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科洛德华人：三个关键人物概述

现存的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华人是何时何处登陆内格罗斯岛的。有趣的是，西班牙征服者黎牙实地(Miguel Lopez de Legaspi)派遣的第一支探险队偶然到达该岛，领队埃斯特班·罗德里格斯(Esteban Rodriguez)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他们是如何从一群中国人的兜售中脱身，但当他们遇到当地人时，被告知那些并不是中国人，“因为华人并没有像他们描述的那种船只，那些冒充者可能是强盗。”[参见《海外未出版文献汇编》(Collection de documentos Ineditos de Utramar)，第l卷，1969年，第427页。]这段记述，虽然很简短，但向我们暗示华人在西班牙人之前就开始与当地人进行贸易。

除了这个商业证据，华人到达内格罗斯岛的时间似乎可以追溯到1840年之前。然后直到19世纪中期，才又有有关华人在内格罗斯岛活动的记录，此时正是制糖业在该省迅速发展的时期。在华人到达内格罗斯岛之前，他们在怡朗“通过控制原材料进而控制了当地的纺织业”(Varona，1938：Ⅷ 2)。此外，华人也从事岛际贸易。例如在内格罗斯岛的每周五，集市上售有帽子、鞋和扇子等物品，供主妇和绅士们选购。(Echauz，1869)。

华人除了是神秘而精明的商人之外，还充当“金融家”或“经纪人”，为缺乏现金的农民提供贷款。他们享有高度的声誉，被视为“物价仲裁者”(Varona，los．cit)。同时，在西班牙的编年史中，称华人是“菲律宾的蚂蚁”，巧妙地暗示他们十分勤奋(Echauz，op．cit，79)。

也是在这一时期，“作为商人和技工的华人被鼓励在当地定居”(Forbes，1945：25)。“移民受到鼓励，(但)持续的由苦力发展为商人和地主的趋势又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Forbes，1945：25)。实际上，这是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的种族中心态度导致了对华人的偏见。在某些事例中，仅仅由于华人的机警、果断和令人生畏的外表就召来了歧视，甚至是野蛮的灭绝(参见Forbes，1945)。

在由短命的内格罗斯共和国向美国军政府的过渡时期的军事记录中，提示了华商曾积极地向游击队提供大米来支持当地的反抗运动(美国国家档案记录局，RG395，E5290)。而一些政治上的骑墙派，如吴杜戈(Go Toco)和维多利亚的陈天戈(Tan Tianco)则向可能是殖民者的军营提供基本供应(美国国家档案记录局，RG395，E5290)。

华人经济地位的迅速提升特别集中体现在这一时期。他们，与其他的外国人一起，通过成立公司在菲律宾购买了大量土地(Forbes，op．cit，153)。当时很多内格罗斯的显赫家族就是莫洛(Molo)和哈罗(Jaro)华菲混血儿的后裔。他们在世纪之交通过在怡朗的纺织品贸易猎取了大量利润，从而购置了大量土地和庄园。虽然世纪之交华菲混血儿移民的姓名至今仍然显赫，但他们的后裔，如纪来戈(Kilayko)、杨赛(Yusay)、陆辛(Locsin)、陈彬戈(Tanpinco)等家族，几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中国根源。Varona评述道：“种族差别在日益强烈的劳动之烈火中消失了”，在内格罗斯种族的融合比菲律宾其他任何地方程度更高。

安礼示·吴希(Andres Go Hee)[尤以安德列斯·瓦伦西亚(Andres Valencia)著称]，巴科洛德华人企业家中的佼佼者，是少数几个仍保留华人意识的第二代华人。

安德列斯·瓦伦西亚仍能回忆起他的父亲，郑宏希(Ty Hon Hee)，在7岁那年，即1904年从中国福建省的厦门市与他的华人保护人一起来到菲律宾，此后他一直居住在锡莱，直到25岁时回国与一个中国妇女结婚。

从中国回来后，郑氏开始经营一家小杂货店。瓦伦西亚，郑氏的第二个儿子，于1933年出生。回忆他的童年，瓦伦西亚说他经常守在父亲身边，看父亲贩卖蒂拉布(tela)、大米和其他一些小杂货。这个家庭企业的经济效益显然不错，瓦伦西亚的父亲又购置了一辆客车，开始从事客运业务。此外，他们在锡莱今理想面包店附近还拥有一个加油站(出售汽油和酒精)。郑氏还从事行商生意，骑自行车来往于锡莱偏远地区。

瓦伦西亚童年时代的周末几乎都是和父亲在萨盖(Sagay)兜售商品，那时是小商品的交易中心。他和父亲到了晚上就睡在他们的汽车中。

9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家庭最终受到影响，被迫搬迁到巴科洛德。在经历了日本战火的洗礼后，巴科洛德在瓦伦西亚记忆中，是一座只有少数几个商人、人口锐减、实际上没有学校的城市。他回忆说：“那时，我是父亲的得力助手：为家庭采购生活用品，在店里则是一个看店员。”

