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华侨抵制日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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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华侨抵制日货运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就曾发生过。1928年日本军队制造“济南惨案”之后,促使南洋华侨抵制日货运动再次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经济影响不小,尤其在海运界,与华人的交易完全断绝。甚至于在贸易上毫无直接关系的日本医生、旅馆、理发业、鱼贩杂货店等,也因华人顾客拒绝入内,营业收入还不及平时的1/3。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发生后,这种抵制活动又在南洋地区广泛展开。但就其发动范围之广,参加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群众情绪之高而言,还是在七七事变发生,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之后。抵制日货运动对消费者来说就是拒买日货,拒用日货,以此作为爱国华侨最低限度的天职;对经营日货的华侨商人来说,则要断绝一切与日本人的经营贸易往来,不买卖日货。抵制运动开始后,各商号自动标封已定购的日货,并全数退回,定货单也同时宣告失效,这对市场上的日货无疑是迎头痛击。如日本出产的朝日牌啤酒,一向是泰国畅销产品,自运动开始后,当地酒馆便改用英国虎牌啤酒,尤其是在中国饮食店,凡日本酒都遭到抵制。在抵制日货的同时,南洋各抗日救亡组织还号召大家不和侵略者合作,不为侵略者服务,不以物品供给,此举在当时被称为“不合作运动”、“不供给运动”,即常说的“杯葛”(boycott)运动,实际上是抵制日货的又一种形式。两者互为表里,齐头并进,对日本侵略者同样是打击。战前,日本在南洋的贸易十分红火,尤其是纺织品,对英国、荷兰等宗主国造成很大威胁。日本在南洋设立所谓“南洋拓殖会社”,鼓励日本人到南洋从事经营活动,英国、荷兰等老牌殖民者虽然从1931年起就曾设立种种限制方法,但仍无法抵制价格低廉的日货占据市场。截至战前的1936年,日本对南洋的输出总额为5.6亿元,比1918年增加近1倍。但在抵制日货运动之后,日货在南洋各地顿时萎缩,甚至绝迹。在1938年最初的3个月里,东南亚日货的销量减少54%。日本在对南洋的输出和输入方面均比上年减少,尤其在输出方面下跌幅度更大。其原因是南洋各地华侨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开展卓有成效的抵制日货运动,给予侵略者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南洋抵制日货运动,是祖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辛亥革命以来华侨对祖国历次革命运动全力支援的延续和发展,是崇高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扬广大。[1][2]

参考资料

  1. 潘君祥主编:《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2. [菲律宾]《世界日报》,1989年7月9日,第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