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尼汪华侨华人概述

留尼汪位于非洲大陆东南方印度洋中的一个火山岛，和毛里求斯相距150海里，面积2512平方公里。1507年葡萄牙人发现该岛。1649年宣布占领，定名为波旁岛(The Bourbon)。1793年改名为留尼汪岛(Réunion Island)，意为重新联合。其后移入奴隶垦殖，建立居民点，作为从非洲好望角前往印度的中途站，成为法国在非洲的橱窗，是法国联结南美和太平洋西南殖民地的交通枢纽。1946年3月正式成为法国的一个“海外省”。法国印度洋武装部队总部驻此。这里不仅万吨轮船可以靠岸，而且有高耸的观察塔和卫星雷达设备，可以看到印度洋上来往的船只。1999年岛上人口为65万，主要为法国人后裔，当地人称作为克里奥尔人(Creole)，此外有印度人、马达加斯加人和非、欧混合人种，华侨华人1999年有2．7万。居民中85%的人信奉天主教，少数人信奉伊斯兰教。官方语言为法语，民间通用克里奥尔语。首府圣但尼。

留尼汪以出口农产品为支柱，甘蔗种植为主要资源。蔗糖占出口额85%，全岛60%人口靠糖业为生。该岛也是法国香料工业的原料基地。居民的定居和社会的演变都和岛上农业变革有着紧密的联系。种植园几乎成为人们活动的核心。由于种植甘蔗需要繁重的劳动，劳动力问题遂成为燃眉之急。1817年，法国当局开始禁止贩卖奴隶。由于当地缺少劳动力，1827年，政府决定向该岛移迁印度工人。1829年，政府签订一项“有关印度、中国劳工和其他亚洲自由民”的法令。该法令条文提出招募契约工的条件。在条款中规定：1．雇工契约需呈交特别委员会确认，方能生效。2．月薪应高于10法郎。3．享有食品配给和医疗待遇。4．契约工回国费用由雇主负担。法令特别条款还规定，如契约工违法犯罪，殖民地可予以解雇。该法令一直沿用到1887年修改移民法，此后移民法更趋系统化。在法令实施初期，雇用的契约工约有1／4不适应岛上的劳动。华侨移居留尼汪始于1844年(一说1843年法国总督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招募259名华工到该岛垦殖。这是第一批华工)，但人数不多。是年4月，有54名华工乘“苏富伦”号船首次抵达圣保罗。不久，5月底，他们即被人贩子按每人450法郎或500法郎的身价卖掉。当时这54名中国人被认为是比印度人和非洲黑人更理想的劳工。可是历史上未留下他们之中任何一人的姓名。同年8月，又有一些乘“帕拉斯女神”号来的中国人也被卖掉；10月，乘“新回归线”号来的中国人也遭到相同的命运。人们可以成批地买下他们，也可以单个地买下来。未来的庄园主可以让他们干任何一种活计。在这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曾有5条船先后为留尼汪运来第一批华工，契约期为5年，传统的做法是让华工筑路、养蚕和种甘蔗。至1846年7月，留尼汪岛上的华工共有458人，1849年初，614名来岛的契约华工定居在海边，住在甘蔗种植园里。1848年增至728人(一说500人)。而1862年只剩下415人。1847年2月，有条船运载第一批契约华工返回新加坡。1848年还曾有27名契约华工从留尼汪到毛里求斯找工作，毛里求斯华人店主陆才新(阿鑫)等立即雇用他们。在以后的几年中(直至1857年)又有202名留尼汪招募的农业工人，在契约期满后到毛里求斯，并找到安身落脚之地。最后一批留尼汪招募的契约华工抵达毛里求斯的时间是1857年。这也说明在这15年间，岛上的种植园主与华工签订过3期雇工契约。契约期满后，有的被遣送回中国，有的去毛里求斯谋生，也有将近10%的人死亡。最后一批契约华工死在种植园里。剩下的415名中国人，几乎全都从事商业活动。他们定居在圣但尼、圣玛丽、圣保罗和圣皮埃尔等城镇。1858年时，也有大批由英国人招募到毛里求斯的华工纷纷转移到留尼汪来从事商业买卖，1862年可说是中国人移往留尼汪的低谷年。这一年里，政府决定重新发起移民运动，所以这也是重新开始华工迁移的一年。因为岛上的总督准许他们像“没有契约的过路人”一样，单个地迁往留尼汪岛，并且很例外地发给他们可以更新的居住证，甚至还有市长给予提供一定数量法郎保证金的证明，以及当地警察局提供的该移民“具备获得临时居住证的必要条件”的证明。仍有些契约华工在圣保尔和圣但尼等地区的种植园里干活。至1875年前后，出现第二次中国人向留尼汪移民的高潮，这次主要是来自广东梅县的客家人，这些华工是作为自由移民相继到来的。至1887年，除了椰子树平原上没有中国人外，岛上的每个市镇里都有中国人。1892年大部分契约华工都回国了，只有那些做生意的还留下。1894至1903年间，从毛里求斯迁移至留尼汪的华侨华人共计955人。1901年，由福州招募的802名契约华工和173名北部湾人一道抵达留尼汪岛。翌年，即八国联军迫使清政府开放港口后的一年，就有850名华工与法国当局立约移民到留尼汪。当时正值该岛重新开始种植中国茶叶的尝试，以求实现经济多样化。1905年，约有3／4的华工离开留尼汪岛到毛里求斯或马达加斯加，其中一些人去了吉布提、西贡或法国谋生。另外约有10%死亡。1906年，他们几乎都离开留尼汪。几年之后，离岛者大部分又回来了，最后仍定居在这里，并和当地妇女结婚成家，繁衍后代，建立第一批中国——留尼汪家庭。留尼汪的中国人变成留尼汪人，使契约华工同留尼汪社会成功地实现一体化。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转折时期，最后一次大规模招募华工之后，中国人常常单个地来留尼汪。这种迁移办法是由法国驻福州的领事经办的，他们来时并没有订契约。1910年，就有108名中国人乘船到留尼汪。是年，将近100人已经在地段好的地方开设颇有名气的商店。1911年新来190人；1912年又来185名。以后平均每年有200名中国人移居留尼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二战前，更有大批中国人从广东等地远涉重洋或由印度洋的一些地区迁移至留尼汪，他们多从事垦耕、养蚕和经商。这样，新旧移民在此形成华裔族群社团。1946年该岛成为法国的“海外省”。1950年法国政府宣布禁止外国人移居留尼汪，而后，中国人移居该岛变得十分困难。近年来到留尼汪的华侨华人又有所增加。同时申请加入法国籍的人数也很多。其原因大多是“为了图方便”，“想得到这个国家给予的经济上的好处”，“也想获得从留尼汪去国外的通行自由”。至20世纪80年代初，在2万名华侨华人中保留中国籍的仅有800名左右。1996年留尼汪的华侨华人大约有2．5万人。