这是一座百废待兴的城市，具有敏锐的商业眼光的瓦伦西亚家果断地决定从事五金器具生意。1964年，他父亲与吴兴(Co Hing，亦是华人，后改名为Gamboa)合伙开办的“巴科洛德五金店”在卢朱里亚加(Luzuriaga)附近成立。此外，郑氏还开始经营玻璃业。

瓦伦西亚从很小就开始劳动，几乎没有时间完成在大同中学的学业。他先在拉刹大学(La Salle)读了两年书，最后不得不读假期班。但由于家中店铺缺少人手，他没能完成四年的学业就开始在商店中帮忙。平时，他负责为维多利五金店的厨师采购食品。周六则出去收债。而他的哥哥则被送到马尼拉读书并毕业。在他刚满20岁时，即1955年，便从父亲手中接过家族企业。那是特别难忘的一年，一场大火几乎烧毁了安德列斯商业中心的一切。

安德列斯在1961年加入了菲律宾国籍，更名为锡莱瓦伦西亚博士。与他的几个兄弟一起，瓦伦西亚开始扩大家族产业。

仔细考察了家族五金批发业后，瓦伦西亚决定进军电影业。与几个朋友协商后，他和其他四个合伙人决定成立一家电影公司，并建造一座电影院。这个主意很诱人，他声称，因为不像五金或其他商业，经营电影院都是现金交易，而不是欠款。

于是1975年，巴科洛德的街道上又增加了两个电影院：永恒(Ever)和时代(Era)。瓦伦西亚认为在那时比较容易与电影发行人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通过电影票发行人经营电影业就像年轻人向女士们献殷勤。但现在，事情变得很困难了，因为发行人要保证金”，他说。迅速增长的录像带租赁业影响了他们的收入，因为录像带比电影更快捷、方便。但他自我解嘲地解释他为什么仍然从事这个行业，“正如他们所说，你湿透了，等于洗个澡。”

1978年瓦伦西亚租赁了Luisa Lacson在阿拉奈塔大街的“真实电影院”，并在1992年将它改造成商业综合大厦，ERAMALL。他表示，即使在70、80年代的危机袭击该省时，他从未想过要离开这座城市。尽管比索大幅度贬值，但他仍坚信综合大厦能够经得住考验。“危机”，他说，“从来不会长久。”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经济复苏后，瓦伦西亚成为最受益者之一。他在阿拉奈塔大街又建立了Cineplex，一座电影和商业综合大厦，并说“这是帮助内格罗斯的途径之一。”在他看来，要解决菲律宾持续发展的惟一问题是解决菲律宾人对政治活动的热衷与他们的缺乏纪律。

瓦伦西亚认为自己首先是菲律宾人。问及他的国籍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都回答：我是一个菲律宾人。但他同时又保留华人的传统。问及他成功的秘密时，他用数世纪以来指导华人企业实践的简明儒教成语来回答：“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在20世纪30年代，内格罗斯迎来了新一轮的华人移民潮。他们中的大多是为逃避中国大陆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剥夺。罗谋国(Ben Loupe Sr．)和刘子辉(Monsignor John Liu)就是其中的二位。

罗谋国在14岁(1936)时从中国厦门来到菲律宾。在那时的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就业机会，更不用说稍微体面一点的工作。福建省又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武装斗争使局势日益恶化。这时，他的哥哥已经到了菲律宾，因此他决定来投靠哥哥。船停泊在马尼拉，他步行来到巴科洛德。在这里，他的哥哥有一间小杂货店。他愉快地回忆起早年文化适应的情况，说当时在店里帮忙的几个菲律宾小孩成为他的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下午一起玩篮球。现在，他们仍保持着密切的来往。

罗谋国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阿拜加尔上尉指挥的美国远东军。他并没有被派上战场，而是被分配到G－2，军队的情报部门。这时他虽然只有17岁，但已经是销售行业的“老手”。为掩护其情报活动，他在中央市场开办一间小店。他说，在他“四处贩卖糖、盐和虾酱时，”就可以从反抗组织领袖Alfredo Montelibano Sr．那里取得情报，然后把它们藏在货箱中送出城。当日本人盘问他为何在高处张望时，他就会很专业地回答说他在寻找买主。

解放后，罗谋国决定真正从事商业。他在巴科洛德以42比索购入食糖，运到莱特、宿务和马尼拉等地能卖到72比索。然后他再从莱特购入军队配给品带回巴科洛德零售。经过一段时间辛勤的劳动，他已积攒了足够的资金开始自己的事业。

945年8月15日，罗谋国用1．5万比索开办一家市场。5年后，他取得菲律宾国籍。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他决定在巴科洛德“生、老、死”。

