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绑架勒赎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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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20世纪80年代末时有发生,1991年起渐趋猖獗,20世纪90年代仍在持续,以勒索赎金为主要目的,以华人为首要目标的有组织犯罪浪潮。绝大部分为以武装组织为凭恃,或由菲武装部队、菲国家警察现役中下级人员甚至高级军警人员庇护、策划,有现役和退役军警人员及本地、国外犯罪团伙(如本地的红蝎子帮,香港的三合会、14K党,台湾的竹联帮及日本、厦门的犯罪组织)甚至华人社会内部的不肖分子参加的集团性或跨国性刑事犯罪行为。犯罪集团的成员广泛分布于军事、警察、情报等部门,乃至于1992年大选后为对付绑架集团而组织的特遣队(Task Force)。1992年以前,多发于南部比萨扬(Visayan)、棉兰老(Mindanao)地区,特别是其中的哥打巴托(Cotabato)、桑托斯将军(Gen.Santos)和怡朗(Iloilo)等城市。1992年起,席卷全国,大马尼拉市及其周邻地区成为案件多发区。直接受害者从几月龄的婴儿至七八十岁的老人,包括菲(含华人华裔)、中、美、日、韩、英、丹、印度、西、澳等籍人士。每次被绑架人数少则一二人,多则十余人。所勒赎金,从数万至数千万比索不等,且常有指定汇寄台湾或香港银行账户者。由于华人生活偏于奢侈,爱炫耀财富;案发后又怕撕票报复而不敢报案,拒绝与警方合作,且常顺应绑匪要求付出高额赎金,私下了结,因而成为绑架浪潮的主要受害者,其受害人数比例与其在菲人口中所占比例相较,高得不成比例。如在1993年全年所发生的103宗绑架案176名受害人中,从姓名鉴别,至少可以认出49名是华人;在1991-1993年17名被撕票的受害人中,华人占13人。其中特别令人发指的是1992年9月17日的吴国全(Kenneth Yu Go)、黄建发撕票案,同年11月的弗兰西斯科·秦(Francisco Chin)撕票案,以及次年1月7日施巧玲(Charlene Sy)被绑架后在警匪交火中误伤致死案。频频发生的绑架案,引起菲律宾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的恐慌和愤慨,不少华人或将子女送到国外,或举家移民他国,或到别国暂避,或在移民的同时关闭企业,将资金转移海外,菲国吸引国内外资金的努力因而大受打击,股市也屡屡下挫。菲朝野对此十分重视。拉莫斯1992年6月就任总统后,立即成立以副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为专员的总统反罪恶专署(Presidential Anti-Crime Commission),组织专门对付罪案的总统情报及反情报特遣队(Presidential Task Force on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并着意纯洁军警队伍,1993年1月一次就批准革除1000名国警人员;上述特遣队也于1996年4月发布涉嫌绑架、抢劫银行等犯罪活动的767名军警人员名单;而在民间,则由华人带头,华菲共同组织1992年11月19日弗兰西斯科·秦的8000人送葬游行,1993年1月13日的施巧玲万人送殡游行,以及同年2月16日的马尼拉市民反罪恶大示威,并成立由民间团体联合组织的恢复治安运动(Movement for Restoration of Peace and Order,1993年1月)和市民反罪恶行动(Citizens Action Against Crime,1993年2月),以敦促政府认真对付犯罪浪潮,呼吁市民与执法机构合作对付犯罪活动。1993年以后,绑架案发案次数仍居高不下。据不完全统计,1994年为125案(其中8宗为未遂案),受害者286人;1995年115宗,受害者190人。1996年头8个月仍以每月10宗左右的频率继续发展。2001年1-9月,菲律宾全国共有202名绑架受害者,直追2000年全年的219人,而且受害者以华人占大多数。还有许多绑架未向警方报案,由受害者自行付赎金了事的。菲律宾绑架案日益猖獗,引起华人社会人心惶惶,民怨四起。2001年10月6日上午,多个华人社团近3000人参加遭撕票的华裔妇女刘小娟(52岁)的出殡游行,抗议绑架潮卷土重来,并谴责菲律宾政府制止绑架案不力。为防止日益猖獗的绑架案,2001年11月14日菲律宾总统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Arroyo)宣布在马尼拉华人区成立自卫队等措施,但效果如何,暂且拭目以待。[1]

参考资料

  1. Tulay,1988-2001年各期。