除华工外，早期赴留尼汪的华侨大多从事小商小贩，经营杂货、粮油食品零售业，有的从事农产品的加工和经销。中国人在留尼汪主要从事种植业的时期到19世纪结束。20世纪中期，中国人成为商人、面包师或烟叶加工者。由于大批华侨华人移民在留尼汪勤奋垦耕，该岛农业发展很快。1929年，法国殖民当局又在新加坡招募另一批华籍移民共70人，其中60人从事耕种，10人养蚕。近期留尼汪华侨华人从事的主要经济活动仍然是商业。

生活在留尼汪的华侨华人和其他族裔居民一样，随着法国本土国运的盛衰、兴败而共甘苦、同荣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被德军占领期间，远离法国本土的留尼汪物资奇缺，由于华人机巧灵敏，在留尼汪各地创设很多民生必需品的工厂，连最偏僻地方也可见到华侨华人经营的火柴厂、肥皂厂，制造出的产品通过无所不在的华侨华人商店所组成的分销网络经销到岛上各地，以解决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问题。

在商业方面，从1894年起，华侨华人就垄断留尼汪商业。当时他们的人数虽然很少，但华营商店却遍及全岛各地。据统计，第一批华营商店于1860年开业。1861年有11家商店，1863年有22家，1865年有26家，1900年有70家。特别是自1875年以后，华人作为自由移民相继到来，不久便控制大部分零售杂货店。“这些木板小店始终坐落在路边，既无窗户，又无招牌，但什么商品都卖”。如今，大大小小的华营商店遍布全岛，已控制全岛60%的零售贸易和30%的进口贸易。例如1981年，留尼汪80%的粮油食品业为华侨华人经营。在牙医中也有70%是华侨华人。华营店铺也有2000家左右。这些店铺大多经营进出口业、批发业、零售业、餐饮业及土产收购输出等；也有开设超级市场和外贸公司、经营钟表、照相器材、药材，以及搞旅游业和建筑等行业的。留尼汪有几十家经营超级市场的大商人，组成一个“零售商统购合作社”。该组织可以不必经过批发商而直接向各生产单位以批发价定货，然后各商场以政府规定的零售价格出售，从而保证该华商集团能赚取更多的利润。