罗谋国只读过两年书。他说，以前他和妻子在半夜起床打扫、整理店铺，为第二天做好准备。“不像其他店铺在早晨打扫卫生，我们整个白天都在买和卖，”他们每天只能睡觉6个小时也无所谓。

那时，巴科洛德的商业很不景气，罗谋国回忆说，当他到马尼拉与华商进行交易时，他们问他从哪里来，他回答说，巴科洛德，他们又问巴科洛德在哪里?他只好回答说怡郎－巴科洛德。因为当时锡莱很有名，所以他们运回怡朗的货物常被卸在锡莱，而不是巴科洛德。

在20世纪50年代，罗谋国回忆他是如何决定从事养鱼业的。看到大部分渔场每年只能收获一次遮目鱼，他回忆起中国的渔场半年就可以收获一次。因此他专门到台湾学习了3天养鱼技术。回来后，他将所学投入实践，结果他的渔场一年也能收获两次遮目鱼。

身体中流淌着农民的血液，罗谋国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渴望。在他眼中，田园生活是最美好的。20世纪60年代，他决定种植水稻和甘蔗。开始，他一点一点地教导他的工人们如何耕种。最后，他得到应有的报偿，他的水稻田每公顷能出产193卡万(cavan)，而普通田地只能出产75卡万(cavan)。不同于传统一年一季的耕种方式，他的田地四季都在耕作。但最后工人们都放弃了，因为他们发现工作太繁重。“他们并不想尽全力”，他说。

努力工作、足智多谋和积极肯干的实践精神为他在1960至1970年糖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创建史无前例的罗谋国百货商店铺平了道路。他的生意十分红火，塞尔西奥·奥斯梅尼亚(Sergio Osmea)总统的妻子曾光顾他的百货商店购买化妆用品。另一位大人物，他回忆道，是已去世的政治家何塞·尤罗(Jose Yulo)。在那时，原先的3人小店已经发展为拥有上百名员工的百货商场。

70年代初期，罗谋国决定在曼达拉甘(Mandalagan)建一家分店，虽然这有可能使他面临破产的危险。他的这一大胆举动，不仅极大拓展了自己的事业，也为缓解巴科洛德城市的拥挤作出了贡献：其他的商人也尾随他而动，巴科洛德的郊区——曼达拉甘因此得到发展。正像他所指出的，“当我开始在曼达拉甘发展时，只有8班吉普尼车往返于巴塔、圣克拉拉和芒腾维乌(Mountain View)，现在则有上百班。”20世纪80年代，由于他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仍无畏地发展事业，他成为全国500家贷款超过1000万比索的企业之一。

不像其他公司经常要处理罢工等问题，罗谋国自豪地声称在他经营的百货公司的历史上，仅发生过一次罢工事件。他拥有一套完备的管理体系，他的员工可以在位于卡敏加万和机场分区享受“公司住房”计划。

在他灵活的管理下，他有800名员工，如果再加上他的农场和渔场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这个数字将达到近7000人。他的公司养活着这么多人，为他参政提供了必要的资本。但他对此毫不感兴趣，并且不鼓励他的儿子参政。“对于我，作为一个商人就已足够了”，他说。罗谋国企业集团是巴科洛德纳税前100户。

罗谋国的诚实、正直和慈善可能是源于他在战后皈依基督教。为他洗礼的是Daniel Lacson神父，西内格罗斯省长Daniel “Bitay”Lacson的父亲，和Salvador Lascon神父，国会议员“Kako”Lacson的父亲。一个神父曾对罗谋国说，很多华人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他们只在接受洗礼、结婚或葬礼时才到教堂来。这促使罗谋国决定在1953－1954年组织了“华人天主教协会”，以鼓励华人多上教堂。事实上，他还是哥伦布骑士团(一种国际性互助与慈善团体)和短期培训班的积极成员之一。同时，他还被授予罗马教皇圣西尔威斯特奖。他是狮子协会会员、圣约翰学院的董事会成员，这个学院也是在他倡议下建立的。他还只用了3个月建造了和平皇后教堂。“这是由于如果不按期完成，佩丁(蒙特利瓦诺)将会收回他所捐赠的土地”，他回忆说。

罗谋国还积极参加了慈善活动。例如，他每年资助一位学者到圣拉刹大学就读。为纪念他前妻Soledad Dacles，他为贫困学生设立了奖学金，但条件是毕业后到华明或圣约翰学院任教。他对菲华社区长期的捐助是在圣拉刹大学为中国研究计划而设立的基金。

