卢布。1910年俄国人的投资额为158303954卢布，黄种人的投资额为38815038卢布。而这里所说的黄种人的企业中除628家日本人的企业外，其余的都是中国人的企业。

俄国革命前，在远东的中国商人按其原籍可以分为四大帮，即东帮(山东)、北帮(河北、东三省)、广帮(广东)和南帮(江浙一带)。在这四大帮中，东帮无论就其投资金额、店铺的数目还是雇工的人数来说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陆是元在1917年的商务报告中列举伯力的华商店铺总计121家，其中山东人开设的店铺就有116家，约占96%。此外庙街、青云河、苏城等地的共17家华商店铺也全部是山东人开设。其他的地方也大多如此。就业人数，伯力的华商店铺从业人员695人，其中山东人的店铺就有663人。东三省人开的店铺从业人员仅33人。双城子领事馆的商务报告所列举的470家华商店铺的3575名从业人员，其中山东籍的就有3163人，吉林籍45人，此外，山西、广东、甘肃籍各1人。中国驻海参崴领事馆1908年的报告说，当地的侨商侨工通常有4万人左右，而其中东帮人数就达3万人之多，约占75%。还有人统计华商店铺的资本总额，如伯力、驿马、庙街、苏城和青云河等地的160家店铺，资本总额在1万卢布以上的共有31家，全部是山东人所有。伯力如黄县人孙福江开设的“新兴永”和黄县人丁继茂的“东聚盛”资本都在1．5万卢布以上。其中最大的如招远人刘达德的“德源祥”(伯力)、梁理堂的“东来兴”(庙街)、郑雒九的“信奉源”(庙街)和王焕章的“庆发福”(驿马)等资本均在3万卢布以上。牟平人王葆五的“福泉永”(伯力)的资本金也在2．5万卢布以上。当然这里所列举的只是其中一些比较大的商号，大量小的店铺和流动商贩不在其中，但可以想像，这些小的店铺同样也是为山东帮所控制。以致当时就有人说，到这些地方就像到山东一样，山东帮在远东商界的独占地位可以想见。山东人头脑敏锐、吃苦耐劳、励精克己、技业精良、生活简朴、富于团结精神、重信义、守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人的百折不挠、励精图治和敬业精神。

就当地华商营业的方式而言，大致可以分为行商和坐商两种。所谓坐商是指在当地自立门户，开设店铺坐贾经营。行商则是以流行的方式从国内各地采购各种日用杂品和土特产、建筑材料、茶叶、丝绸、牛肉，直到粮食、蔬菜和肉类等各种货物，然后贮存在沿江开设的货栈，再贩运到远东各地，收购当地的鹿茸、鱼骨及貂皮、水獭、狐和灰鼠等各种名贵皮毛。行商当中还有一些完全是以易货为主，大都是春去秋回，这样的行商也每年不下1000人。

由于华商的势力增长，到20世纪初，在远东许多城市都相继成立华商社团，如1906年海参崴中华总商会成立。1909年双城子中华总商会成立。次年，伯力中华总商会成立。1913年，驿马河中华总商会成立。而且各商会的组织机构和规章也日趋健全，商会的组织在保护华商的正当权益，在当地的民众中树立威信并争取拥有一定的发言权都起重要的作用。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人大量在华招工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参战各国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大约从1905年开始，英、法、德等国开始在中国竞相招收劳工。这时期的俄国由于国内的劳动力不足，一反排斥华工的做法，利用它和中国接壤的有利条件捷足先登，开始在华大量招收华工。据苏联学者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仅在欧俄的华工就不少于15万人，如果加上在远东的华工，其总数当不下45万人，这是中国人大量走出国门旅居俄国的时期。

这期间俄国政府把大量经过训练的“盗人的贼”派到中国北方，他们和中国腐败的政府官员相勾结，由中外人贩子合股经营的各种“惠民公司”、“义成公司”、“东盛火磨公司”等应运而生，在中国的北部边陲导演了一幕幕“盗人”的惨剧。

大战期间沙皇俄国在华招工人数多，有时一次招工就达几万人之多。与从前不同的是这时的招工除有一大批留在远东的矿山和伐木场之外，还有更多的人被招到摩尔曼斯克铁路建筑工地，更有数万人被送到俄国西部的大战前线当苦力。由于俄国人不遵守合同，有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合同，所以，这些招工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欺骗和拐卖。这期间被招去的华工的处境特别悲惨，这不过是历史上西方殖民者从16世纪开始的在中国东南沿海所进行的“猪仔贸易”的重演。