华侨华人经营的工业数量不多，规模也不大，但华营工业在以农业为主的留尼汪，仍为当地工业的主体。投资于工业的华侨华人，还是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主要行业。全岛的食品加工业几乎为华商包办。他们除了开设冷饮厂、食品厂、酒厂、饼干厂、面包厂外，还开设纸盒厂、火柴厂、木材加工厂、日用品制作厂等。

留尼汪华侨华人的人口比例虽然很小，但他们却掌握着全岛50%的经济命脉。华侨华人在留尼汪除扮演重要的经济角色外，还附带扮演一个社会角色，即在那些小市镇和偏僻地区村落中的华人商店同时也是中下层民众的“银行”。老百姓在没有现金购买日用品时，都会跑到其邻近的华营商店去赊账。“先到华人商店拿货去”已成为一句口头禅。

随着华侨华人经济的发展，很多华商后代不愿继承父业，他们大多被送往国外留学，毕业后不少人从事医生、律师、教师、会计、工程师、公务员等职业。大多数华人过着优越生活，有豪华的洋房、别墅，有的家庭有五六辆小轿车，几乎每家都雇用一个甚至两三个混血人为家庭佣人。在工商界也有不少颇有建树的富豪。例如原籍梅县的法籍华人侯长兴，系华商中首富之一，在省府圣但尼经营钟表、酿酒与建筑业，出任泰昌有限公司董事长、还担任华人组织中华商会会长和“四海一家社”名誉社长。

留尼汪华侨华人虽然融入当地社会，但他们仍然维持本民族的传统和宗教信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乎所有华侨华人都信奉佛教，直至1915年间，有两个天主教神甫来留尼汪传教并创立一天主教会，宗教信仰方才有变化。现已有不少老华侨华人皈依天主教，且大部分在岛上出生的人都已受洗，有的教堂还不时用华文做弥撒。但是，中国祖传的宗教信仰(佛教和道教)及一些做法，并未因此而完全消失。在诞辰、订婚、婚礼、丧葬等方面还常沿袭传统的习俗。每逢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人们就会想起中国的传统。对关帝的崇拜就是最明显的传统习俗。在圣但尼有3座关帝庙，在圣皮埃尔也有一座关帝庙，该市还有一座修建于1955年的修道院里的观音堂，又称尼姑庵。尤为华侨华人妇女们所崇信。也有些华侨华人还很尊重财神爷。

作为法国海外省的留尼汪，虽然少不了这个特定历史条件的痕迹，但仍不失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前后，华侨华人大都习惯于把子女送回中国受教育，直到1927年，才在当地设立第一所华文学校。随后，华文学校不断增多，先后又建立光华学校、华民学校等等，最多时全岛华校达12所。当时80%的华裔青年都在这些学校学习。随着法国同化教育的发展，大多数华侨逐步加入法国籍，为便于寻找职业，他们必须以学法文、英文为主；又由于法国当局对学校加以控制，规定必须开设法语课，因此，1944年，留尼汪华侨华人遂开办中法学校。中法学校实施西方教育，并开设部分中国文化传统课程。此后，华文学校迅速减少，中法学校便代替华文学校。只有一些地区办有华文业余补习班，采用台湾教材。随着留尼汪成为法国的海外省，华人进一步被宗主国所同化，大部分华裔学生留学法国。华文学校的学生来源逐步断绝。至1981年华文学校全部停办，教师转业。后来，由于留尼汪缺乏华文师资，传播中华文化的事由华人社团－中华文化促进会来承担。其他的华侨华人组织如留尼汪华侨联谊会也在传播宣扬中华文化方面作很多工作。会长张寿生自1986年初接任该会会长之职后，他与中华文化促进会的前辈们密切合作，在一年多的时间中就把一个以文化交流活动为中心的协会搞得有声有色。例如该会于1986年2月主办的中国近代画展；10月主办的中国广东省出口商品展销会中有关文化的部分；1987年2月举办的当代中国名家书画展等，都取得很大成功。他们还一期又一期地举办华语教学班、书法班、厨艺班、文娱班、舞蹈学习班；还组织许多场民族音乐演奏会、舞蹈晚会、中国功夫表演晚会等等。为了办好上述学习班，他们甚至还从中国国内请来专业老师授课献艺，在该岛引起轰动。1987年2月，在巴黎举行的全法空手道甲级锦标赛中，华裔兄妹李传标和李小云代表留尼汪参加比赛，在来自法国各省市的120名代表中脱颖而出，双双获得甲级冠军。这在法国武坛上，尚属首次，在世界武坛上也属少见，极大地鼓舞留尼汪的华侨华人。

