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文士移居日本

17世纪中，一些中国文化人士或为避社会动乱或因反清复明而东渡日本。明末东渡日本的中国人很多，如留居日本的中国私商郑芝龙，但更多的是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化人士，如从事医术工作的陈明德；给日本绘画界以极大影响的陈贤、陈元兴、陈清斋等；影响日本书法的戴曼公(渡日后皈依佛门法名性易)；不仅以语文见称于日本而且被称为日本柔道之父的陈元赞；以及不仅给日本佛教事业发展以重大影响而且在日本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广泛作用的东渡弘法的隐元和尚同他的弟子。其中最具影响的是以复兴明室大义而避居日本的朱舜水。朱因其言行以匡扶明室为志，深受怀有尊王思想的水户藩主德川光圀(国)赏识，并且对日本水户学的创立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明末大量东渡日本的文士，一般都有相当经济地位和文化素养。从而成为日本华侨社会保持较高程度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建立一个稳定持久的华侨社会的重要因素。同时，随同他们一道大量的中国书籍文物也传入日本，成为中国文化在日本传播的重要媒介，对日本的思想、文化、宗教、建筑、雕刻、书法、绘画、刻印、医学、音乐以及生活方式无不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