大战期间俄国人在华所招的劳工，其中的大部分被安排到西伯利亚的工厂、矿山和伐木场工作，还有万余人来到摩尔曼斯克铁路建筑工地，另有10多万人被送到大战前线当苦力，从事挖战壕和战地勤务。由于俄国人不履行合同，在这期间来到俄国的苦力处境极为艰难，不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极端恶劣，还经常遭受资本家和工头的毒打和虐待，有病得不到医治，工伤得不到抚恤，有的到俄国几年之久竟一文钱的工资也不发给。为反抗压迫，这些中国苦力也曾进行各种方式的斗争，但他们所得到的却是宪兵的子弹和哥萨克骑兵马刀的镇压和屠杀。

二月革命爆发后，罗曼诺夫王朝崩溃，尤其是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宣布退出战争，这些中国人在俄国无人救济，生活毫无着落，只能沿街乞讨，到处流浪。当时在俄国读书的刘泽荣发起组织“旅俄华工联合会”担负起救济这些华工的任务，同时还同临时政府以及后来的苏俄政府联系通过中东铁路把大约4万多人送回中国。但是仍有一大批人留在那里参加赤卫队和红军，为创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据文献的不完全统计，曾经有4万多人参加红军，他们组织无数个“中国团”、“中国支队”、“中国营”或“中国连”，活跃在当时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还有更多的人在远东参加为数众多的游击队和白匪政权及外国武装干涉军作战，当时的一位苏联游击队老战士回忆说，在远东没有一支游击队里没有中国人。在远东的华人游击队中也出现一大批杰出的领导人，如秦宝权、辛季武、李福、佟罗、王宗银、王文章、田永山等。这些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为俄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不朽的功勋，曾有无数中华儿女为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那些至今耸立在俄国各地的无名烈士纪念碑记录着他们的功绩。就是在莫斯科红场上也安葬着两位曾经为十月革命而献身的中国革命者的尸骨，纪念碑上镌刻着“张王——1918年”。他们的名字不详，籍贯不详，生年不详，只知道他们死于1918年，他们只是为俄国革命事业而献身的无数个中国无名烈士中的两个代表。在苏俄国内战争中著名的包其三领导的“中国营”、孙富元领导的“蒂拉斯波支队”以及任辅臣领导的“中国团”都是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英雄队伍。任辅臣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旅俄华工主持人的身份来到俄国的，国内战争开始后他组织全部由中国人组成的一个红军团，由于功勋卓著被誉为“铁团”，当地的报纸称中国团是“我们战线上最好的红军团队之一”。1918年12月在保卫维亚火车站的战斗中任辅臣和他的战友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旅俄华工的英雄事迹至今为俄罗斯人民所怀念，如今仍生活在那里的无数华工的后代还在纪念着他们。现在生活在拉托维亚的里加的包其三的外孙和他的亲人们的家里仍然悬挂着包其三的照片，他们至今还在多方收集有关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资料和文物，仍然在怀念着自己的亲人并把那段历史代代相传。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共青团组织甚至通过俄国的国际广播电台向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同志们征集那些曾经在那里战斗过的中国国际主义战士们的文物、事迹和名字，并把他们刻在一座纪念碑上。在遥远的撒马尔罕一位教育工作者还在当地的中小学生中组织一个“搜寻”小组，专门搜集和整理曾在当地战斗过的中国国际主义战士们的资料和文件，他们经常来到英雄们战斗过的地方组织各种纪念活动。俄罗斯的学者们从50年代开始直到90年代始终有关于研究和纪念中国国际主义战士们革命活动的著述问世，并给他们以极高的评价。

任辅臣和中国团的英雄事迹至今铭刻在俄罗斯人民的心中，1989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代表苏联政府授予任辅臣同志一枚红旗勋章。为纪念任辅臣同志，他的故乡铁岭市政府决定在烈士陵园建立一座任辅臣的塑像。成千上万的旅俄华工作为国际主义战士参加俄国革命的壮举是旅居俄罗斯的华侨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是在中俄两国人民渊远流长的交流史上写下的最壮丽的篇章。

