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莱华侨华人概述
中国和婆罗洲(文莱)的历史关系的起始年代，目前尚无定论，但从考古文物和学者的考证来看，大致可以说始于汉代。中国史籍《梁书》、《隋书》、《蛮书》、《新唐书》、《诸蕃志》、《宋史》、《岛夷志略》、《明实录》、《明史》、《东西洋考》、《星搓胜览》、《宋文宪公全集》等书，曾出现婆利、浡泥(勃泥、佛泥)、婆罗、文莱等名称。学术界对这些国家的地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版图，以及彼此的相互关系或继承关系，众说纷纭。但一般认为婆利、浡泥、婆罗和文莱位于婆罗洲西北部(今东马来西亚)和文莱素丹国一带，而且它们之间都有继承关系。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和婆罗洲之间的正式关系(有文献资料佐证)可以上溯到隋唐。在宋、元、明诸代，中国和婆罗洲(浡泥国)之间的关系颇为密切。公元600至1500年间，中国人在沙捞越沿海地区的贸易活动十分活跃，他们在当地颇有势力。太平兴国二年(977)和元和五年(1082)，浡泥国王曾两次遣使访问北宋朝廷。明永乐年间，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携妻子、儿女、陪臣150多人泛海来中国，在永乐六年(1408)8月抵达南京，受到明廷隆重接待。同年10月，浡泥王病死于“会同馆”，临终遗嘱“体魄托葬中华”，明朝以王礼将他安葬于南京安德门外石子冈(今南京市西南部雨花台区铁心乡东向花村西的乌龟山南麓距安德门西南3公里处)。到公元15－16世纪，中国与文莱的交往更加频繁。当时文莱素丹大力发展胡椒生产和促进通商贸易，吸引大批中国移民入境，使文莱华侨一度猛增到约3万人。中国移民与当地妇女通婚，后裔繁衍为杜逊(Dusun)族。杜逊人自称为中国人后裔，迄今还保留若干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如节日庆祝活动、穿长袍以及种植水稻的方法等。16世纪末，浡泥国国势衰弱，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相继入侵争夺，到19世纪中叶，原为浡泥国土的沙捞越、文莱、北婆罗洲终于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西方殖民者入侵后，文莱华侨的商贸和种植活动受到各种限制，导致华侨人口锐减。1800年时，文莱华侨仅剩不到300人。1911年，文莱华侨只有736人。
1911－1989年文莱华族人口的增长
又据台湾《华侨经济年鉴》统计，1992年文莱华人人口数为4．13万，1997年增至4．53万。
文莱华侨华人多祖籍福建、广东，其中闽籍者约占80%，主要为金门人；粤籍者约占18%，多为客家人和潮州人；第三位是海南籍人，约占2%。闽籍人大部分聚居在首都周围地区，粤籍人多集中于石油生产中心的诗里亚地区，20世纪70－80年代，来自香港、台湾的新移民约有万余人。随着文莱社会经济的发展，斯里巴加湾市的华侨华人增至约3万人，石油城诗里亚的华侨华人增至约2万人。
文莱严格控制移民和外侨人籍。1960年文莱国籍法规定，申请入籍的外侨必须在文莱住满25年，其中20年必须连续在文莱居住，能操流利的马来语并通过知识考试，接受马来人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1984年，文莱政府又规定必须在文莱住满30年，其中25年必须连续在文莱居住。由于这种限制，目前只有约10%的华侨获准加入文莱国籍而成为华人。
文莱华侨华人以经营商业(零售商和二盘商或仲介商)为主。一小部分经营进出口贸易，而多数经营家庭式小商店。但与王室控制的石油业相比，华侨华人的商业经济只居于次要地位。华侨华人从事的其他行业包括：杂货业、电子电器业、医药业、服装、五金、首饰业等、金融保险业、服务业(餐馆、娱乐、旅馆、运输)，以及工业(制砖、机械、化工、建筑、食品加工、采石)、农业和渔业。华侨华人的上述企事业在颇大程度上受到文莱石油开采业的制约和影响。文莱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蕴藏量是有限的，估计还能开采20－30年，因此文莱的经济发展面临战略转变的问题。而这种经济战略转变，势必将影响文莱华侨华人经济发展的走向。[1][2][3][4][5][6][7][8]
文莱华侨华人社团一览表
参考资料
- ↑ 朱杰勤著：《东南亚华侨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1990年。
- ↑ 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93年。
- ↑ 巴素著：《东南亚之华侨》(上、下)，台北，1966年。
- ↑ 郁树锟主编：《南洋年鉴》，新加坡南洋报社有限公司，1951年。
- ↑ 陈怀东主编：《华侨经济年鉴》1951－1998年各卷，及1999年光盘。
- ↑ 林水檬、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一至三册)，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吉隆坡，1998年。
- ↑ 饶向东著：《文莱华族会馆史论》，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丛书③，1991年。
- ↑ 范如松主编：《东南亚华侨华人》，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