罗谋国热爱菲律宾和他的入籍国，他代表了华人移民融入主流文化和社会的典型。为促进华人与菲律宾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他在圣拉刹大学设立中国研究计划基金。他同时也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愿意承担风险——不管巴科洛德的经济形势是好还是坏，他不断地注入资金，不仅创建一个大的企业，而且致力于城市经济的繁荣。他坦率承认自从他成为巴科洛德经济界的领袖之一，他从未将一分钱拿出过这个城市，“甚至马尼拉，更不用说国外。”不管巴科洛德经济处于巅峰或是谷底，他始终是这个城市的忠实儿子。

“凭着企业经营的天赋和平生努力学习，以及基于诚实和辛勤劳动而建立一系列成功事业，他也为巴科洛德市和西内格罗斯省的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在1995年1月28日，圣拉刹大学授予他法学名誉博士学位。

巴科洛德市的另一个重要栋梁，刘子辉阁下，教育家。他于20世纪80年代加入菲律宾国籍。

刘子辉先生是巴科洛德社区的重要支柱，是该市的第一流教育家。20世纪80年代他归化为菲律宾人。1926年，刘子辉出生在距北京200公里的河北省，他的家庭属于传统的农民家庭，他的父母都是农民。在他22岁时，1949年共产党人接管了全国，那时，他正在北京的圣约瑟夫神学院就读。他决定在辅仁天主教大学完成哲学学位后致力于传教事业。毫无疑问，他将留在中国大陆帮助传教。然而，政治形势的变化，促使他来到菲律宾。

共产党占领北京后，迫使神学院迁移。在上海稍作停留后，他们经由香港最后来到了菲律宾。埃尔皮迪奥·季里诺总统准许了他们在群岛落脚的请求。神学院于是在54号高速路边的曼达卢永的一处旧军营上建起了校舍。

通常，神学院授予他们传教士称号后，他们要分散到各地教区传教。这时，巴科洛德的主教Manuel Yap要求派两个华人传教士前来。约瑟夫王神父和彼得张神父应邀前往。当这两位神父被召回后，于是刘子辉和詹姆斯刘继之前往巴科洛德。这是在1955年5月5日。刘对这一天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几天前，巴科洛德市刚发生了一场大火。

刘开始时作为圣塞瓦斯蒂安教堂Antonio Y．Fortich主教的助手，主要负责菲律宾华人天主教徒。他与Benjamin罗谋国组织了巴科洛德华人天主教协会，并成为第一任主席。他还发动、组织了华人天主教青年为菲华社区的福利和发展服务。他风趣地回忆说，当他们刚到菲律宾时，菲律宾人看到他和他的同伴们是天主教徒，无不表示惊讶，因为菲律宾人一直认为华人是异教徒。

刘承认在建立华人天主教堂、学校之前，华人社区继续保持不同于所在国的分离的认同。而这往往造成两者之间歧视与误解。因此，他认为建立华文学校更重要的目的在于，是使华人自我融入当地主流文化。到了1953年，华人传教士开始在群岛主要城市建立天主教中心，之后是学校、教堂。

同样重要的是，教育是基督教化的关键。单纯靠传教来说服华人参加天主教是十分困难。教育，刘补充说，将为我们铺平道路、加速进程。他还说，当华人在菲律宾立足之后，他们就有参与菲律宾社会活动的道义责任。所以，在激励华人认识他们文化的独特性的同时，华人天主教学校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即打破华人与菲律宾人之间的隔阂，使两者之间的原有种族界线模糊起来。

刘氏被誉为“建筑师”，他在巴科洛德建造了许多学院和建筑物，其中特别是华明天主教学校(现为圣约翰学院)，它最初是在一个市场里简陋兴建的。他还参与建造了主教宫殿、主教管区文化中心和和平皇后教堂。他在巴科洛德塑造人，塑造他们的爱心和自信，塑造更强大和更加融合的华人社区。在他来到巴科洛德20年后，圣拉刹大学授予他人文学科名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在巴科洛德以及在西内格罗斯的菲华传教活动的工作与成就。

[译自Teresita Ang See(Ed．)，The Ethnic Chinese As Filipinos(Part Ⅲ)，Philippine Associations For Chinese Studies，Chinese Journal，Vol．8，2000]

(维奥莱塔·佩洛斯－贡萨卡 菲律宾拉刹大学社会研究与发展研究所行政所长)

【参考文献】：

Echauz，Robustiano著：《内格罗斯岛概况》，Donn V．Hart译，(俄亥俄：国际研究中心，1978)。

Forbes，William Cameron著：《菲律宾群岛》，(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45)。

RodriguezEsteban， 〈黎牙实比的发现之旅〉，载《海外未出版文献汇编》(Collection de Documentos Ineditos de Ultramar)第1卷，(马尼拉：国家历史委员会，1969)。

美国国家档案、文献部，军事联络，RG395，E5290。

Varona，Francisco著：《内格罗斯历史》，Raul Locsin译，(未出版，1938)。

来源：华侨华人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