四 俄国革命后的旅俄华侨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旅俄华侨处境十分艰难，主要原因是：首先，十月革命后由于苏维埃政府禁止私人贸易，所以绝大部分较大的华商不得不停业，只有一些流动商贩和小店主还可以作一些小买卖，贩运烟、酒、肥皂及针线等小本经济，在艰难窘境中勉强度日。其次，在革命后的国内战争时期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绝大部分华商都遭受到极为巨大的损失，所以相当大的一部分华商都只能停业，或者回中国，只有一些流动商贩或者从事边境贸易的商人还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从事经营活动。但是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十月革命后的初期，由于西方列强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采取封锁和禁运的政策，苏维埃俄国经历空前严重的饥荒，当时那里的物资甚至粮食、油类、肉类、日用杂品等生活必需品都极其匮乏，而当时由旅俄华商所担负的边境贸易，有些甚至是走私和半走私的贸易却照常进行。当时有许多人从事这类边境贸易，这些贸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苏俄政权的困境。

到十月革命后，旅居俄国的华侨绝大部分已经和当地的俄国人通婚并经过几代人的杂居，基本上已经融人苏联社会，被俄国人同化。有许多人甚至连汉字都一个也不认识。

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革命的需要，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曾经向苏联派遣为数众多的干部，在当地的各类学校里学习，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设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及各地的军事院校，在30年代之前，曾经有大批中国学生在这里生活和学习，还有许多人同苏联人结婚，其中的很多人及他们的家属后来都加入苏联的国籍留在苏联。但是，在接踵而来的无数次残酷的党内斗争和政治斗争中，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肃反、反托派斗争，这些人也大多都卷入其中，到头来不是受到囚禁和株连，就是被镇压而客死在异国他乡。据有的学者的不完全统计，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的华人大约有25．1万多人。

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旅居苏联的许多中国侨民参加反法西斯的战斗，并获得许多荣誉称号。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纪中叶居住在陕西、甘肃一带的回族发动反清大起义，在起义失败后，七八十年代总计有近万人逃离祖国来到原苏联的中亚地区，散居在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等地区。到了40年代，这些仍然保持着中国人传统的回族已经生息繁衍到近3万人，据统计，到80年代已经达到约10万人。他们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为卫国战争作出杰出贡献。如今，历史学家来到东干族居住的地区，研究他们的历史，了解他们的生活和风俗习惯。写出关于东干族的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对他们进行采访，摄制并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关于东干族的记录片。

50年代是中国和苏联政治上的蜜月时期，又有一大批学生来苏联学习，后来也有极个别人留下来。自50年代后，随着大批苏联侨民的回国，也有一部分中国人相随而去。到中国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又有大批东北和西北的中国人越境前往苏联定居。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这段时期中，通过各种渠道前往苏联的总计大约有20余万人，这些人如今已经大都加入当地的国籍。按照前苏联政府的统计，在苏联定居的中国人(包括汉人和边疆的少数民族)总计大约有30万人左右。还有人认为这个数字偏低，应当在68万人左右。这些人大都散居在前苏联靠近中国西部边界的地区，甚至没有自己独立的村落。这些人向当地的居民传授中国的酿造、制挂面，以及水稻、豆类和蔬菜种植技术，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为中俄两大民族的文化交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五 俄罗斯华侨华人现状

1992年1月1日起，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正式解体。1991年12月27日中国政府代表团与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政府在莫斯科发表联合公报，双方继续保持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切关系和条约。

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华侨华人的统计数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89年华裔苏联公民共5197人，其中1742人住在苏联远东地区。1990年，远东地区华人约有1．5万人，另一说则认为上述估计太低，应为10万人。一说，1992年从黑龙江省进入俄国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达100万人；1993年达250万人。1994年，每天约有2000名中国旅游者和商人进入俄国境内。同年，在俄国境内的华侨华人共计18万－20万，一说37万。同年，在远东地区的中国非法移民，一说为15万人；一说数十万至200万人；俄国报界则宣称100万至200万人；而中国官方认为只有3万人在俄国远东地区工作。