近年来，留尼汪青年又掀起学习华文的热潮，从香港引进视听教材，业余时间开设华文课。但留尼汪至今尚无华文报刊。华文教育的发展也还面临不少困难。

留尼汪华侨华人虽只有2．7万，但占总人口的4．5%，比率居非洲第一。大部分加入法国籍。祖籍分布与毛里求斯类似，多数是客家人，以梅县、顺德、南海籍居多。通行客家方言；也有少数闽南人。华侨华人主要聚居在首都圣但尼和圣皮埃尔市，其余散居全岛23个市。华侨华人组织不多，最大的华人社团是留尼汪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16年。系全岛华侨华人统一的社团。建立此组织的目的在“团结侨胞力量，争取商业上合法权益”。这是惟一为法国政府承认的合法华侨社团。其主要工作是传达当地政府法令，同时代替侨胞办理各项有关福利事务。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会员400余人。会员大多是富商与高级职员和知识分子。会长、理事、秘书均由选举产生。每两年改选一次。40余名商会理事中，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各有疏密。其他华侨华人组织还有1932年在圣旦丁成立的华侨互卫社，以及留尼汪客属会馆、留尼汪中华华人联谊会(简称留尼汪华联会，系地区性组织)。后者会址在圣皮埃尔市，是该地区老年华侨华人的组织和活动场所。其他还有一些文体类组织，如留尼汪中华文化促进会、飞豹体育会，和会址设在圣皮埃尔市的飞鹰体育会，以及各种宗亲会和同乡会等等。其中飞豹体育会系当地青年的业余体育活动场所，内部有很多刊物都是中国大陆和台湾赠送。此外，1978年8月，在南非成立非洲华人联谊会后，接着也成立该会的留尼汪分会。同时，台湾国民党还在留尼汪的圣皮埃尔市设有中国国民党海外支部，该组织动员华侨华人向台湾投资、侨生去台湾升学。1976年8月，台湾当局在该岛还成立一个四海一家社分社，其总社是前此一年在香港成立的。这是欧、美、非、东南亚各地侨领及香港新闻、文化、旅游界知名人士发起组织的全球联谊性民间团体。该社出版《四海一家》杂志。留尼汪分社是该社建立的第一家分社。该岛几乎所有的财雄势大的侨领都参加分社的筹备工作和领导职务。该组织主要接待台湾来人和组织华人去台湾参观。

近年来，留尼汪的华人华裔还积极参加当地政治活动。有的还担任留尼汪的市长、副市长。如在当地闻名的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祖籍梅县的第二代华裔安德烈·田阿昆(华名曾宪建)，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国民议会议员。他于1976年当选为顶邦市市议会总参事，1982年连任，同年还当选地区议会的副主席，1983年当选为拥有5万人口的顶邦市市长。他在市长任期内颇有建树而名声大震。1986年参加法国参议院议员竞选，不仅获得华裔选民支持，还得到法、印各族选民的拥戴，以3．4万票当选，并于1988年在法国国会竞选中再度获选连任，为华侨华人争光。此外，如抗战前夕离开祖籍梅县到留尼汪随其舅父做工的吴宙仁于1966－1983年从政，也当选过圣皮埃尔市的议员和副市长，他本人还是一家小型超级市场的老板。另一位在1986年出任留尼汪工商联合会总会长的侯木凯，系该总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华裔会长，他管理着该省飞机场和港口，并负责训练技术人才，为华人华裔参政及管理国家经济争得殊荣，1989年3月再次蝉联该总会会长。同时间，又有一位祖籍梅县的李传豪，他在法国举行的6年一次的市政选举中当选为留尼汪圣但尼市副市长，10月当选为留尼汪省议员，时年35岁。华人华裔参政，同样也为留尼汪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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