俄国华侨华人主要集中于俄国欧洲部分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及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居住在莫斯科的华侨华人约1万至5万人，一说15万人。在西伯利亚，华侨华人集中于中俄边境的普里莫尔斯克(Primorsk)、哈巴罗夫斯克(伯力，Khabarovsk)和阿穆尔河(Amur，黑龙江的俄文名称)。在普里莫尔斯克边境城市格罗杰科沃(Grodekovo)，1994年俄罗斯人为1．25万，而华人为8000人，加上数千非法移民。在波格拉尼奇内(Pogranichnyi)华人为8000人，占1．8万当地居民近1／2。1994年，游击队城(Partizansk)华人人数比俄罗斯人多两倍。在海参崴、乌苏里斯克(双城子，Ussuriysk)、伯力、比金(Bikin)、纳霍德长(Nakhodka)、布拉戈维申卡(Blagovenschensk)等地，华人居民也很多。1994年的4个月中，在普里莫尔斯克入境的4000名中国旅游者中，不到1／3按期回国。1994年2－3月间，有22个中国旅游团在入境后消失。总之，俄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有大量中国非法移民的国家，东南亚除外。这些非法移民的偷渡活动有极其严密的网络系统，受到俄罗斯和华人黑帮的控制，而大部分以西欧和美国为终极目标，即俄国只是偷渡活动的中继站而已。从事这种偷渡活动获利甚巨，往往每个人蛇能赚取5000至1．5万美元。

中俄外交关系的正常化(1989)，不断开放更多的口岸(1991)和两国互免签证(1990－1994)等措施，促使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和两国人员往来的日益频繁。俄罗斯华侨华人中商人占很大比重。这些华商或跑单帮者，通过来回贩运商品而从中牟利。华商把中国的酒类、纺织品、鞋类、金属器具、其他轻工业品、食品、电器等贩运到俄罗斯各地，然后把俄罗斯的毛皮、木材、机械、其他原材料、车辆，甚至鸡爪等运回中国，来回获利甚巨。俄国与黑龙江之间的边界贸易，仅1988年一年，比1982－1987年的贸易总额还高；1989年增加3倍；1993年贸易额达17．7亿美元，是1987年的8倍。可见，边境贸易在中俄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边境贸易，中国成为俄罗斯仅次于德国的贸易伙伴。这种边境贸易导致中俄之间走私贸易的日益猖獗。

俄国远东地区地广人稀(620万平方公里，只有778万人口，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3人)，本来就缺乏劳动力，而前苏联解体之后，许多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等，为寻求发展机会，纷纷离开远东地区回到欧洲地区，使远东地区的劳动力更加严重不足。许多俄罗斯人不肯干的职业，人手不足尤其明显。而中国东北三省地少人多(1992年人口达1．02亿；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83人)，人口过剩七八百万人，这些过剩人口遂涌入俄国远东地区。除了上述华商之外，涌入俄国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主要从事建筑和民用工程(建造大厦、公路等)、农业、森林伐木和轻工业。他们往往是季节性工人，住在边境省份，实际上是契约工人，旅费由俄方负责，工资低廉(1993年每月工资平均7美元)，不包括住房。工资甚至采用半实物、半现金支付的办法。农民大部分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种植西红柿、黄瓜、卷心菜、柠檬、黄豆等。由俄方提供土地、肥料、种子和住房。

这种劳务出口，有的是由中俄官方正式安排签约的。如1986年中俄双方协议，由中方派出8000名工人到西伯利亚从事建筑劳工。2000年中俄签署协议，约有3．5万中国工人进入俄罗斯，其最长工作年限为3年。2001年俄罗斯仍接收3．5万名中国工人入境工作。俄罗斯人口锐减，迫切需要工作移民弥补国内的工作需要。

俄罗斯华侨华人的主要活动中心是莫斯科。到90年代初期，莫斯科就有个体华商约10万人，建立大小公司、商店数千家。后来，由于中俄两国贸易政策的调整和市场规律的作用，个体华商大体稳定在2－3万人的规模，并初步形成莫斯科华人社会。他们主要居住在10个所谓唐人楼(正式名称是莫斯科扩东商贸中心)。

俄罗斯华侨华人的主要社团有：一、莫斯科中华商会，1990年初成立。二、全俄华侨联合会，1992年成立，宗旨是加强全俄华侨的联系，增进中国与俄罗斯及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友好往来。三、莫斯科华侨华人联合会，1994年创立，宗旨是：团结华侨、华裔，互助互爱，促进中俄人民友好，保护会员在社会上的合法权益。四、莫斯科华人妇女联合会，1998年成立。上述社团的成立，标志着俄罗斯华侨华人社会的不断发展。

近年俄罗斯华文报纸和电台陆续问世，其中包括：《中俄信息报》(月刊，1994年创刊)、《莫斯科晚报》(日报，1995年创刊)、《路迅参考》(月刊，1996年创刊)等。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